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版序言
最後一片天空之後
愛德華．薩依德（E.W.S）
《最後一片天空之後》是一部流寓者之書，寫於一九八○年代中葉，是我站在巴勒斯坦地區遠距離外，主觀詮解巴勒斯坦人面貌的一個嘗試。我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隨父母永遠遷出耶路撒冷，當時我十二歲，還是個多少受到大人保護的懵懂小孩。到一九四八年仲春，我的整個家族連同其他近一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趕出巴勒斯坦。這場不折不扣的「浩劫」（nakba）揭開了我們社會毀滅和民族流散的序幕，其發生的時間跟以色列的立國完全一致。
然後，在一九九二年，也就是我離開巴勒斯坦的四十五年後和本書初版於英國的六年後，我第一次回到巴勒斯坦／以色列，隨行的還有太太和兩個兒子。對我而言，這趟旅程意義重大，讓我可以帶家人去看我出生的地方和成長的房子，去看我念過書的學校（我爸念過同一所中學），去看我叔伯、姑母、伯母、堂兄弟、祖父母住過的小鎮和村莊。在今日以色列的國境內四處旅行時，我再一次驚覺，哪怕我還認得那些房子、教室、沙灘和花園，卻已連一個故舊都不剩下。當然，很多我年輕時候認識的人都已作古。
我滿懷惆悵，但沒有灰心絕望。因為，就在本書初版的一年後，被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爆發了抗暴運動（intifada）。參與者主要是些年輕人（投擲石塊的男孩女孩、學生和年輕夫妻等），他們的勇氣和深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動搖了以色列和震驚了整個世界。所以，以色列雖然百般抹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身分，但我們繼續以民族的身分存在和反抗。當我和家人在以色列本土和佔領區旅行的時候，這方面的跡象隨處可見。例如，我們走訪了比爾澤特大學（Bir Zeit University），它在四○年代原是一家中學（由我父母的一些密友與遠親管理），但如今佔地廣闊，建築物布滿離拉馬拉（Ramallah）十公里外的一座山丘，規模絕對夠得上一所國立大學。這大學和其他機構組織的存在讓我寬慰，反映出民眾的需要受到照顧，也反映出巴勒斯坦社會的活力仍然旺盛和有韌性，並不像我在遠距離外擔心的那樣糟糕。
另一方面，我又意識到自己此生始終只會是一個流寓者，不可能重回故土，落葉歸根。我會遲遲才回到巴勒斯坦，早先是因為不情願（你也可以稱是「膽怯於」）回到一個已經被迫改頭換面的地方，後來則是因為根本無法取得入境許可：以色列政府因為我加入了「巴勒斯坦國民議會」而把我列入黑名單（這個相當於巴勒斯坦人流亡議會的團體被以色列視為「恐怖組織」）。一九九一年，我被診斷出得了白血病，而我也因為不滿巴解組織在波斯灣戰爭的立場，與之分道揚鑣。在我看來，阿拉法特在海珊（Saddam Hussein）侵略和併吞科威特之時採取支持態度，乃是愚蠢和犯罪行為，也是最大的戰略錯誤。戰後，他困處突尼西亞，受「抗暴運動」邊緣化，遭美國懲罰，因此，為了保有權位，他不惜向以色列和美國作出一切讓步。我側聞巴解組織的官員和以色列政府已經有過一些祕密接觸，而從他們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徑判斷，我知道巴解組織已經準備好拱手讓出「抗暴運動」的一切成果，以便可以參加美國所發起的「和平進程」（這個所謂「和平進程」關心的基本是以色列而非我們的利益）。我以身體有病和反對阿拉法特的政策為由，辭去「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的席位，因此得以在一年後進入巴勒斯坦，不再被以色列拒之門外（不過，當飛機降落於台拉維夫機場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還是極端緊張和焦慮，擔心會受到盤問甚至拘留，幸好，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
我此行所目睹的當然是一個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以色列已經變成一個我無法忽視的實體，哪怕它許多方面都讓人蹙眉，到處都看得到帶刺的鐵絲網和醜陋的建築。更糟的是，像太巴列（Tiberias）和薩法德（Safad）等許多城鎮的阿拉伯居民都被強制遷出，變成了猶太人聚居的中心。我震驚於看到今日竟有那麼多巴勒斯坦人使用希伯來語，反觀懂阿拉伯語的以色列人卻非常少，他們也懶得學。可以作為這種不對稱關係一大表徵的是，雖然以色列境內有近一百萬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公民（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則為數約二百五十萬），但當局卻不把他們當一回事，所有路標一律以希伯來文和英文標示，看不到半個阿拉伯文路標。儘管如此，當我們去過我媽媽的家鄉城鎮拿撒勒（Nazareth）一趟，拜訪過哈比比（Emile Habiby）和札耶特（Tawfik Zayyat）之後（兩人都會在後文被提及，也都當過以色列國會議員），我們卻可以窺見，雖然承受極大壓力和有所縮小，但自治的阿拉伯生活還是持續著。這一點，當然是拜阿拉伯語值得自豪的強大韌性所賜，但我相信，那也是一種巴勒斯坦人主體性和歷史意識的展現：我在一九八五和八六年間寫作本書的時候，要談的也是這個。
