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1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趨勢及其代表的意義
莊奕琦
經濟學獎的由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瑞典中央銀行於其成立300週年（1668-1968）時為紀念Alfred Nobel所設立並於1969年首次頒獎，表彰經濟學領域傑出研究學者的最高獎項，此榮銜被廣泛認為是經濟學界的桂冠。儘管此獎項並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5大（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獎項，但一般認爲經濟學獎與5大獎項地位相當，並在同一典禮上共同頒授。
其遴選的過程是由五位學者專家組成遴選委員會，於頒獎前一年的九月啟動作業，廣邀各界提名人選，次年二月提名截止後，將提名人選送交相關領域專家審查，六至八月由遴選委員會討論並撰寫審查報告及建議獲獎的提名人選，最後送瑞典皇家科學院，十月初進行表決，採多數決經半數同意後公告得獎名單，於12月10日舉行頒獎典禮。給獎原則不限於一位得主，每屆最多由3位得主共享，且只頒給尚在世者不追授，至於有關諾貝爾獎遴選過程的相關資訊需保密50年後才會公開。頒獎迄今（1969-2021）共53屆有89位得主，其中三分之二58位為美籍學者。21世紀迄今的21年中，共頒給43位，其中37位為美籍學者囊括了86%。本文分析重點將集中在21世紀以來頒獎的趨勢及其代表的意義。
經濟學的主流研究內涵
總體經濟理論與個體經濟理論研究是建構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基礎。21 世紀以來獲獎屬總體經濟學研究有五屆，主要的貢獻分別為：動態化的一般均衡（2004）、跨期性決策分析（2006）、貿易與地理區位選擇（2008）、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2011）、氣候變遷因素與內生化技術進步因子（2018）等，提出創新性理論，解釋並增進對整體經濟演變的了解。總體內生成長理論找出技術進步因子的內生化機制是一項重要貢獻，突破新古典成長理論的局限，其中的內生成長引擎包括：遞增的規模報酬、固定規模報酬的資本累積、人力（社會）資本及知識外溢、研究發展與創新、做中學習、制度變遷等，使吾人對如何創造長期經濟持續成長與發展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在實證上，總體計量模型因加入動態與跨期決策分析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模型不僅可以實證解釋總體變量（如總產出、失業與物價膨脹）的演化，更可在人們存在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下分析與預測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動態影響。此項實證總體經濟學（empirical macroeconomics）的進展，2011年的兩位得主對此各有不同的解讀，計量經濟學Christopher Sims將其視為強化實證模型的理論基礎嘗試，而經濟理論家Thomas Sargent則認為這是可以尋找一條產生實證操作理論的系統途徑的機會。
在個體的理論基礎方面，市場機制設計有五屆：奠定機制設計的理論基礎（2007）、 共有財的治理（2009）、市場設計與配對理論（2012）、契約理論（2016）、拍賣理論與可行方法（2020，2005）；資訊不對稱有兩屆：訊息理論（二手車、信號、保險）（2001）、搜尋摩擦的市場（2010）；市場結構有一屆，市場壟斷力與管制（2014）；賽局理論也有一屆，衝突策略與競爭合作（2005）。
入世經濟學：實證與研究方法益形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經濟學是一門非常量化的社會科學，本世紀以來，尤其是過去十年間，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屢獲肯定，更加強化以科學的嚴謹態度來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取向。獲獎項目中包括：實驗經濟學（2002）、行為經濟學（2017）、貧窮與福利實證分析（2015）、減貧政策評估實驗（2019）、因果關係的實證檢測（總體分析2011, 個體分析2021）；還有創新的統計分析法有四屆，個人與家庭選擇行為（2000）、時間序列資料分析（2003）、資產價格實證（2013）、政策施行效果評估的類隨機控制實驗（2019）等。這些創新性的研究方法，企圖對社會科學假設性不足的補強與解決因果關係推論上蛋生雞或雞生蛋的兩難困境，包括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不理性行為的合理解釋，代表性個體流於簡化，樣本的非隨機性，如選擇性與內生性，以及非可觀察的異質性等問題的處理，使統計量化分析的推論結果更為嚴謹與可靠。由於實證研究不僅可以檢證理論的實用性，也有助於對實際經濟運作的了解，並且具有相當的政策意涵，可提升公共政策的決策品質，來施行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有效政策。最後，提出幾個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經濟理論。
資訊不對稱的交易
傳統經濟理論假設供需的買賣雙方是在具有完全的資訊（perfect information)下做交易，但在實際的情況下資訊經常是不完全或不對稱的，即有一方擁有比另一方更多的資訊，在這種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情況下，擁有較充分資訊的一方會佔資訊較不充分一方的便宜。2001年的三位得主開啟了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的研究而共享殊榮，George Akerlof指出在二手車市場，賣方比買方擁有更多的車況資訊，因此擁有資訊較多的賣方就會以魚目混珠以假亂真的方式賣給不知情的買方。結果可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二手車都是爛車市場的均衡結果，也就是市場失靈，不存在好的二手車市場。Michael Spence則提出信號理論（signal theory）來解決資訊的不對稱，即會選擇有效而可信的信號來替代資訊的不足，例如以學歷來衡量看不見的個人能力，學歷就變成一個求職選用人才的信號指標，這就解釋為何存在文憑主義的現象，由於競爭結果在信號理論也會出現獲取更多信號的過度教育現象。Joseph Stiglitz指出在保險行業，買保險的人比賣保險的公司有更多的投保標的資訊，而造成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問題，佔保險公司的便宜。因此如何設計固定扣除額與不同保費費率讓消費者去自我選擇而分離出其潛在的投保屬性將是廠商重要的定價策略。
