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40週年纪念版
●英文版销售超过50万本，已发行18种语言。
●《伦敦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增刊》评选为「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部着作」之一。
十二个问题历久弥新
本书所论述的十二项问题大都正在台湾萌芽，这些课题都围绕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这也正是台湾当前政权轮替后政府之主要困境所在。
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弗利曼代表作。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之所以能脍炙人口，无疑归功于有「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美誉的米尔顿‧弗利曼（1912.7.31～2006.11.16）由于他在给大众的通俗文章中引用，这句话得以风靡全球，这同时也突显出弗利曼在公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亘古不变的，一种是与时俱变的。」吴惠林说：《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前者。这本名着非但没有过时之虞，还会有愈陈愈香的魅力。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这是一本没有数学符号、没有任何几何图形的「叙述性」着作。弗利曼将各个社会中都常见的十二个重要问题以浅显之文字、流利的文笔提出精辟的分析， 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书，是弗利曼根据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说内容结集而成，据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壮年期精力充沛、生产力达到顶峰时的杰作。
本书所论述的十二项问题大都正在台湾萌芽，这些课题都围绕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这也正是台湾当前政权轮替后政府之主要困境所在。症结在正确观念的无法生根，而政府是主人，人民是仆人的迷思，还深印在国人心中，如何导正？我们可在弗利曼这本书的导论和第一、三章找答案。金融自由化、WTO冲击、教育自由化、职业证照、劳资关系诸课题的迷思，也可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寻得迷津。此外，社会正义、公平、社会福利是近几年台湾各界热烈推动的理念和措施，这些看似增进人民福祉，实际上却可能引领我们走向「奴役」之路的迷思，弗利曼在本书的第十、十一和十二章中提出破解之道。
●英文版销售超过50万本，已发行18种语言。
●《伦敦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增刊》评选为「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部着作」之一。
十二个问题历久弥新
本书所论述的十二项问题大都正在台湾萌芽，这些课题都围绕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这也正是台湾当前政权轮替后政府之主要困境所在。
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弗利曼代表作。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之所以能脍炙人口，无疑归功于有「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美誉的米尔顿‧弗利曼（1912.7.31～2006.11.16）由于他在给大众的通俗文章中引用，这句话得以风靡全球，这同时也突显出弗利曼在公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亘古不变的，一种是与时俱变的。」吴惠林说：《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前者。这本名着非但没有过时之虞，还会有愈陈愈香的魅力。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这是一本没有数学符号、没有任何几何图形的「叙述性」着作。弗利曼将各个社会中都常见的十二个重要问题以浅显之文字、流利的文笔提出精辟的分析， 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书，是弗利曼根据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说内容结集而成，据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壮年期精力充沛、生产力达到顶峰时的杰作。
本书所论述的十二项问题大都正在台湾萌芽，这些课题都围绕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这也正是台湾当前政权轮替后政府之主要困境所在。症结在正确观念的无法生根，而政府是主人，人民是仆人的迷思，还深印在国人心中，如何导正？我们可在弗利曼这本书的导论和第一、三章找答案。金融自由化、WTO冲击、教育自由化、职业证照、劳资关系诸课题的迷思，也可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寻得迷津。此外，社会正义、公平、社会福利是近几年台湾各界热烈推动的理念和措施，这些看似增进人民福祉，实际上却可能引领我们走向「奴役」之路的迷思，弗利曼在本书的第十、十一和十二章中提出破解之道。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密尔顿‧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作者生前是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卓越贡献讲座荣誉教授，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先锋，并于一九七六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一生有多本着作，除了《资本主义与自由》外，还有两本和他的妻子萝丝‧弗利曼（Rose D. Friedman, 1911-2009）合写的畅销书─《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与《两个幸运的人：回忆录》（Two Lucky People：Memoirs）。.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国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出生
