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過去的五十年，心理學只關心一件事—心理與精神疾病，而且做得不錯，因為現在我們可以測量憂鬱症、精神分裂症、酗酒等過去認為是很模糊的概念，並做相當精準的描繪。我們目前已經知道這些問題是怎麼發展出來的，包括它們的遺傳因子、生物化學部份以及心理成因，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知道該怎麼去治療這些疾病。根據我最近的統計，幾十種心理與精神疾病中，已經有十四種可以用藥物及心理治療有效醫治（兩種可以完全治癒）。
但是這個進步的代價很高：為了要脫離使生命痛苦的狀態，反而忽略生命最主要的目的—找出生命的意義。人不只是要改正個人的錯誤或缺點，他還希望找出自己的長處、自己的意義。人都不願意糊里糊塗過一生。你可能會像我一樣，午夜夢迴，躺在床上想自己是怎麼從一加一等於二到一加一等於七，或是怎麼學會連加和連減法。假如你像我一樣，你可能會對心理學這個領域有點失望。但是現在，它終於走到了解正向情緒，建構長處和美德（strength and virtue），為亞里斯多德所謂的「美好人生」提供指引的時候了。
追求快樂幸福的動力是列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每一個美國人的基本權力。美國每一家書店裡，自我改進類目的書架上也都是這方面的書，然而科學上的證據卻顯示，你很難去改變自己的快樂程度。每一個人有他固定的快樂範圍，就像我們的體重一樣。正如減肥的人幾乎終究會胖回來，悲傷的人不會一直快樂下去，快樂的人也不會悲傷很久。
不過，現在新的研究卻顯示快樂的效力可以持久。一個新的運動—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告訴你如何可以達到快樂範圍的上限，本書的上半冊就在討論正向心理學及如何增進你的快樂。
這種研究的困難之一，是它必須面對快樂不能持續性增加的理論；另一個更難克服的障礙，是很多人認為快樂不是真的（inauthentic），甚至更多人認為正向的人類動機是不存在的。我把這個許多文化中都有的人性觀點叫做「根都爛掉」的教條，假如這本書要推翻任何教條的話，就是它了！
「原罪」（original sin）就是這個教條最古老的顯現。這種想法在我們民主、非宗教的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把這個教條帶進了二十世紀，把所有的文明（包括道德、科學、宗教及科技進步）都定義成對抗童年性慾及攻擊性基本衝突的防衛系統。我們壓抑這些衝突，因為它引起我們不可承擔的焦慮，而這個焦慮又轉化成啟動文明的能源。我現在為什麼坐在電腦前面寫這篇序言而不跑到街上去強姦、放火殺人，主要是因為我已經被「補償」了，我已把自己包裹起來，很成功的打敗了我內在野蠻的衝動。佛洛伊德的理論雖然攤開來看時如此的荒謬，但是它卻成功地進入日常的心理治療和精神治療過程中，病人努力的尋找過去的負面衝動和創傷事件來解釋自己今天的人格。所以，電腦業鉅子比爾‧蓋茲為什麼這麼好勝愛競爭，是因為潛在意識要贏過他的老爸；已故英國戴安娜王妃反對地雷，致力於地雷清除的運動，主要是她對查理王子及其他王室成員仇恨的潛意識表現。
這個爛到根的教條同時也遍布到藝術和社會科學中，影響它們對人性的看法。隨便舉個例來說（這只是幾千個例子中的一個），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古德文（Doris Kearns Goodwin）寫過一本有關美國羅斯福總統和夫人伊蓮娜．羅斯福（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的傳記，當她談到為什麼伊蓮娜奉獻一生為窮人、殘障者或黑人服務時，她認為這是種「補償作用」—補償伊蓮娜母親的自戀及父親的酗酒。古德文從不考慮伊蓮娜可能真心想為不幸的人做些事，是在追求人性的至善。諸如公平和敬業之類的動機，一開始便被排除在外；任何好事的內在，動機一定是隱藏的、負面的—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分析有學術地位的話。
