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節錄）
又到寫序的時候瞭。每到此刻，我總要想起本書的起點，也是我之前兩本書《唐代基層文官》和《唐代中層文官》的原點，那就是我的老師杜希德老先生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所說的一段話：
我們讀傳統的傳記時應當留意，那些看起來好像是無血無肉的骨架式履歷（skeleton curriculum vitae），隻有連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寫這些傳記時，他心目中的「內行」讀者（即同個官場上的未來官員），必定會發現這仕歷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義和內涵。唐代一個官員的履歷，即使被簡化到僅剩連串的官名，沒有任何背景資料，也能讓跟他接近的同時代人讀得「很有意義」（meaningfully），就像我們今人讀報章上同個專業同行的訃文，或閱讀某個求職者的履歷錶，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4-2006）是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上麵這一段話，是他在晚年最後一本專書中所說的。大約三十年前（1981-1986）我在普大跟他初習唐史時，他就經常跟我談到唐人（唐代士人）的官歷、仕宦模式和唐代正史列傳等等大問題。他這本專書在1992齣版後，我第一次讀到這段文字時，馬上就有一個感想：如果我們今天可以像唐人那樣，在閱讀唐同時代人的官歷，能夠讀到「很有意義」，讀到「津津有味」，讀到像我們讀今天同個專業同行的履歷錶那樣一目瞭然，達到一種「心照不宣」的境界，那該有多好！
早在普大念唐史時，我就經常被史書和墓誌中的一連串唐代官名所迷惑，不知道該如何解讀。《唐六典》、《通典》和兩《唐書》職官誌，固然可以解答一些小問題，比如某官的官品為幾品，其簡單職掌為何等等，但這遠遠不足夠。這四大職官書，甚至不載許多唐代的使職官名（見第三章），更不可能讓人達到杜公所說的那種境界。
杜公的這段話，彷彿一顆種子。我那時就在想，要把唐人的史傳墓誌，讀到像今人履歷錶那樣，應當是可行的，同時也是職官研究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標。但這需要做很多原創性的研究，很多跟從前「不一樣」的研究，需要有一整套全盤的研究計畫纔行，恐怕要耗費我的下半餘生。
以此看來，這唐代文官三部麯，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我個人的一大迷惑，一大「好奇」：如何解讀唐人的官銜，如何把唐人那些「無血無肉的骨架式履歷」，讀得「很有意義」。如此而已。如果還有其他唐史學者（特別是初學者），也有類似的迷惑，或許我們可以成為「同路人」，一起來探索。我對唐代官員的興趣，永遠大於「冷冰冰」的製度條文和令文。我在《唐代基層文官》的〈自序〉中，曾經形容我的方法是「在傳記中考掘製度史」，也就是要從唐代士人官員的實際仕歷，去觀看他們怎樣做官，看看製度怎麼運作，而不是要從製度條文去看官製。所以本書隻想解決我個人的迷惑，於願已足，也恐怕在書中許多地方，留下不少這種「個人筆觸」。
在清華任教之前，有超過十年的光景，我窩居在赤道邊緣我的故鄉，亞洲大陸最南端的邊城柔佛新山（Johor Bahru），自有一種「大隱於鄉」的樂趣。有一段時間，在一所私立學院（南方學院）教書，隻是教課時數多，沒有任何研究資源，連個像樣的研究圖書館都沒有。怎麼做研究？怎麼讓那顆種子萌芽？唯有耐心等待適當的時機，等待適當的陽光和水份。但這一等，便是好幾年。
一直到2002年初，我決定辭去教職，準備讀書研究，嚮往韓愈「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的那種境界。這時，剛好颱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的那套《漢籍全文電子資料庫》，開放給海外某些大專院校使用。我幸運得到一個免費帳號，從此可以每天上網連線到這個超大型全文資料庫去檢索我要的材料，包括《唐六典》、《通典》、兩《唐書》、《太平廣記》、《全唐文》等等重要資源。
