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育:一个死囚的微观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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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我不想杀死他,而且他也没有死,凭什么判我死刑?」

  个体在大历史下过着不自觉扭曲的生活,我们,是否还有回归正常的可能?

  一部在大陆禁绝了十年的小说,因为它,贬低革命。

  九点钟,行刑开始。随着枪声和围观者的唿啸、口哨,杜雨的灵魂离开了他那满是罪恶的躯体。母亲、继父、谷秀、曹勤,还有生父、弟弟、曹炯……像他杜雨溅在河水里的血点儿,渐渐散开、扩大,变成乌有。他给世间留下了什么?留恋、创伤、冲动、悲怜……,很难概括。只有一个关于罪恶的故事,才表明这个杜雨来过人世。-一部从清末写到2000年的长篇小说,思索大历史下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小说证历史,从虚构见真实。

本书特色

  一位曾身陷囹圄之人写下的狱中之作,以小说证历史,从虚构见真实。

作者简介

綦彦臣

  作家,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经济学者,着有十余部历史与经济学书目。较具代表性的着作有:《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刀与笔──东汉文人外戚宦官的三角斗争》、《给历史放把火》。

  曾于2007年初入选《2006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份子名单》。另为网易专栏作家,博客(sihoen.blog.163.com)是网易历史名博。

  作者同时也是大陆知名异见人士,曾于1999年9月2日至2003年5月1日系狱(原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四年,后在国际社会唿吁下,提前四个月获释)。经常在网刊《民主中国》、《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学术文章,目前是《民主中国》网刊排名第一的专栏作者。

逝去的回响:一部关于无声者的微观史诗 书籍简介 本书并非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一次深入人性幽微之处的探寻,它聚焦于那些被主流史书所忽略、被时代洪流轻易冲刷殆尽的“无声者”群体。这不是关于权力的兴衰,也不是关于宏伟的意识形态战争,而是一部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探寻个体如何在巨大历史背景下,努力维持其存在与尊严的微观编年史。 我们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二十世纪中期某个特定地理区域的窄门。这个地方,物质匮乏与精神压抑交织,人们的生活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看似随机的政策和集体运动所重塑。本书选择的叙事角度是“非线性”的,它不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物品、信件残片、褪色的照片以及口述记忆的片段,来重构一个失落的时代景观。 第一部分:物件的证言 叙事从一个被遗弃的木制工具箱开始。这个工具箱的主人,我们称之为“老李”,曾是某个小型手工作坊的技师。工具箱内没有贵重的金银,只有磨损严重的扳手、锯齿变形的凿子,以及一小袋用油纸包着的生锈螺丝钉。这些工具,是老李反抗时代异化的最后凭证。在那个一切生产资料都被收归集体的年代,这些私人物品代表着一种失落的自主权——能够用双手创造和修复的权利。 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了这些物件的“生命周期”:它们如何从崭新变得粗糙,如何在新旧政权更迭的冲击下被藏匿、被遗忘,最后又如何被重新发现。通过对工具箱的剖析,我们得以窥见个体在国家机器面前,如何通过保护这些微小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物件,来固守最后一片私人领域。工具的锈迹,折射出的是时间的停滞与希望的磨损。 第二部分:通信的轨迹与沉默的语言 本书的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书信在那个信息管控时代的复杂角色。这些信件,往往是经过层层审查、涂改甚至被故意误读的。我们接触到的是一段跨越山区的通信往来——一对年轻恋人,被迫分散两地,他们的信件成了唯一的生命线。 这些信中,政治术语被巧妙地“编码”成日常的问候。例如,“身体康健”可能暗指某人的政治处境安全,“粮食充足”可能意味着局势的暂时稳定。作者精妙地捕捉了这种“沉默的语言”的形成机制:当公开表达被禁止时,人类对连接和情感交流的需求会催生出惊人的密码学智慧。然而,这种智慧的代价是巨大的——每一次书写,都伴随着被误解或暴露的风险。有一封信,仅仅因为提及了一种地方性的、带有“自由”寓意的花卉,就被审查人员打上了“思想倾向有问题”的批注。 第三部分:空间与记忆的重塑 接下来,叙事转向对特定“空间”的细致描绘,这些空间往往是历史巨变中被遗弃或改造的场所。一个废弃的、曾经人声鼎沸的公共澡堂,成为了记忆的载体。在那个集体化程度极高的社会结构中,澡堂是少数几个允许个体在无衣着状态下进行相对私密交流的场所。 作者通过重构澡堂内的声景——水流声、蒸汽的弥漫、以及低语的交流——来重建社群内部微妙的权力平衡和支持系统。当澡堂最终被改建为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办公楼时,那种非正式的、基于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也随之瓦解。本书强调,历史的破坏性往往不是大规模的轰炸,而是对日常交流空间的系统性改造。 第四部分:未竟的生命叙事 本书的高潮部分,聚焦于个体生命叙事的“中断”与“接续”。这里没有戏剧性的英雄主义,只有对“未竟之事”的哀悼。我们遇到了一位名叫“陈教授”的知识分子,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当地的民间歌谣,但其研究成果在特定时期被视为“落后文化”而遭到禁止。 陈教授留下的,不是系统的著作,而是一大堆散乱的笔记、采集的歌词卡片,以及因年代久远而变色的墨水污渍。本书的最后,是对这些未竟的学术和个人追求的致敬。作者认为,历史的完整性不在于记录了多少已完成的丰功伟绩,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暴力或时代错位打断的、充满潜能的生命轨迹。 结语:微小声音的共振 《逝去的回响》提供了一种反主流的历史观:宏大叙事的背后,是由无数微小、脆弱且时常被压抑的个体经验所构成的复杂织物。它邀请读者慢下来,去聆听那些被时代遗忘的低语,去理解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韧性与局限。本书并非为了提供答案,而是为了提出更精准的问题: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里,“我”的意义究竟何在?以及,这些无声者的回响,如何塑造了我们今日所处的无形结构? 全书语言克制而富有情感张力,大量采用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手法,力求在还原历史现场感的同时,保持对逝去生命的深刻同情。它是一部献给所有在历史的夹缝中努力呼吸、努力留下痕迹的普通人的挽歌与纪念碑。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前言 这是一部「狱中之狱」的作品------写在小说《绝育》在台湾出版之前
自序 与《金瓶梅》无关!

