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並不善飲。回想起來,少年時隨先父恒祥公、母親曹孺人在鄉間耕讀,有時見到父親在耕作後,喝上一、兩杯土燒酒,不免眼饞,也去啜上一口,但得到的結果卻是辣得舌頭發麻,嗆出了眼淚。直到三十年前,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海上呆了一段時間,身邊的幾位朋友,天天晚上都喝些酒,並不斷「培養」我,我對酒才漸漸略存好感。晚明時的名流袁中郎在《觴政》中說:「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鑪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袁中郎先生全集》卷19)作為平頭百姓且頗不敏者如我,雖亦「無酒腸」,但決沒有中郎的雅興。以遷居北方生活的近十年而論,最值得我懷念的朋友,是已於1984年不幸病故的楊廷福教授。在廷福學長客居中華書局期間,我們不時小聚,隨便喝點酒,劇談終夕。回首往事,廷福兄的音容笑貌,仍如在目前,但他的英魂,卻不知去向何方了!這裡,我願廷福兄魂兮歸來,能夠看一看他生前的酒友我寫的這本小書:《明朝酒文化》。我想,他地下有知,一定會為之莞爾的。
不過,我深知,這本研究明朝酒文化的書,比起廷福兄研究隋唐文化的著作,在水平上,是要差一大截的。他數十年如一日,潛心於隋唐佛學、法律的研究,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後,白天勞動,晚上仍苦讀、筆耕不息。而我對明朝酒文化的研究,不過是近兩年的事。這幾年,中國大陸掀起一股文化熱、文化史熱。雖然取得了若干成績,但有的人,始終停留在空談方法論的階段,滿口經過「二道販子」倒賣後拾來的洋人牙慧,及自己杜撰的概念,簡直近似談玄。我認為,這樣的「研究」,除了產生幾個《紅樓夢》中「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式的文人外,對於研究、弘揚我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並無用處。說千道萬不如幹。不掌握史料,談何文化史?從去年深秋開始,我把自己關於明朝酒文化的讀書心得,陸續寫出來,就成了這本書。對於一些有爭議的學術問題,如燒酒的來源問題,我認為一時還說不清楚,乾脆未談;有些問題,如明朝的酒與中外文化交流,自己研究的不夠,只好暫付闕如;有的問題,如酒的具體製作過程,屬於化學史範圍,自己既不懂,也就更無必要去搶自然科學史學者的飯碗了。
縱觀明代,作為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對於酒的總政策,究竟是甚麼呢?從根本上說,是放任自流。這一點,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卷28「酒禁」條,即已指出:「至今代則既不榷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為日用之需,比于饔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這樣的政策,對於明朝酒的生產與消費,對於政風,帶來很大的影響。除了本書的有關,已經敘述外,筆者在今年初寫的〈明朝官場吃喝風考略〉(刊於《光明日報》1月4日「史學」版),也有所論述,讀者有興趣者,不妨參看。
語謂:滴水觀滄海。其實,滴酒也可觀世界。這本小書,正是從酒的角度,觀察、剖析明朝文化的橫斷面。至於觀察是否全面,剖析是否允當,這就有待於海內外同行、廣大讀者評判、指教了。
友人馮其庸教授,是亡友廷福兄的莫逆之交。像當年廷福對我總是有求必應一樣,我打個電話,其庸就把拙著的題簽寄來了。他的厚誼,我是不會忘記的。
本書能得以面世,端賴張存武教授的鼎力推薦。對存武兄的古道心腸,特致謝忱。
王春瑜
1989年9月23日
於燕山腳下,八角村,秋風秋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