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平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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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一部近三百年的清韩宗藩关系史,
  正是朝鲜王朝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史。


  西元1637年,历经南汉山城盟约之后,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国,双方关系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秉承「尊华攘夷」儒家观念的朝鲜,在明、清朝代更迭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只认同明朝为中华,把清朝视作夷狄,且自称「小中华」。这种思想的交锋如何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以及,朝鲜又如何在「北学派」兴起后,逐步改变对清朝的看法?

  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清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荟萃之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八章,将政治史、思想史与外交史结合起来,选取一些关键性专题,如「小中华」思想、箕子崇拜、关王庙、「复雠雪耻」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时性地揭示了朝鲜对清观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

  下编六章,以朝鲜燕行使洪大容、「北学派」人士 、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寿、金允植等与清人交往的情况,历时性地考察朝鲜对清观的嬗变。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朝鲜长期坚守「尊明」理念;随着现实的变化,朝鲜渐渐将「贬清」变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对抗西方与日本的侵扰,正是典型的体现。

 
朝鲜王朝的自我重塑:在东亚秩序变迁中寻求认同 (1627-1910) 【平装版】 本书导读: 本书深入剖析了朝鲜王朝(1392-1897/1910)在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面对东亚地缘政治剧变时,其对自身定位、国际关系以及“中国观”所经历的深刻、复杂且充满张力的演变过程。时间跨度自1627年(清初对朝鲜的早期影响)直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这一百八十余年间,朝鲜不仅经历了“事大”(事奉大国)外交格局的根本性动摇,更在内部经历了思想、社会和国家认同的重塑。 本书的核心议题在于揭示朝鲜如何在其长期的“小中华”自我认知与日益强大的满洲/清朝的现实权力之间,艰难地进行观念调适和政策转向。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屈服”或“反抗”的故事,而是一部关于一个儒家国家如何在外部霸权更迭的巨大压力下,试图维护其国家主权、文化主体性与王朝正统性的历史长卷。 第一部分:明末清初的冲击与“失序”的开端 (1627-1680s) 本部分聚焦于“丁卯胡乱”(1627年)和“丙子胡乱”(1636年)对朝鲜王朝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作者首先细致梳理了朝鲜儒林(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在“尊明抗清”思潮中的激烈辩论与最终的屈从。这种屈从,无论是在外交礼仪上接受了清朝建立的“宗藩”新秩序,还是在内心深处对“小中华”地位的动摇,都构成了王朝后续二百年心态的底色。 重点考察“奉清”初期的具体实践。这包括对清朝皇帝的称呼变化(从“天朝”到“圣上”)、朝贡使节的细节调整、以及在儒家“礼”的框架下,如何巧妙地处理与满洲“夷狄”政权的合法性关系。通过对朝贡文书、外交函件的细致比对,本书揭示了朝鲜在“尊明”与“奉清”之间采取的“形事而神守”策略——即形式上顺应清朝的要求,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仍力求保持对儒家正统的继承性。 第二部分:内部的挣扎与“朝鲜性”的强化 (1680s-1840s) 随着清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朝鲜的关注点逐渐从外部压力转向内部的文化强化与社会治理。在这一阶段,本书探讨了以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的“北学派”的兴起,以及他们在面对清朝的经济活力与技术进步时所产生的复杂心态。 北学派的运动并非简单的“学习西方”或“模仿清朝”,而是在既有的儒家框架内,寻求一条既能富国强兵、又能维护朝鲜儒家核心价值的务实路径。本书特别关注了朝鲜士大夫如何利用“考证学”的视角,来重申朝鲜作为儒学正统的独立性与优越性。他们通过对古籍的考据,力图证明自身在继承孔孟之道上的纯粹性,从而在心理上与满洲统治的清朝拉开距离。这种“文化上的超越”成为了在政治上顺从现实的补偿机制。 此外,本部分还分析了朝鲜王朝内部,在面对天主教(西学)传入时所采取的极端排斥政策,这被视为维护其儒家政治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折射出王朝对任何可能打破现有国际观念的“异端”思想的恐惧。 第三部分:晚清变局与近代化焦虑 (1840s-1910)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清朝在西方的节节败退,朝鲜王朝面临的外部压力达到了新的临界点。这一时期,朝鲜对清朝的看法经历了最后一次重大转变。 本书详述了朝鲜精英阶层如何从“清朝是稳固的宗主国”迅速转向“清朝是腐朽且无能的霸主”。这种转变体现在对“中朝关系”性质的重新解读上。朝鲜开始重新审视其在东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并试图在传统宗藩体系瓦解的真空地带,寻求自主的外交策略。 重点分析了甲午战争(1894-1895年)对朝鲜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甲午战败不仅标志着清朝对朝鲜宗主权的终结,更直接促使朝鲜精英抛弃了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事大”外交模型。随之而来的“大韩帝国”的建立(1897年),是朝鲜试图通过“称帝”来重塑自身国家形态,并摆脱东亚传统朝贡体系的最后一次努力。 结语:从“奉清”到“独立”的漫长蜕变 全书最后总结了朝鲜王朝在1627年至1910年间,从一个明确服务于“小中华”秩序的儒家国家,逐步过渡为一个在西方列强环伺下,试图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寻求生存的近代国家的复杂过程。这种“嬗变”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必须彻底放弃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政治身份框架。本书旨在提供一个细致入微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前近代国家是如何在其历史视野的极限处,应对全球体系的冲击,并最终完成一场艰难的自我重塑。 本书特色: 史料丰富: 大量运用朝鲜国文、汉文档案及清代外交记录,重建历史细节。 观念史视角: 不仅关注外交行动,更侧重于士大夫阶层内部的观念动摇、辩论与最终的意识形态转向。 细腻区分: 精准区分了“尊明”精神上的坚守与“奉清”现实中的妥协,揭示了朝鲜心态的内在矛盾性。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孙卫国