01盐粮汇的传说
02迎面而来的血腥
03三换儿成了疯女人
04诡谲的动盪年代
05那枚抛起来的硬币
06冰龙起舞的时节
07荒唐的正经 正经的荒唐
08胖子们
09这里是赝品大世界
10好一张透明的大网
11计算精当的私下交易

附录 小诗十三首
后记 扭曲之后的回归
后记 在国内流亡的情状

图书序言

自序

与《金瓶梅》无关!

  小说拟名为《绝育》,取小说里面有「天无绝育」碑的历史描写,以及其中惊心动魄的砸碑细节------「天无」二字随一员骑马骁将掉在河里(后者摔死),「绝育」二字留在了翰林桥上。「绝育」二字奇怪地和一种生育政策的名称重叠了,并且小说人物的私密对话不止一次地涉及到这两个字。并且,涉及此二字的细节描写,在一般读者看来,有点儿「黄」。

  小说最初命名为《不足为道的死亡》,在初步刊出网路版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含义几乎是对卡缪《局外人》书名含义的直接模仿。我试图把卡缪提出的人的存在意义那么一个哲学问题的文学化表述予以中国化,即试图在中国的语境里面铺开一条个体生命存在意义探究的小路。

  卡缪因《局外人》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我是先从一本很经典的哲学工具书上看到「局外人」词条的,在很一大晚才得以细读同名小说。不过,作为模仿者我不指望这本小说产生轰动效应,并由此成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我们身处一个哲学极度匮乏并且也极度无用的时代。但是,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哲学问题。我们------许许多多的「我」生活在一个欲望极度膨胀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我」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假如存在过,那么,个体的本真意义是什么?

