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数千年来，中国的官商互动向来紧密，
企业想要拓展版图、累积财富，良好的政商关系就是唯一真理？
作者从数千年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
为您理出纵横商场无往不利，找人脉又能护钱脉的成功之道。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
●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
●中国的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宿命之中？
本书深入西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察觉历代政治与商业不仅始终遵循着「开放—紧缩」的循环，而且彼此纠葛，商人只能在这样的轮回中为人作嫁。
中国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剥削，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两千多年的中国商业史，实为一部政商两阶级之间的博奕史。
作者简介
吴晓波
中国权威财经作家，曾任财经记者，现为「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在财经写作领域深耕二十年。二○○九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传媒领域人物。
主要出版着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繁体中文由远流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崛起》及《中国．飙富时代》两册）、《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大败局》（繁体中文由华品文创出版《大败局上、下》两册）等。
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二○○七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及「二○○八年《新週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为「二○○九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本书是作者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着作的第三部。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前言：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集权帝国的奠基期─重农抑商的开端
第1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2章 商父的诞生与早慧的中国经济
第3章 计画经济的铁腕时代─兵马俑帝国的蜕变
第4章 商人地位低却自由的时代─造就大汉商业荣景
第5章 与民争利的帝国逻辑─国营政策的推行
第6章 盛世后遗症─世族经济与官商勾结
第二部 「世界第一」的黄金期─震慑西方的经济大国
第7章 轻税简政的盛唐经济
第8章 由盛转衰的大唐经济
第9章 弱宋下强势的官商经济缔造繁荣
第10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预言帝国的衰退
第11章 国际贸易兴盛的元帝国
第三部 超稳定的夕阳期─中西国运分道扬镳的转捩点
第12章 禁锢的中国经济─明代以来「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13章 商帮崛起之下的晋徽争雄
第14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第15章 速富急衰的皇商宿命
第16章 游走政权与外商之间的十三行商人
第17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第18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与不灭的政商关系
后记
图书序言
推荐序
从吴晓波认识中国经济发展
认识吴晓波是个偶然，他到台湾来开新书发表会，我有幸应邀与他见面，终于一解我仰望名家之盼望。
我是透过吴晓波了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透过吴晓波看懂中国企业经营之奥秘。
凭着数十年来观察台湾经济发展及企业经营的经验，刚开始我自觉应该也可以延伸此一经验，透析中国的变动，但是我发觉我的错误，中国的变动经常背离我的预测，尤其中国企业兴起、殒落的过程与速度，常令我瞠目结舌，中国自有一套外人无法理解的逻辑。
一直到吴晓波出版了《大败局》，用他自创的吴氏观点，解读中国企业，我才发觉，原来中国有许多外人无法理解的「潜规则」，也有更多外人无法理解的中国式发展轨道，我成了吴晓波的追逐者，靠着他的着作，我逐渐解开心中的迷雾。
吴晓波的创作历程有迹可循，他从一个企业经营领导者、观察者、解析者，《大败局》分析了无数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企业，在企业的微观中，吴晓波也洞悉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脚步。
于是在《大败局》之后，他写了《激荡三十年》，描述中国从改革开放（一九七八年）到二○○八年的过程，这是一个高潮起伏、波涛壮阔的三十年。接着吴晓波再往上追溯一百年，记述了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及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
吴晓波确立了他从实务面解读中国企业与经济发展的专家角色。
然后吴晓波再追本溯源，探索中国人的商人血液，从历史文献、古籍中，创作了《浩荡两千年》，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奕史。多经典的一句话，离开政治，中国商人无法单独存在，而中国商人就是在政治的阴影、庇荫、纠葛之下，小心谨慎地发展了二千年，但最后都不免烟消云散，《浩荡两千年》有其独特的「吴晓波」氏观点。
我透过吴晓波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现在有机会出版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我也期待台湾的企业界能阅读吴晓波的着作，以免每天在中国大陆，但是却「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吴晓波可以让我们拨云见日。
城邦媒体集团首席执行长 何飞鹏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起于司母戊大方鼎的遥想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恆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三千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八百三十三公斤，高一百三十三釐米，长一百一十釐米，宽七十九釐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品质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首先，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钖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八四．七七％，钖为一一．六四％，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再次，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一千二百℃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锅是熔铜量为十二．七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八十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溶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锅配备三至四个人，则共需二百五十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锅占地起码二十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二千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三百至四百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品质。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 。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三千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
二、高水准停滞的中国工商文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一百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十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准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十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六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准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一九三○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资料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三百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八百三十三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四公斤，这与一九四九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二○％以上，而到一八二○年的晚清，竟只有六．九％。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五百三十六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一九三二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的，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三、集权与抑商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海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海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林布隆（C．E．Lindblom）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一九五五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字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字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字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西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着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勐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四、中国企业史如同政商博弈史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法国年鑑学派的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是这一规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性产业、交易所和交易会。