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路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大学毕业后，弗利曼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由于舒尔茨的推荐，弗利曼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工作
一九三七至四○年间，弗利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非全日制讲师
一九四○至四一年，弗利曼担任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在美国财政部赋税研究局工作，主要研究战争时期的税收政策
一九四三至四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处担任统计科副科长
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
一九四六年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赴芝加哥大学担任副教授
一九四八年升任教授，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
一九五七至六九年担任《经济计量学期刊》编辑
一九六四年担任高华德（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顾问
一九六六至八四年，每三个星期为美国《新闻週刊》（Newsweek）杂志针对时事写一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同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一九六九至七一年担任尼克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至七二年，担任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e Society）会长
一九七七年退休后，转赴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一九八○年与其夫人萝丝‧弗利曼（Rose Friedman）制作了一个十集的电视连续节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弗利曼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这可从他获得的一些奖项及荣誉得以印证：他曾获得美国、日本、以色列、瓜地马拉等国大学的多项荣誉博士，也曾荣获罗塞（P. S. Russel）服务杰出经济学教授。他是当代自由放任、政治经济学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学派在其领导下声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克拉克奖、一九七六年荣获诺贝尔奖、一九八八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以及同年获颁的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译者简介
谢宗林
学历：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译作：《国富论》 、《道德情感论》、《资本主义与自由》
密尔顿‧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作者生前是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卓越贡献讲座荣誉教授，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先锋，并于一九七六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一生有多本着作，除了《资本主义与自由》外，还有两本和他的妻子萝丝‧弗利曼（Rose D. Friedman, 1911-2009）合写的畅销书─《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与《两个幸运的人：回忆录》（Two Lucky People：Memoirs）。.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国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出生
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路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大学毕业后，弗利曼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由于舒尔茨的推荐，弗利曼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工作
一九三七至四○年间，弗利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非全日制讲师
一九四○至四一年，弗利曼担任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在美国财政部赋税研究局工作，主要研究战争时期的税收政策
一九四三至四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处担任统计科副科长
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
一九四六年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赴芝加哥大学担任副教授
一九四八年升任教授，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
一九五七至六九年担任《经济计量学期刊》编辑
一九六四年担任高华德（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顾问
一九六六至八四年，每三个星期为美国《新闻週刊》（Newsweek）杂志针对时事写一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同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一九六九至七一年担任尼克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至七二年，担任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e Society）会长
