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还原历史真相,找回人间正义 杨渡 一、
二次大战结束七十週年,全世界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会,欧洲各国处于二战中心,不仅重要战场举行追念仪式,许多地方小镇也因有特殊事件而举办悼念活动,连远在太平洋南端的澳洲,也不例外。英法德诸国还特地拍摄纪录片,访问倖存的老人,以抚今追昔的情感,反省战争对人类文明的伤害。中国大陆也举行「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週年」展览会。台湾则由国防部、行政院举行相关活动。
中华文化总会有感于这一历史时刻,无论对长期受殖民统治的台湾,历经八年抗战苦难的大陆,更且对所有亚洲国家,都有特别的意义,因此自二○一四年初即开始筹划拍摄纪录片,以记载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然而,抗战历史如浩瀚长河,军民浴血的英勇事蹟不胜枚举,在有限的经费下,唯有慎重选择最重要、却被遗漏的题材,以完成记录一个大时代的使命。最后我们选择以空军为主题,以天空的浴血大战为故事主轴,展开拍摄。过去有关飞虎队、黑猫中队等已有过纪录片,但以中华民国空军在抗战中的历史为主轴,确实是未曾有过的。
为了更鲜明的呈现抗战时空军英勇的故事,我们特地委託了长期从事纪录片传播与拍摄的CNEX为合作伙伴,由张钊维担任导演,竭尽可能地寻找、访问当年参与空战的耆老,让当事人出来说故事。同时以国父为空军所题的字「冲天」为电影命名。
拍摄纪录片的过程,是一段和历史赛跑的旅程,此片访问了多位重要的空军老兵,包括金英(演员金士杰的父亲)等,每一位都九十几岁,甚至一百多岁,可谓是硕果仅存的历史记忆,再不访问,就来不及了。事实上,许多欧美的纪录片工作者也都知道,想要透过当事人,访谈二次大战历史,记录真实的生命记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下次的八十週年纪念,当事人恐怕都已不在人世。所以英、美、德、法等,早已展开各种纪录片採访计画。
中国空军的英勇事蹟,从高志航、刘粹刚开始,到后来勇战日本零式战机的徐华江,都在电影中逐一披露。同时,为了让电影的面向更为深入,导演张钊维不仅从空军战史着眼,更以几位女性的视角,来描写战争下女性的观照。许希麟为了纪念刘粹刚的牺牲,创办了粹刚小学;林徽因的弟弟和六个年轻的飞行员,都在空战中丧生;齐邦媛的好友张大飞来不及看到抗战胜利,就牺牲在战场。这一部纪录片可说是「英雄史诗与儿女情长」的动人之作。
在抗战八年期间,中国空军在空中击落日机超过六百架,地面击毁敌机超过六百架,本身损失军机近一千架,牺牲官兵超过四千人,飞行军官阵亡将近四分之一。他们以弱势的资源,对抗源源不绝生产军机的日本,却往往产生战略打击的效果,一如邱吉尔在二战后形容英国空军时说的:「在人类争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亏欠这么少的人,这么深的恩情。」
而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正是我们在电影中所要呈现的。
配合着电影的拍摄,一开始,我们即想到电影所能呈现者有限,应跟随着採访的进行,而有文字的记录,如此才能完整呈现相关的人事与故事。其后张钊维委由谭端写作,并由天下出版《天空的情书》一书,正可与电影相得益彰。
二、
对台湾来说,除了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抗战胜利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台湾摆脱殖民地统治,台湾人终于摆脱二等公民的命运。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台湾参与中华民国制宪,却也卷入内战,随后国民政府大撤退来台。两岸长期的隔绝分裂自此开始,台湾成为世界冷战体系的一环,台湾被划入美国围堵线,在军事安全上深度依赖美国,至今,这仍是左右着台湾命运的关键。
因为两岸的隔绝,以及国民政府来台时的施政错误,爆发「二二八事件」的历史伤痕,台湾社会在面对二战历史,即存在歧异。其中有一个疑问是:「台湾到底算战胜国的一方?还是战败国的一方?」
这个疑问是这样的:二战时,台湾兵是被日本政府征召去服役,算是日本兵,台湾是战败国,有什么好纪念的?另一说法是:台湾终究是因为日本战败,而摆脱殖民地的命运,所以是战胜国,应该要庆祝。然而,台湾到底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呢?
