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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高行健的作品，在字裏行間，
看齣的兩個關鍵字是：
真誠和純粹。

　　2000年高行健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之後，遂引起海內外社群的廣泛討論。法國馬賽市2003年為他舉辦瞭大型藝術創作活動「高行健年」，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和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為他舉辦瞭《高行健藝術節》，而在授奬的十年之後的2010年，法國文化部為促進全民閱讀所舉辦的《你來讀！》為期一週的活動中，更選擇以他的長篇小說《靈山》作為推廣。高行健的文字創作包括十八部劇作、兩部長篇小說以及短篇小說集與多部論述作品，其文學上的成就斐然自然不在話下，但在其他藝術形式上的錶現更有其獨到之處。他不僅是一位國際上備受敬重的全方位藝術傢，集小說傢、劇作傢、戲劇與電影導演、畫傢與思想傢於一身，其生命軌跡與獨到的美學見解亦經常受到談論與矚目。

　　本書收錄高行健的友人在東西方文化圈對其人與其多樣藝術成就的觀察與省思，作為讀者更進一步理解高行健的美學思想之另一參考。

本書編者 / 知名作傢楊煉認為：

　　「我讀高行健的作品，在字裏行間，看齣的兩個關鍵字是：真誠和純粹。因為真誠，一個藝術傢在生活中隻能坦白地麵對內心，用自己的感受判斷一切觀念，不論那觀念怎樣官方或流行。因為純粹，一個藝術傢不能容忍把作品降低為「工具」，而淪入一種他所反抗的宣傳思維。

　　他的人生、思考和創作，跨越瞭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要在這個漫長、復雜的曆程中做到真誠和純粹，且自覺實踐它們，從而真正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倖存者，標準不是太低、而是太高瞭！中國猶如一個夢魘，糾纏著我們也糾纏著世界。

　　他不靠單位，不靠團體，不靠宣傳機構，甚至不靠流派、思潮，就一個人，全方位承擔一個文化的責任，並且經得住這變幻世界層齣不窮的檢驗。這現象獨一無二。在現實中，這是他個人的勝利。但在思想上，又是「人」的勝利、藝術的勝利──真誠和純粹的勝利。」

編者簡介

楊煉（1955─）

　　中國詩人，朦朧詩的代錶人物之一。「尤利西斯奬」評委。祖籍山東，齣生於瑞士伯爾尼。6歲時迴到北京。1974年高中畢業後，在北京昌平縣插隊，之後開始寫詩。1978年參加北京之春運動，並成為《今天》雜誌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長詩《諾日朗》聞名，並遭到政治批判。1988年被中國大陸讀者推選為「十大詩人」之一，同年在北京與芒剋、多多等創立「倖存者詩歌俱樂部」。1988年去澳大利亞進行學術訪問。1989年六四事件時他在紐西蘭奧剋蘭進行訪問，參與組織瞭抗議中共政府的活動。事後他的作品在大陸被禁，開始流亡國外。2012獲頒諾尼諾國際文學奬（Nonin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ize 2012）。目前居住在英國倫敦。

成於言──從高行健作品看藝術的境界
楊煉

詩人龐德在他的巨著《詩章》中寫道：「誠」這個字已造得完美無缺。《說文解字》注「誠」字曰：信也，從言成。從一個「誠」字入手，討論高行健作品的藝術境界，似乎離題，但深入些看，何為「境界」？如何建立、抵達那「境界」？卻從來沒有被說清楚過。「境界」一詞，人人談說，順口順手，可又含義極度模糊，一片臆想中，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最終，什麼都是「境界」，於是根本沒有「境界」。有的隻是自說自話，甚至自我吹噓。

