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無盡的河流：女性與歷史的共振
譯者 余沛霖
當我們閱讀《母親的河流》時，我們在閱讀什麽？譯者認為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亦是一個用以理解這部作品不可忽視的關鍵點。
要理解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的這部作品，首先要理解作者的個人生活史，尤其是她父親在其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Maria José Silveira），原名瑪麗亞·若澤·黎歐斯·佩舒托·達·西爾維拉·林度蘇（Maria José Rios Peixoto da Silveira Lindoso），是巴西當代作家、翻譯、編輯，一九四七年生於巴西戈亞斯州雅拉瓜市。西爾維拉的父親是巴西政治活動家若澤·佩舒托·達·西爾維拉（José Peixoto da Silveira），生於上世紀初的米納斯·吉拉斯人。於醫學院畢業後，遷往雅拉瓜市定居，在那兒開了一家診所，加入了社民黨，隨後還當選上了該市市長。一九五〇年末至六〇年初，巴西首都由里約熱內盧遷至巴西利亞，後者是在巴西高原上拔地而起的人工城市；西爾維亞的父親參與了這座城市的工程建設。直到巴西軍政府獨裁統治前夕，他都一直在政府各部門擔任要職，這一段歲月其實是巴西社民黨的黃金時期，也被稱作「社民黨傳奇」。一九六五年，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向上攀爬是競選戈亞斯州州長，結果失敗告終。同年，巴西軍政府（1964-1985）頒布了一條取締多黨派的法令，並且隨著兩黨制的建立，西爾維拉加入了巴西民主運動陣營，旨在與當時的獨裁體制相抗衡。他的政治生涯也在一九六七年劃下了終止符。
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的父親對參與政治生活的激情和活力深深感染了作家本人，尤其是他對建設巴西利亞城和反抗巴西軍政府獨裁體制作出的貢獻，促使女兒也信念堅定地投身巴西民主政治運動。巴西軍政府獨裁期間，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因顛覆罪被當局通緝追捕。無奈之下，她與丈夫一同流亡至秘魯，直至一九七六年才返國。無論是父親還是作家自己的政治體驗，都不難察覺到在這部小說中，那些真實過往的激情、傷痛和思索，多多少少印在了不同人物的人生歷程，與後者的故事鑲嵌在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對難以分割的影子，那是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個人的往昔碎片和女性角色於文本當下的所知所感的重疊。這種對現實的靈巧挪用還體現在西爾維拉的教育背景和創作內容的緊密關係上。上世紀六〇年代，她曾於巴西利亞、聖保羅等地求學，專修過人類學、新聞及政治學等人文學科。在人類學領域的耕耘、在政治學層面的觀念與實踐的結合，以及對新聞媒體的涉獵，都逐一體現在她對印第安人文化習俗、巴西殖民歷史及民主化歷程、當代網絡社群媒體運用等方面信手拈來、行雲流水的文學書寫中。
作為文壇新秀，二〇〇二年，西爾維拉攜首部小說《母親的河流》嶄露頭角，同年獲得由聖保羅藝術評論家協會 （Associação Paulista de Críticos de Arte, APCA） 頒發的文學新人獎。二〇一九年，《母親的河流》由戈洛布出版社 （Globo Livros） 再版。西爾維拉在舊版的基礎上增添了新的篇章，後者與巴西當代政治及人文境況吻合，使整部作品愈加飽滿、前衛。西爾維拉筆耕不輟，其創作成果頗豐，包括虛構小說、短篇故事、專欄散文、青年文學等，其中除《母親的河流》以外，另一本較為著名的作品是《路易斯·布努埃爾的鬼魂》（O Fantasma de Luis Buñuel, 2004），講述一群熱愛電影，尤其是布努埃爾電影作品的六〇年代巴西青年學生在巴西新都巴西利亞燃燒自己的文藝理想與革命激情。此外，西爾維拉創作初心不渝，寫作始終圍繞獨裁、鬥爭、流亡等政治主題展開，並向女性境況及命運投以特殊的性別關懷。西爾維拉不定期更新她的部落客文章，其中一個項目名為「週五雜文」（Sexta de Crónicas），她在上面記錄自己的近期反思、創作靈感和故事碎片。
總地來說，瑪麗亞·若澤·西爾維拉的文學作品總是和個人生命經驗（無論是作為體制的反抗者、民主的擁護者，抑或是知識分子女性）、巴西歷史尤其是政治歷史、巴西社會現實密切相關。她的家庭環境和教育背景賦予她很多行動和思考的源泉，甚至一定程度上轉化為生活和創作的基本；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從她個人的抗爭流亡史中觀察得出，也可以在這本小說中閱讀到。