這個資料庫拯救瞭我，讓我得以在赤道邊緣，做最精深的唐史研究。那時杜公已退休，迴到他英國劍橋老傢。有一次我寫電郵給他，不免要跟他吹噓一番說：「現在的唐史研究，已進入無紙的時代（paperless age）瞭。你甚至可以在一個荒涼的小島上做唐史研究。我現在居住的小鎮，在研究資源上幾乎就等同荒島，但我還可以做相當高品質的研究。」
最棒的是，史語所這個資料庫可以做全文檢索，且具備我所知最佳的「檢索報錶」功能（另一大型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雖然收書更多，但就缺此功能）。我等於擁有瞭所謂的「照像式記憶」（photographic memory），據說這是我們唐史開山祖師爺陳寅恪老先生所擁有的。我的「記憶」不但是完美的，還可以在一兩秒內，檢索到幾乎任何我想要的資料，再以「檢索報錶」功能，全部列印齣來，或儲存起來備查，無字數限製。這樣，我再也不必像嚴耕望先生那樣，花數十年，抄寫數十萬張卡片，纔能開始寫他那套《唐代交通圖考》。如果當年嚴先生來得及使用這個資料庫，他應當能及早完成他這部最後未能完成的遺作。我跟這個資料庫的相遇，就像在生命的低榖遇見一個貴人。現在，這部文官三部麯終於完成瞭，我有一種感恩的心情，想把這最後一「麯」，特別獻給「她」，我的「記憶女神」（Mnemosyne），以及中研院那批開發齣這個資料庫的各路專傢們。
這「記憶女神」真是一個超強的研究工具，正好可以配閤我那個跟以往「不一樣」的唐代職官研究大計畫，那個「讀唐人官歷，如讀今人履歷」的研究大工程。從2002年中到2003年底，經過大約一年半的研究寫作，我寫完瞭《唐代基層文官》，寄給颱北聯經齣版公司，於2004年底經審查後齣版。此書齣版後，我獲得清大的教職（這原不在我的生涯規畫內），在2005年鞦天，帶著《唐代中層文官》的一大半初稿，從熱帶赤道飛到亞熱帶的颱灣，赴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2007年底，在清華期間，寫完《唐代中層文官》，於2008年底齣版。如今，經過這些年的沉澱、思考和研究，我又完成瞭這本《唐代高層文官》。上引杜公的那段話，正是這三部麯的種子和源頭。
導言（節錄）
唐代劉肅的《大唐新語》，有一則記事，很有啟發意義，可以用來說明，何以唐代的官銜，好像「密碼」一樣，需要「解讀」，需要「解碼」，不是光查查職官書就能解決：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
源乾曜和張說同為宰相，有一天見到賀知章同時「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乾曜不禁問張說：這兩種官，「何者為美？」張說的答案是「二美之中，此為最矣」：兩官都美，隻是集賢學士更美、最美。這個答案，很可能會讓不少現代學者有些驚訝，因為今人常好以官品來衡量唐人的官職。禮部侍郎是正統又正規的正四品下高官，集賢學士隻是個使職，一種「不正規」的職位，甚至連個官品也沒有，怎麼會更美？日本學者礪波護很可能更會說，集賢學士不過是個「令外の官」，是唐代律令製度以外的官，似乎很不入流品。沒想到張說竟說此官為二美之「最」！
張說以一個唐人的身分，又是宰相，他的話當然最有分量，最具「權威」。今人簡直無從置喙。其實，乾曜也是宰相，在官場上應當也見多識廣，不會不知道「何者為美」，或許隻是想求證於張說罷瞭，或想請張說「點破」個中奧妙。果然，張說沒有讓他失望，說得頭頭是道，令人歎服。
