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環環相扣的四重批判：中共、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
歷史學家余英時說得好：「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與統治中國的共產黨的鬥爭，是一場思想之戰、精神之戰、屬靈之戰。中共不僅是一個擁有八千萬黨員、數百萬軍警憲特鎮壓力量的匪幫，更是一個擁有一整套意識形態、觀念秩序的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組織。打敗中共，需要迎接一場觀念對觀念、思想對思想的硬仗。
二○一二年，我如同出埃及般逃離如動物農莊般野蠻殘暴的中國，此後十年間，我在美國自由亞洲電台開闢「禁書解讀」專欄，希望通過網路和電波向讀者介紹那些讓中國害怕的書。這些文章先後編輯成《流亡者的書架》、《刀尖上的中國》、《納粹中國》、《惡托邦祭：獨裁是一種病》等書出版，《墜入深淵的中國》是其中最新的一本。
當香港從東方之珠淪為警察之城，毫不讓我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香港公共圖書館以「違反國安法」為名，將《納粹中國》等書籍清查下架。此舉證明我的書名所提出的指控「納粹中國」是名副其實的。
納粹的統治建立在禁書和焚書的基礎之上。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納粹唆使學生們展開了第一場焚書活動。黑名單上的書籍以運堆肥的牛車運送到現場──感覺就像是送進刑場，這是對「反動書籍」的刻意侮辱。有些地方還將書釘在枷上示眾。學生們穿著正式系服，佩戴學生會徽章，神情激動而莊嚴。他們一面按照儀式將書籍丟入火堆，一面念誦事先準備好的九句「火咒」，咒文裡還會提到被譴責的作家的名字，並詳列其所犯之罪。
這些書暫時消失了，這些作家或被關進集中營、或逃離第三帝國。瑞典作家安德斯‧李戴爾（Anders Rydell）在《偷書賊》一書中評論說：「焚書的顯著力道與其透過媒體產生的滲透力，在當時已是勢不可擋。書籍遭焚雖非空前也非絕後，但是德國的焚書事件最終卻變成歷來審查制度與壓迫最引人注目的代表。……焚書事件使納粹政權被冠上『文化蠻族』的臭名。焚書成了蔓延於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毀滅知識的象徵，那段期間內，納粹主義掌控了整個民族語言、文化與創造力方面的抒發管道。不止如此，它們還顯示了納粹對敵人的種族屠殺，除了有形物質，還包括文化。」但是，大部分書籍的生命都比第三帝國長，第三帝國灰飛煙滅，偉大的書則浴火重生。
中共的統治也是以書為敵。中共海關對旅行者從海外帶入的書籍的嚴密檢查甚至超過毒品，中共網路警察連在網上販賣合法出版的舊書的律師也要抓捕，書籍被習近平這個假博士、半文盲視為頭號大敵。在某種程度上說，我與中共的戰爭是用書籍作為武器來展開的，除了我自己寫的書，還包括我用書評介紹和傳播的更多的書，每一本書都像投槍和匕首，刺向中共的心臟。
中共建黨百年，統治中國七十餘年，殺人如麻，天怒人怨。不僅在華文世界，而且在全球範圍內，反共已成為一種常識、一種共識、一種不言自明的真理、一種同仇敵愾的觀念，甚至可以說：不反共，還算是人嗎？
然而，偏偏有不少台灣過氣政客主動向中共送上跪舔，連中國官方都戲稱國民黨是「乞丐黨」。國民黨在過去數十年來多次與中共交手，屢戰屢敗。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脊梁被打斷。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給共產黨發去的賀詞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百年，主導神州大陸建設七十二年，中華民族復興進程已達五千年歷史新高峰！」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盼兩岸「促進融合，心靈契合，竭盡心力共同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共築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賀電中指出：「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鬥不懈，重振華夏，以人民福祉為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念，深令世人刮目相看。」二○二一年九月，朱立倫贏得了國民黨主席的職位之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拍發賀電方式祝賀朱立倫當選，提到兩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良性互動，並期望兩黨登高望遠，堅持共同政治基礎，「為國家謀統一」。朱立倫在回覆習近平的賀電提到「反對台獨」，且日期未加上中華民國。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出，能為國家講話的機會不好好講話，反而附和中國，這種情形令人失望。國民黨人如今徹底喪失了其黨格，若是兩蔣看到其黨內後進如此奴顏媚骨，還不大筆一揮：「匪諜，槍殺可也！」