回到小說本身，《母親的河流》是一部讀者可以從多元角度去詮釋其總體涵義的作品。概括地講，譯者認為這本小說至少可以放置於兩個名詞之下：歷史和女性。《母親的河流》基於巴西的民族和民主史，講述了一個古老家族中多位女性的故事。這個家族中的第一位女性是一個印第安女孩，名叫伊奈阿。在和一個葡萄牙青年的邂逅後，誕下了家族中的第二位女性特貝熱特。如此，整個家族的女性面目逐一呈現。她們的遭遇、宿命和悲歡離合推衍不息，直至本書的最後一位女性，生於二〇〇一年的阿曼達，才落下了帷幕。
就歷史而言，這本小說從一五〇〇年葡萄牙人初登巴西開始講起，徐緩展開了五百年巴西歷史的全景式面貌：從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初次接觸，到葡萄牙殖民者的統治管理，以及葡萄牙與荷蘭對巴西殖民權的爭奪戰爭，再至巴西大獨立，巴西共和國的建立，巴西現代化過程，巴西軍政府獨裁統治，巴西的再民主化，最終落腳於二十一世紀初期動蕩不定的巴西民主境況。就女性而言，這本小說描述了來自同一個古老家族共二十一位女性角色的生死愛欲。她們均勻地分散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各自被賦予了鮮明且令人難忘的特點。每一位女性的形象和故事都是獨樹一幟、栩栩如生、完全足以單獨構成更加獨立的文學文本；然而，正是因為她們之間的歷史聯結與代際傳承的整體性和凝聚感，這本小說才顯得如此盈滿、豐富以及有力。
一方面，我們可以窺見巴西歷史的面貌是如何在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過程中形成的，它不是始終平和的，亦不是始終進步的，更不是毫無裂痕的，它是在各種因素極其複雜的作用中產生的，它是真實的人類史的一小節；另一方面，我們在閱讀的是一個同樣綿延、悠久、非扁平化、起伏的、複數的巴西女性家族史。這些女性並非只是在一種單純或真空的親緣傳承環境中聯結在一起，代際的斷裂和陌生化在如前述的巴西歷史中幾乎是必然的，但作者仍然能夠讓她們相互聯繫和感應，並非以物質性的具體方式，而是以一種精神性的、形而上學的、女性主義的方式；這不是虛幻的，這也不是矯揉造作的，這和歷史一樣真實，是屬於文學世界的真實。當我們讀畢全書後會發現，作者的靈感來源、取材和參考其實仍然與真實相關，比如史料、檔案、書信，但她的創作卻指向了想像、虛構和非虛構的天地。這樣的創作能夠讓讀者體會到智性與感性結合的愉悅。
正如譯者之前提到的，這本小說的初版（2002）的最後一章停在了倒數第二位女性，也就是生於一九六八年的瑪麗亞·弗洛爾；但二〇一九年再版時，作者又增添新的一章，也就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最後一位女性阿曼達。這種書寫的同時代性恰好與小說所呈現的歷史行徑和女性聯結的延續性相吻合，可以說是一種內容及方式上的雙重意義的平行。尤其是在阿曼達的章節中，作者還將筆觸伸向了巴西LGBT的境況。隨著二〇一九年巴西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Bolsonaro）上臺，巴西的民主再次陷入危機；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也讓巴西的政治和民生發生了改變。在這些時代的震蕩下，我們可以期待作者是否還會有更加新近的續章創作。
最後，回到譯者最初拋出的問題：當我們閱讀《母親的河流》時，我們在閱讀什麽？文體上，我們彷彿可以用長篇小說來定義它，但其中的非虛構因子、人類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元素以及作者設下「未完待續」的鮮明意圖，都賦予作品整體框架有某種游移、延展和多元混雜的特點。主題上，小說聚焦於一個巴西家族的百年史，然而產生戲劇性衝突和轉折岔路是去中心化的，亦即讀者可以在小說的任意段落尋找到情節的支撑點，因此也難以辨別哪一篇章是所謂更重要的，哪一篇章是所謂次要的；這種平等、並置、交纏的手法使得小說主題呈現出起伏的波浪狀，或者說，小說的主題並非特定且單一的，而是枝繁葉茂、匯聚成河。人物上，二十一位女性在歷史舞臺的接力表演也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相似的複雜性，換言之，作者摒棄了西方小說傳統的人物構建手法——譬如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在《小說面面觀》中所確認的兩種人物範疇，「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這本巴西小說啟用了深度的群像刻劃，以細緻、深入和連貫的描摹方式展現每一位人物外在與內在的形象。比喻式地概括而言，這部小說形式與內容上綿延、多維、異質的統一性彷若河流——面對一條河流，我們無法直截了當地描述、判斷，因爲每一處河段、每一個漩渦、每一束分支都是風格各異、截然不同的。或許我們無法追隨至它的終點，但曾經目睹並與之共情的閱讀體驗足以讓我們明曉關於歷史、關於女性、關於文學的無窮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