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培根《學問之增進》導讀
東吳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米建國
一、前 言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於一六○五年所出版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完整的書名為：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目前市面上有兩種中文翻譯：一種是臺灣普遍流行的《學問之增進》，另一種則是中國大陸通行的《學術的進展》（於二○○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無論把書名中的「Learning」翻譯成「學問」或「學術」，兩者皆過度著重於知識的抽象靜態面向，忽略了知識學習的發展動態面向。原始古文中的「學」，可以意謂「學習」、「學識」、「學問」、「學術」，以至於「知識（科學）」這一系列的增長歷程。傳統儒家經典四書中的《大學》（英譯為：The Great Learning），就是強調一種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增進與成長過程。我們可以做學問，甚至可以做學術（研究），但是在追求獲得學問或學術這個目標或對象之前，「做中學」是個不可或缺的歷程，也是達成目標的最有效途徑。所以，把「Learning」直接翻譯成中文的「學」，可以同時包含「動態的發展歷程」與「靜態的成長階段」。
此外，書名標題中的「Proficience」代表著透過學習歷程所獲得的技能已經達到十分熟練與流利的程度，可以是近乎專家的良好技能。而「Advancement」意味著學問內容與學術涵養已經達到相當高明與進展的階段，堪稱具有完好知識或科學內涵的卓越成就。「Proficience」強調學之精進，著重在學習者能力的培養，是一種 learning-how；「Advancement」強調學之進展，著重在學習者知識之習得，是一種 learning what。
結合以上兩者的語意內涵，把培根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翻譯成《學之增長》，似乎是個比較完好的選擇。
二、作者生平
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是十六世紀跨向十七世紀的英國古典經驗論始祖，同時也是文藝復興邁進啟蒙運動的重要推手之一。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將他歸屬於英國知識論中的經驗主義學派，但是他的哲學立場與方法論卻足以深深影響著後來霍布斯、洛克、柏克萊與休謨這些重要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
培根出生於英格蘭倫敦。他的家庭背景稱得上是個貴族世家，父親擔任過伊莉莎白女王的大法官，母親則是個博學多聞的貴族婦女。在這種家庭背景的影響下，培根在十二歲就進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就讀學習，同時已經開始逐漸意識到經院哲學方法的缺陷，並企圖對於傳統哲學中的形上學與邏輯進行批判。隨後培根並沒有繼續留在大學中任教，而是選擇從政之路，步上他父親的政治職涯。然而，在這條從政的道路上，培根走的並不十分順遂，並且時常遇到經濟上的困頓與危機，最後還因為涉嫌在擔任法官期間收受賄賂，導致他的官位不保，被迫澈底離開他的官職。但是也許正是因為他在政治道路上所受到的阻力與挫折，反而使他在哲學的論證與學術的建構更有銳利批判的表現與獨特創新的見解。
他在離開政界之後，與在世的最後幾年之間，全心投入哲學與科學的研究，並設法完成他理想中的偉大企劃（The Great Instauration）：一個猶如百科全書般的全面綜合性計畫，一方面用來重新組構所謂的科學內涵，另一方面則用來重新拾起人類面對自然與認知世界時所需具有的力量與知識。可惜的是，這個宏大計畫並沒有辦法順利在培根賸餘短暫幾年的生命中完成，最後他在嚴寒的氣候中用冰雪來做實驗時，不幸染上了肺炎，而於一六二六年四月間過世。培根的一生就如同經常在他著作中所引用到的一句希臘名言一般：「學藝無涯，而人生苦短。」
三、成書背景與歷程
「知識本身就是力量」與「科學歸納法」是培根為人所熟知的哲學主張與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學。這兩項閃亮的成就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在十六世紀後期的時空背景之下，卻是培根對於當時傳統主流想法的對抗與論辯，也代表著一個創新時代思潮的嘗試與努力。
