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集」臺灣版序
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
小說寫一個人、幾個人、一羣人、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長篇小說中似乎只有「魯濱遜飄流記」，才只寫一個人，寫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但寫到後來，終於也出現了一個僕人「星期五」。只寫一個人的短篇小說多些，寫一個人在與環境的接觸中表現他外在的世界，內心的世界，尤其是內心世界。
西洋傳統的小說理論分別從環境、人物、情節三個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於小說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鬪爭。任何小說都有它所特別側重的一面。愛情小說寫男女之間與性有關的感情，寫實小說描繪一個特定時代的環境，「三國演義」與「水滸」一類小說敘述大羣人物的鬪爭經歷，現代小說的重點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過程上。
小說是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廣義的、美學上的美。在小說，那是語言文筆之美、安排結構之美，關鍵在於怎樣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某種形式而表現出來。甚麼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觀的剖析，或者是客觀的敘述故事，從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中客觀的表達。
讀者閱讀一部小說，是將小說的內容與自己的心理狀態結合起來。同樣一部小說，有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有的人卻覺得無聊厭倦。讀者的個性與感情，與小說中所表現的個性與感情相接觸，產生了「化學反應」。
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好像作曲家要表現一種情緒，用鋼琴、小提琴、交響樂、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畫家可以選擇油畫、水彩、水墨、或漫畫的形式。問題不在採取甚麼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讀者、聽者、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有好的藝術，也有不好的藝術。
好或者不好，在藝術上是屬於美的範疇，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判斷美的標準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學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經濟上的值錢不值錢，政治上對統治者的有利或有害。當然，任何藝術作品都會發生社會影響，自也可以用社會影響的價值去估量，不過那是另一種評價。
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的勢力及於一切，所以我們到歐美的博物院去參觀，見到所有中世紀的繪畫都以「聖經」為題材，表現女性的人體之美，也必須通過聖母的形象。直到文藝復興之後，凡人的形象才在繪畫和文學中表現出來，所謂文藝復興，是在文藝上復興希臘、羅馬時代對「人」的描寫，而不再集中於描寫神與聖人。
中國人的文藝觀，長期來是「文以載道」，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標準來衡量文藝。「詩經」中的情歌，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諷刺君主或歌頌后妃。陶淵明的「閒情賦」，司馬光、歐陽修、晏殊的相思愛戀之詞，或者惋惜地評之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釋為另有所指。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
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社會）中的遭遇。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卻沒有多大變化。古代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讀者們當然可以覺得表現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夠成熟，描寫殊不深刻，以美學觀點來看是低級的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我不想載甚麼道。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也寫政治評論，也寫與哲學、宗教有關的文字。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訴諸讀者理智的，對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斷，讀者或許同意，或許只部份同意，或許完全反對。
對於小說，我希望讀者們只說喜歡或不喜歡，只說受到感動或覺得厭煩。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種感情，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藝術是創造，音樂創造美的聲音，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小說是想創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那麼有了錄音機、照相機，何必再要音樂、繪畫？有了報紙、歷史書、記錄電視片、社會調查統計、醫生的病歷紀錄、黨部與警察局的人事檔案，何必再要小說？