在他看来，纵观各国历史，「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属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可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如钱穆所观察到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受统一市场之赐，中国民间的商品交易极度活跃，初级市场如毛细血管般发达，而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非常清晰，从流传至今的各代契约档可见，双方对买卖的权益合法性、准确性及责任认定，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然而，影响工商业进步的最大困扰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下来过，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常常以「均贫富」的面目出现，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实施之目的和结果，则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固。这一景象从中央集权制度初步生成的汉武帝时期就初露端倪，唐宋两代并不乏见，而进入明清之后，皇权专制更为强悍。
就中国的个体商人而言，他们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商业利润的欲望，也不缺乏如马克斯．韦伯所称道的新教伦理式的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相比，中国的工商阶层在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上毫不逊色，甚至称得上是杰出的一族。但是，一旦涉及市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时，中国商品经济难以获得最终发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强烈地突显了出来。财产在法律上的「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从来只存在于民众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与「子民」之间，统治者对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勐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覆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无一例外地发生在「顶层」。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二○○一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中国入选的有六个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除了广东商人伍秉鉴，其余都是政治人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自宋之后，特许授权、承包经营日渐盛行，进入明清之后愈演愈烈，当时出现的几大着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柢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他们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西元前二世纪，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到了唐代，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五个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及囤积货币。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靡之风更远胜过前朝，商人在致富之后，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砖、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历两千年以降，中国商人尽管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託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因而，财富的可持续积累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于拥有者之手。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远不如政商关系的保持能力重要。
这四个经典困境构成了中国企业史的基本特征。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叙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布劳岱尔在《文明史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中就很简洁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二十世纪四○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託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之的控制，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盪，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常常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三十年可出现盛世，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历代中国统治，无论曾有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外衣」，最终，都会露出中央集权的「内核」。这一点，在经济领域，反映得尤为突出。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五、从历史探寻工商发展的真面貌
活在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疏隔感。思想的流浪从我们投胎于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它或许真的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迭，已经将「轮回」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们被一再重复，直到变成化石和泛黄史书上的一行行文字，就这样回圈往替，接下来的是冗长的疲惫和冷漠。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每一个朝代都随着一个皇姓家族的死亡而画上句点，可是，这个国家的进步却缺乏这种自然的结局。
文明与文明的比较，可触知的是文物，可阅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制度。
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两部书中，我一再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的关系，在这部《浩荡两千年》中，我仍然沉浸在这一主题之中。我想，我确乎找到了一些前人未必明见的事实。
本书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当我从众多的正史、野史和地方志记中将之一一挖掘出来的时候，其数量之众多，面目之变形，命运之诡异，每每让我充满讶异，更多的时候是有点儿沮丧。
在沉浸于创作的那些昼昼夜夜，我的脑海中每每出现一个又一个身影模煳的工商业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当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就躲在最后的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把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当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图书试读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
中国商业繁荣的条件
西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在东方的中国，相继出现了老庄、孔孟、杨墨等诸子百家，催动了东方哲学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则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众多哲人，开拓了西方文化的渊源。
关于这两座人类思想巅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东风西渐。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大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对老子和孔子等人表达了高度的敬仰，伏尔泰甚至提出过「全盘华化论」。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识增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认为，老子哲学反映了「精神的儿童时代」，而同时期的古希腊时代则是「精神的成年时代」。如果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欧洲在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易的兴趣不高，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所以宏观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而中国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原则的经济制度，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西元前七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以至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特别强调社会分工，採取各种措施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自春秋之后就被历朝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得特别快。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比欧洲早八百～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人类是在物种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物，国家也是如此。自东周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坐大，各诸侯国为了强盛纷纷实施了变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此外，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会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诞生，达成又一轮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日渐形成了贸易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加快道路建设，尝试统一计量标准、关税比率等，这一切都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条件。
