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科學家讓上帝下崗？

　　人類一思想，上帝就發笑。——猶太人格言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以賽亞書》1章18節

　　相傳，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國度，有一位賽斯王子與一位費思公主在熱戀中，已經論及婚嫁，可是卻為了邀請誰來證婚而爭執不下，最後分手，從此以後兩人都沒有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當然，這是我虛構的故事，用來影射現今普羅大眾對“科學”（賽斯王子）與“信仰”（費思公主）關係的看法，就是“科學”與“信仰”兩者是衝突的，是格格不入的。印度聖雄甘地曾經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沒有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沒有理智的享樂、人云亦云的知識、沒有道德的商業、沒有人文關懷的科學和沒有犧牲的崇拜。我認為，人云亦云的知識不是真知識，那是缺乏慎思明辨，沒有見識。因此，不假思索地將“科學已經否定宗教”的敘事主調視為理所當然，有可能是人云亦云的短視，毀滅的後果是從此以後人類就真的沒有幸福快樂的日子好過了。

　　可是，“科學”與“信仰”關係的真相到底如何？是水火不容還是水乳交融？筆者有幸閱讀由程松（筆名基甸）與趙剛（筆名小灶）兩位弟兄合著的《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原稿（以下簡稱《萬有之上》）；讀者如果細看《萬有之上》的副標題：“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知道這本書嘗試整合科學與信仰的微妙關係。閱讀完畢，我深深佩服兩位作者對神學、科學與歷史的洞察力，這叫我茅塞頓開。一個專攻物理的神學人與一個研究化學的媒體人本就是一種稀有的組合，多年來他們從事神學翻譯、寫作、演講，經由廣泛的閱讀與深刻的信仰反思，發表了許多有影響力的見解。所以，讓他們來合寫一本探討“科學”與“信仰”關係的書，會呈現出一個甚麼樣的風貌呢？第一，兩位作者是理科學者，他們以客觀嚴謹的態度，在全書中引用多種權威科學雜誌（例如：Nature、Science、Cell、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ucleic Acids Research 等），學者專家（包括非基督徒）的著作，旁徵博引，詳盡列舉出的參考文獻超過400條。實事求是，這是我非常欣賞的治學精神。第二，全書固然是引經據典，涉及天文學與生命科學專業性的內容，例如天文學（第一章）、基因編輯（第八章），兩位作者加以精確客觀的分析，然後用通俗的筆觸，深入淺出地將觀點娓娓道來。第三，兩位作者如數家珍地陳述各家的看法，提供客觀公允的資訊，看似信手拈來，卻不是一筆帶過，而是發人深省地辨析，不流於論斷，充滿尊重與謙卑態度。這是值得我效法的“溫柔、敬畏的心”（參《彼得前書》3:15）。

　　世仇還是室友？

　　Ian G. Barbour，在他的經典著作《當科學遇到宗教》（When Science Meets Religion）中論述科學與宗教互動的四種模式：衝突、獨立、對話和整合。如前所述，經年累月的道聽途說與以訛傳訛，會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將“信仰”視為迷信，不假思索地認定“科學” 與“信仰”是水火不容的世仇。因此再提起“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風風雨雨，究竟還有甚麼可說的？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誰還有興趣閱讀探討“科學”與“信仰”關係的書籍？答案是，每個人都值得讀一讀。在第三章“基督教與科學歷史的糾葛”中，兩位作者翻開歷史的公案，帶領讀者回到當年的現場，將詳實可靠的史料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以陪審團的身份，使用公允的視角來審視歷史的證據，重構當時的現場，然後做出判決：真的像坊間流傳的說法，宗教是迫害科學的？或是應該還信仰一個清白之身？我曾經參觀過牛津大學的博物館，瞻仰過當年威爾伯福斯主教（Samuel Wilberforce）與亨利·赫胥黎（Thomas Huxley）辯論的場所，可是對這場辯論的來龍去脈知之甚少。第三章關於這一場辯論的描述是我讀過最精彩的科學史，它破除我許多的迷思，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個智性成熟有理性思維的人，固然要破除迷信；但是有理性的人不經過深思明辨，將信仰都歸類為迷信，則失之偏頗。當然以史為鑒，基督徒也要由前人所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靠著神的恩典，不要重蹈覆轍。