一九七七年退休后，转赴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一九八○年与其夫人萝丝‧弗利曼（Rose Friedman）制作了一个十集的电视连续节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弗利曼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这可从他获得的一些奖项及荣誉得以印证：他曾获得美国、日本、以色列、瓜地马拉等国大学的多项荣誉博士，也曾荣获罗塞（P. S. Russel）服务杰出经济学教授。他是当代自由放任、政治经济学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学派在其领导下声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克拉克奖、一九七六年荣获诺贝尔奖、一九八八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以及同年获颁的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译者简介
谢宗林
学历：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译作：《国富论》 、《道德情感论》、《资本主义与自由》
图书目录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第二章 政府在自由社会里的角色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与裁判
基于技术性独占与邻里效应而透过政府的作为
基于家父长思想而透过政府的作为
结论
第三章 控制货币
商品本位制
自由裁量的货币当局
以规则代替当局裁量
第四章 国际金融与贸易安排
国际货币安排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黄金在美国货币体制中的角色
经常收支与资本外逃
其他可以达成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
浮动汇率作为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
一个自由的黄金与外汇市场必需的政策措施
撤除美国的贸易限制
第五章 财政政策
第六章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
普通公民教育
学院和大学层级的学校教育
职业与专业学校教育
第七章 资本主义与歧视
公平雇用法
工作权利法
种族隔离的学校教育
第八章 独占与企业和劳方的社会责任
独占的程度
独占的来源
适当的政府政策
企业与劳方的社会责任
第九章 执业特许
对人们可以从事的经济活动，政府施加的限制无所不在
执业特许所引起的政策议题
医药业的执业特许
第十章 所得分配
所得分配的道德面
按生产价值分配的工具性角色
所得分配面的一些事实
用来改变所得分配的政府措施
第十一章 社会福利措施
杂项福利措施
老年与遗属保险
第十二章 减轻贫穷
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
第十三章 结语
密尔顿．弗利曼年表
名词索引
译者序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第二章 政府在自由社会里的角色
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与裁判
基于技术性独占与邻里效应而透过政府的作为
基于家父长思想而透过政府的作为
结论
第三章 控制货币
商品本位制
自由裁量的货币当局
以规则代替当局裁量
第四章 国际金融与贸易安排
国际货币安排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黄金在美国货币体制中的角色
经常收支与资本外逃
其他可以达成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
浮动汇率作为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
一个自由的黄金与外汇市场必需的政策措施
撤除美国的贸易限制
第五章 财政政策
第六章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
普通公民教育
学院和大学层级的学校教育
职业与专业学校教育
第七章 资本主义与歧视
公平雇用法
工作权利法
种族隔离的学校教育
第八章 独占与企业和劳方的社会责任
独占的程度
独占的来源
适当的政府政策
企业与劳方的社会责任
第九章 执业特许
对人们可以从事的经济活动，政府施加的限制无所不在
执业特许所引起的政策议题
医药业的执业特许
第十章 所得分配
所得分配的道德面
按生产价值分配的工具性角色
所得分配面的一些事实
用来改变所得分配的政府措施
第十一章 社会福利措施
杂项福利措施
老年与遗属保险
第十二章 减轻贫穷
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
第十三章 结语
密尔顿．弗利曼年表
名词索引
图书序言
序
台湾人不可忽视的十二个议题
弗利曼︵Milton Friedman︶这本借由针砭美国政府干涉经济的活动来阐释自由主义之政策主张的书，写成于一九六○年之前，首版于一九六二年问世，并分别于一九八二年和二○○二年再版发行，每次再版，除了增加一篇简短的前言外，并未对内容进行任何增修，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超过半世纪的旧书。然而，如今读来，依然鲜味扑鼻。对作者本人来说，在某方面，这不是坏事，正如他在二○○二年版的前言里说的，﹁对于本书这么经得起时间考验，以及还是这么切合当前的问题，我感到非常满意。﹂本书﹁经得起时间考验﹂，证明书中的论证精辟入里，虽然经过半世纪，尚无人能真正超越或推翻，其论理卓越的程度当然值得庆贺。但是，本书﹁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也暗示经济分析在过去半世纪似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长进，这段期间的职业经济学界是否该为此觉得汗颜呢？
更有理由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本书鲜味未退的另一个原因：它﹁还是这么切合当前的问题。﹂这等于是说，五十年前弗利曼针砭的问题目前还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他所建议的自由主义对策大多仍被束诸高阁。没错，过去半世纪，除了自由浮动的汇率与自由贸易︵见本书第四章︶，在某一程度内，普遍被世界各国採行，算是自由主义的一项有限与暂时的胜利外，政府对货币市场的不当干预与裁量管理仍然是经济激烈波动︵例如，二○○七年与二○○八年美国房屋抵押次贷危机与席卷全球的金融大海啸︶的一个重要肇因︵第三章︶；凯因斯的经济神话仍然为实际造成经济不稳定的财政政策张目，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深远干预，取得广泛的民意支持﹂︵第五章︶；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仍然是补贴学校而不是补贴学生︵第六章︶；弱势族群仍然﹁倾向把他们切身遭遇到的一些残余的限制归咎于资本主义，反而没看出那些限制之所以能变得像实际那样微小，自由市场其实厥功甚伟﹂，从而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自由交易︵第七章︶；政府协助与纵容仍然是企业与劳方独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腐蚀自由经济根基的所谓企业应负﹁社会责任﹂的邪僻言论仍然甚嚣尘上︵第八章︶；无异于中古世纪的行会制度﹁限制人们的自由，不准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运用他们自己的能力，除非经过特许﹂的规定︵例如医师、律师与会计师的执业证照规定︶仍然与我们同在︵第九章︶；没有实效但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仍被倚为改变所得分配的主要工具︵第十章︶；各种实施的结果与成立的美意大相迳庭的社会福利措施仍不断被推出︵第十一章︶；名为帮助穷人的措施，结果往往只是﹁帮助属于某些特定职业团体或某些年龄层或某些工资率阶层或某些劳工组织或某些产业的成员﹂，反倒和他们是否贫穷无关︵第十二章︶。
