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沈宁着「母亲的故事」所作之序
陆铿 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我在南京《中央日报》做副总编辑兼採访主任,与沈宁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同事,也认识了沈宁的父亲沈苏儒先生。
当时陶希圣先生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与社长马星野先生,代表党国对报纸的领导。陶公提出「先中央,后日报」的经营方针。我们一批年轻人则提出「先日报,后中央」以对,并得到马老师的支持,因而创造了《中央日报》最光辉的纪录,销路和盈利为开报以来从未曾有之兴旺。对陶公的看法,我在自传书中写过,也直接对沈宁讲了,他仍要我写这篇序。
苏儒也是我的恩师赵敏恆先生亲自培养的新闻记者,当年并由总编辑赵敏恆派做上海《新闻报》驻南京特派员,所以我们在南京跑新闻经常碰面,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出席上海记者招待会,蒋总统与苏儒握手的照片在《新闻报》上刊出过。我们还一起上庐山採访马歇尔。
大陆政权易手后,我与苏儒虽都滞留内地,但我在共产党监狱度过廿二年,自然无法与苏儒联络。后来获知他一家也多灾多难,乃至最后琴薰中年含恨逝世。从我和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难想像陶希圣先生的女儿女婿在共产党天下会过怎样的日子。
八○年代中期,我选旧金山定居,苏儒到加州来过两次。当时沈宁也在旧金山工作和生活,开车带苏儒到我家来过几次。青年好友,阔别经年,异国相会,痛饮畅谈,不亦乐乎。当时沈宁总是坐在一边,不多言语。或许是遵循家规吧,长辈们相坐聊天,小辈人很少插嘴。
过了几年,我在北美《世界日报》上读到连载长篇小说「陶盛楼记」(即联经后来出版的《唢吶烟尘》),作者就是沈宁。
那文章我很喜爱,只要到美国,必读不漏。没想到当年默默坐在一边听我们谈天的儿童,居然写出长篇小说来。而且文笔精采生动,对民国史料颇有研究,近百年的民俗也写得细密,每读其有关书法烹调等文字,尤其是对于他的母亲琴薰智慧过人的写实,总不免拍案叫绝。下一辈人,特别经大陆几十年党化教育,能有如此文化修养,又如此勤奋,实在不易,我很为他高兴,决定将他的着作推荐给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教授指正,并鼓励他向诺贝尔进军。
于是我给沈宁几次打电话,称赞他的文章,他总是很客气,陆伯伯长陆伯伯短的请教不已。
又过一年,上下两册厚厚一套《唢吶烟尘》寄到我的桌上,联经书做得非常精致,附有许多历史照片,倍觉珍贵。才刚刚读罢,又接沈宁来信,说是续写他母亲后半生经历的另一部长篇已经完成,名叫「母亲的故事」,也将由联经出版,请我写篇序。
听说苏儒一直很反对沈宁写这套书,怕他会过度情绪化,写作不慎。也难怪,沈宁的黄金少年和青春岁月,都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大陆社会度过,鲜有幸福,苦不堪言,他怀有怨气也可以理解,甚至应该,所谓无情并非真豪杰。可是沈宁对我讲:他写这本书,并不想发洩个人愤恨,只想忠实地写出母亲来。描写他一家人的生活,完全不必再添什么,真实本身已经够色彩,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用意虽不错,但是否做到,还要读者们来评判。
近些年中国有一些怪现象,写大陆几十年社会状况的作品,特别写文革浩劫的文字,不吃香,常遭嘲笑。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反映。对于那么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所深受的沉重苦难,留下真实的纪录,正是对历史负责任。所以我很支持沈宁写作并出版这本书。
一九九八年我把一本自传送给沈宁,在扉页上写了三句话:「尊大人和我是老友。我发现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那一代强。希望我们先启的教训,能成为你们成功的借鑑。」我真心希望,沈宁这一代的年轻人,超过前一代,这样文化才能发展,社会才能更新,历史才能进步。
新版后记