有朋友如此问我。我的回答比较简单:不是战胜国,也不是战败国,因为它是一个殖民地。战败的是日本国,战胜的是中国,台湾是身不由己的殖民地,无论战胜战败,都只是被决定的命运。战前,被征召参战的是殖民地的台湾人,成为日本军,成为美军轰炸的战争砲灰;战后,被归还给战胜的中国,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一点不必再拿什么国际条约来争议,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历史现实,台湾就是中国的一省,还派代表参加南京的制宪会议,清清楚楚,美国日本都承认。是直到一九四九年两岸分裂分治,才形成今天的局面,有「中华民国vs.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才有了「国不国」的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今天台湾的历史意识会如此混乱?为什么台湾对抗战胜利有如此复杂的情结?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海崃两岸抗战的历史叙述,仍如迷雾,难以釐清?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等,都不断在书写这一段历史。中国的抗战历史之惨烈,远超过任何国家。历史学者估计:「中国抗战死伤军民计三千五百余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死伤之一半,中国抗战阵亡将士计三百四十余万,亦为各国阵亡将士之首,而中国抗战阵亡将领两百六十余名,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十五个反法西斯国家暨法西斯国家阵亡将领之总和!」
然而,在整个中国史家还来不及回顾的剎那,大陆即迅速陷入国共内战,一九四九年后,抗战早已成为两岸各自解释的历史。在台湾的戒严时期,「联俄容共」「国共二次合作抗日」乃至于「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败退来台的真相,都是史家探索的禁区。是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宣布解严后才逐步开放。在大陆更不必说了,连串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让诸多抗日纪念遗迹被破坏殆尽,而抗战历史更只剩下一种声音,一种意识型态,真相模煳。
整个影响了海崃两岸,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影响了世界局势的抗战大历史,竟因此埋没在内战的烽火与尘埃里!
谁造成的悲剧?国共都有责任。而一个没有历史、没有真相的民族,要怎么走向未来?
就台湾来说,抗日的历史更长远。从一八九五年割让开始,台湾反抗不断,从武装抗日的惨烈伤亡,到文化协会启蒙、农民运动抗日,无数仁人志士坐穿日本的监牢。台湾人的反抗,远比大陆在「七七事变」后才开始抗日,来得更早,悲壮尤甚。可惜的是,台湾人的抗日历史,一直不为大陆民众所知,到今天为止,卢沟桥的抗日纪念馆里,连台湾最大规模的农民组合运动都未蒐集展示,大陆对台湾抗日的知识,由此可见一斑。更不必说台湾原住民的反抗了。
坦然说,两岸对抗日历史的探索,仍未完整;台湾对大陆抗战的艰苦卓绝了解太少,以致于无法掌握大陆民众的感情底蕴;而大陆对台湾的抗日历史更缺乏深度理解,是以无法了解台湾人深层的悲情。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并不都是亲日的,台湾人仍是有骨气的。
不然,请看几年前台湾原住民组团去东京抗议,他们拒绝让自己的祖灵被日本人供奉在靖国神社,要求「还我祖灵」,「让我们的祖先,回到自由的土地」。这样的气魄,又岂是那些徬徨自问「战胜国战败国」的茫然者所能及?
还原台湾人抗日与大陆抗战的真相,绝对不只是挖历史遗迹,记历史仇恨,而是要「还原历史真相,找回人间正义」。
导读 如此而已 张钊维 在「冲天」首映礼当中,我致词时提到:「是的,这是一首情诗/爱情、友情、亲情、患难之情/战火无情、人生有情」而今,这首情诗化成《天空的情书》这样的身分,跟读者见面。
这本「情书」的作者谭端是个多情种。我从未见过同年的男子泪点这么低,并且不怯于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多情而无畏,我自叹弗如。作为导演,我只能在镜头后面、剪辑台前,暗自咀嚼眼前展开的喜怒哀乐,用彷彿不动如山的姿态照单全收。这算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吗?在排山倒海而来的汹涌故事与情绪面前,迟钝如我其实更是来不及立即回应的。然而事实上,能够有情感上的即时回应,或许是更健康、气血更通畅,并且是更有气概的。
作为一个导演,我是很ㄍㄧㄥ的。不知有多少受访者在我镜头底下动情、落泪,而我只是静默地注视着他们,顶多帮他们递上面纸。彼时,我心里头在想的,并不是「啊,这一刻终于来了」——或许,多少还是有一点这样的心绪冒出来吧;然而,更多想的是:我在影片上要怎么做,才能无愧于对方愿意如此敞开心门、向我吐露最内在的感情?