然而，正如方才說過的，無論我有多想，以色列／巴勒斯坦已不再是一個我可以生活的地方。我生了病，年紀太老（我自己是這樣覺得），而且習慣了流寓生活。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條例可以供我移民返鄉，因為以色列的《回歸法》（Law of Return）只適用於猶太人，不適用於我這樣的非猶太人。換言之，我族人民總人口的一半（包括住在黎巴嫩、約旦、敘利亞、其他阿拉伯國家、歐洲、北美洲和澳洲的巴勒斯坦難民）註定要一輩子流亡。一九九三年所啟動的「奧斯陸和平進程」（Oslo peace process）絲毫沒有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這是那些順口開河的政治評論家和政策制定者總是視而不見的）。我相信，「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唯一後果只是把以色列的佔領行為合法化，並把阿拉法特（一個悲哀角色）變成了佔領政策的執行者，而可以預見的是，屯墾區的數目和被沒收土地的數目將會愈來愈多。為了公開宣示我對阿拉法特和「奧斯陸和平進程」的不滿，我開始固定為阿拉伯讀者撰寫專欄，同時以英文和阿拉伯文發表──英文版發表在開羅的《金字塔週刊》（Ahram Weekly），阿拉伯文版發表在以倫敦為總部的《生活報》（al-Hayat），後者現已是阿拉伯世界的頂尖報紙。在這些文章中，我公開批評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枚舉「和平進程」的種種嚴重缺陷（整個「和平進程」後來被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所終止）。它們讓我生平第一次贏得一大批阿拉伯讀者，但我一點高興的感覺都沒有。一九九六年，一家埃及出版社把我的相關文章編為兩部文集，刊行出版，但它們一度被阿拉法特領導的自治政府禁止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區流通。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到拉馬拉去看兒子（他在那裡當了一年志工），才到達第一天，阿拉法特的御用電台「巴勒斯坦之音」（Voice of Palestine）便對我展開謾罵式攻擊，中傷我是中情局特務，還說我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敵和東方主義者！
因此，說來奇怪的是，自《最後一片天空之後》初版至今，大環境雖然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但巴勒斯坦人的處境要不是跟原來一樣便是變得更糟。他們之中當難民的人至今還是難民，而這些難民的總人數現已超過住在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我在本書談到的兩個人物──阿拉法特和哈蘭．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後來都有了更新的發展。具有狡猾求生本能的阿拉法特至今還在掌權，但只能從迦薩和拉馬拉發號司令。我自一九九二年年中便沒有見過他或跟他說過話。在我看來，他在奧斯陸談判後便應該辭去職位。正如我常常指出的，他已經變得貪腐、短視、無能和獨裁，不啻是人民的一大災難。年紀老邁讓他變得昏庸。當然，他早年的建樹是不可抹煞的，而我在本書裡亦有所述及，只可惜，這些建樹在一九九○年之後即便沒有被抵銷，也是受到了玷污。至於哈蘭．阿什拉維（我在本書裡提到她的博士論文），如今已成了國際知名的人物。她曾經在一九九一年的馬德里會議居間折衝，代表過巴解組織參加華盛頓談判，又擔任過阿拉法特政府的閣員（一九九八年辭職）。除阿拉法特以外，哈蘭無疑是最知名的巴勒斯坦人之一，而這種知名度也來自她清晰的表達能力和有效的溝通能力。然而，就一整個民族而言，我們離「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階段還差得遠，更何況有少數的巴勒斯坦土地（九％的約旦河西岸和六○％的迦薩地帶）現在是由巴勒斯坦警察負責巡邏。在以色列，右派和宗教化的政黨近年來無論是規模和政治實力都壯大了不少，而雖然有一些新的合作領域出現，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鴻溝也變得比十年前更大。
所以，我們仍繼續是一個憂患重重、喪家失產（dispossessed）的民族。在本書裡，借助摩爾所拍攝那些無比優秀的照片，我反思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內在景況。如今，親自去過巴勒斯坦一趟，親自看到一些被他攝入鏡頭的人物、地點和情境之後，我更加覺得他的照片深具象徵性和說明性。我們的合作體現出直到八○年代中葉為止，我的寫作和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徵，而在九○年代的如今和千禧年將臨之際，重溫這些照片，我覺得我們的合作確實有助於指出一些巴勒斯坦人亟須改變的狀況：流離、喪家失產、表述習慣、內在和外在風貌、頑固、辛酸、英雄主義。帶著盡量客觀的態度重閱《最後一片天空之後》，我覺得它也許可以作為巴勒斯坦人處境的一部原始資料（source book），因為它不是從政策制定者的眼光出發，而是以回憶錄方式撰寫個人和無條理歷史家的眼光出發。它是一部不肯妥協的書，把我們生活和經驗所包含的矛盾和二律背反（antinomy）原樣呈現，沒有刻意組織為有條理的整體或煽情的追憶。裡面有的只是斷片、小回憶、不連貫的場景、私密的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