  199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访问教授。曾任韩国高丽大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明清史。主要着作有《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王世贞史学研究》;译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世鉴:中国传统史学》;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合着《康熙皇帝大传》等书。

 

图书目录

绪 论

上编 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面面观


第一章 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渊源
二、「慕华」乃朝鲜王朝前期「小中华」思想的根本
三、「尊攘」乃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的内核
第二章 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
一、箕子朝鲜与明朝之赐国号
二、箕子朝鲜历史之建构与箕子崇拜
三、箕子对朝鲜半岛教化之功
四、箕子认同之消亡与檀君信仰之勃兴
第三章 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
一、朝鲜王朝对关羽的了解与《三国演义》东传之影响
二、关王庙之创建与朝鲜君臣的态度
三、朝鲜关王庙之复兴与关王崇拜之弘扬
四、朝鲜关王庙演变之原因及其象征意义
第四章 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二、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三、两征朝鲜与清韩宗藩关系的确立
第五章 清朝对朝鲜王朝宗藩政策的演变
一、高压政策的原因与表现
二、德化政策之实施:释放人质与减免岁贡
三、严格控制清朝使节与优礼朝鲜使臣和国王
第六章 清初朝鲜之「复雠雪耻」理念
一、朝鲜宣导「复雠雪耻」的理论基础
二、宋时烈复雠雪耻的主张
三、朝中党争与「复雠雪耻」理念的分歧与变化
第七章 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之尊明贬清文化心态
一、相关资料与漂流人概况
二、漂流人与台湾郑氏政权的关系及其眼中的永历政权
三、义理的考虑与现实的抉择
四、朝鲜对台湾漂流人政策的改变与正祖之恩恤
第八章 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
一、「清国」之称与反清意识
二、「周官旧制」与「北学」思想
三、「大清」与「中国」:近代朝鲜的对清观

下编 燕行使视野下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

引 言

第九章 「北学」先驱洪大容与浙江三士
一、洪大容燕京之行
二、洪大容与清朝三士之交往与学术交流
三、湛轩归国与严诚之死
第十章 从《韩客巾衍集》之西传看「北学派」与清人之交往
一、《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
二、李德懋与李调元、潘庭筠之交往
三、朴齐家与李调元、潘庭筠之交往
四、柳得恭、李书九与李调元、潘庭筠之交往
五、《韩客巾衍集》西传清朝之影响与意义
第十一章 干嘉「领袖」纪昀与朝鲜正使洪良浩之情意世界
一、纪昀与洪良浩之初识
二、往来书函与学术探讨
三、互赠之礼物及其文化意蕴
四、洪良浩之北学思想及其与纪昀交往之关系
第十二章 道咸间朝鲜通译李尚迪与张曜孙家族之交往
一、张曜孙家世及其与李尚迪之初识
二、李尚迪与以张曜孙为代表的清士人群体之交谊
三、张曜孙南下及其家族与李尚迪之交谊
四、李尚迪与张曜孙等清人交往之心态
第十三章 从朴珪寿两次燕行看朝鲜近代思想的转向
一、 朴珪寿两次燕行及其与清人之交游
二、 祭拜顾祠与朴珪寿对顾炎武之认识
三、 重装《九莲菩萨像》与朴珪寿的对明情感
四、使行间对西洋的关注与朴珪寿思想的转变
第十四章 领选使金允植天津之行与朝鲜近代洋务活动之展开
一、 金允植天津之行的历史背景
二、 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之笔谈内容
三、 金允植与壬午兵变
四、 金允植与朝鲜洋务活动的展开