其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走了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曾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规模可观的城市，据称罗马全盛时有大小城市六百多座。可是日尔曼人入侵后，欧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农村，整个欧洲被切分为成千上万的领主庄园，一直到中世纪之后，由自由民组成的工商业城市才重新复甦。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欧洲大不相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盛期，然后又转入一个同样漫长的衰败期，而其转折时间正发生在欧洲重新开始城市化的中世纪，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西方商业文明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近代多位学者曾经考据春秋战国时的城市数目，民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找出了五百八十五个周代城邑，被认为是最可能近似的数字。
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十五座，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是一个拥有三十五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Pericles，约西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仅为十五万人。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所谓坊市制度，就是把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割开来，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註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进行了规定，即中午。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相同商品的销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府则征收营业税，称市租，这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先秦最繁荣的大城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便记载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可见收入之丰。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时颁布法令，严禁在官市之外另设集市。
这种有计画的市场规划，对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催生，显然有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巨大的统一市场，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征，范蠡、猗顿这些商人要获得巨富，是不可想像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春秋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商品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样拥有商人血液的管仲与范蠡，在经济变革和商业思想上可谓是一脉相承，不过这还不是所有试验的全部。到战国中期，在西北偏远的秦国出现了一位极端仇视商人和自由经济的铁腕强人，他实施了另外一种治国模式，把专制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终而奠定了一个铁血帝国的基石。
用户评价
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思维的洗礼。我以前阅读历史，总觉得是人物的故事，是事件的叠加，但《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却让我看到了隐藏在这些故事和事件背后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经济逻辑与权力运作的精密结合。作者以一种极其宏观的视角，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浓缩成了一部关于政商关系的史诗。我深为作者对不同历史时期政商关系演变的洞察力所折服。书中对不同朝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商业发展，以及商业的兴衰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格局，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分析。比如，书中对某个时期，当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大肆掠夺商业财富，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引发农民起义的描写，让我对历史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反之，当统治者能够善于利用商业的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赢得民心，巩固统治时，又能带来怎样的繁荣景象，书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深刻剖析，让我对历史的理解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能够触及到其深层的驱动力。而且，作者的叙述方式也非常引人入胜，既有严谨的学术分析，又充满了故事性，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常常会因为某个观点的精辟而拍案叫绝。
评分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其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及权力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这本书，恰恰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绝佳的视角。作者以一种非常精妙的手法，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串联成了一条关于政商关系的脉络。我最欣赏的是，书中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它不是简单地将权力与商业对立起来，也不是简单地描绘其合谋，而是展现了两者之间错综复杂、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比如，书中对某个时期，当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经济资源时，商人的生存空间是如何被压缩的，以及在这种压抑下，会催生出怎样的地下经济。反之，当政治权力相对宽松，鼓励商业发展时，又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活力和经济繁荣，书中都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这种对历史深层逻辑的挖掘，让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不再是浮于表面的故事，而是能够看到其内在的驱动力。而且，作者的叙述方式也非常有感染力，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故事的精彩，读起来非常享受。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历史认知。我以前阅读历史，总是关注人物的功过，事件的起因，但《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却让我看到了，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是经济逻辑与权力运作的无声较量。作者以一种极其宏观的视角，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梳理成了一部关于政商关系的史诗。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对不同历史时期政商关系演变的洞察力。书中对不同朝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商业发展，以及商业的兴衰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格局，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分析。比如，书中对某个时期，当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大肆掠夺商业财富，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引发农民起义的描写，让我对历史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反之，当统治者能够善于利用商业的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赢得民心，巩固统治时，又能带来怎样的繁荣景象，书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深刻剖析，让我对历史的理解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能够触及到其深层的驱动力。而且，作者的叙述方式也非常引人入胜，既有严谨的学术分析，又充满了故事性，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常常会因为某个观点的精辟而拍案叫绝。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我一直认为，历史是由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书写的，但《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却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经济的逻辑，以及在经济逻辑背后，权力与利益的角力。作者以一种近乎“解剖式”的精准，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商关系脉络梳理得一清二楚。我以前总觉得，历史的演变是随机的，或者说是某些伟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但这本书告诉我，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驱动力和政治博弈。比如，书中对某个朝代的经济政策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让我看到了经济规律在历史进程中的强大力量。同时，作者也揭示了政治权力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甚至操控政治权力。