我不得不強烈的評斷：雖然爛到根的教條在宗教和世俗的社會是廣被接納的，但是並沒有任何一絲證據指出長處和美德是來自負面的動機。我認為演化兼納好的與壞的人格特質，道德、合作、無私和善良的特質被保留了下來，就像謀殺、偷竊、自私和恐怖行為也一樣繼續存在。這種前提的雙面性是本書下半冊的重點：真實的快樂來自找出並培養你最基本的長處，並且在每天的工作、休閒、親子遊戲中用到它。
正向心理學有三根柱石：第一是研究正向情緒；第二是研究正向特質，這裡面最主要的是長處和美德，但是能力（ability）也很重要，例如智慧和運動競技的嗜好；第三是研究正向組織，例如民主社會、家庭支柱以及言論自由，這些是美德的支柱，美德又進而支持正向情緒。自信、希望和信任的正向情緒不只在好日子時幫助我們，在景氣差、命運坎坷時對我們同樣有助益。在戰爭或動亂的時候，對正向組織或機構的了解和信心（例如對民主、家庭支持和言論自由的信心）具有立即的重要性；而能夠體會並建立長處與美德—例如勇氣、宏觀、正直、公平、忠誠—甚至比承平時更為急迫。
自從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更加深我思考正向心理學的相關性。在動亂的時候，了解和減輕痛苦會增加快樂的了解和建立嗎？我想不會。一個什麼都失去了，憂鬱或想要自殺的人，在意的不僅僅是解除痛苦而已。他們迫切需要美德、生命的目的、正直及生命的意義。引發正向情緒的經驗會使負面情緒快速的消失。在本書中將能看到，長處和美德會幫助我們抵擋不幸的心理疾病，像防震保護層似的使我們不受傷害，甚至成為重建再起的關鍵。一個好的心理治療不僅是療傷，還要能幫助人們找到自己的長處和美德。
所以正向心理學是很嚴肅的看待美好的未來，假如你發現自己山窮水盡、一籌莫展、萬念俱灰，請不要放棄，天無絕人之路。正向心理學這條路帶你經過優美的鄉間，進入長處和美德的高原，最後到達永久性滿足的高峰：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譯者序 [導讀]
張國榮自殺了，從二十四層樓高的屋頂跳了下來。這個高度沒有懼高症的人看了都會腿軟，更何況他是個有懼高症的人。他留下九億的財產，當名利都不是問題而他一心求死時，只有一個可能性—憂鬱症，果然報上登出他為憂鬱症所苦，就像林青霞的母親以及千千萬受憂鬱症折磨的人一樣，選擇死亡作為脫離苦海之計。張國榮的死使我快馬加鞭的把塞利格曼這本《真實的快樂》譯出來，不敢再拖延，因為這本書對很多人來說會是一盞明燈，是一記當頭棒喝，它使你換個角度去看你的生活。人生短短幾十年，而且過去的不能重來，有必要每天找自己或對方的短處，使生活過不下去嗎？
心理學一向只注重在病態心理或變態行為上，很少正向的去看一個正常人的行為。多少年來我們都是把正常行為視為是理所當然，把社會資源和注意力放在變態病態上；然而就像一個家庭中，父母的注意力都放在不聽話、做太保太妹的孩子身上，對那些聽話、守規距的兒女視而不見，忘掉他們也需要關愛，殊不知，越忽略正常的孩子，越容易有壞的孩子產生。
塞利格曼是第一個打破傳統，站出來大聲疾呼心理學應該重視快樂、健康的情緒，不應該投下全部的精力到研究心理疾病上。畢竟預防勝於治療，假如我們能使人們過得很快樂，心理很健康，就不必去治療憂鬱症或其他心理疾病了。經過十年的努力，他的研究取向已漸成氣候，心理學的鐘擺開始從負面情緒的研究盪向正面情緒的一端。心理學家開始問：我們如何能夠快樂？我們如何能夠有意義的過一生？
研究發現「真實的快樂」（authentic happiness）來自長處和美德的發揮：快樂不是來自好的基因或好運，它是來自你智慧的選擇。塞利格曼發展出一套測驗幫助我們找出自己的長處，教我們如何在生活上、事業上時時去運用它，來達到有意義的快樂。塞利格曼更教我們如何能隨時隨地看到孩子的長處，如何在看到後稱讚他（空洞的稱讚是虛偽），使他更想把這個長處天天發揮出來—塞利格曼說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不容易得憂鬱症，遇到挫折時比較有反彈性、可以重新站起來。塞利格曼所謂的真正快樂的境界，其實正是《禮運‧大同篇》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想不到經過了二千年，地球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同一個問題：人如何達到大同世界。這本書告訴你，快樂是自己的選擇，大同世界就從自己身邊做起。