结语 文化交流视野下朝鲜对清意识的嬗变

附表目录

参考文献与征引书目
后 记
索 引


 

图书序言

绪论(摘录)

本书缘起与旨趣


  2007年,本人所着《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一书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书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初稿完成于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将修改稿交给出版社,历经波折,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终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过程中,本人于2004年七月,申请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题为「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博士论文论题中心,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实际上关注朝鲜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余年内,政治与军事上,朝鲜虽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态上以「尊明」旗号,抗拒清朝的影响,故而核心是朝鲜王朝的「尊明反清」问题。事实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关系史上,清朝向朝鲜不断施恩,採用德化政策,朝鲜一点点放松思想,慢慢被「感化」。在这个过程中,朝鲜思想界出现了许多争论与抗拒,但最终随着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与浙江三士交往的传奇,在朝鲜士人中间广泛传颂,成为朝鲜燕行使不断效仿的榜样,终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中朝学人的大交往时代。探讨这种关系的变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核心问题所在。2008年又申请到复旦大学「985」二期研究项目「清干嘉学派对朝鲜北学派的影响与交流研究」,也是社科基金项目相关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已经结项,本书即是在结项报告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着重探讨朝鲜从「尊明反清」如何过渡到「尊明奉清」,以及干嘉以后两国学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变。或许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视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的姊妹篇吧。

  本书乃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而形成的,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面面观」,共八章,多重层面讨论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演变。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是近年来中韩学术界研究中朝关系史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是阐释清代中朝关系演变的关键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词何时出现、思想的内涵与演变如何,在中外学术界并未有十分明确的论定。依笔者考证,「小中华」一词,最初是统一新罗时期,由佛教创立。宋代时期,就已经被中朝双方广泛接纳,宋朝将接待高丽使臣的馆舍命名为「小中华馆」,高丽也以「小中华」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内涵还很模煳。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性理学的发展,与对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华」成为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本。而朝鲜王朝后期被迫成为清朝的藩国,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学对政治的影响以及现实利益的考虑,「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为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着朝鲜后期对清意识的发展。故而本书以〈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作为第一章,为全书论述奠定基础。

  接着两章〈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选取两个重要问题:朝鲜王朝箕子崇拜与关王崇拜,亦是与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朝鲜王朝初期,朝鲜认同明朝是中华,并把朱元璋赐李成桂国号朝鲜,比附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因而有明一代,朝鲜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鲜。不仅祭祀箕子,编修有关箕子朝鲜的史书,还有人自认为箕子的后人。与此同时,对于始祖檀君传说,则多斥之为荒谬不经。随着历史变迁,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朝鲜自认为保存「中华」一脉,视清朝为夷狄,自主意识增强,檀君信仰渐渐有所恢复。而近代以后,随着大韩帝国日渐衰落,并最终被日本吞併,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檀君最终取代箕子,成为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象征。在分析这一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对于历史与传说的选择,真正历史面目并不重要,而是后人认同的需要,决定着大韩民族对于根基历史的认识。朝鲜的关王崇拜,乃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8),明朝将士传入朝鲜半岛的,当时明朝将领建立了数处关王庙。战争结束后,明朝将领撤归,朝鲜半岛上的关王庙一度荒废,后来随着朝鲜崇明反清思想的弥漫,朝鲜半岛上的关王庙崇拜,被朝鲜君臣接纳为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国王从显宗开始,不断去参拜关王庙,并渐渐将明朝遗留下来的关王崇拜,纳入朝鲜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关王庙崇拜之中,不断「刻上」韩国的标志,最终成为韩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两章从思想史层面,探究朝鲜王朝「中华思想」内涵,实际上关注的核心论题是,朝鲜王朝对清的认同问题。

