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盛楼记」追念先姊琴薰(节录) 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十高龄的父亲由大哥泰来、大嫂晏章沅陪同,从台北飞抵旧金山。沈宁、沈熙带着妻儿先一日来我家,等候一齐去机场迎接。在机场见到外公和大舅、舅妈推着行李车从海关门出来时,宁、熙两人不自觉地跪在老人家跟前,涕泪满面。目睹这个感人场面的中外接机人士自然地向两旁后退,让出一条通道容我们通过。
回到家中,风尘仆仆的父亲看着年过四十,脸上已有不少皱纹的外孙宁宁,不禁想起一九四八年离开上海时,他尚不足两岁之情景;而从未见面的外孙沈熙,得在此相见,一时悲喜交集,不能自已。外祖父怕勾起太多往事,连忙拿出在台北准备的小礼物分给各孙及重孙们作为见面礼,他一面分礼物一面说:「今天不谈往事,今天不谈往事。」沈燕当晚从亚利桑那州赶来拜见外祖父,外公称赞她的一口标准北京话说:「妳可以回台北当新闻广播员。」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天锦楼」为父亲及大哥大嫂洗尘,湾区亲朋好友四十余人赴宴,包括南开、台大老同学,工作伙伴,以及云林禅寺的同修等。沈家三兄妹特别预先用毛笔写了一副红色的条幅送给外公,字曰:
春秋卅余载 离合一亲情
啼儿高七尺 天涯叩九旬
开怀掺泪酒 掷觞话古今
绕膝盈几日 欣慰满生平
三天后,姊夫沈苏儒自北京赶来相聚,翁婿上海一别,不觉已近四十年,如今海隅再见,人事已非,恍若隔世。苏儒带来一幅伯父在武汉亲笔写的百寿屏,为父亲九十岁寿。父亲在我们家小住数日后,即由沈熙护送至华府探视六弟龙生、国云一家,数日后,再往印第安那州看望孙儿女德兴、若昭,然后飞往亚利桑那州探视四弟晋生、家麟一家,和长孙女若蕙及孙婿方和同。八月十七日返回旧金山,二十一日由大哥、大嫂亲陪飞回台北,结束为时二十八天的北美之旅。五弟范生那时正在千里达忙着探测油田,未及赶回团聚,但五弟妹戚瑞华及二子德智、德仁,均来拜见祖父。
父亲走后,内子德顺整理房间,在书桌上发现一叠稿纸,原来是父亲这二十几天信笔写下的杂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半,泰来夫妇扶持我搭华航班机自桃园机场起飞,越太平洋,计飞行十一小时,降落旧金山机场,当地时间是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半。我在飞机上早餐,下飞机,家属及亲友相接,到达恆生家,七时晚餐,方才觉察这一天,省了半日光阴,又省了一顿午餐。
沈宁、沈熙,先来此候见。至晚餐顷,沈燕从杜桑赶到。沈燕自大陆出来,已七年矣。
今日在此得见,悲喜交集,言与泪随。直待二十五日下午,我为此三个外孙谈话两小时。
沈宁、熙、燕三人是我们已故去的亲姊姊琴薰的三个儿女,我是她的三弟。父亲回台后即来一信说:「我到美国走了七处,看望家里七房,四代聚谈,自是海外陶家的盛事,九十寿庆的大举。」
二
琴薰姊、泰来哥和我三姊弟,曾经患难与共,出生入死。我们之间有着坚如金石的手足之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展开全面抗日战争。父亲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同时在北平多间大学兼任教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父亲随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出走河内,后往香港居住,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转赴上海。十一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谈判达两个月之久,终于洞悉日本妄图诱降及灭亡中国的阴谋与野心,因对中日和平运动彻底失望,而决定脱离。十二月十三日,母亲断然採取逆向行动,亲携我们姊弟五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护父亲离开上海;此时重庆方面也正透过杜月笙先生设法营救。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父亲与高宗武潜离上海前往香港;十三日,母亲带了晋生、范生两弟离沪赴港。
自此琴薰姊、泰来哥和我三人在上海之行动即受汪组织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监视。二十一日,杜氏门人万墨林亲自策划掩护我姊弟三人安全登船离沪。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秘密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在当年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新闻。
