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代錶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這是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弗利曼將各個社會中都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之文字、流利的文筆提齣精闢的分析,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齣版的書,是弗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係列演說內容結集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産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
作者生前是史丹佛大學鬍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和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卓越貢獻講座榮譽教授,也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先鋒,並於一九七六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奬,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傢之一。其一生有多本著作,除瞭《資本主義與自由》外,還有兩本和他的妻子蘿絲‧弗利曼(Rose D. Friedman, 1911-2009)閤寫的暢銷書─《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與《兩個幸運的人:迴憶錄》(Two Lucky People:Memoirs)。.
弗利曼的工作得到瞭人們的肯定,這可從他獲得的一些奬項及榮譽得以印證:他曾獲得美國、日本、以色列、瓜地馬拉等國大學的多項榮譽博士,也曾榮獲羅塞(P. S. Russel)服務傑齣經濟學教授。他是當代自由放任、政治經濟學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聲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剋拉剋奬、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奬、一九八八年獲得美國國傢科學奬,以及同年獲頒的總統自由勛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既然政府乾預的成績是這麼難看,為什麼不僅舊的乾預很難移除,而且新的乾預還紛至遝來呢?為什麼發達於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傢會越來越傾嚮社會主義式的政府乾預呢?弗利曼引述十九世紀英國法學傢與憲政理論傢戴雪︵A. V. Dicey,一八三五∼一九二二︶的話幫他迴答:﹁國傢乾預,特彆是以立法的形式實施的乾預,有益的作用是直接的、立即的,並且,可以說,顯而易見的,而乾預的有害作用卻是漸進的、間接的,齣現在遠處看不見的。⋯⋯而⋯⋯大部分人民也不會牢記國傢督察員可能是不稱職的、疏忽職守的,甚至偶而是腐敗的⋯⋯:很少人領會國傢幫助扼殺自助這個不可否認的真理。因此,大多數人類必定幾乎總是會對政府乾預過分青眼有加。唯有社會上存在著⋯⋯一種支持個人自由,亦即,一種支持自由放任的偏見或預設立場,纔能夠抵抗此一自然的偏見。因此,僅僅是自助的信念減弱—而這種信念的減弱無疑已經發生—本身便足以解釋趨嚮社會主義的立法增長。﹂︵見本書第十三章︶
從這個觀點來看,市場的作用,正如前麵特彆提到的,是允許沒有全體統一的全體一緻(unanimity without conformity),或者說,允許全體相閤而不相同,或所謂「和而不同」;或者說,市場是一個有效的比例代錶製。相反的,通過明顯的政治性途徑所採取的作為,其特徵是這種作為往往要求或必須執行很大程度的全體統一或劃一。典型的政治性議題必定是以「贊成」或「反對」來決定;頂多,隻可能附帶通過相當有限的幾個但書或替代規定。即便使用明顯政治版的比例代錶製,也改變不瞭這個判斷。實際上能獲得代錶的各彆群體,為數極其有限,和市場的比例代錶製相比,為數更顯稀少。更重要的是,由於最後的結果通常必定是某一適用於所有群體的法律規定,而不是為每一個獲得代錶的「政黨」各彆通過適用的法律,這意味著政治版的比例代錶製,彆說允許全體相閤而不相同,反而往往流於代錶無效與全體分裂。因此,它的作用是破壞任何共識或全體一緻的見解,摧毀形成全體統一的全體一緻(unanimity with conformity)所必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