既然政府干预的成绩是这么难看，为什么不仅旧的干预很难移除，而且新的干预还纷至沓来呢？为什么发达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会越来越倾向社会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呢？弗利曼引述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与宪政理论家戴雪︵A. V. Dicey，一八三五∼一九二二︶的话帮他回答：﹁国家干预，特别是以立法的形式实施的干预，有益的作用是直接的、立即的，并且，可以说，显而易见的，而干预的有害作用却是渐进的、间接的，出现在远处看不见的。⋯⋯而⋯⋯大部分人民也不会牢记国家督察员可能是不称职的、疏忽职守的，甚至偶而是腐败的⋯⋯：很少人领会国家帮助扼杀自助这个不可否认的真理。因此，大多数人类必定几乎总是会对政府干预过分青眼有加。唯有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支持个人自由，亦即，一种支持自由放任的偏见或预设立场，才能够抵抗此一自然的偏见。因此，仅仅是自助的信念减弱—而这种信念的减弱无疑已经发生—本身便足以解释趋向社会主义的立法增长。﹂︵见本书第十三章︶
是的，只看到国家干预对特定团体带来直接、立即与显而易见的好处，不顾渐进、间接与远处看不见的害处，加上个人自助的信念减弱，肯定是近二十年来台湾在历次民主选举的浪潮中之所以逐渐往温热式的社会主义漂移的根本原因。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曾说，﹁国家不会一下子就毁了。﹂问题是，如果人民大多不思自己负责与自助；记不住政客和官员可能是不称职的、疏忽职守的，甚至偶而是腐败的；只要求国家赋予近利，不顾他人和下一代的负担；如果人民大多是这样的自私卸责与短视不智，国家迟早焉能不毁？
本书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感触激励下勉力完成的。
台湾人不可忽视的十二个议题
弗利曼︵Milton Friedman︶这本借由针砭美国政府干涉经济的活动来阐释自由主义之政策主张的书，写成于一九六○年之前，首版于一九六二年问世，并分别于一九八二年和二○○二年再版发行，每次再版，除了增加一篇简短的前言外，并未对内容进行任何增修，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超过半世纪的旧书。然而，如今读来，依然鲜味扑鼻。对作者本人来说，在某方面，这不是坏事，正如他在二○○二年版的前言里说的，﹁对于本书这么经得起时间考验，以及还是这么切合当前的问题，我感到非常满意。﹂本书﹁经得起时间考验﹂，证明书中的论证精辟入里，虽然经过半世纪，尚无人能真正超越或推翻，其论理卓越的程度当然值得庆贺。但是，本书﹁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也暗示经济分析在过去半世纪似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长进，这段期间的职业经济学界是否该为此觉得汗颜呢？
更有理由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本书鲜味未退的另一个原因：它﹁还是这么切合当前的问题。﹂这等于是说，五十年前弗利曼针砭的问题目前还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他所建议的自由主义对策大多仍被束诸高阁。没错，过去半世纪，除了自由浮动的汇率与自由贸易︵见本书第四章︶，在某一程度内，普遍被世界各国採行，算是自由主义的一项有限与暂时的胜利外，政府对货币市场的不当干预与裁量管理仍然是经济激烈波动︵例如，二○○七年与二○○八年美国房屋抵押次贷危机与席卷全球的金融大海啸︶的一个重要肇因︵第三章︶；凯因斯的经济神话仍然为实际造成经济不稳定的财政政策张目，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深远干预，取得广泛的民意支持﹂︵第五章︶；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仍然是补贴学校而不是补贴学生︵第六章︶；弱势族群仍然﹁倾向把他们切身遭遇到的一些残余的限制归咎于资本主义，反而没看出那些限制之所以能变得像实际那样微小，自由市场其实厥功甚伟﹂，从而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自由交易︵第七章︶；政府协助与纵容仍然是企业与劳方独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腐蚀自由经济根基的所谓企业应负﹁社会责任﹂的邪僻言论仍然甚嚣尘上︵第八章︶；无异于中古世纪的行会制度﹁限制人们的自由，不准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运用他们自己的能力，除非经过特许﹂的规定︵例如医师、律师与会计师的执业证照规定︶仍然与我们同在︵第九章︶；没有实效但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仍被倚为改变所得分配的主要工具︵第十章︶；各种实施的结果与成立的美意大相迳庭的社会福利措施仍不断被推出︵第十一章︶；名为帮助穷人的措施，结果往往只是﹁帮助属于某些特定职业团体或某些年龄层或某些工资率阶层或某些劳工组织或某些产业的成员﹂，反倒和他们是否贫穷无关︵第十二章︶。
既然政府干预的成绩是这么难看，为什么不仅旧的干预很难移除，而且新的干预还纷至沓来呢？为什么发达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会越来越倾向社会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呢？弗利曼引述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与宪政理论家戴雪︵A. V. Dicey，一八三五∼一九二二︶的话帮他回答：﹁国家干预，特别是以立法的形式实施的干预，有益的作用是直接的、立即的，并且，可以说，显而易见的，而干预的有害作用却是渐进的、间接的，出现在远处看不见的。⋯⋯而⋯⋯大部分人民也不会牢记国家督察员可能是不称职的、疏忽职守的，甚至偶而是腐败的⋯⋯：很少人领会国家帮助扼杀自助这个不可否认的真理。因此，大多数人类必定几乎总是会对政府干预过分青眼有加。唯有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支持个人自由，亦即，一种支持自由放任的偏见或预设立场，才能够抵抗此一自然的偏见。因此，仅仅是自助的信念减弱—而这种信念的减弱无疑已经发生—本身便足以解释趋向社会主义的立法增长。﹂︵见本书第十三章︶
