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尼茨勒的世纪: 布尔乔亚文化经验一百年: 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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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开创性和具有冲击性的历史作品，《史尼茨勒的世纪》重新评估了十九世纪的文化。

　　我们一向相信，最足以代表十九世纪的人物是维多利亚女王。然而在这本颠覆性的着作中，着名的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却指出，维也纳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史尼茨勒（1862-1931）才是其时代最佳的象征。

　　为什么是史尼茨勒？盖伊在引言里告诉我们，尽管史尼茨勒很难算是典型的布尔乔亚，但却「具备一些很特别的素质，让他异乎寻常适合充当我要描绘那个中产阶级世界的见证人」。紧张的父子关系、性偏执、一箩筐的情史、近乎精神官能症的性格在在让施尼茨勒胜任十九世纪文化史的引子。

　　集三十年的研究功力，盖伊以九个环环相扣的篇章（每一章都聚焦在布尔乔亚生活的一个重要面相）呈现出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生活的清晰画像，在他的重新诠释下，一些我们原以为熟悉不过的主题──布尔乔亚的激情、它的政治、它的宗教、它的焦虑，有了崭然一新的面貌。他的书写涵盖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时代结束之年）之后的一百年，而这一百年不但是中产阶级兴起的年代，也是今日西方世界的主要奠基石。整部《施尼茨勒的世纪》都能恰如其分地对待十九世纪的错综复杂性，以大量资料显示出它既有迷信的一面，也有科学的一面；既有残忍的一面，也有人道的一面；既有焦虑的一面，也有性满足的一面。另一方面，带我们游历于费城与莫斯科、伦敦与罗马之间的同时，盖伊也不忘指出，尽管有地域性的差异，但不同国家的布尔乔亚之间仍然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风格。

　　否定过维多利亚时代男人虚矫、女人性冷感这种刻板印象之后，盖伊有说服力地指出︰「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性爱史有必要重写，以便让它更逼真，因为它远不如我们所被告知的荒凉。」除颠覆掉我们对十九世纪性态度的认知以外，他认为中产阶级心灵的一些其他重要方面也有需要重写，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解释他们的一些奇特表现︰他们对手淫神经兮兮的害怕、对现代主义艺术出人意外的接纳、对宗教与科学的复杂态度、对隐私的空前重视。

　　《施尼茨勒的世纪》不是为颠覆而颠覆，而是为追求历史真相而颠覆。以维也纳剧作家施尼茨勒为伴，盖伊让一些我们一度以为熟悉的主题变得焕然一新。以异常优雅的文笔，《施尼茨勒的世纪》为一个今日西方文化赖以奠基的时代提供了卓越的洞察。

作者简介

彼得．盖伊（Peter Gay）

　　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柏林，一九三八年移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为耶鲁大学史特林资深史学教授、古根汉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学者、剑桥邱吉尔学院海外学者。历获各种研究奖如海尼根(Heineken)史学奖等，其着作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译者简介

梁永安

　　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曾译有《孤独》、《四种爱》、《Rumi：在春天走进果园》、《永恆的哲学》、《耶稣行踪成
谜的岁月》、《隐士》、《英雄的旅程》、《在智慧的暗处》、《下一个基督王国》（皆立绪文化出版）。

〈序言〉一个阶级的传记◎彼得．盖伊

序曲

Ⅰ　基本事项
（诸）布尔乔亚　009
家，有苦有甜的家　055

Ⅱ　驱力与防卫
性爱︰狂喜与症状　095
侵略性的托词　145
焦虑的理由　189

Ⅲ　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灵
讣文与复生　231
「工作的福音」问题重重　279
品味方面的事情　323
一个独自的房间　367

终曲

索引
人名索引/1
名词索引/11
参考书目/20

作者序

一个阶级的传记

　　本书是一个阶级的传记，主角为十九世纪（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的中产阶级 （译註：中产阶级、布尔乔亚、中间阶层为同义语，作者在本书中交替使用）。我选择史尼茨勒作为导游，他是该时代最引人入胜的剧作家与长短篇小说家。为什么选史尼茨勒？他很难说是最典型的布尔乔亚。在十九世纪，有多不胜数与他同一阶级的成员富裕不如他、才智不如他、坦白不如他──神经质不如他，也就是说比他更具代表性。因此，如果「代表性」一词所指的是「一般」，那史尼茨勒将不胜任导游之职，因为最不适用于他的形容词就是「平庸」。然而，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却发现他具备一些很特别的素质，让他异乎寻常适合充当我要描绘那个中产阶级世界的见证人。他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有时是作为引子稍一出场，有时是全程参与。我发现这个人极为引人好奇（不代表他总是讨人喜欢），但单凭这一点，并未让他够资格在我企图探索和了解的那出包罗广泛的戏剧里扮演某种司仪角色。我有更好、更客观的理由。

　　史尼茨勒是彻头彻尾的维也纳人。他生于维也纳（一八六二年），逝于维也纳（一九三一年），除短期到过伦敦、柏林和巴黎，以及在义大利北部度过一些短假以外，一辈子都住在维也纳。不过由于具有活跃、锐利的胃纳品味，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极其多样的风格与观念，而他也克尽职责，数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记录在日记里。他具有深入其时代中产阶级心灵（包括他自己的）的特殊凭借。