他說，侍郎「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然而他又加瞭一句但書：此官「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相反，集賢學士「懷先王之道」，接近皇帝和皇權，不但要有揚雄和班固那樣的「詞彩」，還要兼備子遊和子夏那樣的「文學」纔行，任官條件更為嚴苛。這段話不但展現瞭唐代一個宰相對此兩官的看法，也透露瞭唐代上層社會有一種很深的「文學崇拜」：有「詞彩」，有「文學」者，可以佔盡優勢，而且是仕途上的優勢。張說本人就是初唐的「大手筆」，靠著他的文采稱雄於玄宗時代的政壇和文壇。他也曾經在集賢院當過學士，十分清楚此院學士的崇高地位。
像《大唐新語》中這段精采的記載，它所透露的訊息，是我們在正史職官誌中找不到的。但這樣的知識，卻是今人最想得到的，對於我們瞭解唐代官場的運作，士人的期望和他們做官的理想，幫助很大。比如，有瞭這個「常識」，今後我們在閱讀唐人史傳和墓誌，再次遇到禮部侍郎和集賢學士時，當有一種「故人重逢」的感覺，知道這兩官的高低比重，好比見到兩個老朋友那樣。這時，讀史纔可能有會心微笑，左右逢源之樂！
一、「兼」字真義和本官
《大唐新語》這則記錄，也凸顯瞭幾件事，可以作為本〈導言〉討論的起點。
第一，唐人喜歡「品頭論足」般點評同僚所任官職的清望、輕重等等，並不是光看官品的高下。顯然，他們看重一個人的仕宦，並常以一個人的官宦，來品評他的人品和地位。這也就是陳寅恪的精湛觀察：「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傢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不齒。」一個士人做的官是不是「清望」，是不是接近皇權，這些纔比較重要。如果做的是伎術官僚，如太樂令之類的樂官，或司天監那樣的天文官，或閒散的官職，如散騎常侍和太子賓客之類，即使官品再高，卻都不是士人看重的。
第二，「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這一句話，更可佐證唐代官銜（特別是使職官銜）之複雜，且處處是陷阱，稍一不慎，很可能便陷入其中猶不知覺。比如，以這一句來說，一般學者大概都會以為，賀知章這時隻是從太常少卿，升為禮部侍郎，並「兼任」集賢學士。換句話說，大傢會以為，禮部侍郎纔是他的主要官職，集賢學士隻不過是他的「兼任」、「兼差」工作而已。如果是這樣的理解，那恐怕大有問題。
本書第十一章〈唐史官的使職化〉第五節「專任史官？兼任史官？」將會更詳細論證唐代這個「兼」字，絕非「兼任」，而是「同時齣任」兩種官職的意思。唐人所「兼」之官，往往還是專任的，非「兼任教授」那種「兼任」、「兼差」性質。例如，唐代那些史官，都是以某某本官去「兼」史館史官。唐初的令狐德棻，便「纍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意思是，他同時齣任禮部侍郎和「修國史」這種使職，但他這時的最主要工作，是在史館修史，在專任「修國史」，並非在做禮部侍郎的官（這隻是他的「本官」）。
同樣，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錶示他同時獲授這兩個官職，但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去集賢院專任學士，協助皇帝草詔、編撰，並教導皇太子讀書（見下），不是去做禮部侍郎（這也隻是他的「本官」）。此之所以張說會特別提到集賢學士，要「蘊揚班之詞彩，兼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設想，我們讀賀知章和令狐德棻的傳，如果連他們當時在專任什麼官職，都茫然不解，那我們還能奢談研究什麼歷史大問題嗎？
第三，賀知章和令狐德棻這兩個「兼」案例，牽涉到唐代官製中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所謂「本官」的問題。在唐代史料中，「兼」和「本官」有密切關係。像上引賀知章和令狐德棻的案例，是以「兼」的方式來敘寫，但也可以用「本官」方式來呈現，那就是「以某某本官，任某某使職」的方式來記載。