在本書中，我介紹了譚松的《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汪春劼的《文革風暴中的九位大學校長》和馮客的《文化大革命》等著作，這些著作揭示了毛時代的中國，幾乎每個階層和族群都成為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地主死於土改，農民死於大饑荒，知識分子死於反右和文革，與國民黨只要沾一點邊的民眾統統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成為生不如死的賤民。連戰、洪秀柱、宋楚瑜以及柯文哲、韓國瑜、陳文茜、趙少康、朱雲漢、黃安、歐陽娜娜等各界名流，看不到前車之鑒，自願為奴，以為中共兵臨城下時會對他們網開一面。不讀書才會心存僥倖，我推薦他們好好讀一讀這些書，他們就會明白，無論如何山呼萬歲，到時候照樣難逃中共之清算。
在中國，文革並未成為被封塵的歷史，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剛剛夭折，習式文革又在全國範圍內敲鑼打鼓地登場。本書還介紹了蘇曉康的《鬼推磨》、宮崎正弘的《新冠後，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和詹姆斯‧格里菲斯的《牆國誌》等討論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的著作，這些著作指出，中共百年，從來都是鬼推磨、鬼打牆，有限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並不能掩飾中共其政治上一以貫之的獨裁專制的本質。
如今，因為中共惡貫滿盈，反共者已成為世界的多數，這是「失道寡助」的道理──習近平因此被稱為中共走向窮途末路的「總加速師」。但是，在反共者當中，又有多數是「反共不反中」者。這個群體認為，共產黨跟中國可以區分開來──共產黨是壞的，但中國是好的，中國是被中共綁架的無辜者。若是能順利地將中共這個「負資產」從中國身上剝離出去，中國立即就能成為點亮世界的「正能量」。若用某些海外華人群體的話來說，就是「驅除黃俄，恢復中華」，那麼，一旦共產黨垮臺，中國自然而然地就實現民主化了。
我當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蘇聯共產黨政權垮臺三十年了，俄羅斯實現了民主化嗎？普丁又開始做沒有共產黨卻有沙皇的俄羅斯帝國夢了。
在中國，習近平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豪言壯語，不是沒有市場，而是得到相當多中國民眾衷心擁護。中共跟中國早已如膠似漆、水乳交融，若是「反共不反中」，只能是「到老一場空」。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有的概念，「中國」也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民族國家，「中國」是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發明的一個「魔咒」──百年來，中國人始終無法擺脫此一魔咒，多少中國人在愛國魔咒的驅使下，如一隊僵屍般無知無覺地墜入地獄。即便是在海外生活了好幾代的華人，亦振振有詞地表示，他們很「愛國」，愛的不是他們宣誓效忠的那個國家，而是遙遠的中國。「愛國」就如同《西遊記》中那個無所不包的寶葫蘆，對方叫一聲你的名字，你一旦回答，就被收到葫蘆裡面去了。
在馬列主義退潮的今天，民族主義為中共政權打了一劑強心針。「中國」這個在近代被人為發明出來的偽國家概念，本身就是「後進帝國主義」之代名詞。中國剛剛告別「東亞病夫」式的悲情，就邁入唯我獨尊的狂妄與世界中心的傲慢，且以無往而不利的新殖民者自居。本書中特別介紹了劉曉原的《邊疆中國》、王飛凌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劉仲敬的《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等破除「中國魔咒」之著作。這些著作不約而同地指向同一個結論：沒有中國的世界才能獲得安全與祥和，而告別中央集權和大一統的中國之後，諸夏土地上居住的民眾亦可「進化」成現代公民──蜀國之公民、上海自由市之公民、大粵國之公民、圖博國之公民、東突厥斯坦之公民……等等。
很多人邁過反共這一關，繼而邁過反對作為帝國的中國這一關，卻始終邁不過拋棄中國文化這一關──四書五經、唐詩宋詞、書法瓷器、絲綢茶葉、暮鼓晨鐘、金聲玉振、長江長城、黃山黃河、蘇州園林、滿漢全席這些東西總是好的吧？他們對形形色色的中國文化念念不忘、魂牽夢繞。他們像聖經中因回首故地（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座罪惡之城）而被上帝變成鹽柱的羅得的妻子一樣──羅得的妻子因留戀在城裡的家產，捨不得那些將被火焚毀的財物，違背上帝的命令而至滅亡，成為後世之人的鑒戒。那些浸淫、把玩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包括一些洋人），在中國文化的囚牢中坐井觀天，怡然自得，卻不知道他們擁抱的是一具臭氣熏天的木乃伊。