是的，只看到国家干预对特定团体带来直接、立即与显而易见的好处，不顾渐进、间接与远处看不见的害处，加上个人自助的信念减弱，肯定是近二十年来台湾在历次民主选举的浪潮中之所以逐渐往温热式的社会主义漂移的根本原因。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曾说，﹁国家不会一下子就毁了。﹂问题是，如果人民大多不思自己负责与自助；记不住政客和官员可能是不称职的、疏忽职守的，甚至偶而是腐败的；只要求国家赋予近利，不顾他人和下一代的负担；如果人民大多是这样的自私卸责与短视不智，国家迟早焉能不毁？
本书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感触激励下勉力完成的。
谢宗林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图书试读
政府在自由社会里的角色
一个常见的反对极权社会的理由说，这种社会主张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就字面来说，这个理由显然不合逻辑。如果目的不能证明手段正当，那什么能呢？但这个简单的回应并未真正解决掉那个反对理由；它只证明那个反对理由陈述不够清楚。驳斥目的能证明手段正当，是在间接主张：问题中的目的不是最终目的，而最终目的正是使用适当的手段。任何目的，不管可取或不可取，如果只有使用不好的手段才能达成，那么，相对于使用可接受的手段这个更基本的目的而言，它必须让步。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适当的手段是自由讨论与自愿合作，这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强迫都是不适当的。理想的情况是，人们在自由且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全体一致的见解。这是以另一个方式表述上一章所强调的自由的目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市场的作用，正如前面特别提到的，是允许没有全体统一的全体一致（unanimity without conformity），或者说，允许全体相合而不相同，或所谓「和而不同」；或者说，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比例代表制。相反的，通过明显的政治性途径所採取的作为，其特征是这种作为往往要求或必须执行很大程度的全体统一或划一。典型的政治性议题必定是以「赞成」或「反对」来决定；顶多，只可能附带通过相当有限的几个但书或替代规定。即便使用明显政治版的比例代表制，也改变不了这个判断。实际上能获得代表的各别群体，为数极其有限，和市场的比例代表制相比，为数更显稀少。更重要的是，由于最后的结果通常必定是某一适用于所有群体的法律规定，而不是为每一个获得代表的「政党」各别通过适用的法律，这意味着政治版的比例代表制，别说允许全体相合而不相同，反而往往流于代表无效与全体分裂。因此，它的作用是破坏任何共识或全体一致的见解，摧毁形成全体统一的全体一致（unanimity with conformity）所必据的基础。
有一些问题显然不可能用有效的比例代表办法予以解决。我不可能得到我想要的那个数量的国防，而你得到另一个不同数量。就这一类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可以讨论，激辩，然后投票表决。一旦决定了，我们必须服从。正是因为有这一类不可分割的事物存在，所以我们才不可能透过市场完全倚赖个人各别的作为。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一部分资源用来取得这一类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运用政治途径来调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一个常见的反对极权社会的理由说，这种社会主张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就字面来说，这个理由显然不合逻辑。如果目的不能证明手段正当，那什么能呢？但这个简单的回应并未真正解决掉那个反对理由；它只证明那个反对理由陈述不够清楚。驳斥目的能证明手段正当，是在间接主张：问题中的目的不是最终目的，而最终目的正是使用适当的手段。任何目的，不管可取或不可取，如果只有使用不好的手段才能达成，那么，相对于使用可接受的手段这个更基本的目的而言，它必须让步。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适当的手段是自由讨论与自愿合作，这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强迫都是不适当的。理想的情况是，人们在自由且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全体一致的见解。这是以另一个方式表述上一章所强调的自由的目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市场的作用，正如前面特别提到的，是允许没有全体统一的全体一致（unanimity without conformity），或者说，允许全体相合而不相同，或所谓「和而不同」；或者说，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比例代表制。相反的，通过明显的政治性途径所採取的作为，其特征是这种作为往往要求或必须执行很大程度的全体统一或划一。典型的政治性议题必定是以「赞成」或「反对」来决定；顶多，只可能附带通过相当有限的几个但书或替代规定。即便使用明显政治版的比例代表制，也改变不了这个判断。实际上能获得代表的各别群体，为数极其有限，和市场的比例代表制相比，为数更显稀少。更重要的是，由于最后的结果通常必定是某一适用于所有群体的法律规定，而不是为每一个获得代表的「政党」各别通过适用的法律，这意味着政治版的比例代表制，别说允许全体相合而不相同，反而往往流于代表无效与全体分裂。因此，它的作用是破坏任何共识或全体一致的见解，摧毁形成全体统一的全体一致（unanimity with conformity）所必据的基础。
有一些问题显然不可能用有效的比例代表办法予以解决。我不可能得到我想要的那个数量的国防，而你得到另一个不同数量。就这一类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可以讨论，激辩，然后投票表决。一旦决定了，我们必须服从。正是因为有这一类不可分割的事物存在，所以我们才不可能透过市场完全倚赖个人各别的作为。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一部分资源用来取得这一类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运用政治途径来调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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