  第四、五两章〈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和〈清朝对朝鲜王朝宗藩政策的演变〉,回到清韩关系史具体问题上,从清朝角度来讨论彼此关系的演变。尽管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学术界大多注重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研究,很少从思想史层面进行讨论。本专题关注政治层面问题的同时,更注意从思想与认同层面,去探讨双边关系的特质。无论是探讨萨尔浒之战和清入关前后与朝鲜关系的变化历程,还是在随后二百多年双边关系的演变,都将彼此认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既考虑清朝对朝鲜宗藩政策的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又从朝鲜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其文化心态上的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独特之处。这两章乃是将政治史、军事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一种尝试,从多重视角,试图揭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第六、七两章〈清初朝鲜之「复雠雪耻」理念〉、〈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尊明贬清文化心态〉。朝鲜王朝成为清朝藩国以后,长期以来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绪,暗中进行崇明反清的活动,国王在昌德宫中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朝鲜儒林在万东庙、明遗民后裔在大统庙分别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鲜暗中崇祀明朝活动之同时,对于清朝,儒林之中更有着一种强烈的「复雠雪耻」理念,弥漫着相当长的时期,第六章讨论这种「复雠雪耻」理念及其演变的历程,这既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双边认同层面上。第七章,透过阐释1667年朝鲜对待台湾郑氏95位漂流人态度的变化,细致分析这一个案,考察朝鲜士人崇明贬清的文化心态。这两章表面上看,重在讨论朝鲜王朝之「尊明」问题,但只限于口头上的讨论,遇到现实问题,不得不行「奉清」之实。「尊明」是朝鲜后半期思想意识的主流,似乎成为官方与士人意识中的底色。「贬清」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面,但是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则有很多变化。1667年,时为康熙八年,林寅观等95人被送往辽东的事件,正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是朝鲜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着明朝的服装来自台湾的商人,带着南明永历的历书,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慰借。从义理上考虑,从「尊明」的思想上着想,朝鲜理应将95人送还台湾或者送到日本,给他们一条生路。但是经不住现实的考虑,採取「奉清」的行动,最终将他们送到辽东。但传来全被处死的消息时,朝鲜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终採取各种办法,试图弥补内心的创伤。

  第八章〈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则梳理朝鲜王朝从臣服清朝以后,一直到最终被日本吞併,近三百年的时间中,朝鲜王朝对清朝称谓用词的变化,考察其对清文化心态的演变,进而呈现清代中朝关系亲疏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根源。从最初称「清国」,用「胡」、「虏」等带有贬抑性的词汇,指代清人,到「北学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旧制」,应该向清朝学习「利用厚生」之学,逐渐发生了改变。近代则一改原来的用词,同明朝一样,也称清朝为「中国」,抑或称「大清」,表达一种尊崇之意。这种对清用词的变化,恰恰体现了朝鲜对清意识,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

  可见,上编关注的重心,乃从思想史与文化认同层面,抓住一些关键问题,共时性地考察朝鲜王朝中华观与对清观问题。其间有激烈的交锋与碰撞,以多重视角,试图说明朝鲜中华观对其「尊明反清」与「尊明奉清」思想的影响,并以箕子朝鲜与檀君朝鲜尊崇的消长,对关王崇拜由漠视到热衷的变化,朝鲜王朝对清称谓用词的变化等方面,揭示朝鲜王朝对清认同的演变。

  下编「燕行使视野下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共六章,选取洪大容以后六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梳理清干嘉以后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变及其特征。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使行往来,其实,在1765年洪大容来中国之前,尽管每年朝鲜都有数批使臣前来北京,但因为他们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愿与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对朝鲜的控制也比较严,最初他们到北京后也没有活动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学术交往并没有展开。干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随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与清朝学人交往,终于在琉璃厂邂逅了来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人严诚(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陆飞(1719-?)三人,一见如故。在北京随后一个多月中,相聚七次,倾情相交,结下了生死情谊,从此开创了朝鲜学人与清朝学人交往的先声,也打开了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的大门。〈「北学」先驱洪大容与浙江三士〉,正是详细分析了洪大容与清朝三士交往的经过、相互讨论的学术问题、离别的情感及其深远的影响。洪大容个人的意愿恰好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也从此打开了朝鲜燕行使与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一个新的交往时代。这种交往的不断发展,显示着双边关系的日益紧密,历时性地显示着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转变。

