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本書是我另一本書的副產品，却也是一個應當獨立完成的研究。
上年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拙著《為政：古代中國的致治理念》，裡面第一篇文章的主題就是「天下」。寬泛些講，說那部書就是圍繞「天下」觀念展開的亦無不可，因為書中其他各篇的主題，若不是「天下」觀念某個面向的展開，就是「天下」秩序的制度性表達，而在中國古代的觀念世界中，「天」及「天下」無疑屬最基礎、最核心的那一類觀念，具有統領、聯接、支配其他觀念的作用。
誠然，《為政》所講述的只是歷史上的「天下」觀念，然而，就在沉潜於往昔思想世界的同時，我分明聽到了那些古老觀念的當代回聲。起初，它們只是零星地傳入耳際，不絕如縷，逐漸地，那些聲音連成一片，此呼彼應，喧囂不止。想到人類歷史上的這種思想激蕩、觀念沉浮，以及反映於其中的人心變幻、歷史變遷，我開始有一種衝動，想增補一篇勾畫當代「天下」論述的跋文，為生活在當下的讀者理解過去、思考未來增加一種觀照。《為政》「自序」末尾的一段話記述了當時的想法和之後寫作的情形：
在經歷了近百年的衰落和毀壞之後，「傳統文化」如今又煥發新生，在思想、學術、文化、社會乃至政治方面被賦予新的意義。在此過程中，「歷史」重新成為思想的焦點，各種當代「天下」論述也競相登場。眾聲喧嘩之中，新話語開始顯露，新意識形態的輪廓也隱約可見。有感於此，本書原擬以「眾聲喧嘩，『天下』歸來」為題，作跋一篇，置於書末。但是最終，這篇計劃中的「跋」因為篇幅過大而沒有收入本書。
這篇「因為篇幅過大而沒有收入本書」的計劃中的「跋」，就成了讀者面前這部書的主幹。書中其餘篇章，儘管各有機緣，也都是由此生發出來的。
前文寫成當年，我受邀在北京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報告，那次報告的主題就出於這項剛完成的研究。報告時，為能在有限時間內相對完整地呈現這項研究，我改變了文章的敘述方式，轉而採用一種更具結構性的主題處理方法，這樣一來，同一項研究就有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報告版後出，雖然簡略，却也有文章版所沒有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呈現。二者並列，對照呼應，或有助於讀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這一主題。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和期待，我把報告版也附在書後供讀者參考。
另外兩篇後來寫成的文章，一篇以「文明」為主題，另一篇討論「家國天下」的當代言述，二文均圍繞當代「天下」論述中的關鍵詞展開，其內容雖與前文略有重複，但側重點不同，可以被視為本書主題的細化和拓展。因此，這兩篇文章雖然都獨立成篇，但放在前文提供的框架裡來閱讀顯然更合適。
在這一研究以文章和報告形式發表之後，我不止一次聽到讀者和聽眾發問：你介紹了那麼多人的觀點，那你的觀點是什麼？具體言之，這個提問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問：你的「天下」觀是什麼？二是問：你對提到的那些觀點持什麼看法？應該說，讀者和聽眾有這樣的反應不難理解。因為一般說來，人們除了有了解事物的好奇心，還期望得到解决問題的答案，尤其是涉及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人和事的時候。如果期待落空，他們就會覺得不滿足，「不過癮」，因而提出上面那類問題。我承認，這類期望和要求有其合理性，事實上，有很多人、很多文章也回應和滿足了這種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也應該做同樣的事情。對於讀者和聽眾的這一反應，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首先，「你的天下觀是什麼？」這個問題所期待的，是我能在流行的各種「天下」論述中提出我自己的一種。坦白說，我既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也沒有這樣做的意願。甚至，為了避免給人某種躋身其中的印象，我還謝絕了一些相關學術活動。我這樣說，並非表示我對這類論述抱有某種成見，更不會改變我一直採取的傾聽和理解的立場。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因此對這些思想和觀點沒有自己的看法呢？這要看問者想要聽到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意見。本書「特拈出『天下』這一古時最為顯赫、後歸於沉寂、而於今為盛的中國大觀念，對其近代以來的命運、尤其最近十數年間的復興略加考察。一覽其消息，梳理其脈絡，以明其軌跡，知其所以，究其所以然之故」。（引自前文，見本書）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只做描述，也要有分析與評斷，本書對當代「天下」論述興起背景的分析，對其性質的探究，對其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討論等等，即屬此類。自然，問者更感興趣的也許不是這類「意見」，而是那些意在臧否人物、評點文章的「看法」：比如如何論列某人，如何評價某文，對某個具體命題贊同與否等等。我不否認，本書基本不提供這類意見，而且，我也不認為這類意見的有無對本書主旨有何影響。本書既然試圖以真實、完整、客觀方式呈現當代中國一種重要思潮及其變化，就應避免以一己好惡為取捨標準，或者以論辯方式去表達己意，而應當客觀公正，不因人廢言，也不因言廢事，盡可能完整地介紹相關論述，同時揭示這些論述所面對的內外批評，也包括它們彼此之間或隱或顯、有形無形的「對話」關係：從資源共享、觀點呼應所形成的相互支援，到意見分歧、立場相左而造成的緊張和對立。的確，比較那種以表達己見為快的做法，我更願意去展現那些包含多個層面和面向的交織纏繞的複雜關係，而把比較、鑒別和評判的工作留給讀者。我相信，在這些問題上，激發讀者思考比讓他們接受我個人的意見更有意義。也是出於這種想法，在展現那些微妙關係的時候，我也避免以論斷方式得出結論，而是排比材料，引而不發。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留下更大的閱讀聯想空間，以便讀者通過自己的思考去建立關聯、做出判斷和得出結論。誠然，設定問題、取捨材料、排列觀點、確定敘述結構與方式，這些也都是選擇，也透露出作者的立場、關切、見解和意圖，就此而言，讀者想要從中窺見他們感興趣的那類意見的蛛絲馬跡也未嘗不可。雖然，這到底不是一部供索引之書，其中並無微言大義。
說到這裡，需要提到對本書主旨的一種錯誤解讀。
在一篇對本書主文的譯介中，有人將拙文視為對政府和知識界的「籲求」（plea），請求允許知識人自由參與中國當下的意識形態建設：「讓我等效勞吧」（「let us serve」）。1 這種解讀是對拙文基本立場的錯置。拙文最後部分以引證他人的方式談到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的關係，談到意識形態的性質及其力量所在，以及「知識人自由參與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但這與其說是一種籲求，不如說是一種診斷。診斷者的立場是傾聽、觀察和判斷，當然，通常還包括提出建議，開列藥方，而拙文則止於診斷，不涉療治。
當下諸「天下」論述的提出，借用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趙汀陽教授的說法，意在「重思中國」，進而「重構中國」。與這種志向和期許相比，本書為自己設定的目標要微小得多，它只是試圖理解中國，包括上述種種「重思」「重構」的努力。而這一嘗試理解的事業，在我看來，不但十分重要，要獲致進展也相當困難。比較這種困難，這項工作不易得到恰當的理解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