  此前,一家国内很有名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我的一本通俗历史着作后,继续向我约稿,我就递交了这部小说的草稿。起初,编辑大为高兴,后来又借市场前景不明之故中止合作。

  我一直在想「这本小说有什么问题吗?」

  我试着在一个以打羽毛球之业余爱好标准加入的聊天群里发了两章,结果,管理员与我私聊,说:「小说很黄,大家很有意见,一些女球友想退群。」

  难道,我在小说中设定的哲学含义都被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给沖淡了?不过,和我私聊的群管理员也解释说,「我们小地方的人思想比较保守」。我勉强接受着这种解释,也宣布不再往群里帖小说。但是,我不认为在网路时代里,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四线城市就必定保守啦?!令我有些安慰甚至不得不接受的误解,仍然是有人认为我是在写一本当代《金瓶梅》。

  当然,《金瓶梅》近乎自然主义的写法,我还是欣赏的,而且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读过香港版的该书。但是,从作为一个学者的角度讲,《金瓶梅》之所以被后人关注,不是它的性描写如何「露骨」的问题,而是它作为禁书的历史背景之吸引力。

  然而,我写的这本小说,既不是以自然主义手法来突出「性」,也不是要续补禁忌,而是通过人物命运来沉思人的存在意义,以至于追求到「扭曲之后的回归」(见本书后记)。简单地说,它与《金瓶梅》无关。在另一端,我不奢望我的周围有读过《局外人》的人,更不奢望有人知道「局外人」还是一个哲学词条。

  作为「经济学家」的我是个杂家。茅于轼老先生在给我的通俗经济学着作《真实的交易》作序时,很明确地指出我自称的「半个经济学家」以外的那半个是「杂家」,里面有政治、历史还有「许多不好归类的新奇想法」。既然真为杂家,涉足文学又有何妨!

  经济学家涉足文学我并不是先例,我所推崇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是这样的人,他不仅有与同时代的作家谈文学的兴趣,还参与过拍电影。尽管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在全球经济学界的声望绝不亚于任何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不想拿加尔佈雷斯为自己的越界而辩解,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我比作为「经济学家」的我理应有更宽阔的视野与人文关怀。我不想如卡缪那样因一本哲理小说而轰动文学界,但是我在小说中所做的个体存在意义探讨,确实应当成为中国文学新潮流的嚆矢!

  请原谅我的自诩。

  涉足文学并不是勉强之为。我与文学的渊源系于少年时代的兴趣,比方说在十九岁时曾翻译过日本短篇小说《画猫的孩子》。那篇译作并没发表,那时也不知道去何处发表,只是抄写几遍供周围的人们看着玩。直到人近中年,为了谋生即挣稿费,还翻译了探险实录《地平线并不遥远》一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四年版)。这算一点文学「资本」吧。

  平时的文学创作是处于边缘状态的,那就是通俗历史写作。

  通俗历史写作的文学性质是市场所认可的。比如,大量的该方面作品会被一些网站(特别是书店所开网站)列入文学类,而该类作品纸面出版后的网路连载也是以小说面目出现的。

  至于个人的「纯文学」创作则是写点现代诗,但数量不多,而且是在研究古典文献《诗经》之后的一些「模仿」,或曰对古典意境的某种翻译。这一点在我的新书《给历史放把火》中有所体现。此外,我对小说的现实意义之学术解析,也以通俗化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二○○五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当中,每一章的最后一节都是对《水浒传》的历史背景分析。在新书《给历史放把火》当中,同样採用了这个「套路」。换句话说,我是把《水浒传》当作一部历史和预言书来读的。

  这本小说也有强烈的预言色彩。消极的预言是彼时(二○○二年(描述的丑恶想像,后来陆续发生;积极的预言则是扭曲之后的回归发生,它以小说辅助人物杜春来与谷秀的老年结合为寓意。在现实中,我们虽然还没见到一种关于人的存在意义之哲学反思潮流,但毕竟人本主义(通俗化为「以人为本」)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既然「与《金瓶梅》无关」是个真实的状态,那么,最后要说的是,不管是对卡缪的模仿还是与加尔布雷斯的偶然相似,乃至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意境翻译,但愿模仿不算拙劣、相似不算刻意、翻译不算勉强。

