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白色威权统治时代，一向充满着神秘与恐佈色彩的情治单位，始终是个社会大众碰不得、说不得也看不得的黑箱子。而四十多年来，情治单位侦办的案子，更充斥着各斥各样的「官方说法」，事实的真相往往成谜或无疾而终。解严后，台湾社会已陆续探触不同地域的禁忌，说出官方说法背后的真相，然而，情治单位—这个隐藏着最多机密与梦魇的地域，一直未被拿到阳光底下，也似乎尚残留有太多黑暗时期的包袱。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翻开白色档案，检讨情治单位的作品，作者以一生从事情治工作的经验，说出了许多不欲人知的内幕，并痛下鍼砭，揭露调查局不合时宜的心态与手法，允为解严后最具震撼性的话题书。

写在前头

高明辉 序

　　我在情报单位工作，从总统府资料组的组员，到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退休，凡四十二年，在漫长的岁月，所看到的事或是亲自参与的事，确实很多。尤其是由于过去的一些情治人员，因观念与作风上的落伍，闹了许多笑话，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的案例，使人印象深刻。

　　退休近三年来，不断的有朋友怂恿我写回忆录。一方面，可以借此打发时间，另方面，可以让历史留下一点纪录。我都是淡然一笑。我说：「像我这样出身的小人物，谁来看我的文章？还有，更重要的，情治人员的形象被搞坏了，社会上对我们这样的人，心理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排斥感。」

　　一九六六年，有一位主管机场港口安全检查的高官，携同他的太太，到南部视察业务。回程中，在高雄小港机场的贵宾室候机。正在和送行的友人聊天时，他的随员来向他报告：「飞机快起飞了，请登机。」这位高官冲口而出：「没关系，叫他等一等。」

　　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位更高一级的官员，同他的太太去参加朋友的家庭聚会。餐后，照例是要打麻将到深夜的。他竟然要他的充员兵司机开着公家的轿车，在楼下等他，送他回家。而且经常如此。这两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虽小，但经常会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这与民国初年的军阀作风有什么不同？

　　很多朋友，见了情治人员的面，哈！哈！哈！的大握其手「状似亲热，而内心则是怕！怕！怕！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情况，我有太多的体验，所以我在前面说，情治人员的形象被搞坏了，现在，我们应当受到被人奚落的报应，怨不得人家。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的好友任意诚先生邀找到台北东北区扶轮社去演讲。我自撰的题目是：「谈几则历史小故事，看今天在台湾中国人的尊严」。我谈了两千午前汉武帝阉割司马迁的故事，还谈了一九五六年胡适先生因《自由中国》杂志社祝寿专刊而遭受围剿的事件。还有就是柏杨先生大力水手故事的由来，以及汤兰花与东风百货公司的小故事。同时，我也说了一些今天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我的结论是，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活的最有尊严。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演讲竟然引起了好几位大老板的共呜。他们纷纷向我表示，要邀请我去他们公司，向他们的员工再作报告。而任意诚先生抓住了这个机会，再次要我作口述历史。他说：「从访问到出书，通通由我来安排。」刚好，范立达先生原本就每个礼拜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和我作访问的工作，也已经整理出一些头绪，加上任意诚先生的鼓吹，我这才决定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把这些小故事公开出来。

　　这就是这本小册子产生的由来。

　　我说的每一则小故事，当然不会动听，而且，在时间和细节的记忆上，可能会有一点错误，但是，它绝对是真贫的。无可否认，今天的情治人员是进步了，很少有从前那种张牙舞爪的习性。但是，我仍然希望借着这些小故事的报导，起一些前车之鑑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你曾经是『特务』群中的一员，你难道没有罪恶感？你当年为什么不勇敢的站出来？今天有什么资格放言高论？」可敬爱的先生、小姐们，你们这样说，我是一半接受、一半不接受。我的职业，以及我过去所从事的许多工作，的确具有争议性。然而，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说的话有谁会听？

　　过去，我也和很多人一样，对中共的周恩来在文革时期，手拿《毛语录》，跟在江青的后面，高唿毛主席万岁，深深觉得这个人可耻。但是，当我读完《周恩来评传》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有很大的改变。在大势所趋之下，周恩来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为了保护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也为了顾全中共的未来，他的用心可以用「委屈求全」四个字来形容。周恩来尚且如此，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岂能搬石头去打天？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一些敏感的场合，流露了我的一些本性。

　　民国四十五年，当全国上下，因《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刊，引发围剿胡适先生事件，正火如荼的展开时，我在小组会议上说了几句逆耳之言。我说：「我们这样子把胡适当敌人来大加挞伐，是否适当？不要忘了，胡适也是共匪列名的重要战犯呢！」我又说：「胡适要总统无智、无能、无为，其立意是请求总统借此三无精神来御众智、御众能、御众为，以期发挥群体的力量，并没有什么不敬之意呵！因此，我建议，对胡适的批判，应该适可而止。」

