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我於二○○七年在大塊文化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二○○九年七月五日前後，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然而這本在七五之前寫的書，幾乎都是當時新疆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用不著預測，明眼人當時就能看出類似七五的事件遲早爆發，所謂的轉折不是七五造成的結果，而是早已發生，其實是導致七五的原因。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十六年，因為內容皆是我親身經歷與訪談，對了解新疆問題仍是第一手資料；其中的思考仍有尚待顯現的預見性。對跨越的十六年，我在本書最後的〈十六年後續篇〉中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二○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
前言
……新疆……寫下這兩個字讓我頗費躊躇，它是中國現實領土六分之一面積的稱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兩千多萬人民時刻掛在嘴上的名稱。但是當我在頭腦裡面對這本書的可能讀者時，會浮現我在波士頓經歷的場面。那是一個關於「族群」問題的研討會，到會的有藏人、蒙古人、臺灣人，還有大陸漢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維吾爾人代表，該到場的肯定不能算完整。當會議已經開始，才有一位維吾爾人從德國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向與會者宣佈，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絕參加會議。
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何況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經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過，只要談那片廣闊土地上的事，總得用一個名稱。最終我還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即使是東土人士談具體話題也難避免用「新疆」），其實也能讓雙方都從中各取所需——維吾爾人能以此證明他們的土地是被中國所占，中國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歸屬。
用這麼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僅為說明選擇地名的困難，而是想說明新疆問題的複雜。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糾葛與對立，揭示新疆問題全貌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本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沒有在新疆入獄，那寫作應該會按部就班地進行，書也會在幾年前就已問世。不過那樣寫出的書一定和這本不一樣。它會像《天葬》有個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臨下地概述，力圖包容新疆問題的全貌。但是當我被關進新疆的監獄，被勒令從此不可再觸碰任何官方資料，使我不得不放棄框架式的寫作。新疆問題的真實資訊幾乎都被封閉在官方資料內。沒有官方資料，框架是建不起來的。
不過這卻可以算作一種成全。入獄使我更深地進入了新疆的情景。當我準備繼續寫這本書時，已經變得躊躇漸多，不再覺得有資格搭建框架和居高臨下地概述，更不敢輕易給出結論。入獄是這變化的轉捩點。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於是，我不再為缺少官方資訊而遺憾，也不再認為那是缺陷。資訊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沒人能比統治者得到更多資訊，卻不能說統治者瞭解了事物真相。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過了一輩子的殖民者，又何嘗懂得那裡的人民？我寫新疆，重要的不在羅列資訊。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祕密，價值也不如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去瞭解他們的生活、情感和願望。
這無疑非常困難。不錯，在新疆境內，每天都可以見到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作為一個漢人，你可以跟他們打交道、做買賣、討價還價，也許還可以開個玩笑。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你能進入他們內心。在漢人面前，他們把內心嚴密地包藏起來。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那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耗費不少資財，但卻比看見一個維吾爾人的內心要容易。可以說，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即使在維吾爾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漢人圈子。不是我沒有接觸他們的願望，是他們不接納。每天在眼前掠過的維吾爾人，僅僅是街道或巴扎（維吾爾語：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對此，海外維吾爾人的發言並非可以全部彌補。他們可以講新疆境內沒人敢講的話，但是並不完整。角色的對立使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官方涇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現的往往是政治姿態和組織立場。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人內心想什麼。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我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我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我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是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我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我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儘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瞭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我對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我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本來計畫等待穆合塔爾回應，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書。但是關係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光靠寫幾封信是不夠的，需要由穆合塔爾寫出自己的書。
我為此書致謝的人可以開出長長名單，然而還是像以往在中國境外出書一樣——出於安全考慮無法公開。我只能心懷感激，默念名單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穆合塔爾。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顯而易見，那不能讓需要防範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只能讓對他無害的讀者不知道他是誰。從這個角度，公開他的名字不會更有害，也許還能對他多一點保護。
不過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這樣做不會是一個錯誤。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夢見，我和穆合塔爾又坐在同一間牢房。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恐懼，沒有憂傷，好像那就是該有的命運，只是安靜相對，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