知識作為力量本身，是人類藉由上帝所賦予的認知機制與物理條件，透過不斷的經驗觀察與學習，建立起面對這個自然世界所需具備的各項技藝能力，並形成有關這個世界的各種自然哲學與科學理論。這個想法所要挑戰的傳統，一方面是希臘時代以來柏拉圖有關「知識來自於回憶」的主張，另一方面則是經院學派過度偏重書本文字上的學習與記憶，而忽略了對於經驗物質的觀察與研究。他在一六○五年所完成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這本書，就是要強調「學」本身（在面對神與人的交際之時）所能夠帶給人類面對自然的力量，隨著這股力量的增進，科學知識也才得以獲得進展，並彰顯人類在自然世界的尊嚴與崇重。
科學歸納法的提出，更是培根對當代科學發展的重大貢獻。在一六二○年出版的 Novum Organum（《新工具（論）》），正好代表著培根對於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 Organum（《工具論》）的一個直接對抗：這是一個「歸納邏輯」與亞里斯多德「三段論證邏輯」的對抗。曾經有些人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工具論》延誤了西方科學進展將近兩千年的時間，這正顯示出培根的《新工具（論）》為當代西方科學進展所帶來的創新思維與革命性的影響，也說明為什麼有些人尊稱培根為「當代科學之父」。「歸納法」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不僅是人類從事科學研究的一個必要方法，更是人類面對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培根之後另外一位重要的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甚至直言：「人根本上就是一個歸納的動物。」
其實，早在一五九二年，培根三十一歲左右，當他正在往他的仕途之路努力向上攀爬之際，就已經宣稱「所有的知識」都是他的領域，並宣示他計畫要對當時所謂的科學或人類所有的學問，進行一項全面的重建與重組。這項宣言一直到一六二○年，當培根還處於政治生涯的高峰時期，他正式出版了一個所謂的「偉大企劃」的序章，作為對三十年前的承諾所提出的回應，同時也把這項成就敬贈給當時重用他的詹姆斯國王，這個「偉大企劃」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Magna Instauratio（The Great Instauration）」。培根的計畫綱要可以區分為以下六大項目：
（一）科學的部門。
（二）新工具（論），或有關自然詮釋的指南。
（三）宇宙的現象，或一個做為哲學基礎的自然與實驗史。
（四）智能的階梯。
（五）（科學）先驅，或新哲學的預見。
（六）新哲學，或積極的科學。
第一大項目包含對於科學的普遍描述，與對於科學（既有與新增）的各個部門的區分。這個項目的內容大部分來自於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這本書對於科學進展的分類。第二大項目發展培根對於科學研究的新方法，也就是《新工具（論）》中提出的科學歸納法這項新工具。第三大項目提供對於宇宙現象的各種記錄，包含著自然與實驗的發展歷史。第四大項目從事建構智能發展的階梯，培根的意圖是利用這個階梯來連結自然歷史的方法與他所主張的新哲學或積極科學。第五大項目提出培根所謂的新哲學的藍圖與預見，也代表著培根為當時的舊科學提供一套新的發展思路，並作為新的積極科學的先驅領航者。第六大項目是培根計畫為他的新哲學提供最詳細的論述與鋪陳，也是他所謂偉大企劃的最終目標，但是或者因為人生的有限時間，或者因為人類的有限力量，培根的終極計畫最終沒有成形。
四、主旨架構與內容精要
培根作為一位新時代的先驅，作為一位人類啟蒙運動的推手，在從神權跨越到君權再到人權的歷史進程，不論在做學問的方法或邏輯，或者是在求知識的內涵或進展，培根總是站在傳統的對立面：不僅是在科學方法論上的對立，也是對知識產出結果的對立；是歸納法與三段論證的對立，是積極自然哲學與傳統形上學的對立，也是對自然的詮釋與對自然的默觀之間的對立。用培根自己給出的一個很巧妙的比喻：傳統的科學方法就像是「蜘蛛吐絲」一般，知識形成就像是蜘蛛結網，從吐絲到結網的過程，都是蜘蛛利用自己腹部腺體的絲液所建構出來的結果。而培根則將自己所主張的新哲學與積極科學的方法學比喻為「蜜蜂採蜜」，科學知識的進展與成果就像是蜂蜜一般的甜美健康與滋養，蜂蜜的產出是蜜蜂不斷採集外在自然界中的花粉，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美好果實。
依據培根的想法，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可以搜尋與發現真理的方法：其中一種方法是從我們的感覺與個體直接飛向最普遍的公理（也就是不辯自明的真理），再從這些確切不移的真理所構成的原理原則之上，繼續推向進一步的判斷（也就是推論或證明）與中介公理的發現。這種方法就是傳統從事科學研究與知識探求的基礎，也就是建立在亞里斯多德三段論證式的科學解釋模型。另外一種則是培根自己所主張與推崇的方法，它是從感覺經驗與個體出發，經過逐步與不間斷的向上累積與攀升，漸進式的歸納出初步低階的公理，再繼續往上得出最普遍的公理。培根企圖利用這個新方法，也就是一種科學歸納法，希望能夠重新面對與解釋這個自然世界，並發現存在於這個世界的自然律則。歸納法強調透過不斷經驗的學習與對事物的觀察，加強我們對世界認知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增長擴充我們對世界所形成的科學知識。培根強調在「閱讀一本自然世界的書籍（the book of nature）」時，不同於「閱讀一本神的書籍（the book of divine）」。面對自然世界就是面對上帝（創造者）所創造出來的完美產物（創造物），人也是這個完美創造物的一部分。如何善用我們與生俱有的認知機制，學習並加強我們認知的力量，直接參與經驗自然世界中的所有物質，發現自然世界中的真理與知識，展現人類自身的尊嚴與崇高地位。
