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題畫之作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的屈原,據王逸〈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嗬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屈原的創作衝動是由於看到楚王廟和楚國公卿的祠堂中的各種圖畫,乃撫今追昔,嗬壁問之,寫下〈天問〉這首韆古名篇。題為東漢劉嚮所撰的《列女傳》是中國婦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據劉嚮記載,他「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徐堅《初學記》捲二十五〈屏風〉)。顯示劉嚮為瞭增強其生動性、直觀性,乃將相關內容畫在屏風上,也就是有意識地採取文圖結閤的形式。作為一個傳統,這一形式影響中國文化甚深,後來紙本(或絹本)繪畫興盛起來,以詩(詞)題畫者蔚為大觀,就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特色,吸引瞭不少作者投入其中。
一般來說,詩是時間的藝術,畫是空間的藝術。前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寫齣過程,體現發展;後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凝固瞬間,富有暗示。傳統的文藝理論有詩畫一體之說,但人們也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詩畫都能一體。從本質上看,無論是詩還是畫,想像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畫來說,由於受到空間的限製,無法將所有元素都錶現齣來,尤其需要調動想像去加以填補。以詩詞題在畫上,內容的關閤度很深,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即使從形式上,配上題詠的畫麵,也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不過畫作的空間有限,題詠作為一種公眾行為,有時範圍甚廣,規模甚大,形成瞭一個超越具體空間的共同體。即使如此,所有的題詠,無論怎樣外溢,都還是通嚮特定的畫,在這個意義上,題詠和畫作仍然構成一個整體。至於其效果,也有可說者。北宋範仲淹的名作〈嶽陽樓記〉,據說是看瞭他的好友、當時的嶽州知州滕宗諒寄來的一幅〈洞庭晚鞦圖〉而寫齣來的,原圖至今不存,但即使仍然存在,大約也掩蓋不住範記在寫景抒情上的光輝,而且,寫這篇〈嶽陽樓記〉時,範仲淹身處韆裏之外的河南鄧州,此前他並未到過洞庭湖,更沒有登過嶽陽樓。這個例子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讓我們轉換不同角度去思考畫作及其題詠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可以認為,當詩(詞)和畫構成瞭一種互動關係時,顯示齣來的是一種新的書寫樣態,能夠體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近些年來,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文圖學方興未艾,帶有前沿性,不少學者做齣瞭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也齣現瞭不少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柯秉芳博士的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這種學術風氣的影響,不過作者又有自己的選擇角度和考察方嚮。
這本書在時間上,以中國近代社會為大背景;在空間上,涵蓋當時中國的主要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內容上,以傢國世變為主要對象,涉及的歷史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撚軍之事、戊戌變法、清朝滅亡、南社活動等;在文體上,以畫為中心,題詠之作則是詩或詞;在創作主體上,涉及文人士大夫的各個不同階層。從而不僅展示瞭一幅幅激烈變動時期的時代歷史畫捲,也能從一個側麵揭示齣當時文人士大夫的心靈歷史,以及通過文體的交叉互動所帶來的一些新鮮感受。
和詩歌一樣,中國的繪畫在娛情的同時,往往也有言誌的功能,自進入近代以來,創作者對此似乎有瞭更為自覺的意識,尤其是麵對重大的社會變化,往往成為主動性的行為。事實上,畫的作者本身經常也就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參與者。湯貽汾的〈如此江山圖〉以金焦二山作為對象,或許和鴉片戰爭有著直接的淵源,因為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之戰,正是南京安危存亡的關鍵,但是,湯貽汾更沒有缺席的是幾年之後開始的太平天國戰爭。湯貽汾詩(詞)書畫俱佳,同時又有武官的身分,太平軍進攻南京,他組織抵抗,城破後,投池以殉。在那前後的幾十年間,他是文壇的一個標杆性人物,在許多作傢筆下不斷被提及,被歌詠,滿足瞭人們對一個文人加官員加戰士的身分的完美想像。另一個活躍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餘治,不僅在戰爭中展開瞭豐富的文藝活動,而且有感於江南的滿目瘡痍,作《江南鐵淚圖》,發起募捐,顯示瞭巨大的影響力。湯、餘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們既是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又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參與者,這無疑增強瞭現場感,也增強瞭感染力,他們的作品帶有生命書寫的意義。
文學藝術發生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是對創傷的言說,這種言說,往往不僅喚起瞭記憶,而且還促進瞭其傳播和接受,在不同的文體中,或者在各種交叉的文體中,將時代發展、歷史進程、社會變化、倫理錶現、文化狀況、主體認同等各種因素聯繫起來,塑造齣多元的價值。這種價值與「詩可以怨」的觀念密切相關,又廣泛涉及記憶重塑、心理認同、符號記事等,呈現齣具有現場感的震撼書寫。秉芳的這部著作,選擇近現代社會中與世變密切相關的繪畫作品及其題詠,縱嚮看,貫穿瞭不同的歷史事件,橫嚮看,涵蓋瞭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和作品,堪稱是一種集體記憶,呈現齣畫史、詩(詞)史相結閤的獨特樣貌。
秉芳從本科開始,一直到博士畢業,一直在臺灣東吳大學求學。東吳大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學風樸實,尤其注重文獻。我有兩位在1990年代初就認識的朋友,一位是王國良教授,一位是林慶彰教授,都和東吳大學深有淵源。人所共知,研究時段較近的文學,文獻往往太雜,而且大多沒有經過係統整理,需要細緻爬梳,認真考訂。這部著作雖然隻是研究7幅圖,但是涉及的層麵很多,不僅相關的本事需要一一還原,而且涉及的人員,以及彼此的關係,也需要抽絲剝繭般地一點一點弄清楚,纔能拼接齣一幅真正完整的畫麵,這些地方都能看齣秉芳的用力之處。
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中蘊含著非常多的資源,相當一部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即以文圖的研究來說,也有不少內容可以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我所主持的《全清詞》編纂,現在已經進行到「鹹同捲」以後。在編纂中,我們發現,清詞中的題畫作品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層麵之豐,非常突齣,值得關注,其中的價值意義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特別是,清朝距離現在還不是太遙遠,不少畫作仍然存世,結閤物質文化去研究類似的課題,一定會開啟新的學術空間。清詞如此,想來清詩更是如此。因此,我也對清代文學中的這一領域齣現更多的優秀研究成果充滿期待。
張宏生
2022年6月10日序於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