這本書對中國人特別有用，因為我們是個憂鬱的民族，我們不敢讓自己快樂；當別人稱讚我們時，我們馬上要指出自己的缺點，去糾正別人。自己的謙虛還好，因為知道自己言不由衷；父母的謙虛常使孩子很沮喪，以為自己在父母眼睛裡就是這個樣子。許多我這個年紀的中國人一輩子不曾聽過父母的褒獎，哪怕做得再好，父母也還是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使我們一直到中年以後才對自己有信心，也就是說，在社會中打滾二十年後才慢慢發現自己沒有比別人差。信心的缺乏使我們的年輕人在社交場合不知所措，在職場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不敢往前衝。因此，塞利格曼特別有一章在教導父母如何找出孩子的長處，在家務的分配上盡量配合孩子的長處，愛乾淨的孩子分配掃地，愛動的孩子分配溜狗，投其所好就不會抱怨，更使孩子在長處中發揮，找到自信和快樂。
中國人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沒有把自己的長處發揮出來，庸庸碌碌過一生，大概是人生最遺憾的事。這本書鼓勵你找出你的長處，做你最想做的事，哪怕這件事不能帶給你名利也沒有關係。我一直認為人如果前半生沒有辦法為自己而活，後半生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人只要健康，一身養一口，溫飽應不成問題，所以只要把生活的慾望壓低，你便有勇氣去追尋你的理想，過你自己的生活。別人的眼光、別人的評語是不重要的，用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永遠是個遺憾，用自己的標準才真正能體會生命的美好。
憂鬱症是這個世紀的隱形殺手，它的苦如同憂鬱症病人所說的：「比萬丈深淵還要更深一萬倍」，我們防禦它要比ＳＡＲＳ更嚴密才對。過去人們都以為真實的快樂是可望而不可及，是那種「含著金湯匙出生」或是高官厚祿、僕婦如雲的人才配享受的，沒想到塞利格曼說只要願意去改變心態，它就在你的身邊，而且還教你怎麼做。這個世界的苦難已夠多了，假如有一個不花半毛錢的方法，何不給你自己一個機會試試看呢？但願這本書會使憂鬱症永遠無法再荼毒人類。
洪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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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科學心理學知識推向大眾心理學的應用
當遠流主編轉達好友洪蘭教授囑咐我幫她剛翻譯好的，塞利格曼的《真實的快樂》一書寫 「推薦」時，我嘴巴上是毫不猶豫地立刻答應下來，但內心裡卻有種不安穩的攪動，是吸引與排斥兩股力量的攪動。好友洪蘭教授屬於那群被我歸類為「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的一員，每次看到她，就會想到薛西佛斯在推那顆大石頭，滿臉堅毅的神色，努力朝山頂推去；不只是有「知其不可仍為之」的決心，還有一份清楚的理想國藍圖。多年來她不曾稍懈，且一有空就試著將值得介紹給國人的好書翻譯成中文出版。所以她的囑咐，當然沒有第二句話，立刻「做」就是了。但是塞利格曼這個心理學界的大師卻同時擁有吸引我與排斥我的魅力。
筆者當年帶著偏向哲學思維的、有限的精神分析概念（雖然在高中階段，也大膽地接觸佛洛伊德〔Freud〕，但能瞭解的終究有限）與對佛洛伊德的憧憬進入台大心理系，很快地就被該系秉持的「正統心理學—科學取向的心理學」擊垮。大學四年、碩士班二年、博士班五年來，令我十分習慣以類似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的「科學心理學觀」看待所有有關人的研究。我可以接受哲學、社會學、文化學、文學、歷史學等等對人的探索是重要且有貢獻的，而心理學於人的「學問」中之所以有所貢獻，就必須從「科學的心理學」著手。交代我個人的背景，是要說明我是在這種主觀的「信念」下，接觸塞利格曼的研究貢獻的。他與梅耶（Maier）、歐弗麥爾（Overmies）於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研究，指出憂鬱（depression）的行為病理學（behavior pathology）之可能發展方向，他並且於一九七五年將之集結成《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一書，做了相當完整的統合整理。於同一年（1975），艾顯克（Eysenck）也整理出兩階段論（two-factor theory）對焦慮相關症狀的病理理念架構與可以衍生的應用，呼應渥普（Wolpe）的系統減敏感法。其在臨床的診斷、衡鑑以及治療上，得到相當好的成效。因此，令我等臨床心理工作者培養出一種深深的期待，期待「習得無助」亦可以解決臨床上的另一大問題：「憂鬱」。