  当然,这些是交由读者判断的。

  以上提到的那些小诗也将附录于小说正文之后。一方面,权作「资格证明」;另一方面,按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是向读者提供一些「消费者剩余」。关于后一点,需要多说的是,我将一些诗句摘录,放在每一张的前面,让它起题引或点题的作用。当然,这是小说修订之时的想法,最初创作时并没想到这一点。

  啰嗦两千余言,勉为序。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写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图书试读

【1.杜雨该走了】

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晨,还不到起床的时间,杜雨就醒了。他自言自语道:「这个梦是好是坏呢?要是大头活着,似乎有个说法儿。」他轻轻地挪动脚镣,尽可能地不吵醒别人。

大头是去年国庆日时枪毙的,一个连杀五命的凶汉,在看守所关的五年里,竟然学会了算卦、解梦之类的。杜雨脚上的这副较小的镣子就是大头死后,传给他的。不然,凭杜雨的个子,肯定会趟上二十八斤的。

「你不知道犯人们说:『大头的卦,小尾的话;横批:没准儿』吗?」同号里的一个人想安慰一下杜雨。

「打扰弟兄们了。」杜雨有些不好意思,「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回到我老家盐粮汇,河里的冰凌不断地裂开,发出的声音就像我那神经病的奶奶『秋儿』、『秋儿』的喊声。看来,我要走了。」

楼道里传来了小尾队长的皮鞋声,并伴着他那只玩物儿狗花花的怪叫声。「小尾」是一种半绰号的叫法,他姓马叫伟。在看守所的警员中他岁数最小,又是接他父亲的班以工代干来的,老警员们就管他叫「小尾巴儿」。

听到马伟队长脚步声。号里自觉地开始起床,收拾内务。每天这个点儿,再过十五分钟,喇叭里就喊「起床了」。一般情况下,大喇叭喊时,在押嫌犯就都收拾利索了。

杜雨也不在乎镣声了,快速起来。这时,整个监舍区便是镣子奏鸣曲的时候,各个号的趟镣的犯人优先下地去卫生间。镣子在瓷砖地面上抖动,「哗、哗――嗒」,很有节奏。杜雨开始找纸和笔,写遗书。一位同号善意地讽刺他说:「嗨!你真有神经病遗传,才上诉了半年,哪个不是等一年多才有结果?再说,现在河里的冰早化了,与你的梦中不一样!」

「我很平静,从来没有这么的平静过。真的,好像感冒刚好的那样,清醒而无力。」杜雨边说边写。

各号的门迅速被打开,先被点到名的几个当然是要执行枪决的死刑犯。虽然说在看守所里押上一段时间的人都经历过往外拉人的场面,但人们还是害怕,各号嘈杂声音立刻消失了。有人小声嘀咕:「花花一怪叫,准有事儿。」

马伟打开了号们,说:「杜雨,没法了,走吧!」口气中饱含着同情。就在他上一个班,三天前他还说杜雨死不了,顶多是无期。马伟后面是两个着装整齐、面貌严肃的武警。武警正要上前拉杜雨,马伟急忙拦住:「让他写完吧!」