　　望遠鏡與顯微鏡

　　戰國時代的政治家惠施（大約主前370年~主前310年），曾經致力於鑽研宇宙萬物的起源，他有一句對自然界分析的名言記載於《莊子·雜篇·天下》：“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意思是說，整個空間大到無所不包，沒有外部的邊際，物質最小的單位，小到不可分割，不再有內部的界限。這是將近2300年前的記載。如今哈勃望遠鏡可以探測浩瀚的宇宙，電子顯微鏡與X光衍射，可以定出蛋白質與核酸的結構。例如，2020年期間研發抵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最關鍵的發現之一，就是用超低溫顯微鏡，將病毒的刺突蛋白結構研究清楚。因著觀察儀器的進步，兩位作者由科學的角度陳述了許多天文學與生命科學的重大發展（第一章）。科學家在研究宇宙與生物的奧秘時，對它的精密、美麗和深邃所產生的驚嘆，其實是一種敬拜讚美的宗教情操。這樣的信念也是早期科學家孜孜不倦，勤於研究的推動力（第五章）。宇宙的設計所流露出的心智，是出於一位有位格的神，祂超越萬有，創造萬物，護理萬物，又介入人類的歷史，施行拯救。在無可推諉的證據面前，科學家應該是虛心研究解讀，表現出實事求是的精神，承認現代科學並未證偽上帝，並由此指出：科學與上帝信仰並無衝突。誠如愛因斯坦的名言：“我只跟著神的證據軌跡走。”（“I trace the lines that flow from God.”）

　　神的話與神的活

　　神賜給人類的兩本書，其中一本是《聖經》，因為神的啟示，記錄神做的事（word）；另外一本就是世界（world），來自神創造，也就神所做的事（work）。既然這兩本書是來自同一位作者，內容就應當然是彼此和諧的，而不是互相衝突的。神是一位全智的神，所創造的世界，井井有條，處處有理，如此，科學的研究與觀察才有可能發現這些定律。196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Charles Townes說：“科學與宗教是相當平行的，比一般人想像的更相似，終究會交匯一起。”神也是一位說話的神，祂說有就有，也樂意將耶穌基督啟示在我們的心中（參《加拉太書》1:16），因為萬物都是藉著耶穌基督而造的（參《約翰福音》1:3）。因此，宗教與科學不需要彼此排斥，可以互相印證。現代科學在16世紀的興起與基督信仰關係匪淺，當時的力學、化學、電學和數學大師，如牛頓、波義耳、法拉第和巴斯卡，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們的基督信仰成為研究世界規律的動力，他們認為科學研究是履行管理、治理世界的管家職分。因此，我認為基督教的世界觀與文化土壤孕育了現代科技的發展。誠如愛因斯坦的名言：“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遊子大哉問

　　1996年馮秉誠牧師所著的《遊子吟》深深地影響了1960至1980年間出生的華人知識份子。當年的海外留學生在查經班、福音營、佈道會、主日學慕道班，經常提出科學的問題來質疑基督信仰，誠然是大哉問。《遊子吟》是我們當時的《葵花寶典》，不但是“東方不敗”，拿到北美校園，一樣是“西方不敗”（博君一粲）。我深信《遊子吟》會走入歷史成為中文護教學的經典著作。將時間推移到1800年前，三國時代的曹操寫下了膾炙人口的“短歌行”，其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抒發了他對當時的知識份子的禮賢求才之心，希望能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最終的目的是一統天下。以基督信仰永恒的視角來觀看，天父上帝永恒的召喚，“沉吟至今”。上帝以真理的福音來呼召今天的知識份子能尋求祂，認識三一真神，回歸天父上帝的國度。我衷心盼望《萬有之上》能成為華人知識份子的第二本《遊子吟》，繼續影響新世代的“青青子衿”，指出耶穌基督是唯一的至善之路，永生之道，也促使基督徒反思我們信的到底是誰。《萬有之上》是一本立論中肯，內容詳實的中文原創佳作，承蒙“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安平牧師的邀請，甘冒班門弄斧之譏，遂為之序。

柏有成
於2021年11月寫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序二

因信而格物　格物以致信

　　在高校任教的經歷當中，常有學生對我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要‘相信科學’。”就連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以為自然科學能夠帶來“確定的知識”（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學是人類用理性範疇解釋經驗歸納的活動。自然科學在神學、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持有一套科學方法無從證成，亦無可證偽的信念，因而它自身並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據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論體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為信念的對象，更無權號召人們來相信它。

　　譬如，自然科學用理論模型來詮釋、描述自然現實時，預設一切的現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沒有任何現象能夠無中生有。當年物理學家無法解釋“雙縫實驗”（double-slit experiment）所觀測到的現象，這導致一些科學家懷疑，是否並非一切自然現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規律發生的，但這並未令科學界放棄用科學理論解釋一切現象背後的因果規律。當霍金（Stephen Hawking）與彭若斯（Roger Penrose）闡釋大爆炸理論時，霍金非常堅定地宣稱：嚴格說來，宇宙並非從絕對的虛無生成的，而是有某種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點（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夠無中生有，那麼自然現象也能夠無中生有，這樣一來，科學理論就等同於無的放矢了，因為一切的理論模型，都假設了理性可解釋的因果規律。

