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看見商品背後的生產者
尖椒部落‧雅清
手機、相機、箱包、服飾、抱枕……,如果你的生活離不開這些,那麼,她們的故事就與你有關。
她們是這些商品背後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她們從不同地區的鄉鎮來到城市,在不同的崗位上奔走。她們有一個共同的身分:中國女工。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其中女性占34.8%,近9,939萬人。書中的十三位女工,是這數千萬人的縮影。同時,她們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的個體。
從輟學少女到公益機構負責人,從女工領袖到全職媽媽,從倉庫文員到歌手,從大學生到流水線(台灣稱「生產線」)女工……她們的講述,或許會讓我們反思對於「女工」一貫的想像--沉默、溫順的底層女性。這些故事是如此複雜又富有生命力,我們不僅從中看見她們的勇氣、智慧和毅力,看見她們改變自身與環境的努力,也看見不同狀態之下人們的生活,從而嘗試理解她們的每個選擇。
>>為什麼要聚焦於中國女工?
作為面向女工用戶的網路平臺,在尖椒部落的工作中,我們時常能聽到女工描述她們工作時的狀態,以及她們對於工作的態度。「疲憊」、「麻木」、「像機器一樣」,都是她們口中或筆下出現的高頻率詞彙。尤其是工廠流水線上的女工,要適應每天高強度又極度單一重複的工作,對身體和精神都是一大挑戰。
2010年3月17日,因為沒能領到工資卡,富士康女工田玉從宿舍樓縱身跳下,導致下半身癱瘓―這是震驚各界的「富士康13連跳」的「第二跳」。作為倖存者,田玉受到眾多媒體的採訪,人們試圖探尋背後的原因究竟是工人的「情緒問題」,還是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同時,這一系列事件也喚起社會對於「血汗工廠」的關注。
2010年10月,由兩岸三地高校調研組發佈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指出:「富士康的勞動體制以高強度生產、低工資和低消費、暴力規訓體制、分化工人為特徵,是以犧牲工人的尊嚴為代價的,其本質是對工人的嚴重異化與剝削。」
該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過被管理人員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經歷;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對工廠制度和管理感到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過被管理人員和保安體罰的經歷。「管理嚴格」、「非人性化」是工人最常用來描述對富士康印象的詞。調研組將這樣的生產體制稱為「規訓與懲罰的勞動集中營」。
富士康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2015年的一份報告《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保障研究―以「血汗工廠」為例》(韓欣彤、林瑤、馮志偉)提出:「『血汗工廠』已經不再局限於人們印象中的工作環境惡劣、拖欠工資、延長工時等簡單粗暴的侵權方式,而是具有了新的特徵。」如:「雖然法定節假日按時放假,但放假時間有縮水嫌疑;雖然按規定發放加班費,但強制員工加班;三險一金、五險一金等企業福利基本到位,但工傷難以得到賠償;特殊工種特別是有毒有害工種得不到應有的補貼。」隨著法律的完善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過去通過工時工資等簡單傳統的剝削方式已難以為繼,但新的剝削形式仍在肆意滋長。報告同時指出,工人業餘文化生活單調、公司缺乏企業文化以及溝通機制的匱乏,這些平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製造業工人的處境,其本身也是血汗工廠的重要特點。
上述數據和分析可以從一些女工的經歷中得到印證。本書的受訪對象之一小五,在給尖椒部落的一篇投稿中曾經寫道:「我做的是模具拋光的工作,雖然不用在流水線上如同機器人般不停地勞作,但實際上我和產線上的工友一樣,掙脫不了孤獨和寂寥的枷鎖。有時還要爬到機台上去拋光,機台裡溫度高,空間很有限,要側身和彎腰,一進機台至少半小時,出來時,身體已經變得僵硬,疲憊的我坐在凳子上就能入睡,根本無力去與其他人交流。時光悄悄流逝,我們在車間揮灑著青春和汗水,留給自己的卻只有麻木的身體和靈魂。」
一位筆名為「東平怡嬌」的女工則記錄了她和組長、線長爭吵的過程:她上班時忘記打卡,按照規定可以補考勤記錄(否則會按曠工處理),但主管一口咬定沒法補。後來她通過員工投訴管道解決了問題,卻因此被主管辱罵、「穿小鞋」。
「第二天,我照常在流水線做產品,線長氣沖沖地衝到我面前,大聲地說:「你怎麼做那麼少,別人都可以做兩千多,現在都兩點了,你才做到八百,你今天下早班,別加班了。」我們流水線工人一個月的底薪很低,每個月就靠加班多賺點錢養家糊口,他這沒理由地就不讓我加班,我非常生氣。況且我做的這個料相對其他料加工起來費的時間就是要長一些,我從早上上班一直忙到現在,一刻都不敢休息,他這明顯是故意找我岔子。」