「憂鬱」的臨床現象比「焦慮」複雜。我以自己有限的臨床經驗，在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心理室的主任時，還曾經向同事們報告塞利格曼的「習得無助」的行為病理研究，並主張這個模式至少可以協助解決「反應性憂鬱」（reactive depression）。才報告完不久，一九七八年塞利格曼即與阿伯賽遜（Abramson）等人提出歸因模式（attributional model）的「改良的習得無助」。甫看完該篇報告時，還替塞利格曼辯解，認為他與班都拉（Bandura）一樣，可以接受「認知的」（cognitive）研究取向，發展「行為—認知」的心理病理模式，但另一方面，他應該還會將「習得無助」原本的行為模式繼續發展下去。當時，我在臨床工作上以「習得無助」行為模式搭配格瑞瑟（Glasser）的「真實治療」（reality therapy），協助憂鬱或有自殺傾向的個案，「看到」他（們）的「行為與行為結果」間的關係；這些個案均獲得有效的改變，更令我期待塞利格曼堅持他原來的研究路子—雖然也同時接受行為認知取向的結合研究理念。
但是塞利格曼就這麼地放下他的「學習無助」了。他在這本《真實的快樂》書中，甚至說他從開始就反對行為主義的取向。似乎有「過河拆橋」的嫌疑：塞利格曼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建立在「習得無助」的模式上，至今仍經常被引用。
侯藍（Holland）與塔羅（Tarlow）曾於一九七○、八○年代試著區辨大眾心理學（public psychology）與科學心理學（scientific psychology）兩種心理學。前者指稱的是每個人每天應對各種人（對象）時，所集結自經驗的，並將之運用於與他人應對之中的「關於人的知識」；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關於人的知識」，亦即每個人都擁有一套自己的「大眾心理學」。科學心理學則包含了「探究的方法」、「經由探究所累積的關於人的瞭解與行為原則」，以及「由前兩者衍生而成的改變行為心理狀態的技術」；而其使用的「方法」，通常一定包括「有系統的觀察」，因此通常亦一定依循某種實驗法則。相對於大眾心理學，科學心理學處理的內容，常常離開了心理與行為的表象，就如同物理學探討的分子、原子、夸克，或運動三大定律都是各種物理現象表象背後的「知識」一樣。因此，要將科學心理學對應回到大眾心理學，而令「心理學之科學知識」可以應用於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狀況裡，的確需要大費周章。不過，七○年代之後，較嚴肅的討論生活中各個面向的、適應的、偏向「課本」形式的書籍一本接一本的問市，且相當熱門（如：柏納與哈金斯〔Bernard & Huckins, 1971〕；渥錢與歌索〔Worchel & Goethals, 1989〕；莫利斯〔Morris〕一九七四年的書，到一九九○已經出第五版；艾瓦特與達夫〔Atwater & Duffy〕一九七九年的書，到一九九九年則已經出第六版），但較輕鬆易讀如侯藍與塔羅的「使用心理學」之類的，自助式的（do-it-yourself, self help）書籍則更如過江之鯽。
認知取向的科學心理學除了有其學術環境發展上的必然條件外，這類認知的科學心理學知識在與大眾心理學結合時，更佔有絕對的優勢。