在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這本書中，一共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學之尊嚴或崇重」，第二部分則展示「學的視野或全面考察」。本書主要的重點在於：對人類學問的捍衛，與對人類學術的探究。其中培根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著重學習時所應注意的方法（不論是在消極的面向或積極的面向），對學習成果所獲致的學術、學問或知識進行探究與分類，加以重建與重組，並提出知識整合的宏大企圖。對於培根來說，學習並不是透過書本的記憶來獲得知識，而是要不斷地對自然事物進行觀察與實驗，逐步拓展人類對於自然世界的認知。
第一部分論證學習的重要性與學習可以為人類所帶來的卓越成就。一開始培根先提出學習時一些不好的病症，或者學習者的虛榮或自大。他特別針對三個主要學習的病症，論證它們對學習或學問所帶來的不良後果：荒誕不經的學習（學習者想像的自我膨脹）、無謂爭論的學習（學習者狂妄自大的爭辯）與表面浮誇的學習（學習者情感迷妄的偏執）。這些惡習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是假科學的泛濫、知識的空轉與只重文字而不重實質的空洞研究。整體而言，不當的學習不僅浪費人類與生俱來的天分，也使人類的學習一無所得，學術文明也將窒礙不前。培根認為如果要排除傳統學術的惡習，扭轉學問進展的契機，必須具備新工具、新技術、新想法與新視野。善用我們與身俱來的基本能力，透過與自然事物的經驗互動，一方面強化累積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另一方面也增長擴大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一個自然哲學與積極科學的藍圖，就會逐步出現在我們人類的視野與版圖之中。這個培根所謂的積極科學所需具備的新方法與新工具，在他後來的《新工具（論）》一書中，才獲得進一步的闡明與更具體的展開。
第二部分勾勒出培根對於人類知識的一個嶄新分類與重組。在一個新的人類知識百科全書般的版圖之中，培根劃分出三個主要的學術範疇：歷史、詩學與哲學。相對應於學習這三個學術範疇，需要應用人類心靈中三個不同的基本官能：記憶、想像與理性。歷史透過記憶，詩學經由想像，而哲學則需善用理性。這個人類知識的重新分類，很明顯是在為培根後來自己的「偉大企劃」做準備。尊崇理性，提升自然哲學（或科學）在人類知識中的地位，這一切都是為了鋪陳出培根理想中的「大學之道」，一條走向代表人類知識最崇高的新哲學或積極科學的康莊大道。
五、思想特徵及歷史地位
培根認為，如果人類的學習是從確定性的原理開始，最終將以懷疑收場。但是如果從疑問開始，最終將可獲致真理的確定性。這個想法也許是培根自己一生最好的寫照：他從年輕時就對當時學校傳統教育的懷疑，進一步也開始對整個學術傳統的懷疑，然後對更基本的傳統科學方法論之懷疑，也對當時整體知識分類的懷疑，最後促使培根提出自己對於自然哲學與積極科學的創新想法，對從事科學研究提出嶄新歸納法的新工具，也對人類知識勾勒出全新的百科全書式藍圖。
培根的一生是個同時充滿現實與理想的完美組合：他是位政治家，也是位哲學家；他是個實踐者，也是個理論建構者；他是人文學者，也是自然科學家；他敬重神的地位，也不忘記人的尊嚴；他充滿了感性，也提倡理性；他可以掌握與挑戰傳統，更可以眺望與引領未來。我們可以稱他為一位充滿理想的政治家與實踐者，我們更可以稱他為一位具有遠見的哲學家與科學家。
不論培根在世的時候是否已經表現為一位出類拔萃的實踐家或政治家，也不論他是否已經成就出一位頂尖卓絕的哲學家與科學家，培根對後世的影響是絕對無法被加以抹滅的。他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與 Novum Organum 這兩本著作，可以被視為英國哲學歷史發展中前無古人的哲學代表作，更足以普遍作為後代所有從事哲學創作與科學研究的典範與楷模。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伏爾泰就曾極力稱讚培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偉人，這個偉人是實驗哲學之父。」德國哲學家康德更把他重要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致敬給培根，並稱他為「現代性學術發展的建築師」。
二○二二年三月八日於臺北市外雙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