要言之，他的教养是全方位的：他的人生与作品都在在见证着，人要见多识广，并不是非要行万里路不可。心灵是可以接受来自遥远异地和异代的精神悸动启发的──史尼茨勒的心灵就是如此。现代的法语和英语文学（含美国文学）都是他的读物，更不用说的是斯堪地那维亚和俄国重要小说家与剧作家的作品。他对音乐与艺术具有同样大的容受力。可以说，在他的陪伴下，我游历了挪威和义大利、俄国和美国。正如我暗示过的，他是个亲切、可信赖和渊博的资讯提供者。

　　史尼茨勒是十九世纪人，但其生命却深入到二十世纪。而因为十九世纪乃是二十世纪的孕育者，它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史尼茨勒借以架接这两个世纪的，并不是只有他的肉体生命。人们常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间划下不可跨越的鸿沟。这种说法，固然适用于政治的领域（二十年后那场空前的集体动员和集体屠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种下的果），却不适用于高等文化的领域。我们常常认为，那些发生在艺术、文学和思想上的激动人心大变动（被统称为「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产物，但深入探究，就会知道它们是孕育自一九一四年以前（译註：请读者注意，作者对十九世纪的「界定」是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个改变了哲学轮廓的颠覆性思想家为例，尽管他在一八八九年已经发疯和不再发声，却仍然对我们今日的思想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只是我们多大程度上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祖先余荫的其中鲜明一例。

　　少数艺术家的取样也许就足以佐证我此说不虚：在戏剧界掀起革命的易卜生（Henrik Ibsen）、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以及继他们之后的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都是早在一九○○年前就大名鼎鼎（或者说恶名远播）。另一位他们显赫的同侪契诃夫（Anton Chekhov）逝世于一九○四年。音乐界方面，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在一九○八年发表他的第二首四重奏，摒弃传统的调性系统，进入了无人探索过的音乐地带。最盛名不衰的几位现代主义小说家──普鲁斯特（Proust）、乔哀思（Joyce）、汤玛斯．曼（Thomas Mann）和汉姆生（Kunt Hamsun）──都是在世纪之交展开他们的事业；当其时，契诃夫已经不只是个戏剧的巨人，而且也耸立为短篇小说的巨人。绘画方面，学院派画家早在一九○○年前就经受了来自独立画家几十年的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叛逆份子人数与影响力有增无已；一连串的极端画派（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德国和奥地利藐视艺术建制的分离主义者）一直都是沙龙艺术家的无情批评者。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逐渐疏远具象派绘画若干年后，于一九一○年画出他的第一张抽象画。这份名单还可以随意延伸：不管是在诗歌、建筑、都市规划的领域，一种新的文化正在诞生。这就怪不得世纪之交一个由波纳尔（Pierre Bonnard）和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领导的绘画学派会把他们的团体命名为「那比」（Nabis）──「那比」是希伯来文，意指先知。他们是航向未来的。

　　史尼茨勒也是如此，他的作品游走于中产阶级可容忍的尺度边缘，而且不只一次大胆越过之。一八九七年，他写了一部构思精采而手法机智的喜剧《轮舞》（Reigen）。《轮舞》由几对情侣的十组情色对话所构成，对话者的其中一方会在下一组对话再次出现，到最后首尾相接，形成一循环。每一幕的高潮都是做爱──当然，这样的剧情，是离经叛道有如史尼茨勒者都不敢奢望可以搬上舞台的。但这部剧本却是连出版都有好些年不能出版，至于上演，则是更多年以后的事。然后，在一九○○年，史尼茨勒又创作了眩目程度不亚于《轮舞》的长篇小说《古
斯特少尉》（Lieutenant Gustl），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一个年轻气盛的奥地利少尉轻率挑起一场决斗后产生的死亡焦虑。

　　这部小说见证了史尼茨勒的广泛阅读：它所使用的那种前卫、繁复的叙事技巧，乃是从法国作家迪瓦尔丹（Edouard Dujardin）的《月桂树被砍》学来的。对于自己的原创性，史尼茨勒一向相当保守，不认为自己足以与托尔斯泰（Tolstoy）或契诃夫这些不朽大师并驾齐驱。另一方面，他对一些所谓的仁慈批评家的意见也十分气恼，他们认为史尼茨勒尽管多产，但基本上只是把他最早期剧作的材料──不负责任的独身汉和通姦恋情──再生利用。史尼茨勒带着点怒意抗议说，他要比这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更有想像力、更有创意──一言蔽之是更现代。