每一颗眼泪,都是一颗珍珠;我得有一个足够大而深的玉盘,来承接、包容并呵护这些轮番落下的大珠小珠。
就「冲天」这个影片而言,玉盘该从何而起?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得明白自己是以什么样的历史尺度、历史坐标,来回望那个时代以及那群人的故事。
我跟谭端一样,都是在戒严时期成长,而在解严之后开始追求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生活。横跨戒严与解严,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抹除的历史坐标,那是一个从「党性大于人性」跨向「人性大于党性」的转变。我跟谭端都一样期待的是,从今以往,在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人民主社会,我们能够用平等、包容、人性的眼光,来看待过往层层叠叠的冲突与离乱;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就该回报以时代这样的自我要求。
今天我们习惯用「戒严/解严」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历史坐标,然而,从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尺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孙中山在建国大纲所说的「宪政时期」。宪政时期之前是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一九八七年真正回归宪法,整整一甲子。
是故,「冲天」是一部从宪政时期回望训政时期一场巨大战乱的纪录电影;它因此不会是训政时期的爱党爱国政治片、不会是鼓吹军人英勇武德的动员片、不会是一面倒地责难并丑化敌人的宣传片。
它是关于这个共和国的一段难以抹灭的历史,以及在这段历史洪流中的一群人的故事,如此而已。
这个「如此而已」,举轻若重。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要走到「如此而已」的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恰恰是当我们可以从宪政时期「如此而已」的眼光去审视那段沉重而纠结的过去,我们方能跳脱许许多多既有意识型态的綑绑,去亲近当时那群人的心性、体会到这个年轻共和国追求独立自主的艰难处境,进而打开一条通路去重新认识那场战争的本质与责任归属。
我相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安置那些从记忆深处汹涌而出的大珠小珠,使之不再流离失所、四处窜亡。
在「戒严/解严」或是「训政/宪政」这样的历史尺度与坐标映照底下,我们想进一步探究:「冲天」所要述说的那群人,包括飞行员本身以及他们所爱的人,在那个时代,折射出什么样的集体心性品质,值得后世的我们来传颂?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向第二层次的历史坐标,那是关于古典与现代的交会。
我曾不无天真浪漫地写下这样的文字:「那是螺旋桨称霸天空的年代;是一个可以眼睁睁看到对手表情的年代;是一个可以开着飞机追女朋友的年代;是一个速度重要,但是优雅更重要的年代。」我感觉,螺旋桨飞机之间的战斗,就有如十九世纪贵族之间的决斗;这引领我把他们想像成贵族。然而在一个皇权已被打倒的二十世纪共和国里,贵族意味着甚么?是家世背景显赫?是教养品味出众?是高大上、白富美?我想,重点都不在这里。
在进行脚本策画的过程中,谭端曾这样子来诠释我们心中的贵族精神,令我特别感动:
「现代的贵族不是封建时代的血统意义了。也不是高、大、帅、富这些外在的光辉形象与条件。影片中这些的贵族,是他们的情操,是他们勇敢。在一个积弱的国家中,生长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比一般人受过较多爱护与教育,他们身体健康、营养丰富、发育良好,他们身手矫健、知书达礼、善于思敏于行,行为优雅,他们懂艺术,享受生活,他们狂热地追求他们的爱情与快活,他们几乎拥有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切,拥有美丽的妻子、父辈遗留的大笔财富,个人美好的前途。他们也或许什么都没有,失去了家庭故土,失去了父母手足,但以上苍赋予他们的条件,只要他们愿意,只需他们适时的、能够理解的胆怯起来,其实不难拥有足够的美好。但他们的高贵在于他们几乎拥有一切却又甘愿随时放弃一切,包括他们爱的人与爱他们的人,在于他们明明很害怕却勇往直前。他们的高贵在于,为了不认识的一群人,所谓民族与祖国,他们慷慨、残忍地愿意放弃自己的快活、财富、喜悦、爱人,让他们爱的人与爱他们的人永远黑暗地活在光明之中,而他们明明知道那些不认识他们的人势必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生命的珍贵。即使那些人现在活在平安之中。他们的高贵在于,他们用一种光明去面对这种黑暗。」
