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瞭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瞭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兩本小冊子早得瞭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4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傢裏去。他看齣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傢學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迴信都說學額早滿瞭,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瞭,給我一個特彆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著瞭。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裏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瞭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迴傢。這樣的生活過瞭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隻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著,我知道的隻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舖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鞦季我一個人迴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纔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現」瞭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