在我看來，「境界」的全部含義，在於完成人的精神超越。這裏，已經指齣瞭構成「境界」的幾個因素：一，麵對「人的」處境。這處境又分為外、內兩個層次。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太熟悉外在的睏境瞭，生活的貧睏、政治的險惡，文化環境的汙染匱乏，猶如一隻與生俱來的籠子，鎖著我們的生命。但同一個壓力下，為什麼有的人屈服追隨？有的人特立獨行？知道世上沒有天堂，那麼是加入、還是反抗每一個地獄？即使有嚴酷的查禁，但不為齣版而寫、甚至如高行健的《靈山》「為不齣版而寫」，已構成瞭對睏境的超越。這樣的寫，純粹齣於信念。而寫齣的作品，無論什麼體裁，它們共同的名稱都是「詩」。一種掙脫特定時空限製，與古往今來偉大靈魂相交相通的形式。與之相連的第二個因素，就是「精神超越」。這超越以現實睏境為前提。睏境的難度越深刻，超越的能量越大，一個人建立的「自覺」越完整和強健。就是說，「精神」並非超越到人生之外，恰恰相反，它一步步構成瞭人生的縱深。第三，必須注意放在最前麵的「完成」那個詞。人的精神超越，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用一部部作品中實實在在的「怎麼寫」，證實藝術傢在「寫什麼」。當高行健不停突破人們預期，拿齣新作，令我們感動的，不隻是他的天纔，更是那個激發他超強活力的精神血緣，一層層帶領他突圍，把中國、西方、中文、外語、此岸、彼岸、現實、虛構統統變成假命題，而藝術直麵一個人的存在，把它追問成一個思想宇宙。直到，藝術和人格，一而二二而一，互相成就，不可分割。

我讀高行健的作品，在字裏行間，看齣的兩個關鍵字是：真誠和純粹。因為真誠，一個藝術傢在生活中隻能坦白地麵對內心，用自己的感受判斷一切觀念，不論那觀念怎樣官方或流行。因為純粹，一個藝術傢不能容忍把作品降低為「工具」，而淪入一種他所反抗的宣傳思維。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語境中，要維護這樣的真誠和純粹很難。反之，要利用各種政治說辭牟利卻很容易。事實正是如此，例如，藉助於冷戰意識形態的現成知識，「地下」、「流亡」這些辭匯，似乎成瞭當代中國藝術傢的專用頭銜，甚至可以據此要求「優待種族歧視」：降低和忽視藝術的標準。在西方，一部作品「可能被查禁」，已成為代理人嚮齣版社推銷它的理由，那暗示著，有可能獲得報刊的炒作，並使齣版商從中獲利。這種實用，本質是虛僞。但是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傢，拒絕戴上這樣的頭銜，就是拒絕在西方本來不多的謀生之道！我曾把「大主題、小形式」作為貧弱文學的標誌，這也包括骨子裏投市場所好的各種「政治正確」。「大主題」經常可以套上耳熟能詳的口號，例如民主、例如革命，卻不必追問其中究竟的含義；「小形式」則是用放棄藝術的獨立，來放棄藝術傢精神的獨立。當高行健說：「個人改變不瞭世界」，我從中聽到的正是一種藝術傢的誠實。那並未迴避什麼，而是明確瞭思想焦點：像一個人那樣活著，並用藝術的創造挑戰整個存在。於是，我們看到另一種現象：他不喊政治口號，但從開始就明確瞭做人的原則，在六四後公開宣佈「不期待在我有生之年迴到一個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的祖國」。他不玩民運遊戲，但通過作品清楚堅持獨立思考和言論自由。他不追逐藝術運動，卻返迴「藝術」一詞的根，不停探索人性的黑暗去激發創作的能量。他不理睬藝術時髦，卻汲取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把自身建成一個點，自覺傳承構成人類精華的偉大個性。或許，在「個人改變不瞭世界」後麵，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於是，就用改變個人去改變世界」。好熟悉啊，這怎麼簡直就是中國經典「修身」之說的迴聲？所有嚮外的突圍，其實都是嚮內的。在否定改變世界的煽情之後，我們纔能學會加繆所說：讓旅行變成「一種偉大的學問，領我們迴到自己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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