琴薰姊回香港后进入培道女中,一九四一年念高二时,以同等学力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一九四二年转学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五年夏毕业,进重庆中国农民银行,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服务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次年(一九四六)与中大同班同学、上海美国新闻处英文编译沈苏儒结婚。一九四七年夏,苏儒进上海两大报纸之一的《新闻报》为记者,旋即被派往南京採访政治新闻。姊姊随姊夫来南京在我们家居住一段时期,不久即搬入报社的宿舍。同年九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取名沈宁。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大陆东北战事国军失利,长春、沈阳相继陷落,国共双方集结数十万大军在徐蚌(淮海)地区决战,国军溃败。前线战况急转直下,首都人心动摇,下关火车站上一时箱笼堆积,妇孺拥挤。十二月十七日,母亲带我们姊弟七人挤上火车去上海,父亲仍留南京。
几天后,我们在外滩搭上开往香港的怡和公司四川轮,一家人露天睡在货舱盖上,航行时海上风浪迎头打上甲板,铺盖尽湿,老小蒙头瑟缩,无处躲避。台湾海崃风浪极大,轮船摇摆颠簸,个个晕船呕吐,狼狈不堪。
到香港后,父亲友人余启恩安排我们暂住他新界上水家中。三个星期后,母亲和琴薰姊在九龙大南街「一定好」茶楼三楼租到一间空屋,找木工做三个简陋的隔间,一家人挤住其中,共用两盏电灯、一间厕所,过着前途茫茫的日子。姊姊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宁宁,每天做饭做家事,泰来哥和我报名「华南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弟弟们无所事事,大家心情十分烦躁。农历年底,母亲带六弟龙生去上海随父亲同往溪口晋见已下野的蒋公。开年(一九四九)三月底,苏儒姊夫从上海来香港,几天后他们搬去姊姊的西南联大同学许湘苹家中居住。姊姊决心不再留在香港,向姊夫表示「你留我留,你走我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这时大陆的局势是:蒋中正总统已于一月二十日发表引退文告,李宗仁副总统就任代总统行使职权,随即发表声明表示谋和决心。四月一日,国府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人抵达北平与中共谈判。一时社会上弥漫着内战将停,和平在望的新期望。姊姊和姊夫与一般知识分子没有两样,他们对国民党失望,对和平抱幻想,复寄望于共产党所描绘的新社会新气象。而香港这边难民日增,人浮于事,就业定居均有困难,又对台湾的前途不确定。四月八日,姊夫、姊姊带着宁宁离开香港回去上海。从此手足天各一方,再也不能相见。
三
琴薰姊回上海后先在上海职工学校任教职,后随姊夫调北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任编译工作,她认真工作,然而由于家庭背景关系,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永远受到排挤和歧视。
一九五七年,因直言贾祸(发了一句「现在懂了祥林嫂,捐了门槛还是不得超生」的牢骚),被诬为「右派份子」,幸经部门主管力保,未遭下放劳动。其后又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家老小七口,每日数米而食。姊姊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繁重的工作负担下,侍奉婆母、相夫教子,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始终无怨无悔,永不气馁,从不绝望。
一九六六年又逢「文革」浩劫,琴薰姊因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被批斗折磨未获及时治疗而逐渐恶化,终至双腿弯曲不能站立,批斗者犹指她故意装病,即使呈上医院证明,也无济于事。
她成了革命对象,强迫下乡劳动之外还要去干校学习改造,她的病因而越来越严重,四肢骨节肿大变形,根本无法行动,一九七二年被迫提前退休。一九七六年春天,范生五弟从美国寄去特效药片,姊姊服用有效,可恨此后再寄往北京的药品,即被海关查扣退回,姊姊给范生去信说:
「这瓶药辗转万里,却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遗憾之极」。苏儒姊夫服务于外文出版社、中国建设等单位,文革期间亦曾多次被诬陷、揪斗,而遭关、押、下放。此时宁、熙、燕均先后分赴内蒙古、陕北及昌平县农村「插队」。在这段期间,姊姊以残疾之身,孤单独处,以罕见的坚强意志和伟大爱心,支持姊夫和子女在逆境中求生存,而她思念父母及诸弟之情,仍无时或已。
