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打破沉默之前
史明
過去我很少跟別人講起自己的生活或從事地下工作等種種經歷，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一九四二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決定去中國參加共產黨的革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當時大家一聽到共產黨就感到害怕，我才開始避免跟別人講自己的事情。
等到一九四九年，我佯裝自己是賣茶葉的商人，從北京回來台灣以後──一九四五年是蔣介石軍隊來台灣那年，蔣介石則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來台灣的吧？總之，一九四九年全台灣都是特務──一方面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去過中共解放區；另一方面一九五○年我也被蔣介石政府通緝，所以就更加忌諱這件事了。
不過蔣介石政府一九五○年要抓我，並不是因為我去參加中共，而是我組織了一支台灣獨立武裝隊，藏了一些槍枝在草山後面一個叫做菁礐的地方，後來被特務發現。當時我不得不展開逃亡。我想如果不是我，想要逃亡的話可能也沒有那麼容易。
我利用過去在中共解放區的經驗，成功地從基隆偷渡到日本。那時候從台灣開往日本的船只有運送香蕉的貨船，我就是去搬香蕉，趁機躲在艙底，再將頭上戴著的用來識別工人的紅色帽子託人拿到岸上，順利地一路抵達日本。
我到日本後馬上被日本警察抓起來，他們本來是要把我遣送回台灣，但是後來因為蔣介石政府的外交部用外交手段來函，對日本政府宣稱我是叛亂的第一司令，反而讓我得以留在日本。當時全世界的慣例一向對政治犯等亡命者有特別的保護，以日本方面的立場，認為讓我回去台灣的話，會因為叛亂罪而被判處死刑，所以才採取人道主義，在證明我是政治犯後將我釋放，並給予我居留權。
我過去一向很少敘述自己的生平，另外一項原因，當然也跟以前在中國、日本的地下工作經驗有關係。
我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九三年在日本的期間，主要從事的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地下工作，當時我的口號是「主戰場在（台灣）島內」。後來我看到日本的一些台灣留學生既沒有什麼想法，也沒有那種實際的策略或經驗，所以去擺了一個麵攤子，然後慢慢擴張成一間賣大滷麵和餃子的店，店名取作「新珍味」，來做運動的支援基地。有了基地，我就一邊寫《台灣人四百年史》，同時和台灣島內的同志們，建立起一個祕密網絡。
正因為做的是地下的祕密工作，所以像是日記或手帳之類的東西，即便短期間內有，過一陣子也要將它處理掉，這是我的原則。我從早稻田畢業後要去中國，也是把所有我過去和人來往的信件與照片全部燒掉。一九五二年到日本之後也一樣保持這個習慣。好比說，如果有一個人從台灣來我這裡接受訓練，那麼訓練方面的一些書面資料，就要定期銷毀，不然要是被特務摸進來把裡面的內容抄去、偷走，那麼問題可就大了。總之，保密是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原則。
我不談自己的最後一項原因，是因為從事政治工作久了，常常會形成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好表現」啦！所以，我在海外時就刻意地克服這種英雄主義。默默耕耘，不去談自己做了些什麼，這樣才能維持我們在台灣島內的地下工作。
推薦序
美好的傳承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Donald A. Ritchie, 2003），由於個人書寫自己的回憶錄是「獨白」，他人撰寫的傳記也容易失真，而口述訪談是透過對話說出彼此感興趣、彼此認為重要的事，可以涵蓋個人的生命史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所以是很重要的史料。既然是以訪談、對話的互動方式來完成，於是主訪者的偏好、是否有所準備、是否熱誠認真、是否得到受訪者的信任，都會影響到口述史的品質。
這本史明先生的口述史，可以看作二○○九年年底開始，一群青年學生與老先生交往三年的紀錄或成果，由於我在二○○九、二○一○這兩年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或多或少有所參與、觀察，包括二○一○年一月史明先生養病期間，我有四個下午的時間到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病房對他做錄音訪談（紀錄已收入二○一二年十二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之《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這時候就碰到仰慕他的青年學生以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朋友，大家決定為老先生辦一場「生命經驗分享會」；同年三月十四日在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的分享會，就是由這兩個教授協會以及台大濁水溪社共同主辦，會中同時發表由台教會出版的新書《穿越紅色浪潮：史明的中國革命歷程與台灣獨立之路》。
史明先生在日治時期就從早稻田大學畢業，旋前往中國參加中共陣營抗日，年輕時雖然嚮往共產主義，但逐漸發現中共和蘇聯講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思想大有不同，失望之餘，一九四九年突破封鎖返回台灣，進而推行武裝獨立路線，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場就是這樣從實踐過程中形成。毋庸諱言，史明先生的思維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式的，它不但表現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一九六二年日文版、一九八○年漢文版）一書，甚至到了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他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一場演講，仍是這種特色—這「又」是一場《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的新書發表會，我忝為節目主持人，聽到老先生強調清治時期的台灣並不是滿人欺負漢人，而是漢人（來來去去的官員）欺負漢人（閩粵過來開拓的「赤腳的」），一樣漢人分成兩種階級……從此開始「本地反唐山」、「出頭天、做主人」的四百年史論述；甚至對二戰後國民黨政權之統治台灣，他也是注意土地分配等物質基礎的取角。
讀者可以比較，前述我們做了四次訪問、收入《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的三萬多字的紀錄，與這一本做了三十次訪問、超過二十萬字的紀錄，有何不同。首先當然是詳簡不一，年輕人有高度的熱情與好奇心，與老先生混熟了以後無所不問，難怪老先生說：「我從來不曾接受過像你們這樣長達半年的訪問，看得出你們確實有在思考一些問題。……很多事情過去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直到這次才正式對外公開。」包括早稻田時代的學生「買春」、住蘇州時為何決定去上海結紮、一九四九年回台灣時帶著一個日本女人平賀、資助歐洲和美國台獨運動的過程、以及戒嚴時期台灣島內若干重要政治案件如鄭評、盧修一與史明的關係等等。不過問得太細也有缺點，老先生不一定什麼事都知道，勉強回答的內容要如何取捨？最後就是語言的問題，老先生道地的福佬語，年輕人不一定能精準掌握，例如當說到白色恐怖時代，故鄉的妹妹不贊成他做台獨運動，不與他往來，看到他就像看到「歹物仔」（pháinn-mih-á）一樣，若直接譯為華語的「壞東西」，味道就跑掉了。因為福佬語的「歹物仔」比壞東西還壞，有看到鬼的意味。舉這個例子只是要說明口述史豈易為哉，並不是要貶低本書的價值，事實上本書瑕不掩瑜，這一群青年學生第一次做口述史就有這種成績，真的是令人讚嘆！個人認為成功的原因除了天分資質，就是熱情專注，且得到受訪者的充分信任。
我曾經問這本口述史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藍士博「完成這本書的感想」，他只客氣地說運氣好。因為老天爺讓史明先生長命健康，九十幾歲了還能講精彩的故事；因為老先生願意接納他／她們，無保留地與他／她們交往。我認為背後的共同基礎，是彼此對台灣深深的愛。而我有幸見證這樣美好的一種傳承，除了感到光榮，也要感恩上蒼以諸多因緣促成這一樁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