沈宁 小说《唢吶烟尘三部曲》,最初写作时,计划是上部两册从母亲出生写到大陆沦陷,下部两册从母亲滞留上海写到她北京遇难。两部文稿完成,联经决定出版。因为内容跨越几乎百年,字数亦近百万,工作量大。上部两册编辑完成,即于2002年先行问世,继续编辑下部,随后出版。正这时,台湾政局变化,社会动盪,人心涣散,对海崃对岸的事情逐渐冷淡,面临此情此景,继续出版这本书,不再现实。尽管很多读者查询和等待,下部书作业还是停顿了。出于同一原因,电视台将上部书改编成电视剧的计划也被搁置,中广已经开始的广播剧制作亦遭腰斩。
美国人有句话﹕时机就是一切(Timing is everything)。早了晚了,不合时机,一事无成。好了坏了,碰上时机,飞黄腾达。外祖父的传记书名为潮流与点滴,意在从潮流看点滴,从点滴看潮流。而以我自己的经历总结,点滴抗不得潮流,个人争不过时代。相比于时代潮流,个人如我般渺小者,连点滴也算不上。
年轻时测字,我的名字头重脚轻,根基不稳,尽管四季忙出头,不过空有一颗雄心。根基就是时代潮流,就是时机。回想大半生,此言不虚,我命里註定,事事阴错阳差,时机不当,失之交臂,折羽而终。就唢吶烟尘来说,差了三年两载,一切付诸东流。
那一停,就是十年。
期间,我读到一位欧洲作家的话,可以安慰自己。他说:写完一部小说,应该放进抽屉,过二十年后再拿出来。如果那时候这本书依然能够被人们接受,就送去出版。此至理名言,我辈当牢记。只有确实探讨人生,而非演绎时事;确实揭示人性,而非图解理念;确实描述真实,而非编造假象的文字,停放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后,仍然会被人们所接受,才属真正的文学,才有存在的价值,才具永恆的生命力。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我不敢说自己的书能够达到如此高度,但我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我愿意我的书,在十年二十年后仍旧能够出版,仍旧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我的书,描写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历史。
书写得好坏,要读者评判,我自己不敢妄言。但我可以问心无愧,这本书里的所有故事,都是我家前辈和我个人亲身经历的记录,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没有虚饰。即使一些细节描写和对话做了文学加工,姓名略为改动以尊重亲友的隐私,那些人物和事件本身的存在,一定属实。
我之所以对出版此书一直耿耿于怀,孜孜不倦,十年不辍,是因为我真诚地希望全世界的华人,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遭遇过的灾难,千年万年也不要忘记。有美国学者总结,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那一百年间,中国亦曾始终浸泡在苦难的深渊,战乱,饥荒,奴役,天灾人祸,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人民经受了太多太重的苦难,而且至今尚未全部解脱。
经历苦难纵然不幸,忘记苦难经历则是更大的不幸。忘记经历过的苦难,就意味着必定会重复那些苦难的经历。中国三千年历史,不断重复这个悲哀的循环,一个个残暴皇朝更换,人民大众则继续在苦难中挣扎。因为亲自尝透那苦难的滋味,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再次经历我所曾经历的苦难,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十年之后,我终于等到机会,本书下部又有出版的可能。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书太厚重,究竟不妥,故与出版社协商,将上下两部四册书稿,修改缩写成三册,出版一套完整的新版。
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联经出版社多年来对我和拙作的关爱,感谢刘国瑞先生和林载爵先生十年不忘提携后辈,感谢颜艾琳小姐在编辑初版时对我不断的鼓励,感谢胡金伦先生和邱靖绒小姐在编辑新版时所做的种种努力,感谢精彩的封面设计。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此书的每一位读者。没有读者,任何书都失去存在价值。而我所期望于读者的,是在掩卷之后,对自己说一声﹕那样的日子绝不可以再有。
写于美国落矶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