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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千年来，中国的官商互动向来紧密，
　　企业想要拓展版图、累积财富，良好的政商关系就是唯一真理？
　　作者从数千年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
　　为您理出纵横商场无往不利，找人脉又能护钱脉的成功之道。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　
　　●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
　　●中国的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宿命之中？

　　本书深入西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察觉历代政治与商业不仅始终遵循着「开放—紧缩」的循环，而且彼此纠葛，商人只能在这样的轮回中为人作嫁。

　　中国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剥削，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两千多年的中国商业史，实为一部政商两阶级之间的博奕史。

作者简介

吴晓波

　　中国权威财经作家，曾任财经记者，现为「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在财经写作领域深耕二十年。二○○九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传媒领域人物。

　　主要出版着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繁体中文由远流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崛起》及《中国．飙富时代》两册）、《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大败局》（繁体中文由华品文创出版《大败局上、下》两册）等。

　　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二○○七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及「二○○八年《新週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为「二○○九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本书是作者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着作的第三部。

前言：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集权帝国的奠基期─重农抑商的开端
第1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2章　商父的诞生与早慧的中国经济
第3章　计画经济的铁腕时代─兵马俑帝国的蜕变
第4章　商人地位低却自由的时代─造就大汉商业荣景
第5章　与民争利的帝国逻辑─国营政策的推行
第6章　盛世后遗症─世族经济与官商勾结

第二部　「世界第一」的黄金期─震慑西方的经济大国
第7章　轻税简政的盛唐经济
第8章　由盛转衰的大唐经济
第9章　弱宋下强势的官商经济缔造繁荣
第10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预言帝国的衰退
第11章　国际贸易兴盛的元帝国

第三部　超稳定的夕阳期─中西国运分道扬镳的转捩点
第12章　禁锢的中国经济─明代以来「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13章　商帮崛起之下的晋徽争雄
第14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第15章　速富急衰的皇商宿命
第16章　游走政权与外商之间的十三行商人
第17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第18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与不灭的政商关系

后记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与早慧的中国经济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


中国商业繁荣的条件

西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在东方的中国，相继出现了老庄、孔孟、杨墨等诸子百家，催动了东方哲学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则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众多哲人，开拓了西方文化的渊源。

关于这两座人类思想巅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东风西渐。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大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对老子和孔子等人表达了高度的敬仰，伏尔泰甚至提出过「全盘华化论」。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识增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认为，老子哲学反映了「精神的儿童时代」，而同时期的古希腊时代则是「精神的成年时代」。如果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欧洲在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易的兴趣不高，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所以宏观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而中国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原则的经济制度，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西元前七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以至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特别强调社会分工，採取各种措施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自春秋之后就被历朝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得特别快。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比欧洲早八百～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人类是在物种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物，国家也是如此。自东周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坐大，各诸侯国为了强盛纷纷实施了变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此外，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会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诞生，达成又一轮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日渐形成了贸易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加快道路建设，尝试统一计量标准、关税比率等，这一切都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条件。

其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走了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曾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规模可观的城市，据称罗马全盛时有大小城市六百多座。可是日尔曼人入侵后，欧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农村，整个欧洲被切分为成千上万的领主庄园，一直到中世纪之后，由自由民组成的工商业城市才重新复甦。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欧洲大不相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盛期，然后又转入一个同样漫长的衰败期，而其转折时间正发生在欧洲重新开始城市化的中世纪，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西方商业文明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近代多位学者曾经考据春秋战国时的城市数目，民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找出了五百八十五个周代城邑，被认为是最可能近似的数字。

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十五座，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是一个拥有三十五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Pericles，约西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仅为十五万人。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所谓坊市制度，就是把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割开来，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註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进行了规定，即中午。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相同商品的销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府则征收营业税，称市租，这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先秦最繁荣的大城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便记载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可见收入之丰。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时颁布法令，严禁在官市之外另设集市。

这种有计画的市场规划，对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催生，显然有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巨大的统一市场，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征，范蠡、猗顿这些商人要获得巨富，是不可想像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春秋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商品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样拥有商人血液的管仲与范蠡，在经济变革和商业思想上可谓是一脉相承，不过这还不是所有试验的全部。到战国中期，在西北偏远的秦国出现了一位极端仇视商人和自由经济的铁腕强人，他实施了另外一种治国模式，把专制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终而奠定了一个铁血帝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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