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首充滿聲音與憤怒的福克納交響曲〉──陳榮彬
四月七日，一九二八
六月二日，一九一〇
四月六日，一九二八
四月八日，一九二八
附錄 康普生家族：一六九九到一九四五

 

推薦序

一首充滿聲音與憤怒的福克納交響曲
陳榮彬　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文人一般都認為只要執筆寫作，就必須傳達某種訊息，或為某個高貴的理念服務，因此繚繞在這整本書裡的那些聲音與憤怒，對他們來講會是沒有意義的。福克納先生自甘將地獄的大門打開。他並未強迫任何人隨行，但信任他的人沒有理由感到遺憾。」——莫里斯—艾德加•寬德（Maurice-Edgar Coindreau，福克納的法文譯者）

　　「我深信人類不會只是逆來順受。人類會戰勝一切，成就不朽，不過這並非因為萬物中只有人類能為自己發聲不輟，而是因為人類有靈魂，有同情、犧牲與堅忍不拔的精神。而詩人與作家的責任就是把這一切寫下。」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引自他接受諾貝爾獎頒獎時的演講）

　　一、描繪美國南方的現代主義大師

　　威廉•福克納於一八九七年生於美國密西西比州，是美國現代主義公認的小說大師，在一九四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福克納為美國南方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寫作生涯始終同時帶有現代主義的「普世性」與南方文學的「地域性」：因此一方面他筆下人物的遭遇可說是人類生存的現實景況，都是舉世皆然的普遍問題；但更具體而言，他所關切的是美國南方的歷史文化、種族衝突、性別歧視、南方人的偏見等議題，因此每一本小說都為當時美國社會狀況留下了珍貴紀錄。在他筆下，高貴、繁榮、講究傳統的南方早已一去不返，或至少正在漸漸崩壞中，他作品中的南方人都是痛苦的、頹廢的、貧困的、處境艱難的。

　　不過，首先要釐清的是：何謂現代主義？簡單來講，現代主義是源自於西方世界的文藝思潮，在精神上與傳統絕裂，講求前衛性、實驗性、反叛性，反映與實踐在哲學、藝術、文學、文化、電影、建築等各個人類的創造領域。現代主義是一種跨國運動，曾在許多不同國家的不同時間點達到巔峰，但都與都市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例如歐洲的現代主義發展就聚集於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布拉格、聖彼得堡等；美國則在紐約、芝加哥等城市。現代主義作家寫作時往往帶著清楚的時間意識，而且相較於寫實主義注重外在世界的描寫或者社會批判，現代主義更強調內心世界的探索，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

　　二十世紀城市文明與現代主義相伴相隨，一方面提供了讓現代主義蓬勃發展的文學環境，城市的疏離異化、人群的冷漠無情，也逼使現代主義小說家走入主角們的內心世界，喬伊斯（James Joyce）《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與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是這樣，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裡的紐約，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裡的倫敦。但在這方面福克納很不一樣，因為他把焦點擺在自己土生土長的美國南方鄉土（因此有許多人甚至習慣將福克納的美國南方與沈從文的湘西進行比較研究）。福克納的許多故事都發生在虛構的約克納帕陶法郡（Yoknapatawpha County），據其所言，該郡「面積二四〇〇平方英里，居民一五六一一人」，白人與黑人的人口比例大約二比三，是融合想像與事實的創造物，不過大致上就是福克納故鄉拉法葉郡（Lafayette）的縮影，甚至他還親自為這虛構的南方小郡畫了一張有名的地圖，收錄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發生在約克納帕陶法郡一個叫做傑佛遜的小鎮。

　　二、意識流技巧的傳承

　　在福克納超過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他創作十九部長篇小說、一百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十七部電影劇本（其中只有九部登上了大銀幕）、一部戲劇，可見他雖然生活時有困頓（包括情感上的糾葛，還有經濟上的貧困），但創作能量相當豐富。福克納少時不學無術，只讀了一年密西西比大學，所幸十七歲結識了大他四歲的良師益友菲爾•史東（Phil Stone，後來當上了律師），因為史東在就讀耶魯大學法學院時讀到文學雜誌《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上連載的喬伊斯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就介紹給他。《尤利西斯》對於福克納的影響有多大，這當然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一件小事顯示出英美現代主義在某個程度上的銜接，而且無論是一九二二年《尤利西斯》出版，或一九二九年《聲音與憤怒》出版，都是現代主義的大事──儘管《聲音與憤怒》剛出版時並未受到太多矚目，但最後終於成為討論度最高的福克納小說代表作。

　　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層關係，許多人都曾指出福克納與喬伊斯的某些共同特色，例如大量使用內心獨白、意識流的技法，也都很喜歡自己造字。如果從《聲音與憤怒》這本小說看來，無論是在敘述上必須設法重現弱智者小班的心理狀態，或者昆丁在決定自殺前腦海中充滿衝突、狂亂的瘋狂意識，還有傑森充滿偏見、憎恨的不理智觀點，對於福克納來講想必都是嚴峻挑戰。這樣的文字風格造成福克納早期在美國不受讀者歡迎，因為他的作品向來以難懂著稱，甚至有人說，他的作品「不是用來閱讀的，而是用來重讀的」。莫里斯—艾德加•寬德甚至非常明白地表示：《聲音與憤怒》「會讓懶惰的讀者望而生畏」。但福克納並不在意，這就是他小說藝術的特色，也可以反映出他一貫的想法：就像他在接受《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雜誌專訪時所說的，「作家只需要對自己的藝術作品負責」。