共有財的有效治理
1991年得主新制度學派的Ronald Coase提出的寇斯理論（Coase theorem），說明在沒有交易成本時，只要所有權明確，不需要政府的干預，透過私部門協商將可有效解決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但當出現無主的共有財（commons）時，通常會出現所謂的共有財的悲歌（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公海因濫捕的結果造成漁場的枯竭。2009年得主同時也是經濟獎頒給的第一位女性，Elinor Ostrom從實證的觀察提出有效的共有財治理模式，Elinor Ostrom指出只要使用該資源的人在實體上靠近它並且彼此有關係，則共有財就可以在沒有政府或私人控制的情況下進行有效的集體管理。將公有財依當地的特殊屬性賦於特定群體或形成特定的社區有管理權，將可有效管理共有財而避免共有財悲歌的結局，因為有發言權的域內人士在資源管理中將自我監管，以確保所有參與者遵守社區規則。例如共有水源的村落間協調輪流用水的約定做法即可維持水源的永續有效利用，或海灘給於當地的衝浪愛好者團體有管理權，來訂定治理規則就可維持美麗的沙灘與有秩序的衝浪環境。
不理性行為的合理解釋
傳統經濟學假設理性的經濟人，功利主義追求效用極大化。真實人類與理性經濟人是有差異的，由於有限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與缺乏自我控制能力(lack of self-control)會造成人們經常幹一些蠢事，致使個人經濟行為決策上出現系統性錯誤，影響經濟表現結果，尤其是在金融市場的投資決策。心理影響和偏見會影響投資者個人的行為和決策，2002年得主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認為人們並不總是根據理性的自利，以效用最大化的預期效用理論做預測。而共同的認知偏見則包括錨定效應、計劃謬誤和錯覺控制。Daniel Kahnema和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指出每個人基於初始狀況的不同，對風險會有不同的態度，損失比相同數量的收益具有更大的情感影響。故我們傾向於採用不是以邏輯而是以非理性諸如感知公平和損失厭惡之類的情緒、態度和記憶做為行為指導方針。Amos Tversky因於1996年過世而無緣得獎。
2017年得主，行為經濟學之父Richard Thaler指出人類並非完全理性，而是有熱情有偏見且衝動的。稟賦效應認為同樣的風險，如果要補償你多冒萬分之一生命危險的風險報酬與如果要付出你減少萬分之一生命危險的風險支出相比，你肯花的金額前者要比後者高出許多，即相較下人們較不捨得放棄已有的權利。沉沒成本效應指出投入的資源已經實現了，故應根據新投入成本所帶來的相對報酬，即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效益來做出選擇，但人們卻仍在意於他們先前已經投入的資源。如已經買好票去看電影，就算是已經知道是爛片也會把它看完。同樣的，人們將一直進行搜尋直到其期望的利益相對於初始參考值的比例下降到一個關鍵的恰到好處的數字即停止，而不是直到邊際預期利益等於搜尋的邊際成本。因此，你會在意為價格100 美元的產品去努力爭取節省10 美元，但卻不在意為價格1000美元的產品去爭取節省同樣的 10 美元。當意識到自己會意志薄弱的情況下，人們將會做預先承諾來限制其行為，這解釋為什麼退休金總是會出現不足額提撥的情況。還有出於社會偏好，人們願意承擔成本來懲罰他們認為不公平的行為。
有效脫貧的政策
脱離貧窮一直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實證上，2019年兩位夫妻檔得主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她是經濟獎最年輕（46歲）得主同時也是第二位的女性得主）研究降低全球社會貧窮的政策評估分析，利用醫療與教育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和非洲國家的偏鄉地區，以類似實驗的隨機控制試驗方式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發現增加教育或醫療資源並不必然帶來提高教育或醫療品質的效果。多僱用一個臨時教師要比採用小班制教學更能有效提升教育品質；多上一天課或增加課程教材並不會提高學生平均的學習成績，只會提高能力強的學生的考試分數；如果學生考試成績好就給予教師獎勵的誘因並不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反而造成老師為考試而只教考試的東西，並不能真正增加學生的學習。窮人對於預防性醫療的產品具有非常高的價格彈性，故免費提供或補貼醫療預防的產品則更能夠促進窮人的醫療投資，改善並避免窮人為了治療的高費用支出負擔。另外，脱貧的主流想法主張除非想辦法讓所得提高，否則脫貧無望。2015年得主Angus Deaton則提出不同見解，認為健康才是脫貧的首要，健康的改善不必然先需要所得的成長，尤其當儲蓄相對較為便宜時，有利於健康醫療的改善，進而增加生產力與所得，故縮小健康差距即可降低所得差距。
結語
目前人類的發展正處於重要的轉折點，經濟的快速成長卻伴隨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更加不均，中低收入家庭與弱勢族群生活品質加速惡化、人口老化與少子化致使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持續減少與社會保險和年金制度瀕臨財務困境，還有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帶來全球暖化的環境破壞等重要議題亟待解決。展望未來發展，如何維持人類的永續發展將是本世紀經濟學家們肩負的艱鉅挑戰；無疑的，對此有顯著貢獻者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未來頒獎的對象。
莊奕琦：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