  〈从《韩客巾衍集》之西传看「北学派」与清人之交往〉,则是在洪大容回国以后,朝鲜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齐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书九沿着洪大容的足迹,积极主动与清朝士人交往。他们的诗词合编《韩客巾衍集》,让柳琴带到北京,从此以诗会友,结识李调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学人。本章就集中讨论《韩客巾衍集》传入清朝的经过及其影响,并论及随后朝鲜「北学派」人士与清朝学人的交往,从此开创了一个大交往的时代。因为有关朝鲜王朝「北学派」的研究,在中韩学术界都有非常丰富的成果,本文以《韩客巾衍集》的西传为研究对象,既避开直接研究「北学派」的相关人士,同时又关注到其影响,乃一种有意识的考虑。洪大容是一个人,「北学派」则是一群人;一个人的行动,带动着一群人的跟随,并从此成为一股潮流。

  随后四章,则分别讨论洪良浩(1724-1802)与纪昀(1724-1805)、李尚迪与张曜孙(1807-1862)、朴珪寿(1807-1877)与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领选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对朝鲜近代洋务的影响,尽管时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热潮则越来越烈,这六个个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个随行子弟,「北学派」也是一群下层的使行人员,他们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层官吏与士人。洪良浩则是正使,纪昀是大学士,他们两人的交往,显示朝鲜燕行使与清朝官员全方位交往的展开,他们情感交融,彼此认同,相互珍惜,进入同一个「情」的世界。李尚迪作为朝鲜译官,十二次来华,他既与以张曜孙为代表的清朝士人团体有亲密的交往;同时,他也被张曜孙家族接纳,他也接纳张曜孙家族,成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亲情的成分。朴珪寿与金允植师徒,是朝鲜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对着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侵扰,他们受命西来,寻求解决之道。朴珪寿出发之前,国王竟然叮嘱他应该尽可能利用与清人的交往,多方打听西洋的情况。朴珪寿在北京期间,多方与清朝士人交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当他看到以明神宗母亲为对象而画的九莲菩萨像破败不堪时,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尊明」情感。经过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两银子,让清朝友人代为重新装裱,以便寻求内心的慰借。可见,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广为接受,但「尊明」从未走远,只是深埋在朝显士人内心深处。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鸿章等清朝洋务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学习洋务,回国后,在朝鲜推行洋务,成为朝鲜近代转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金允植当即向清朝请兵,在清朝的干预下,最终将政变平息。因此,当面对西方与日本的侵扰时,清朝又是朝鲜仰仗的「上国」,成为朝鲜的庇荫。

  因此,上编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将政治史、外交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以专题问题为切入对象,试图从几个方面,宏观呈现朝鲜王朝对清观的演变情况。下编选取六个燕行使为研究对象,历时性地解剖朝鲜王朝对清观的嬗变。二者彼此关照,自成体系。因为本书并非通论性的着作,而是围绕朝鲜王朝对清意识演变这个主题,从不同的专题上进行论述。故而有些问题,例如宗系辩诬问题与阳明学的传入问题,皆未涉及,因为本书意不在全面探讨清代中朝关系史,而这两个主题与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关系也并不紧密,故存而不论。至于壬辰战争问题,本书虽未有专论,但是多章关注到了,壬辰战争主要是明代中朝关系史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清代中朝关系,虽有影响,亦可存而不论。本书乃是接着《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有关朝鲜「尊明」问题,前者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论题,例如大报坛的问题,在前书中已有系统的探讨,本书不再赘述。尽管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因为性理学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朝鲜士人都没有完全放弃「贬清」的意识,但在实际层面上,尤其是朝鲜王朝官方意识中,确实实现了由「尊明贬清」过渡到「尊明奉清」的转变。这样的认识,可以深化我们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理解。这正是本书撰着的旨趣。

 

图书试读

第八章 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摘录)
 
一、「清国」之称与反清意识

 
天聪十年(1636)初,后金诸贝勒劝皇太极称帝,趁弔祭朝鲜王妃丧之际,派出以英俄尔岱、马福塔为首的一个庞大代表团,前往朝鲜,希望朝鲜共同劝进,遭到朝鲜群臣激烈反对,竟有斩使传闻。三月下旬英俄尔岱等狼狈逃回盛京。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宣示大清王朝建立。当时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回答使李廓被劫持参贺班,但他们始终不拜。回还之时,被要求带回清朝国书,途中二人擅自开拆国书,「其书称大清皇帝,称我国曰尔国云云」,引起他们恐慌。这是朝鲜首次在外交文书中被要求称「大清皇帝」,朝鲜君臣极其不满,以为:「称清一节,所关非细。以义理、利害,反复思惟,则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因为自天聪元年(1626),建立兄弟之国关系后,两国一直是平等的关系。现皇太极改国号「大清」称帝,乃是僭越,朝鲜自然不允。诸多不顺应清朝要求,终于招致清大兵临境。1637年元月,国王仁祖被迫在南汉山城,与皇太极签订城下之盟,无条件臣服清朝,从而朝鲜王朝变成了清朝藩国。
 