中國文化，一如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種文化，固然存留著上帝的普遍恩典、普遍啟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符合聖經中「愛人如己」之要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符合耶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之教導），但就整體而言，中國文化無法實現「現代轉化」，也無法在政治經濟和公共生活層面發掘出支撐人權、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的、活的因素與資源。
本書中挑選了王永寬的《中國古代的酷刑》、黃文雄的《儒禍》、毛姆的《在中國屏風上》、何偉亞的《英國的課業：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羅威廉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一七九六至一八九五）》以及馬暘、葉文斌的《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等著作，作出介紹和評說。這些著作，或呈現中國文化之「醬缸」本色，或諷刺士大夫之偽善虛驕，或研究中國近代化「出三峽」何以挫敗，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文化是一種有毒的文化。包括台灣在內的華人世界，必須刮骨去毒，剔除中國文化之毒素。
徹底否定中國文化，方能如胡適和劉曉波所說的那樣「全盤西化」（全盤英美化、全盤基督化），方能如聖經所說的那樣「因真理、得自由」。
倘若邁過了以上三道門檻，就來到最後一道門檻上：對中國人的批判和反思。這不是種族歧視或自我種族歧視，而是鳳凰涅槃、破繭化蝶般的置之死地而後生。
中國人似乎還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中國人不願承認其國民劣根性。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都寫過類似於《醜陋的美國人》、《醜陋的英國人》、《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韓國人》的著作，作者並未受到國人的責難，反倒得到國人的尊重。唯有寫下《醜陋的中國人》的華人作家柏楊，多年來成為同胞的眾矢之的，謗滿天下。而我此前寫的《卑賤的中國人》一書，同樣遭到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處理──大概單憑這個名字就觸犯了香港國安法。
對於今日中國「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的狀況，中國人並非全然無辜。作家譚松採訪了諸多土改倖存者，記錄下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景象，不禁追問說：「土改中的不少作惡者或幫兇都是同地主同村的村民，他們原本並非心狠手辣之人，但共產黨一挑動，或者說一旦他們獲得了可以公然作惡而又不受懲處的特權時，道德的約束便蕩然無存，人性中的惡便洶湧澎湃，看得見的，是一個個爭先恐後撲向同類，比野獸更兇殘。中華民族以儒家為主的文化傳統為什麼對突如其來的惡如此沒有抵禦力？樸素的老百姓為什麼這麼容易就轉變為兇手和幫兇？面對謊言欺騙、暴力鎮壓和利益誘惑，人性只有扭曲、敗退？」
這是一種屈原式的天問。我在本書中試圖尋找答案：在中國，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大多數人兩者兼而有之。那些在鄭州街頭圍攻西方記者的市民（他們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草民」），不敢將矛頭指向玩忽職守、草菅人命的官員，卻將前來揭露真相的西方記者當做眼中的、肉中刺，百般辱罵羞辱。那些積極傳播中國武漢肺炎病毒來自美國的謠言的中國網民，並不一定是拿到「五毛錢」的職業網軍，更多是業餘「自干五」、是心甘情願的「愛國賊」，他們認為他們是自由的，因為他們擁有罵美國的自由。
共產黨員是中國人嗎？現今的中共黨員再加上其直系親屬，接近中國總人口的半數之多，難道他們都是天外來客？在東京奧運會上，多名中國運動員在運動服上別上毛主席像章，跟別有金正日像章的北韓運動員相映成趣。中國運動員以在賽場上爆粗口為榮，中國網民肆無忌憚地辱罵台灣、日本、美國等幾乎所有國家的運動員──甚至包括自家的運動員，而那些為台灣運動員加油的台灣藝人亦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由此觀之，幾乎所有中國人已然「共產黨員化」（即便他們沒有入黨）。同樣是共產黨，東方的共產黨比西方的共產黨更殘暴、更醜惡，其背後當然有文化與人性的原因。
在漆黑的曠野中，亦有星火點點。我在本書中介紹了余英時、劉賓雁、管惟炎、趙紫陽、哈金和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的故事（他們的回憶錄、傳記或文學作品）。他們當中，有的人以中國人的身分去世，有的人早已在國籍上擺脫了中國公民的束縛，有的人在種族上與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一刀兩斷。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愛自由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奔向自由，並成為黑暗時代的持燈人。讓我們讀他們書，讓我們與他們一道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