　　我的话一说完，立即引来了麻烦，认为我不识时务，想法有问题。虽然我是孤掌难呜，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我是错误的。

　　我们国民党开小组会或者是委员会，照例是要先读总理遗教，再俯首默哀三分钟。蒋总裁逝世后，加读了一篇总裁遗训。后来，经国先生也逝世了，再加读一篇主席遗训。接着，又要宣读一篇现任主席的训示。我因为是国民党人台北市党部第十六区党部的委员，每个月或隔一个月要参加一次委员会议，经常会遇到这种读训的场面。

　　有一次，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小意见：

• 一、开一次会，光是训词就要念那么多，而且要大家站着听，这种僵化的形式，是否有必要？我认为，念一篇其有代表性的总理遗嘱就够了，其他的训词，是否可以省略不念？
• 二、搞个人崇拜的时代已成过去，应该回到正常。可是，现在又有继续搞下去的征候。例如，我们对李总统的称唿，非得在后面加上「登辉先生」四个字。我们称「李总统」二个字，既亲切又自然，何必化简为繁？我又说，现在有些人，正在宣扬李总统的祖坟是葬在龙穴上，搞这种封建迷信，应不应该？还有，国防部每年赠送的挂历，先是老总统的像，后是经国先生的像，现在又换成李总统的像。为什么不能换成一种生动而又活泼的画面呢？我继续说，过去我们对老总统说的话或发表的文告，统称之为「训词」，现在各位面前摆的一份文告，冠的仍然是「李主席训词」。这一「训」，训得我们和主席的距离愈来愈远，能不能改一改呢？

　　我的建言，是希望党做一些起码的改革，是对事，不对人，是绝对善意的。但是，没有半点回响。连在座的上级指导员居伯钧先生，在最后的讲评中也未置一辞。我觉得失望、落寞，但是，我能说什么呢？

　　四十多年来，我的心理状态，常常是处在矛盾苦闷中。说了很多不愿说的话，做了一些不愿做的事，参加大官们主持的会议，明明知道他在言不由衷，但是我送得面露微笑。

　　我经常想着，陶渊明先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高唱田园将芜胡不归时的洒脱。但是，我没有将芜的田园，我必须要有这「五斗米」才能生活。这种矛盾，不是我一个人才有，很多有知识、有才华的青年调查员，也有共同的苦闷。

　　我退休后，我的女儿为我办好了外国的依亲移民，我在澳洲住了几个月，那儿的生活虽然宁静安详，但混身觉得不自在。没有多久，我就回来了。台湾—这个我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宝岛。我的根在这里啊！

导读—如何阅读《情治档案》

说出真相的官方说法 何承鸿（商业周刊社长）

　　在全世界各地，「官方说法」总有一定程度的戏谑性，它代表着经过修饰的文字，或某种程度的隐瞒及非事实。而在台湾，情治单位由于长期的威权统治，一向是统治者或执政党的工具，不但充满着神祕与恐怖色彩，而他们的运作过程，更是社会大众碰不得、说不得、看不到的黑箱子，而四十多年来，情治单位所侦办的案子，更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方说法」、整个事实的真相，只有等待时空移转，让历史档案来揭开谜底。

　　最近几年，台湾已经逐渐步上真正民主之路，李登辉总统所代表的民主新时代，正容许相关的当事人陆续说出官方说法背后的真相，只可惜在情治系统中—这个隐藏着最多机密的关键单位，一直尚没有人有勇气尝试。

　　 《情治档案》这本书是第一本碰触到情治单位的作品，作者的一生—从情治的最基层，一直升到情治单位的最高层，他用他的一生的经验，说出了情治系统中官方说法外的一些真相。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 一、重大案件始末：作者述说了他曾身历其境的历史上的重大案件，尽可能的描述了不为人知的过程。虽然并未涵盖调查局曾经侦办的所有重大案件，但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足以反映过去四十年台湾的历史轨迹。
• 二、调查局剖视：从一个局内当事人的角度，述说了调查局的运作过程，这一部分主要着眼于情治单位较受争议的作为，诸如黑名单、监听、市建、匪谍查举等等。

  　　作者无意把调查局所有的机密公开在阳光下，而只针对那些可能已不合时宜，极待修正的部分。

• 三、个人经验漫谈—四十二年情治岁月：以个人的角度，解读调查员的心路历程，及调查单位的人情冷暖，人生百态，对一般读者而言，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本书无意贬损台湾的情治机关，因为作者自己也曾一生身处其中；本书亦无意丑化过去的统治阶层，因为这些人都曾是作者尊敬的长官；本书亦无意洩露国家机密，因为作者一直是谨守尺度的「特务」。作者尝试做的事，就是希望让情治单位早日回到民主体制内，不再是统治者的工具，而是维持社会健康、人民权益的守门人；也让不合时宜的办案手法，不再成为老百姓心中永远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