塞利格曼朝著將科學心理學知識推向大眾心理學的應用前進，或許也是心理學者應有的社會責任吧！不過，他提出「過去的五十年，心理學只關心一件事—心理與精神疾病」，令人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感覺。心理學或許投注了較多的資源來探索負向的情緒與負向的心理活動（心理狀態），但是科學心理學裡所探索的心理現象，如屬於認知與實驗心理學中之感覺、知覺、思考、記憶、學習、問題解決、語言等等，基本上是「中性的」，也就是不帶有「正向」或「負向」的意涵；而在人格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裡，有「偏差人格現象」或「偏差社會互動」的研究主題，但大多數的主題仍是中性的，而且「正向的」研究主題亦有許多。如人格心理學中，人格堅韌性（hardiness）的研究主要是由Kahasa等人於一九八○年代提出；人格復原力（resilience）的研究亦於一九八三年左右開始，由Garmezy、Haggarty等研究小組提出。至於社會心理學中，正向的主題就更多了，譬如利他行為（altruistic behavior）、對他人有利行為（prosocial behavior），幫助（help）的討論，即顯現出單只是「幫助者」與「受幫助者」的社會互動，即有相當細緻、精密的探索；寬恕（forgiveness）的研究，也大約在一九八○年代與「宗教心理」的探索結合，而有相當好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結果都是「正向心理學」三大部分中，「正向性格特質」與「正向社會環境（結構）」兩項的基礎。正向心理現象的探索，在心理學領域中長期以來亦累積了不少「知識」，只是從來沒有使用「正向」這個名詞。就如同華生（Watson）一九一三年提出「行為主義」時，已有足夠的研究資料可以支持「行為主義」這個主張一般，一九九一年以後逐漸於情緒研究中提出「正向情緒」，而於一九九八年以後開始較有系統地提「正向心理學」，也一樣是因為已有足夠的研究資料可以支持「正向心理學」的主張。不過，就「從科學心理學到大眾心理學的結合」而言，「命名」是一件重要的事。「命名」宣示了一種「產物」的產生，接著就可以談「它」的「上市」與「行銷」了。塞利格曼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稱讚的。
首先是他自己的「產品」：「習得樂觀」；其次是他大力協助，支持佛德利克生（Fredrickson）的正向情緒研究的發展；第三是他組織成有系統的「正向心理學」。
(1)習得樂觀（learned optimism）
塞利格曼所提出的「習得樂觀」是本書的重點，若就學術的觀點（科學心理學的觀點）來談，其焦點在「習得」與「樂觀」。「習得」強調的是「個人於其與環境的互動經驗中，形成了較穩定的改變」，因此，此項心理狀況「不是先天的，受天賦限制而無法改變的」，也不是「突發的，偶然的」，而是經過該項與環境互動過程，個人會從「Ａ心理狀態改變成Ｂ心理狀態，且此項改變是穩定的（在相關的各種環境、空間狀態下，其表現是一致的）、長久的改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其表現是一致性）」。如果暫時不討論樂觀內涵，將之套入前述的說明，可以轉敘述如下：「一個人於其與環境的互動中，從較不樂觀或悲觀的心理狀態，改變成較樂觀的狀態，且這項改變於各類、與樂觀（悲觀）相關的社會環境中，會有一致性的表現；於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項改變的表現，也具前後的一致性。」至於「在何種條件下，個人的生活經驗會形成此項改變」，本書已將之詳細的說明於各種「具體的作法」裡。
其次要談的是「樂觀」的內涵。這方面的心理學研究是歸納在「個人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的領域裡，討論的是「個人主觀的認定其對自己、對社會環境，對物理環境等的可控制性程度」。目前較常被討論的有「主觀知覺的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自我效能感」（feeling of self-efficacy）、「習得無助」、「習得樂觀」、「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等。各項領域雖然有其強調的特點，不過共同的基本主題是圍繞在「個人以為他的某些行為是否可以有效引起某些環境上的某種改變；亦即個人的行為與環境的變化是相關連的」、「個人的這項認定與真實狀況的符合程度」、「個人是否可以有效執行這行為；亦即個人對於自己是否做出這些行為的可控制性」等三個主題。塞利格曼已經將前述較枯燥且抽象的說明，轉化成大眾心理學的語言，寫在本書裡。他在這上面的努力與成就，令我非常佩服。