这段文字看似是描述一种古典的贵族心性、骑士精神,能辨利义与生死,以利益众生。然而,这何尝不是当代社会所需?因为我相信,即便在此时此地,我们仍然需要一群有能力的青年人,「几乎拥有一切却又甘愿随时放弃一切,包括他们爱的人与爱他们的人」,去展现一种无怨无悔地为社会奉献、为下一代牺牲的高贵精神;他们有清楚的目标与良好的训练,他们面对生死攸关的挑战时,能够勇毅地迎向前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会耍小聪明、不会採取机会主义的退路、不会畏缩、不会人云亦云终至不知所云。有了这样的一群青年人,社会的整体精神状态才有其真正骨干,才有具体的方向感。
在七十年前的那个战乱年代,那群飞行员以及他们所爱的人,正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而在当前宪政时期的承平年代,许许多多的消防队、救难队、抢修队,他们或者属于国家公务员,或许是民间志愿组织,但在各种灾难、急难现场,他们都必须公而忘私,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群人以及他们所爱的人,是今天我们必须不吝于揄扬的现代贵族。
义利之辨、生死之辨,这是从古典王权到现代共和,尽管政治权力的归属与行使不一样,但是依然是社会发展之核心依靠。
但在义利之间、生死之间,要如何辨明自己该当採取的走向?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更是心灵修为与信仰价值的问题。
中央航校二期的汤卜生在一九三七年曾经写道:「我们也有计画,但是却是不可预期的,是随时有可改变性的……因此,我们只有现实,这个时间内这个空间和这个环境就是我们支配行动的对象,因此我们是敏捷的,因为不愿放弃了现实,因此我们是乐观的,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们与环境做生命的挣扎时,我们是孤单的、辽远的,在离人群极远的空中,我们的痛苦和喜悦,只有我们孤单的享受,同时在痛苦的事向我们围攻时,却更残酷的不容许我们去回忆和思索任何一件往事。」在阅读这篇飞行员心理自剖的文字时,我不禁想到禅宗所说的「活在当下」,而飞行员简直就是一群在狭小的机舱里,被迫修行的年轻人;只因,他们在蓝天白云之间如果不能够面对此刻此在、专注于当下,而还瞻前顾后,内心有地面上各种俗事牵绊,那么,遭到敌人偷袭而瞬间阵亡的机率,必然高过他人。
然而,即便如此,在天空中他们也不能畏惧死亡;怕死的反而更容易死。刚过一百岁生日的飞行教官金英告诉我手握操纵桿的感觉是:既不能太松、又不能太紧,要恰到好处;那感觉,就好像握着女舞伴的细手与纤腰跳华尔滋一样——他们必须轻松自若地握着操纵桿与死神共舞。甫以一百零三岁高龄过世的李继贤因此说:「回得来就回来了,回不来就不要回来了,就是这样。」九十六岁的都凯牧则说:「要做到十六个字:无恐无惧、无忧无虑、无俯无愧、无怨无悔。」
这些生命体悟,无一不带有某种宗教性的意涵。这种境界,非外人所能轻易领会;但是,这至少让我们在面对这些生死故事时,能有一层别样的况味。「冲天」所透露出来的,并不仅仅是一连串战斗、爱恋与离别的故事,而更是关乎一群年轻人在战乱中的修行与修为:飞行员如何面对死亡,以及他们所爱的人如何处理至亲好友的乍然远去。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得要找到自我昇华的法门,不管是社会性的(如许希麟创办粹刚小学)、文学性的(梁再冰记忆中李庄的那一片梨花),或者是宗教性的(如张大飞的睡前祷告)。
这些法门,让后世作为读者观众的我们,在为他们悲伤感叹之余,多了一些疗癒的可能。而疗癒,恐怕是在当前此刻,我们面对纠结的历史与价值观时,最为急切需要的一帖药剂。
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由军政到训政,还是从殖民到戒严,这个社会、这个国度、这个岛屿,都累积了太多的压迫、冲突,产生太多的不平与怨怼。直到今天已经解严,或者,进入宪政时期,都快三十年了,但是那不平与怨怼依然未曾完全消除。
论者或谓,这是转型正义未得体现。但从文化与心灵的层面上来说,那些在前一个历史阶段所累积的压迫与冲突,是否得到充分的抚慰了?凡是未被根治的,有一天必然会再发作。而近年来风行于岛内的小清新、小确幸,何尝不是在这疗癒不完全的情况底下,一种以个体自我舔舐来创造短暂幸福感的集体潜意识征状?
而一个疗癒不完全的社会,这边风湿那边水肿的,又要如何真正过起宪政体制下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继而以「后解严」的眼光来审视前一个历史阶段当中,许许多多「如此而已」但值得重新被定位与传颂的动人故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冲天」以及谭端的这本书,对我俩来说,或许是一个开始;如此而已。
二○一五年九月一日于美国洛杉矶旅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