在随后近三百年的交往中,外交文书中,朝鲜自然得称「大清」,但在私下以及他们内部公文与史书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少用「大清」一词,往往称「胡」、「夷」、「虏」,最多称「清国」、「清」,几乎从不用「中国」称清朝,以示他们对清朝心态上的不臣。如仁祖十六年(1638)二月壬申,「以张维、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国,使之自择。」仁祖二十三年(1645)二月辛未,「世子还,清使偕入京。」孝宗八年(1657)称「清国移谘,要得鸟铳一百杆,即运送至凤凰城」,「冬至使郑致和、副使李尚逸、书状官禹昌续、归自清国」。「清国以册封皇后,遣使颁诏」,「清国皇太后殂,清遣使阿克敦、张廷枚来告讣」。英祖中期依然如此,如英祖三十三年(1755)十一月,英祖说:「清国所赐之谥,我国虽不用奏文,彼国或有称先王之事,则不可不以其谥称之。而其谥字,予既不知,是甚不可。宜并书一通,藏之史阁。」这种局面持续了百余来年,在正祖年间(1776-1800年在位)开始,出现缓解,对清朝之称谓上,方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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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它那简洁而富有深意的标题。“从‘尊明’到‘奉清’”。这几个字,仿佛浓缩了朝鲜王朝近三百年的核心命题,一个关于身份、归属和生存的深刻命题。1627年的丁卯之役,是清朝势力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朝鲜半岛,这是否标志着朝鲜在传统“事大”观上的第一次重大动摇?而1910年的日韩合并,又让这个曾经依附于中原王朝的王国,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中间的近三百年,朝鲜王朝与清朝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演变过程?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书中是如何解析这种“意识的嬗变”的。从“尊明”,是对一个逝去王朝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寄托,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正统”观。而“奉清”,则是在现实政治格局下的无奈选择,是一种对强大力量的屈服,抑或是某种生存智慧的体现?书中是否会细致地描绘,当明朝覆灭,清朝建立后,朝鲜王朝内部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华夷之辨”的传统框架下,重新审视和定位清朝的?他们是否会经历思想上的挣扎和痛苦?“奉清”并非简单的政治立场,它背后可能牵扯到朝鲜王朝如何处理与清朝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清朝的要求,甚至是如何在文化上与清朝进行互动。这本书,我期待它能够为我揭示,在历史洪流中,一个国家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下,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在夹缝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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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简直像一块磁石,牢牢地吸住了我的目光。“从‘尊明’到‘奉清’”。仅仅是这八个字,就勾勒出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让我对朝鲜王朝在1627年至1910年间的命运,充满了强烈的好奇。1627年,丁卯之役,清朝的崛起,第一次让朝鲜王朝感受到了来自北方力量的严峻挑战。而1910年,日韩合并,则标志着朝鲜王朝的彻底终结。这近三百年的时间跨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最想知道的是,书中是如何深入剖析这种“意识的嬗变”的。从“尊明”,这背后承载的不仅是对明朝的政治忠诚,更是对中华文化正统的认同,对“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遵循。那么,当明朝覆灭,清朝成为新的统治者后,这种“尊明”情结是如何被打破,或者说,是如何在现实面前被修正的?而“奉清”,这个词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复杂含义?是单纯的政治上的屈服,还是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外交策略?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展示,在明亡清兴的关键时刻,朝鲜王朝内部是如何进行政治博弈和思想辩论的,不同派别的观点是如何碰撞,最终又如何形成“奉清”这一主流意识的。这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更是一次对朝鲜王朝政治智慧和生存哲学的深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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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本书的标题深深吸引了。它不仅仅是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更像是一次深入朝鲜王朝精神世界的探索。从“尊明”到“奉清”,这个词语的转换,仿佛是朝鲜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内心深处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认知革命。我猜想,书中必然会涉及大量的史料解读,比如朝鲜王朝的官方文献、外交奏折、君臣的讨论记录,甚至是士人的日记和诗文。我想知道,在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朝鲜王朝内部是如何处理这种“正统”转移带来的伦理困境的?明朝灭亡,对朝鲜而言,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主子更迭,更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击。那个曾经被视为“文华正朔”的王朝,一旦覆灭,其象征意义何在?而新崛起的清朝,虽然军事强大,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汉族士大夫的眼中,其“正统性”是备受质疑的。朝鲜的统治者们,如何在这种“华夷”观念的动摇下,找到新的平衡点?“奉清”这个词,听起来就带着一丝被迫的意味,但究竟是单纯的屈服,还是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策略,亦或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融合与再创造?这本书,我期待它能够揭示朝鲜王朝在面对外部巨大压力时,其统治阶层是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和身份定位的。这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陈述,更是对一种“生存智慧”的洞察。