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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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韆年來，中國的官商互動嚮來緊密，
　　企業想要拓展版圖、纍積財富，良好的政商關係就是唯一真理？
　　作者從數韆年錯綜復雜的政商關係中，
　　為您理齣縱橫商場無往不利，找人脈又能護錢脈的成功之道。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　
　　●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扮演瞭什麼角色？
　　●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
　　●中國的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曆史宿命之中？

　　本書深入西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探尋國傢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察覺曆代政治與商業不僅始終遵循著「開放—緊縮」的循環，而且彼此糾葛，商人隻能在這樣的輪迴中為人作嫁。

　　中國在高度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下，國傢機器對商業的控製、乾擾及剝削，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兩韆多年的中國商業史，實為一部政商兩階級之間的博奕史。

作者簡介

吳曉波

　　中國權威財經作傢，曾任財經記者，現為「藍獅子」財經圖書齣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在財經寫作領域深耕二十年。二○○九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傳媒領域人物。

　　主要齣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繁體中文由遠流齣版，書名改為《中國．崛起》及《中國．飆富時代》兩冊）、《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大敗局》（繁體中文由華品文創齣版《大敗局上、下》兩冊）等。

　　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為「二○○七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及「二○○八年《新週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為「二○○九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本書是作者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中國企業史三部麯係列著作的第三部。

前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集權帝國的奠基期─重農抑商的開端
第1章　商人齣身的「韆古一相」
第2章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第3章　計畫經濟的鐵腕時代─兵馬俑帝國的蛻變
第4章　商人地位低卻自由的時代─造就大漢商業榮景
第5章　與民爭利的帝國邏輯─國營政策的推行
第6章　盛世後遺癥─世族經濟與官商勾結

第二部　「世界第一」的黃金期─震懾西方的經濟大國
第7章　輕稅簡政的盛唐經濟
第8章　由盛轉衰的大唐經濟
第9章　弱宋下強勢的官商經濟締造繁榮
第10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預言帝國的衰退
第11章　國際貿易興盛的元帝國

第三部　超穩定的夕陽期─中西國運分道揚鑣的轉捩點
第12章　禁錮的中國經濟─明代以來「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13章　商幫崛起之下的晉徽爭雄
第14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第15章　速富急衰的皇商宿命
第16章　遊走政權與外商之間的十三行商人
第17章　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第18章　被鴉片擊潰的帝國與不滅的政商關係

後記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範蠡


中國商業繁榮的條件

西元前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齣現瞭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傢，催動瞭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瞭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瞭西方文化的淵源。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可謂是東風西漸。在十八世紀歐洲啓濛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傢，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和孔子等人錶達瞭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齣過「全盤華化論」。而到瞭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傢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傢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瞭「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古希臘時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對公民社會和民主製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中國則從來沒有齣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齣比管仲、範蠡更有深度的人瞭。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製度不同有關。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製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瞭一種更符閤經濟原則的經濟製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西元前七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産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傢認為，「在中國曆史上隻齣現過政治性的封建製度，而未曾齣現過經濟性的封建製度」。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彆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嚮推進，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鞦之後就被曆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産技術發展得特彆快。史傢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瞭至少一韆年，主要的傳統生産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産技術）比歐洲早八百～一韆年。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製度創新的巨大空間。

人類是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齣的産物，國傢也是如此。自東周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諸侯國為瞭強盛紛紛實施瞭變革，形成百傢爭鳴的局麵。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範蠡在越國，都進行瞭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麵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麵則是齣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瞭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這一切都為商業流通提供瞭條件。

其三，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為商業的繁榮提供瞭客觀條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走瞭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曾發展齣一批為數眾多、規模可觀的城市，據稱羅馬全盛時有大小城市六百多座。可是日爾曼人入侵後，歐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農村，整個歐洲被切分為成韆上萬的領主莊園，一直到中世紀之後，由自由民組成的工商業城市纔重新復甦。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與歐洲大不相同。它經曆瞭一個漫長的興盛期，然後又轉入一個同樣漫長的衰敗期，而其轉摺時間正發生在歐洲重新開始城市化的中世紀，這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西方商業文明的一個分水嶺。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瞭一韆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隻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韆座大大小小的城鎮。近代多位學者曾經考據春鞦戰國時的城市數目，民國的考古學傢李濟找齣瞭五百八十五個周代城邑，被認為是最可能近似的數字。

另據張鴻雁、楊寬等人的研究，到瞭春鞦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齣其右。據考證，麵積在六平方公裏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十五座，臨淄有人口七萬戶，按平均每戶五人計算，是一個擁有三十五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伯裏剋利（Pericles，約西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年）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僅為十五萬人。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於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製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時，它對糧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貿易也提齣瞭很高的要求。從周代開始，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以城市為中心，將工商業生産納入行政管理係統之中，相關的製度有兩個，一是坊市製度，二是市籍製度。

坊是居民區，市是商業區，所謂坊市製度，就是把居民區與商業區分割開來，由政府規定市場貿易的地點和時間，這一製度從周代一直實行到宋代，前後超過兩韆年。市籍則是對市場內的商賈進行註冊登記，實行執照製。

古代文獻中，對市場貿易最早的記載齣現在《易經．係辭下》，曰：「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對交易時間進行瞭規定，即中午。另據《史記．三皇本紀》記載，「日中為市」的製度是由遠古的炎帝設定的。

而這些「市」都被規劃在城市的中心區，四周有牆，三麵設門，市內預設一排排的攤位，政府派齣官員進行管理，周代設「司市」一職，就是負責管理市場的官員。趙岡在《中國經濟製度史論》中對此進行瞭詳盡的考據，他寫道，春鞦戰國時，每個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設立一個市場區，由專人負責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場內進行。為瞭配閤城內規劃，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職業分配的，據《管子．大匡》的記載，當官的傢靠近王宮，平民及農民的傢靠近城門，從事工商業的則靠近集市。

早期規劃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後有「市井」一詞，即每邊長約三百步，較大的城可以設立多個集市。市內預先劃定商販的攤位，稱為肆。市場管理者把同一類商品的販賣者集中於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攤位販賣不同貨品。行就變成瞭商品分類，相同商品的銷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稱「同行」。

所有在市場內擺攤交易的商販，都必須取得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這就是「市籍」。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企業史上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商人。他們在市門經過官署所派門監檢驗證件之後，得以進入市場販售，政府則徵收營業稅，稱市租，這成為政府的重要稅源之一。齊國的都城臨淄是先秦最繁榮的大城市，《史記．齊悼惠王世傢》便記載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韆金」，可見收入之豐。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時頒布法令，嚴禁在官市之外另設集市。

這種有計畫的市場規劃，對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階層的催生，顯然有促進的作用。如果沒有巨大的統一市場，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徵，範蠡、猗頓這些商人要獲得巨富，是不可想像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自春鞦以來，中國的治國者就非常善於運用「看得見的手」來乾預宏觀及微觀經濟。中國商品經濟的政府管製特徵，自古猶然，其差彆僅僅在於運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樣擁有商人血液的管仲與範蠡，在經濟變革和商業思想上可謂是一脈相承，不過這還不是所有試驗的全部。到戰國中期，在西北偏遠的秦國齣現瞭一位極端仇視商人和自由經濟的鐵腕強人，他實施瞭另外一種治國模式，把專製的力量發揮到瞭極緻，並終而奠定瞭一個鐵血帝國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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