这是最好的世界,也是最坏的世界。是贫穷与富裕共同存在的世界,也是专制与民主比邻而居的世界。
经济进步让人类拥有更丰富的物质,更有效率的生活,但不公不正的事情仍在世界各地上演,似乎没有休止。关心人类的经世济民之学,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沈恩认为,经济发展的定义不该只是所得的增加,还必须包括个人福利的增进,更精确地说,发展的目的是要扩大个人的自由。
人们一旦脱离不自由的束缚,便有能力自行争取更多的福利,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专制独裁、计画僵硬的政府,却未必能为人民带来相同的成就。所以,经济发展没有所谓的公式,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创造美好的发展环境--正如沈恩的主张:「发展即自由」。
自由展现千种风情,不满社会现状的人们,寻找国家出路的策士,能从其中读出多少面貌?能否因此得到向上提升的力量?本书是最佳的借鉴。
推荐序:普世的价值/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
沈恩研究经济发展的动机,起于幼年在印度亲见穷苦人民的种种悲惨遭遇。怎样使他们脱离贫困与饥馑,是他的研究重心。他的重大发现之一,即基本自由是经济发展的构成因素。经济发展诚然需要秩序,然而绝不是一味压制人民自由(包括政治参与的自由)的威权主义,他一眼看穿了亚洲价值论只是支持威权政治的护符,不利于经济发展,因而只能延长穷人的痛苦。他指出:自由、人权等都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所独有。儒家、佛教、伊斯兰教都各有重视自由与人权的成分,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先发展经济,再谈自由、民主、人权,是长期以来的一大错觉。
推荐序:自由的真谛/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胜正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教授于一九三三年生于印度。他十八岁时罹患癌症,但靠着超人的毅力与天资,在二十岁时获得印度总统学院学士学位,两年后又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士,一九五九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校执教,现为剑桥大学教授兼三一学院院长。沈恩教授着作等身,研究范围很广,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贡献,尤为学界所尊崇。
一九九六年,沈恩教授应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邀请来台访问一星期,并担任中华演讲系列讲座。当时我担任经济所所长,负责统筹他的访问事宜。因为他的一位研究伙伴是我以前在普渡大学执教时的同事,所以一见如故,互动特别愉快,受益良多。沈恩教授结束访台之后,一位经济所同仁在他协助下到剑桥大学访问,被奉为上宾,享受「高椅」的待遇。一九九八年,一所国内大学透过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邀请他参加该校的毕业典礼,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以褒奖他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与对贫穷问题的杰出研究贡献,并恭喜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沈恩教授因为在台行程愉快,也一口答应,可惜邀请的构想稍微仓促,而他的暑期行程排得很满,毕业典礼的日期又不能改变,以致最后无法如愿。
沈恩教授虽然聪明绝顶,但毕竟还是一位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在台期间,有一个早上,他从旅馆出去小散步,因为转错了一个弯,结果整整走了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但他也因此有机会品尝路边摊甜美的台湾水果,算是补偿,这正印证了他所谓的「无心的后果」之说(见本书第十一章)。
沈恩教授在台期间以福利经济为主题作了两次公开演讲,他的演讲内容涵盖了本书中的一些精华,因此特别高兴看到先觉出版社将本书翻译为中文,与读者共享。
沈恩教授在本书,透过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广泛而深入的观察,对「发展」与「自由」的诠释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精辟的看法,超越传统「效用分析」的局限。
沈恩教授强调,发展的适当概念必须超越财富累积、GNP、技术进步,或工业化和其他与所得有关的变数,而必须看得更远,更为宽广。财富的用途在于帮助我们达到实质的自由,因此只是人们所享有自由的一个扩张过程。发展必须更关注于增进我们的生活与所享的自由,将之视为目的并无意义。许多社会制度之所以对发展有贡献,正是透过它们对于增进与维持个人自由的影响。因此,效率的评定应从个人自由而不是从效用观点出发。
沈恩教授认为,自由的真谛在于个人有能力去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事。自由所以成为发展的基石也因为个人能力得以扩张,以达到其所珍惜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将贫穷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是低所得,虽然他并不否认后者的重要性。同理,失业不只是所得的损失,更是能力的剥夺,而后者的重要性不是失业津贴所能补偿。他认为,「所得不均」应与「经济不均」加以区分,「不均」应该超越「所得不均」的狭隘定义,以「参与自由」作为衡量标准。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坚强的理论基础,强调健康服务与教育计画等措施应由公共来提供。
市场机制的效率性,可说是经济学家的神主牌。沈恩教授却提醒我们,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透过基本社会机会的创造来加以补充。他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能让可避免的饥饿与贫穷发生。他也担心,当灾难发生或经济衰退时,其后果不是由全民平均承担,而是由最贫穷者背负,因此发展的艰鉅工作必须包括:扫除持续性的顽固剥夺,以及防止突然和严重的贫困。但沈恩教授并没有忽略个人责任,他以为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任何以社会责任代替个人责任的主张多多少少必定是反生产性的。就个人责任而言,个人自由是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对于剥夺政治自由与基本公民权以加速刺激经济发展是件好事的论调,沈恩教授不能苟同。他告诉我们,专制政治帮助经济成长的证据不存在,人类自由的增进才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主要手段。他指出,中国大陆运用市场经济的能力虽然值得肯定,其发展所面临的实质障碍,是欠缺民主自由。
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经济学家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冷静的头脑;从沈恩教授,我们也看到一颗温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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