杜雨将写好的遗言信纸叠好,放在信封里,往被下一掖,不知向谁说了一句:「交给活着的朋友!」

他很轻捷地跳到地上,拿了防寒服,披在身上。回头说一声:「弟兄们,保重!我走了!」

第二次叫人又开始了。第二批叫的都是公捕公判的,到火车站广场去亮亮相,再在汽车上周游一圈子,就完了。号里出了个小笑话:有个叫「烫面饺儿」的小岁数犯人,说什么不出去,抱着暖气管子向大家哀诉:「伯伯们!伯伯们!你看,我这么小的年纪,这么点儿事儿,就枪毙。」大伙都笑了。「傻子,你去接判决,回来就知道几年了。说不定,回来就放了。」马伟所长开始拽他。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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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育:一个死囚的微观大历史》这本书,我最期待的是它在情感上的冲击力。想象一下,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人,他的思绪会如何飘荡?他会回顾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些未实现的梦想,以及那些让他生命轨迹偏离轨道的关键时刻吗?而“绝育”这个主题,本身就承载着无数关于生命延续、家庭希望、甚至是社会政策的沉重议题。将这两个元素结合,我相信这本书必然会挖掘出人性中最深层、最隐秘的部分。我猜想,作者可能会通过死囚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对生育的强制性干预,那些剥夺个体生育权力的决定,那些看似无声无息却深刻影响了无数生命的政策。这种微观的个体经历,往往比宏大的统计数字更能触动人心。我想象着,在那冰冷牢房的静谧中,那些关于生命选择的挣扎、关于自由的失落、关于对未来的绝望,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呈现。这本书或许会像一把手术刀,剖开历史的肌理,也剖开人性的最脆弱之处,让我们在共情中思考,在反思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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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一个死囚的微观大历史》这个书名,就像一句低语,却带着惊雷般的震撼力。它将“绝育”这个充满争议和复杂性的主题,与“死囚”这一极端生命状态相碰撞,并将其置于“微观大历史”的视角下审视。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叙事框架。我猜想,作者必定是一位极其擅长挖掘个体经验背后普遍意义的思想者。他可能不会简单地叙述一个故事,而是会通过对一个死囚的生命历程,尤其是涉及“绝育”这一关键节点的细致描摹,来折射出历史上关于生命权、身体自主权、社会控制以及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这种从极端的个例出发,去揭示宏大的历史趋势,往往能带来最深刻的洞察。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那些被忽略的个体生命所承载的意义,以及那些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能够深刻地影响整个时代的走向。这本书,无疑是一次对生命、历史与伦理的深刻探究,充满了未知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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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绝育:一个死囚的微观大历史》这个书名,我立刻被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和深刻的预感所吸引。它似乎指向了一个极端而又普遍的困境,一个关于生命与剥夺、自由与限制的宏大叙事,却被压缩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生命中。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捕捉到这样一个“死囚”身上所蕴含的“大历史”的。这是否意味着,这位死囚的经历,无论是他被剥夺生育权,还是他自身的某种选择,都成为了观察更广泛社会变迁、伦理观念转变,甚至权力运作的绝佳切入点?这种“微观”到“宏观”的跳跃,需要极高的洞察力和叙事技巧。我甚至可以想象,书中可能充满了大量的细节,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关于个体命运的碎片,却在作者的笔下重新焕发光彩,并最终汇聚成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本书承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次关于生命、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自身在历史中位置的深度对话,我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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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一个死囚的微观大历史》这本书,从书名上就足够引人遐思,让人忍不住去探究“绝育”这个带有强烈禁忌色彩的词语,如何与“死囚”这样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身份联系起来,更别提还有“微观大历史”这样一个宏大的视角。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时,脑海里立刻涌现出无数的疑问和画面。它会讲述一个死囚在生命尽头,如何以一种极其个人化、极其微观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人生,进而折射出宏大的历史进程吗?还是说,它会从某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经历出发,揭示出历史上那些关于生育控制、生命价值、社会伦理的深刻变化?这种反差和融合,让这本书充满了神秘感。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将如此沉重和严肃的主题,以一种“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还能将其上升到“大历史”的维度。这需要多么精妙的构思和多么深厚的学养才能做到?它会不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揭开历史的真相,同时又让读者感受到个体生命的重量?这本书的潜力巨大,它承诺了一场关于生命、权力、选择和遗忘的深度探索,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它最终会呈现出一个怎样令人震撼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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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育:一个死囚的微观大历史》这个名字,光是念出来就带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它不像那些陈词滥调的历史读物,也不像单纯的纪实文学,而是巧妙地将两个看似无关的元素——“绝育”和“死囚”——以及一个宏观的视角——“微观大历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找到将这两个极端点连接起来的绳索的。是某一个偶然事件?还是某种社会思潮的缩影?抑或是某个被遗忘的历史细节?我预感,这本书不会是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而是充满叙事张力和人文关怀的。它可能是一位死囚的独白,一段关于生命选择权的控诉,一段关于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低语。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够通过对这个“死囚”及其“绝育”经历的细致描绘,展现出那个时代背景下,关于生育、伦理、法律、甚至人权观念的微妙演变。这种从个体身上抽丝剥茧,最终触及宏观历史肌理的方式,无疑是一种极具挑战性但也极其迷人的叙事策略,我迫不及待地想领略其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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