此外,對於女工而言,還要面對工廠內部的性騷擾,以及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可能導致的女性健康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往往更加隱蔽,也更難受到重視。
《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實施一年後,在2013年,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室發佈《看見性騷擾--工廠女工被性騷擾公益調研報告》。報告顯示,在所有受訪者中,曾在工廠遭遇過不同程度性騷擾的人數比例達到了驚人的71.2%,被騷擾的場所主要集中在車間,多數性騷擾者是同班組及附近崗位的同事。
調查結果表明,面對性騷擾,女工有一定的自我保護意識,超過六成半受訪者曾做出不同程度的反抗,但46%的處理結果是不了了之。在反性騷擾方面,企業缺乏預防及處理此類事件的機制。
而面對這種種困境,女工的發聲和行動一直在持續。
2015年三八婦女節,深圳女工喊出「我要帶薪月經假」的口號,提出工廠上夜班、站立作業、限制如廁次數和時間、超時工作、接觸有毒有害化學品等生產管理現象,對工人、尤其是對經期女工身體的傷害,要求落實對於女職工的「四期」保護(編註:中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婦女在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受特殊保護,簡稱「四期」,並對此設有相應的勞動保護標準。)。
2018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向廠方和工會寄出公開信,要求工廠採取一系列反性騷擾措施,包括張貼防治性騷擾標語、開展反性騷擾培訓、設置專門接受性騷擾舉報投訴的管道等。這一被稱為「富士康女工 #MeToo」的行動獲得國內外媒體及中國主流媒體觀察者網等的關注和報導,將工人權益問題再次帶入公眾視野。
在消費至上、娛樂至死的資訊時代,女工對於自身權益的吶喊常常被淹沒在資訊洪流中。「尖椒部落」這一平臺創立的目標,即是「放大女工的聲音」,在賦權女工透過文字表達自我的同時,也讓社會看到女工真實的訴求,以及長期處於邊緣化狀態的、她們對於自己生命故事的敘述。
同時我們也希望做出更多嘗試去改變現狀,例如與女工合作社一起尋找某種不存在剝削的商業模式:像是能否讓工人參與產品每一個環節的設計和製作,並且在定價上擁有決定權,從而真正成為產品的主人?書中,萬萬的故事展示了女工在公平貿易方面做出的探索。這也是我們希望這本書可以帶給讀者的思考。
現代生產方式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分離開來。我們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各種快銷品,可以購買廉價又便捷的服務,而無需思考它們是從哪裡被誰生產出來,又被誰送到我們的手上。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往往同樣是這個供應鏈上的一環,處於不被看見、疲於奔命的境地。
我們能否透過商品,看到背後勞動者的面孔?當我們從貨架上、從購物車選中一件商品,我們是否會停下一兩秒,思考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否會拒絕購買「血汗商品」?我們是否願意更多地瞭解和支持公平貿易?
看見和瞭解是第一步。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反思,將為拉近兩者的距離做出努力。
作為書中幾位女工的朋友,也是計畫參與者之一,我在最初收到書稿的時候感受很複雜:我熟悉她們一部分的故事,但看到這些故事以這樣的形式被講述和呈現,有一種從遠處重新走近她們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更覺得是一種無比珍貴的相遇。
從採訪到成書,再到幾經波折終於能夠出版,中間已過了五年。書中的十三位女工所接觸的勞工機構,以及她們身後的深圳工業區,都經歷了人與事的變遷。有的女工已經結婚生子,生活狀態發生較大的改變;有的進入公益組織工作,又在考慮重返工廠;有人因應中國城市規劃從製造業向高新技術行業轉型,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選擇離開深圳去別處繼續打工。2018年後,隨著工廠集體維權事件的爆發,政府再度加強對勞工機構的打壓和管控,尖椒部落也在2021年宣告正式關停。
書中的一些女工和我們仍保持聯繫,但我們都像時代下的沙礫,在風中四散。無論對於女工還是機構工作者,流動和分離原本就是我們隨時要面對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的聲音可以繼續傳遞,我們行動的影響力還在延續,那就代表曾經的工作有所價值。
希望這本書可以帶來一場跨時間和地域的對話。而對於讀者―閱讀到此處的您,無論這些女工身在何處,您此時都有機會透過文字和影像與她們相遇,並讓她們的發聲所產生的迴響傳至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