我希望它能够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朝鲜王朝知识界和政界的思想图景,他们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地重新定义自己与北方强大邻国的关系,以及这种认知的转变,最终如何影响了朝鲜王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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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时,立刻被其历史深度和视角所吸引。它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从1627年丁卯之役,到1910年日韩合并,正好是朝鲜王朝在明清鼎革以及清朝统治下的漫长时期。这期间,“尊明”作为一种历史情感和政治立场,与“奉清”这一现实选择之间的张力,无疑是理解朝鲜王朝在此期间政治走向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探讨,这种“意识的嬗变”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仅仅是政治上的顺势而为,还是在思想、文化、甚至民族情感层面,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过程?“尊明”时期,朝鲜王朝在文化上深受明朝影响,对中华文明抱有高度认同。那么,当明朝灭亡,清朝崛起时,这种认同是如何被挑战的?朝鲜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是如何在“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下,重新定位清朝的?“奉清”的背后,是无奈的臣服,还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种主动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我希望书中能够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展现出这种转变的复杂性,以及它对朝鲜王朝内部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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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如同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谜语。它直接点明了朝鲜王朝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对北方邻国——从明朝到清朝——其认识和态度的巨大转变。1627年,丁卯之役,是清朝势力第一次大规模地介入朝鲜半岛的政治舞台,这无疑给朝鲜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1910年,则标志着朝鲜王朝自身的终结,也完成了其在清朝影响下的历史使命。我最想深入了解的,正是这种“意识的嬗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力和逻辑。从“尊明”到“奉清”,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称谓改变,更可能牵涉到朝鲜王朝如何在其固有的“事大”原则下,进行自我调整和定位。当曾经的“宗主国”明朝灭亡,被视为“蛮夷”的清朝崛起,朝鲜的统治者们,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华夷之辩”的传统思想体系下,重新构建他们对“中华”的认知,以及对清朝的看法?“奉清”的背后,是简单的屈服,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复杂博弈中,一种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我期待这本书能够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的细致考证,为我揭示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它对朝鲜王朝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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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实在是太有嚼头了。“从‘尊明’到‘奉清’”,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称谓变化,更是朝鲜王朝背后深层的文化、情感和身份认同的巨大转变。1627年,丁卯之役,清朝的铁骑首次叩响朝鲜的国门,这或许是朝鲜在“事大”关系中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北方的严峻挑战。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王朝彻底灭亡。这漫长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朝鲜王朝是如何在明朝的衰亡与清朝的兴起之间,不断调整其对这个北方强邻的认知与态度?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书中是如何描绘这种“嬗变”的。是单纯的从一个宗主国转向另一个宗主国,还是在这中间,朝鲜王朝试图寻找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尊明”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一种对汉文明正统的认同,这种认同在清朝入主中原后,无疑会面临巨大的挑战。那么,朝鲜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们,是如何在“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下,重新定位清朝的?“奉清”的背后,是无奈的臣服,还是某种策略性的外交手段?书中是否会展现出朝鲜王朝在明亡清兴之际,内部存在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声音和争论?是主张继续尊明,还是主张顺应时势,事奉清朝?这种思想的碰撞,必然是理解朝鲜王朝如何在这种动荡局势中生存下来的关键。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揭示,在表面上的“事大”之下,朝鲜王朝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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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以及它那极具冲击力的书名——“从‘尊明’到‘奉清’”,立刻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阅读冲动。这几个字,仿佛是朝鲜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脉络的缩影,一个关于身份认同、文化变迁和外交策略的宏大叙事。1627年的丁卯之役,标志着清朝开始深刻影响朝鲜半岛的格局,而1910年的日韩合并,则为朝鲜王朝画上了句号。这漫长的时间里,朝鲜王朝是如何在其固有的“事大”观念下,不断调整其对这个北方强大邻国的看法和态度?我最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这种“意识的嬗变”过程。从“尊明”,这种对明朝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归属,在明朝灭亡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朝鲜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束缚下,重新解读清朝的“正统性”的?