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我尤其喜欢作者在分析具体案例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严谨的态度。他不会轻易下结论，而是会引用大量的史料，进行多角度的论证，最终得出一个既有说服力又发人深省的结论。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上帝视角”，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只是在学习表面的故事，而无法触及到其核心的驱动力。《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这本书，恰恰弥补了我的这一遗憾。它不像其他历史书籍那样，只是枯燥地罗列年代和事件，而是以一种非常独特且深刻的视角，展现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塑造。我尤其喜欢作者在描写某个历史时期时，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细致描绘，以及这种经济状况是如何影响了政治决策的。比如，书中对某个朝代鼓励商业发展，从而带来的经济繁荣，以及这种繁荣如何巩固了统治，进行了非常生动的阐述。反过来，当政治权力过度膨胀，开始压制商业活力时，又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书中也有非常深刻的揭示。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分析，让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深刻。而且，作者的语言风格也非常吸引人，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魅力，读起来就像是在听一位智者在讲述他的人生阅历，充满了智慧和洞见。每一次翻开这本书，都能发现新的惊喜，都能获得新的启发。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远不止是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更是一种对当下社会运行逻辑的深刻洞察。我以前总觉得，政商关系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概念，但《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却让我看到了，这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者以一种极其宏大的视角，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浓缩成了一部关于权力与财富相互作用的史诗。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政商关系描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深入揭示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演变和特点。比如，在某些时期，皇权如日中天，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经济命脉，商人的地位十分卑微。而在另一些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力量逐渐壮大，甚至能够对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家族。书中对于这些转折点的描绘，让我深感震撼。作者的分析非常细腻，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入探讨了背后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是如何共同塑造了这种政商关系的。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某个事件时，会从多个角度切入，比如，政治家的考量是什么？商人的诉求是什么？普通民众的感受如何？这种全方位的审视，让整个历史画面更加立体、真实。
评分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实在太有吸引力了，简直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者，娓娓道来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却又在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智慧。我一开始是被书名吸引，觉得“政商关系”这个话题听起来很严肃，可能有点枯燥。但读了之后，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作者以一种非常生动、形象的方式，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展现在我面前，而政商关系就像是贯穿其中的一条清晰的主线，让所有原本可能显得零散的历史片段，都变得有血有肉，有逻辑可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于那些关键性历史事件的处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事件背后，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或阻碍历史进程的。例如，在某个朝代，当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大肆干预市场，压制商业发展时，其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衰退，甚至引发动荡。反之，当统治者能够认识到商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繁荣的重要性，并给予适当的支持和保护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精妙解读，让我对历史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作者在语言运用上也非常讲究，既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常常会因为某个观点的精辟而拍案叫绝。
评分说实话，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总觉得“政商关系”这个主题，可能过于宏大，也过于复杂，很难在一本书里讲透。但《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完全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作者以一种极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浓缩成了一部关于权力与财富相互作用的史诗。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政商关系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揭示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演变和特点。比如，在某些时期，皇权如同巨无霸，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经济资源，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在另一些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力量逐渐壮大，甚至能够对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豪门。书中对于这些转折点的描绘，让我深感震撼。作者的分析非常细腻，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入探讨了背后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是如何共同塑造了这种政商关系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某个事件时，会从多个角度切入，比如，政治家的考量是什么？商人的诉求是什么？普通民众的感受如何？这种全方位的审视，让整个历史画面更加立体、真实。读完这本书，我感觉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是形成了一个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认知框架。
评分读完《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旅行。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没有把中国历史简单地看作是一部帝王将相的传记，而是挖掘出了隐藏在历史洪流中，那条看不见却又无比重要的“政商关系”主线。作者以一种非常宏大的叙事，将两千多年的历史娓娓道来，却又在每一个转折点，都精确地指出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交织与博弈。我尤其被书中对不同朝代政商关系的具体案例所吸引。比如，书中对某个时期，当政治权力过于强势，开始压制商业发展，最终导致社会经济衰退，甚至引发动荡的描写，让我深刻理解了“过犹不及”的道理。反之，当统治者能够懂得利用商业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从而巩固统治时，又能带来怎样的景象，书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深入剖析，让我对历史的理解不再是零散的碎片，而是形成了一个更加系统、更加完整的认知框架。而且，作者的语言风格也非常有特点，既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常常会因为某个观点的精辟而拍案叫绝。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震撼，远超我最初的预期。我原本以为，这不过是一本关于历史事件的梳理，或者是对某些政治人物的简单解读。然而，当我深入阅读后，我才发现，《浩荡两千年：一本书读透中国政商关系》所展现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一部洞察人性、揭示权力运作机制的百科全书。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以一种极其精妙的方式，将零散的事件串联起来，勾勒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错综复杂、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我尤其被其中对不同朝代政商关系的具体描绘所吸引。比如，在某个时期，皇权如何利用商业活动来巩固统治，又如何通过对商业的垄断来搜刮财富；而在另一个时期，商人群体又是如何巧妙地周旋于政治权力之间，利用手中的经济力量来影响甚至左右决策。这种双向互动，既有合谋，也有博弈，既有共生，也有对立，其复杂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书中对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仅仅是叙述“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带来了什么影响”。这种追根溯源式的写作手法，让我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能够触及到其深层的驱动力和长远的影响。而且，作者在处理这些敏感话题时，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客观立场，既不回避矛盾，也不夸大其词，而是以一种冷静而审慎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面貌。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与历史对话，与古人的智慧碰撞，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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