例如，《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822）二月條下：「以工部侍郎元稹守本官、同平章事」。意思是，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本官身分，去齣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也是一種使職，見本書第四章）。他並沒有去做工部侍郎的職務，且工部侍郎這時已成瞭閒官，也沒有什麼職事可言。這種以本官齣任宰相的例子，在兩《唐書》的本紀中，還可以找到非常之多，比比皆是。
再如，《舊唐書‧懿宗紀》鹹通二年（861）四月條下，「以駕部郎中王鐸本官知製誥」。意思是，王鐸以駕部郎中的本官，去充當知製誥的使職。他並沒有去擔任駕部郎中的職事，因為此官在唐後期早已成瞭閒官。在史書中，這種用例也甚至也可以寫成「駕部郎中知製誥王鐸」，連「兼」字都可以省略。
同樣，「本官」一詞，也往往可以省略不書，可從上下文判讀。例如，《新唐書‧徐堅傳》：「俄以禮部侍郎為脩文館學士」。意思是，徐堅以禮部侍郎的本官，去齣任（專任）脩文館學士的使職。再如《新唐書‧李訓傳》：「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意思是，李訓以禮部侍郎的本官，去齣任（專任）宰相。「本官」一詞省略瞭，但從上下文看，文意還是很清楚。
這就很有元豐改製前的北宋官製味道：本官不做本司事，卻跑去充任其他使職差遣。這個「本官」，許多時候是藉用「閒官」為之，其作用在於秩階定俸祿，類似宋代的「寄祿官」（見第六章的更詳細討論）。宋製正是源自唐製。張國剛又稱這種唐代的「寄祿官」為「階官」。
在接下來的各章中，本書會經常提到唐人這個本官和他們「兼」數種官職的現象。如果能夠掌握這一官職特徵，許多解讀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瞭。
二、本官、閒官和使職的齣現
為什麼禮部侍郎可以當作一種「本官」來使用？為什麼一個官員要帶有「本官」？這便牽涉到唐代的使職。所謂「使職」，是一種非正規官職的任命方式，但唐代經常用使職方式來委任官員（特別是高官），後人稱這種現象為「以特使治國」，跟民國初年常以特使來掌政和掌財權，異麯同工。
賀知章這時的更詳細官歷記載，見於他《舊唐書》的本傳。原來，他是在玄宗開元十三年（725），「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唐初的禮部侍郎為正四品下的高官，但卻是個閒官，非劇要官員。賀知章「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文章學問都受到同輩稱讚。這時，玄宗要請他來當太子的老師，但「皇太子侍讀」並非一種正規有官品的官，而是一種使職，於是便先讓賀知章升任禮部侍郎，再請他以這個「本官」的身分，去同時充任集賢學士和皇太子侍讀這兩種使職。
集賢院是唐宮廷內藏書豐富的皇傢藏書樓，也是賀知章時代最重要的一個文館（那時還沒有翰林學士院）。唐史學者如今常用的《唐六典》，當年就是在這個集賢院編撰成書。賀知章這時任學士（更正確的說，是齣任集賢院侍講學士），教導皇太子讀書，但他領的卻是禮部侍郎的俸祿。別人一般也會尊稱他為「侍郎」。大朝會時，他也就排在禮部侍郎的班序（因為集賢、翰林、史館等文館使職，並無自己的班序）。這便是「本官」的作用。
賀知章既然同時又帶有禮部侍郎的本官，必要時他當然也可以執行一些跟禮儀有關的工作。禮儀需要飽讀經典。像賀知章這種有學問的士人，從事禮儀工作，綽綽有餘。因此，玄宗登泰山封禪時，便曾經「召知章講定儀注」。同理，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將登泰山，也曾經下詔，「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當時任史館史官的令狐德棻，很有學問，又帶有禮部侍郎的本官，於是他也就被委任為「封禪使，參考其議」，但這隻是一次性的使職，事畢即罷。他又迴去史館專任史官。
令狐德棻以禮部侍郎的本官，去齣任史館史官，正因為史館史官也是一種沒有官品的使職。任使職者都要帶有一個本官纔行。唐初的徐堅亦是如此。唐後期的李訓，更是如此，因為宰相其實也是沒有官品的使職，所以他要帶有禮部侍郎的本官，去齣任同平章事。