(2)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
正向心理學中的正向情緒之探究，主要立基於佛德利克生的「擴展—建立」（broaden-built）理論上。
心理學中有關情緒的研究，有許多的起伏。薛赫特（Schachter）一九六○年代提出的「認知的情緒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影響了過去近四、五十年的情緒研究，儘管有許多新的模式被提出，各個模式亦有「特徵」上的差別，但基本上是討論個人之「認知」對其「情緒」的影響。當然，當時也有學者堅持研究個人之「情緒」對其「認知」的影響，不過這方面一直要到近十五年來，有了方法上的突破，才較受重視。「擴展—建立」理論就是屬於後者的發展，將焦點放在「情緒」對「認知功能」的具體影響。這一部份，塞利格曼也將之轉換成具體而通俗的大眾心理學語言，於本書中詳細說明，令人佩服。
(3)正向特質（positive traits）
「特質」（traits）是「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ies）中，重要的理論取向之一。嚴格地說，前面提到的「習得樂觀」，亦為「特質」之一；亦即「個人穩定地表現於跨場合、跨時間的心理狀態，即為個人的特質之一」。從這個觀點延伸下來的、學術上討論許久的、性格特質是「天生的」相對於「習得的」之爭論，在此書中顯然已採取了「習得的」立場。俗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強調的是「命定的力量」；不過，由心理學的研究來看，本書的著眼點是「難移」，亦即「是難移，而不是不可移」。「習得樂觀」的特質，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對某些人而言，或許可以輕鬆地擁有（天生即偏樂觀），對另一些人而言，或許較難（天生偏不樂觀），但只要有心去改變自己，則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習得樂觀」的特質。其實塞利格曼於本書中的詳細而具體之解說，可以推論：「對每一個人而言，『習得樂觀』是很樂觀的。」
前文中提及的「人格堅韌性」以及「復原力」亦屬於「正向人格特質」。本書中除了「習得樂觀」之外，還提到個人之「長處」與「美德」（包括勇氣、宏觀、正直、公平、忠誠等），讀者或許可以將之視為科學心理學對大眾心理學的服務。
(4)正向組織（positive institute）
正向組織強調的是「某類環境」可以較方便地引發或促成個人之「正向情緒」、「習得樂觀」、「長處與美德」等的培養與建立。發展（兒童）心理學領域在過去一百年來的研究中，有許多「親子互動」、「管教態度」、「依附行為」等的研究，朝向「兒童」成長之有利環境的探討；前文提及之「復原力」也包含了兒童青少年階段的「有利成長環境」的探討。如果將之擴大為討論「所有的人」，則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地球）的運作是否有利於「正向情緒」、「習得樂觀」、「長處與美德」的培養，應該是一核心問題。
洪蘭夫婦兩位長久來都全力地推展「好的教育」，他們相當重視「美德」在整個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現階段的台灣，既受全球化的衝擊，又面對建立「台灣」國家意識的波濤，「美德」在教育中應有的份量就更高了。最後要再說一次，很佩服洪蘭教授的執著，也期待這本書帶給所有讀它的人「真實的快樂」。
吳英璋教授
【推薦者簡介】吳英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及研究所學士、碩士、博士，曾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心理室主任、台北市教育局局長，現為台大心理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