“奉清”,这个词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政治妥协,还是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策略性考量?它可能不仅仅是外交上的顺从,更可能涉及到朝鲜王朝如何在清朝的统治下,维系自身的政治独立性,以及如何处理与清朝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呈现一幅生动的历史图景,展现朝鲜王朝在剧烈变化的东亚格局中,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和生存博弈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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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透露着一种厚重感,仿佛穿越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尘埃。我尤其喜欢它书名中“尊明”到“奉清”的这种转折,这其中的变化绝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切换,而是牵扯到民族认同、地缘政治、文化自信等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议题。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探究在明朝衰亡、清朝崛起的那个动荡年代,朝鲜王朝是如何在中原王朝的阴影与压迫下,不断调整自身对这个北方强大邻国的认知和态度的。1627年的丁卯之役,1910年的日韩合并,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整整是近三百年的时间跨度,这漫长的岁月里,朝鲜与清朝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是被迫屈服,还是主动适应?是秘密抵抗,还是暗中观察?书名本身就给我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设想书中会详细剖析朝鲜统治者们在面对清朝时的内心挣扎,那些政治家、学者、文人墨客,他们是如何在“事大”(事大主义,即事奉强大的国家以求自保)的原则下,既要维持宗主国关系,又要守护自身的独立性?“尊明”时期,那种对于汉文化正统的认同,以及对明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仰望,又是如何随着清朝的入主中原而逐渐被消解,最终转变为对“奉清”这一现实的接受,甚至是某种形式上的效忠?这个过程一定充满着矛盾与妥协,充满了历史的无奈与智慧。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挖掘朝鲜王朝内部的讨论,那些关于“华夷之辨”的争论,关于如何界定自身民族身份的思考,关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策略。同时,我也想了解,这种对清意识的嬗变,是否也深刻地影响了朝鲜王朝的社会结构、文化发展,甚至是民间的情感认同?这本书的厚度暗示了其内容的丰富性,也让我对其研究的深度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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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被它标题里传递出的深刻历史意涵所震撼。“从‘尊明’到‘奉清’”,这简短的几个字,几乎概括了朝鲜王朝近三百年的核心外交困境和身份认同的挣扎。这绝不是一本简单的政治史,而是一次对历史集体意识嬗变的细致梳理。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在明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的那个关键转折点,朝鲜王朝的统治者们,以及知识精英阶层,是如何在“事大”原则下,应对这种剧烈的权力格局变动。曾经的“宗主国”瞬间崩塌,曾经被视为“蛮夷”的清朝却成为了新的统治者,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必然引发了朝鲜内部巨大的思想波澜。我想知道,书中是否会展现出朝鲜统治者们在“尊明”情结与“奉清”现实之间的两难抉择?是保留对明朝的忠诚,以换取道义上的支持,还是迅速调整姿态,以求在新的权力格局中获得生存空间?“尊明”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种对汉文化正统性的坚持;而“奉清”则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一种对现实力量的屈服。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必然贯穿了整个研究过程。我希望书中能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展现出这种意识转变的具体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它可能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调整,更涉及到朝鲜王朝如何重新界定自身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维护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理解东亚历史复杂性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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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本书的标题吸引住了,它就像一个充满悬念的历史钩子。“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这不仅仅是关于政治上的称谓改变,更像是揭示了朝鲜王朝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其整个民族精神和国际观的深刻演变。1627年,丁卯之役,清朝的崛起第一次对朝鲜王朝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而1910年,日韩合并,也标志着朝鲜王朝的终结。这中间的漫长岁月,朝鲜王朝是如何在中原王朝的更迭与崛起中,不断调整自己对这个北方强大邻国的看法和定位的?我非常好奇书中是如何描绘这种“意识的嬗变”的。它是否只是简单的从效忠明朝转向效忠清朝,还是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情感、文化、民族认同的挣扎?“尊明”在朝鲜王朝历史上,本身就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代表着对中华文明正统的认同。那么,当明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后,这种“尊明”情结是如何被瓦解的?而“奉清”,这个词听起来,就带有一种臣服的意味,但这种臣服是完全被动的,还是其中也包含着朝鲜王朝主动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挖掘朝鲜王朝统治者们在面对这种巨大政治变局时的内心独白,他们是如何在“事大”原则下,平衡国内外的压力,以及如何在这种夹缝中,维护朝鲜自身的独立性和文化特色。这本书,无疑是一次深入理解东亚地缘政治与文化互动历史的绝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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