　　他是对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权去问，史尼茨勒的证言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有用根据？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前提：中产阶级是一个可以定义的单一实体。对这个争论不休的议题，我将会用一整章的篇幅（第一章）去处理。历史学家已经花了很多年时间与这个问题角力，但到头来的解决办法往往是视之为一个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史尼茨勒显然是认定有布尔乔亚这样的生物存在的。我们将会看到，他对布尔乔亚殊少敬意，而且倾向于把「布尔乔亚」和「无聊乏味」划上等号。反过来，许多维多利亚时代人一定也会视他的生活方式为偏执古怪，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然而，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史尼茨勒都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尽管是一个具有高度个人特色的布尔乔亚。有很多事情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例如，他顺从父命选择了学医和行医；他渴盼自己的情妇都是处女。他也曾经像数以百万其他布尔乔亚一样，尝试阻止自己所爱的女人进入职场。他鄙视一些时空错乱的贵族式习尚（如决斗）。他自信具有不拘一格的文化品味，却无法欣赏荀白克那些无调性的交响曲，也对乔哀思的《尤利西斯》（Ulysses）感到怀疑。他耽于工作，重视隐私。这些都是史尼茨勒的布尔乔亚印记。不过，本书虽以史尼茨勒始，却非以他而终。正如我说过的，假如本书可以称为传记的话，它乃是一个阶级的传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摘要，不如说是综合。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发生兴趣，是在一九七○年代初，当时，这个历史课题在史学界相对受到忽略。当然，论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有分量作品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题目并没有吸引到很多历史学家注意，而且肯定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项目之一。人们的兴趣放在别的地方：妇女史、劳工史、黑人史以及那种自称为──有一点点装腔作势──「新文化史」的研究。自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把历史的因果性加以世俗化以后（译註：指不再把历史事件的成因诉诸超自然的解释），史学界就会週期性地出现这一类使人兴奋的不满时刻：它们认为既有的历史研究领域是狭窄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

　　很多这些不满都是有获益的，会引出许多未被提问的问题和未受质疑的答案。但它们同时也制造了混乱，这一点，特别是在兜售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后现代贩子入侵史学的领域以后更为严重；它们不但未能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反而对大部份历史学家长久以来的求真精神投以相当不合理的怀疑。在这种一头热的氛围里，我自己的一套史学方法──一种受精神分析启迪（只是启迪，不是淹没）的文化史──在我看来是适切追随的方向，而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有鑑于它普遍受到冷落──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工作最后竟然会有那么大的修正作用；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纯粹是走自己的路，证据把我带到哪里，我就走向哪里。

　　其成果就是五大册的着作，我总称之为《布尔乔亚经验：维多利亚到弗洛依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八年）。它们所专注的是一些非传统的课题，如性与爱、侵略性、内心生活、中产阶级品味等。尽管我的选题清晰反映出弗洛依德的影响，但我却小心翼翼，务求不让我的立论脱离过去的「真实」世界，因为那才是历史学家的共同家园。换言之，有大量的史实包含在我的书页里。它们其中一些会在本书被再次引用；它们太有启发性了，我舍不得割舍。《布尔乔亚经验》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以下这些令人难忘的片段：典型的维多利亚人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为了刺激太太的母奶分泌，轻柔而虔诚地为她按摩乳房；十九世纪的美国妇人萝拉．莱曼（Laura Lyman）以火辣辣的书信挑逗人在远方的丈夫：「下星期六我会抽干你的保险箱的，我保证」；义大利统一运动的先驱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因为发现政府官员拆阅他的信件而大发雷霆；前卫诗人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曾经称许布尔乔亚的艺术品味；德国钢铁鉅子克鲁伯（Alfred Krupp）推辞了官方把他册封为贵族的美意。

　　但这不表示本书只是一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性质的读物，只是前述大部头之作的浓缩，因为尽管它的厚度不如《布尔乔亚经验》，结论的分量却未必有所不如。我引进了相当多的新材料与新课题，其中之一是工作与宗教──尽管它们在《布尔乔亚经验》里被讨论到，但在本书却受到更恰如其分的深入检视。《布尔乔亚经验》中对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所作的一些很根本的重新诠释──他们对性、侵略性、品味、隐私的态度，都会以显着的分量再次见于本书。即便如此，它们并不是装到新瓶里的旧酒。我曾经把它们重新思考了一遍，而且自认为把问题的复杂程度更往前推。

　　有一点是必须事先声明的：对于Victorian（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人）这个词，我採取的是广义的用法。长久以来，Victorian习惯上都是指英国人──甚至更狭义是指英格兰人──和他们的品味、道德观与礼仪。而它的意义从未完全侷限在维多利亚女王主政的时代，因为一般咸信，不管是在维多利亚女王一八三七年登基前还是一九○一年驾崩后，都存在着维多利亚时代人。简言之，她的名字是被宽松地用作十九世纪的同义词，也就是自拿破崙最终败北（一八一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九一四年）之间的一百年。但是，还有些维多利亚时代人是活在这个范围外的。近些年来，研究美国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把此词归化，而我相信，把其涵义进一步扩大是说得通的。但这当然不是说，法国、德国或义大利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与同时代的英国伙伴一模一样；因此，本书在致力求「同」之余，也是「异」的礼赞。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不管不同的布尔乔亚之间具有多大差异，他们彼此仍然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性（译註：family resemblance，哲学家维根斯坦的用语，指家人间那种难以具体界定的五官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正是我使用「维多利亚时代人」一词时想要强调的。

　　好吧，现在让布幕升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