本官通常是「藉用」那些閒散的官為之。唐初的科舉考試，從貞觀起，原本由吏部的考功員外郎主持，但到瞭開元二十四年（736），因發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李權所訟」的事件，纔把貢舉轉移給禮部侍郎主掌。但在這之前，禮部侍郎是個閒官。此之所以張說說侍郎是「具員之英」。於是令狐德棻和賀知章，纔會以禮部侍郎為本官，去齣任其他使職。但從開元二十四年起，禮部侍郎主持貢舉的期間，此官有瞭比較重要的職權，應當就沒有再用作本官。但到瞭唐後半期，特別是在李訓的文宗時代，朝廷又經常以其他有文采的官員（如權德輿），以他官的身分來「知貢舉」，把禮部侍郎架空，此官又成閒官，又可以用作本官瞭，於是李訓纔會以此為本官去齣任宰相。
上麵幾個案例說明，唐代的職官變化多端，並非像《唐六典》等職官書呈現得那樣「井然有序」，看起來好像永遠那麼固定常設不變。如果光隻是讀《唐六典》和其他另三大職官書，我們見不到禮部侍郎這種職權的微妙變化，也看不到本官和使職的問題。這就需要後人去考掘史傳和墓誌，從種種實例中，去發現唐代各種職官的精妙處。有瞭這些職官書以外的知識，我們纔有可能把唐人那些「骨架式履歷」，讀得「很有意義」，讀得津津有味。
唐代官製最重要的一種變化，就是使職的齣現，而且早在唐前期，就有瞭使職，不必等到唐後期。例如，本書即將檢討的五大類使職：知製誥、翰林學士（第六章），史館史官（第十一章），玄宗朝的財政使職（第十二到十五章），刺史和節度使（第十八章），都是在唐安史之亂前就設置。至於唐代的宰相（第四章），更是從唐初到唐亡，始終都是個使職，從來不曾是個有官品的職事官。
使職的齣現，產生兩個連帶現象。第一，它會造成某些律令製的職事官，遭到「使職化」，也就是被新來的使職架空，原有的職事官逐漸會變成閒官，職權旁落。這樣被架空的職事官，變成閒官以後，又可以充作其他使職的本官或檢校官。第二，使職本身又需要帶有本官去充職，以計俸祿，序班次。這樣便形成瞭一種奇妙的循環：使職使得一些職事官變成閒官，但這些閒官又可以循環再利用，改為其他使職的本官或檢校官。結果是盡可能官盡其用，不緻於像德宗貞元時，陸長源在〈上宰相書〉中所說的那樣，「官曹虛設，祿俸枉請」。
「使職化」這名詞，據所知是陳仲安最先使用，見於他和王素閤著的專書《漢唐職官製度研究》第一章第六節〈唐後期使職差遣製的流行〉。意思是唐皇朝把各種職事官架空，改用使職，也就是「以特使治國」，是一種擴充皇權，讓皇權得以更集中的辦法。陳仲安此書，對近年的唐代官製研究頗有影響，常見學者引用。何汝泉最近齣版的專書，更透露他研究唐代使職，就是受到陳仲安在1963年，發錶在《武漢大學學報》那篇唐代使職「開山之作」的「啟示而萌發念頭的」。拙書雖然不是受到陳仲安的啟發，我跟陳老的使職觀點也不盡相同，但陳老的開山之功不可沒。這裡藉用他的「使職化」，一方麵因為此詞簡潔好用，另一方麵也有「嚮大師緻敬」之意。
要解讀唐人的官銜，我們就必須對唐代這種官製的變化，有相當的瞭解，更要深入探討使職，因為使職經常帶有一長串的結銜，比職事官（比如縣令和縣尉）的單純官銜複雜許多。越高層的使職，其官銜越複雜，不隻帶有作為本官的職事官銜，更常「兼」領其他官或憲官（如禦史中丞），又可能同時執行好幾個其他相關使職（如節度使常兼帶支度、營田使），更帶有檢校官（如檢校尚書、檢校郎官）等等。這樣組成的一大串官名，竟可以長達七十多個字之多。最好的例子，莫如唐後期的幽州節度使劉濟，死後在其墓誌上的那一長串結銜：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這個冗長的結銜，正好是杜希德所說，「無血無肉的骨架式履歷，隻有連串的官名」，但是，如果我們瞭解德宗憲宗年間，一個州刺史如何經常兼充各種使職，則這個「骨架式履歷」就會變得十分精采可讀，可以讓一個解讀者去充分「享受」解謎之樂（詳見本書第十八章第七節「刺史兼使職的官銜解讀」）。由此可知，唐人的官銜，以使職的最為複雜。我們要徹底解讀唐人的官銜，就不得不先去研究唐代的使職，纔能找到一把足以「解謎」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