　　三、時間結構就是故事結構

　　讀過王文興《家變》、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白先勇《孽子》的讀者們應該都知道，現代主義是一種關於敘事時間的藝術，時間往往會以多元軸線的方式出現在小說裡，而時間的結構就是故事的結構。《聲音與憤怒》所敘述的，是約克納帕陶法郡傑佛遜鎮望族康普生家（the Compsons）的興衰史，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說這是中西文學史上非常普遍的主題，像是曹雪芹的《紅樓夢》、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布魯克家族》（Buddenbrooks），甚至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都屬於此類作品。不過，《聲音與憤怒》的特別之處在於把這種普遍的題材以（在當時）非常創新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它剛出版時不受矚目：因為太難以理解。

　　這本小說以四個組成部分當成最基本的結構，分別由小說的四個主角敘述（前三部是第一人稱，第四部是第三人稱），他們分別為康普生家的三子小班、長子昆丁、二子傑森、年長的黑人女僕笛爾西。小說另有一篇附錄是福克納應知名編輯馬爾孔•考利（Malcolm Cowley）於一九四五年為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編選《福克納精選輯》（The Portable Faulkner）之邀所寫。邀稿的初衷只是請他以幾頁的篇幅介紹《聲音與憤怒》裡諸多角色之間的關係，沒想到卻收到一篇將近二十頁的〈附錄：康普生家族──一六九九到一九四五〉，所以等於讀者可以從五種不同角度去了解康普生家族的故事。綜合每一部的時間點，小說的故事始於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也就是哈佛大學學生昆丁決定去自殺那天，另外三部則只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三天內發生的故事。但事實上在閱讀時會發現故事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十四個時間點之間跳來跳去。

　　如此硬生生將時間之流割裂，當然會對讀者造成不便，但卻無損於作品的完整與統一，甚至過往常有評論家認為這本小說就像一首交響樂，例如曾得過普立茲獎、國家圖書獎的詩人、作家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就說這本小說有四個堅實樂章的交響曲結構，簡直像是一本完整的創作技巧教科書。莫里斯—艾德加•寬德的比喻更是精妙，他認為小班敘述的第一部像是中板（Moderato）、昆丁敘述的第二部像慢板（Adagio）、傑森的段落是快板（Allegro），第四部聚焦於笛爾西的第三人稱敘述則是穿插著狂暴的快板（Allegro furioso）、虔誠的行板（Andante religioso）、粗獷的快板（Allegro barbaro）與緩版（Lento），而小班的痴人狂喧在其中扮演打擊樂的角色。

　　四、《聲音與憤怒》的重譯

　　《聲音與憤怒》最早的完整譯本出自政治大學英文系黎登鑫教授之手，是遠景出版社「世界文學全集」的第四十九冊（一九七九年），這個版本的一個特色是把上述的「附錄」放到最前面，讓讀者對於康普生家族的歷史先有了個全貌，不過在昆丁敘述的第二部末尾原文完全沒有使用標點符號的部分，譯者為了可讀起見，還是用了標點符號。五年後，中國最重要的福克納譯者兼學者李文俊的譯本問世，但採用的書名是《喧嘩與騷動》（一九八四，上海譯文出版社）。後來他又翻譯了《押沙龍，押沙龍！》與《我彌留之際》（As I Lay Dying）等福克納的重要小說。李文俊的譯本在中國普遍獲得好評，一來譯文精確、二來往往能適時將譯文予以明晰化（explicitation），加強可讀性，再者能以不同字形表達原文以斜體呈現的段落，讓讀者注意到時空背景轉變了。在這些方面李文俊的譯本的確有優於黎登鑫譯本之處，甚至可以說是後來譯本不能忽略的參考指標。

　　後來問世的三個中國譯本在這些方面都是以李文俊版為典範，一來書名固定為《喧嘩與騷動》，二來內文有不同字體區別，三來也使用了大量譯注，只是數量不及李文俊（四百個注釋），藉此輔助讀者進行閱讀，包括方柏林（二〇一五，譯林出版社，七十條譯注）、何蕊（二〇一七，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三百條譯注）以及李繼宏（二〇一八，天津人民出版社，三五四條譯注）。其中李繼宏版最為別出心裁（參考二〇一二年英國Folio Society版本），除了以一張隨書附贈書卡指出全書不斷跳動的十四個時間點（年月），內文還用了十四種不同顏色的字體將這些時間點標注出來。

　　至於台灣，如今終於迎來了一九七九年以降的第一個譯本：這將近半世紀的等待是值得的。近年來，國內出版社對於福克納作品的翻譯雖不算多，但持續進行著。最主要的就是《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陳錦慧譯，二〇一五，聯合文學）與《我彌留之際》（葉佳怡譯，二〇二〇，麥田）［這兩本小說都是以約克納帕陶法郡為故事背景，分別出版於一九三二與一九三〇年，相當接近《聲音與憤怒》的出版］。其中，《我彌留之際》的譯者葉佳怡堪稱有能力詮釋《聲音與憤怒》一書的最佳人選。佳怡本身是位小說家，且她的翻譯策略強調細讀，遇到不明白之處往往力求深入研究，從可能的翻譯方式中仔細推敲，找出最恰當的選擇。翻譯可說是最細膩的閱讀，如果讀不懂文字是無法翻譯的。且看葉佳怡如何透過她的清新文風外加將近五百個譯注來重新詮釋福克納的約克納帕陶法郡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