一九七八年四月,琴薰姊病情转重,八月十四日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五十八岁。此时文革已结束,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正陆续为所有「右派」平反昭雪。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政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旋移灵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琴薰姊去世的消息经香港传到台北,大哥设法瞒住父亲,可是他与新闻界讯息畅通,很快就知道了。父亲表面坚强,内心悽苦,尤其可怜外孙女燕儿年幼失母,写了一首「哭琴儿,念燕儿」的诗: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注:琴薰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
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四
宁、熙、燕三名外甥,得到舅舅和长辈们的协助,先后来到美国。燕甥先来。她从小上学就得承受老师同学对外公及妈妈的批判,唯有沉默以对。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北京三十九中初中,校方决定分发学生进北京工厂。此时正值文革动乱,对于小燕的前途,学校认为「党会落实政策,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应该没问题。不幸希望落空了,学生一个个跟着工厂来的人走了,只有她没有任何工厂愿意接受,学校和党支部也不管她了,小燕心理受创极重。
一九七九年我在印尼工作时,曾託在德国悌森公司服务的好友伍绵蒲博士,趁出差上海北京之便,探访姊夫。姊夫很想送年已二十几的女儿出国换个环境,如果可能的话,让她继续读一点书将来好养活自己。热心的绵蒲兄经过多次奔波,办成了小燕的出国手续和美国探亲签证,我託绵蒲带钱至北京为小燕买机票,又与住在加州莫洛湾的五弟范生联络,託他接机及就近照顾。
一九八○年七月六日,小燕飞抵洛杉矶,在范生家暂住两星期后,由四弟晋生接去亚利桑那州杜桑家中居住。晋生安排她进亚利桑那大学英语班补习英文,设法转换学生签证,英文班结业后又为她申请大学入学许可。半年后,小燕进入大一系统及工业工程系,学杂费用除了初期一部分由外公及晋生舅接济之外,其余均靠打工自立。四年之后得到科学学士学位,凭她出色的毕业论文拿到奖学金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主修人工智能。学成后进入电脑界发展。小燕终于脱离恶劣环境,以三十之龄在新大陆学成就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宁甥其次。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他从北京飞抵洛杉矶,远在亚利桑那杜桑市的沈燕,特地来机场迎接(此时我正在加大洛杉矶分校念管理研究院)。当年姊姊带他去香港又回大陆时,沈宁还不到两岁,成长及求学期间受尽歧视,文革时期亲历全家被多次抄砸。一九六九年中学毕业后插队陕北,在剧团当小提琴手,因「成分」不好,备受排挤。一九七七年考北大成绩及格,但因其父政治审查问题,北大不敢录取,改考西北大学。在学时申请到爱荷华大学的奖学金,毕业后又格于政府规定无法成行,乃进陕西电视台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夏天才办成出国护照拿到签证。
我为兄妹二人在附近旅馆租了一间房间晚上休息,白天来我们的公寓相聚,宁宁含泪讲述妈妈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悲惨遭遇,我和德顺听了万分心酸。第二天,我带沈宁逛百货公司,买些美国学生喜欢穿的衣物鞋袜,从头到脚彻底「换装」,三十多岁的外甥,一下子变成帅哥。第三天,两兄妹自行去迪士尼乐园玩,回来时搭错巴士迷了路,差点找不到家门。第四天,我驾车带二人游览环球摄影场,及好莱坞明星住宅区的漂亮房屋。第五天,兄妹两人飞杜桑晋生、家麟家中盘桓数日,沈宁即迳往爱荷华大学报到入学读东亚系,两年后得硕士学位,进教育界工作。
熙甥最后。一九八四年一月,沈熙来美。他因从小目睹大陆每一次政治运动,父母都被卷入,惨受无情冲击,于十八岁那年眼见他们又不能避免成为文革批斗的对象,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前往内蒙「插队」。在内蒙一待十年,于一九七六年回到北京,自己觉得「像是剥了一层皮」。一九八一年,他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到美国后进入亚利桑那大学攻读经济学。据他说,由于大陆的经济学以马列主义为本,与西方自由经济学说大相迳庭,上课之初颇为难以调整所苦。一九八五年得亚大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纽约州立大学继续攻读经济与财务,一九八七年得博士学位,在财务专业领域发展。
舅舅们见到先姊遗下的三名子女如此上进,都能在新大陆自立生存,感到无比的安慰。
陶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