　　“因果”並非感官經驗的對象。我們並非用感官經驗觀察到因果，因此相信這世間的一切皆有因果。當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們在數不清的經驗事件當中，觀察到許多現象之間的常規對應性（譬如每次從某高處拋擲同樣的物件，該物體都會以同樣的加速度成為自由落體），進而養成的一種思維習慣，認為常規對應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後一定有著某種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事實是，我們在近乎無數的經驗事件當中，發現許多我們無從解釋的現象。我的身體出現症狀，醫生卻無法解釋病因；我的電腦故障，專業維修員也找不出原因……甚至無法論證說宇宙大爆炸並非無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們心靈當中，與生俱來就擁有“因果”的範疇，被我們用以解釋一切的經驗，就算解釋失敗，我們依舊相信，一切現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學還必須接受普遍哲學意義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的概念。這是因為自然科學家相信，一切的流變（flux）與生成（becoming），都必須以某種意義上的“不變者”為終極依據，否則自然現象就能夠毫無來由地發生。譬如，霍金雖自稱無神論者，但其實他在嚴格意義上是泛神論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創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則。這些形而上學、神學的信念，都不是科學證據能夠證明或證偽的。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就在於科學理論可被證偽。但自然科學本身卻必須依賴不可證偽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創造了時間，用時間從無創造了萬有，並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如此。這也是自然科學無從證明或證偽的。

　　這麼說來，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學的數據、資料、理論模型，對於基督徒的信仰來說，有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倘若自然科學以至任何的知識體系，都必須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觀預設之上，並無真實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麼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謂知識體系，都只不過是不具客觀性（objectivity）的“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間只能雞同鴨講？

　　本書兩位作者帶著專業的科學、護教學背景，在“普遍啟示”的視角下，處理科學與信仰的關係。他們重視科學證據、科學的客觀性，但他們也清楚地拒斥了“中立性”的迷思。他們處理科學與信仰的議題時，帶著深厚的神學底蘊，是當前許多著書探討此問題的作者所不具備的。

　　事實上，自然科學的產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觀為前提。科學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學“創造－墮落－救贖”世界觀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歸納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亞當受造時，上帝命他管理園子，並研究各從其類受造的萬物，格物而致知，為萬物命名。亞當墮落後，不再以上帝在經驗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啟示為依據，選擇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奪真理，於是產生了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場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與“劇場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為凸顯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場”是指透過語言符號所進行的意義交換。培根說，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語言當中有許多的符號，並非與生俱來的先天觀念，也不是我們從感官經驗獲得的概念，而是人類在試圖理解世界的時候，自己“腦補”出來的。當我們用看不見、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內的腦補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經驗時，我們就是在重複亞當吃禁果的罪。

　　“劇場”則是指哲學體系或認知體系。培根說，這些體系就像劇場中的劇本一樣，是人寫出來的。自然科學的理論也一樣，都是人想出來的，用以解釋我們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數據及資料。科學理論並非自然現實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對自然現實的解釋。我們可以透過歸納法，讓我們的理論愈來愈貼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們相信科學理論自身就是真理，那麼我們就是在造偶像了。培根堅持，自然科學研究乃是蒙救贖的人在成聖的過程當中所從事的活動。當我們在基督裏重生以後，我們會想要排除我們心智上的偶像，透過《聖經》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顯的榮耀。無獨有偶，科學革命先驅開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說，自然科學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著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動。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應該只讀《聖經》，卻忘記“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聖經》的亮光中看世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19:1）。造物主在所造萬物當中，留下了諸般榮耀的證據。沒有人能夠不帶任何神學預設、中立地審視這些證據：自然科學方法自身就預設了《聖經》世界觀。然而“中立”與“客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法庭宣判控方勝訴或敗訴時，庭方就不再如訴訟之初，在控辯雙方之間暫時保持中立，然而當庭方開始貼近控方抑或辯方的立場時，庭方理當朝著客觀判決的方向前進。

　　當然，人類在審判萬有的主面前，萬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說的是，雖然科學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們應當力求客觀。科學理論的客觀性在於排除主觀理性的偶像，以致我們的理論模型能夠愈來愈貼近自然現實的真理本身，盡管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始終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類比於上帝的絕對客觀角度。我們不可能用科學證據來證明或證偽上帝的存在或祂的造之工，因為上帝與祂的行動不在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內。然而，倘若科學家不接受《聖經》世界觀，那麼不但科學理論便再也無法客觀地詮釋一切的科學數據與資料，而且科學方法自身也會失去其形而上學的基礎。

　　倘若科學成為“信”的對象，它就不是科學，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學必須以《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為信心的對象，並始終以自身為理性批判的對象，科學才能夠被稱為科學，為人類帶來客觀的知識。本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作者一方面為我們釐清“信仰”與“科學”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另一方面又幫助我們看到二者之間不可分離的結合。從神學的角度看來，本書的進路幾乎無可挑剔。

曾劭愷
於2021年10月31日寫於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