一九八六．二．六 於香港
倪匡評「射鵰三部曲」
射鵰英雄傳
《射鵰英雄傳》是金庸作品中廣被普遍接受的一部，最多人提及的一部。自《射鵰》之後，再也無人懷疑金庸的小說巨匠的地位。這是一部結構完整得天衣無縫的小說，是金庸成熟的象徵。
在《射鵰》中，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的揉合，又有了新的發展。虛構人物不再擔任小角色，而是可以和歷史人物分庭抗禮了。郭靖自小就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生活，後來更曾統率蒙古大軍西征。從此開始，金庸筆下對創作人物的處置，更加隨心所欲，有時甚至可以凌駕於歷史人物之上了。
這樣的安排，足以證明金庸對他所寫的小說的歷史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讀者當可以發現，在歷史和創作的揉合之中，是極度的水乳交融，不著痕跡的。
《射鵰》最成功之處，是在人物的創造。《射鵰》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平舖直敘的，所有精采的部份，全來自所創造出來的、活龍活現、無時無刻不在讀者眼前跳躍的人物。
金庸寫人物，成功始自《射鵰》，而在《射鵰》之後，更趨成熟。
《射鵰》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較「淺」的一部作品，流傳最廣，最易為讀者接受，也在於這一點。
《射鵰》中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有傳統武俠小說的影子，但也成了無數武俠小說競相仿效的寫法。《射鵰》可以說是一部武俠小說的典範，在武俠小說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愛情上的觀念，一直到《射鵰》，金庸還是堅持「一男一女」的「正確戀愛觀」，這種觀念，一直維持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才來了一個大突破。所以，在《射鵰》中，郭靖儘管和蒙古公主有婚約，可是在遇見了黃蓉之後，他只好在兩者之中擇其一，當然，感情上的挫折，也變成了故事的豐富情節。
《射鵰》熱鬧、情節曲折動人、人物生動豐富，是雅俗共賞的成功作品。
神鵰俠侶
《神鵰俠侶》的創作年代，是1959年。金庸創造出了兩個極其突出的人物，一個是完全不通世道人情、種種社會規範的「小龍女」，一個是深諳人情世故、身懷絕技，但是卻無視於自己所熟悉的環境的壓力、一意孤行的「楊過」。這兩個人，一個是自然而然、不自覺地反抗著社會，一個是有意要做社會的叛逆。
金庸所寫的叛逆，是楊過和小龍女對當時宋朝社會的叛逆。但是在人性上而論，放在任何時代皆可適合，這是《神鵰》在創作上最大的成功。
《神鵰》從頭到尾，整部書，都在寫一個「情」字。「問情是何物」，是全書的主旨。書中所寫的各種男女之情，各種不同性格的人所遇到的不同愛情，有的成為喜劇，有的成為悲劇，可以說從來沒有一部小說中，有這麼多關於愛情的描寫。
《神鵰》中不但有「情花」，可以致人於死，也有「黯然銷魂掌」，成為至高無上的武功。甚至到最結尾時，還有郭襄暗戀楊過的小女兒之情。
《神鵰》是一部「情書」，對愛情描述之細膩，在金庸其他作品之中，甚至找不到差可比擬的例子。
《神鵰》中，郭靖、黃蓉和楊過之間的衝突，是社會規範和人性的衝突。在衝突的過程中，黃蓉甚至運用了陰謀，本來已佔盡上風的黃蓉尚且要如此，可知人性掙脫枷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神鵰》中楊過歷盡種種艱苦，而成為一代大俠，接受了郭靖「俠之大者」的訓言，但是楊過還是楊過。郭靖替他取名字：「名過，字改之。」是一種希望，他失望了，楊過沒有改變他的本性，這正是金庸在《神鵰》中特別強調的一點。
有人非議《神鵰》中楊過在襄陽城外，擊斃蒙古皇帝的情節：「與歷史不符」。這種批評，拘泥不化之甚。在詳細寫了楊過的一生經歷之後，楊過擊斃蒙古皇帝的一節，正是雷霆萬鈞的力量。宛若鬱鬱之下的豪雨，何等酣暢，何等大快人心！或曰：歷史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事！答曰：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楊過，外國歷史上又何嘗有一個王子叫作哈姆雷特！
《神鵰》的主題曲是：「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倚天屠龍記
《倚天屠龍記》的主角是「明教」。
金庸在《倚天》的著作上，有了新的突破，明教人物眾多，一個一個介紹出場，直到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才總其成，其間過程繁複，頭緒萬千，但是一點點寫來，一個個出場，有條不紊，組織結構之佳，在任何小說中，皆屬罕見。能寫到這樣，已經是空前絕後了，但金庸還不心足，像是有意在考驗自己的創作能力，將一個重要人物，明教的光明右使，留在最後出場，石破天驚，叫讀者不禁這樣想：金庸的創作才能，究竟有沒有盡頭？
《倚天》中的明教，比《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高出不知凡幾，是金庸創作的又一高峰，因為在寫成功明教的同時，他寫成功了張無忌。形成了群戲中有個體、個體和群戲結合的最佳範例。
《倚天》的明教經文：
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
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
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在光明頂，要消滅明教的武當二俠俞蓮舟聽了之後，不禁感嘆：「……他們不念自己身死，卻在憐憫眾人多憂多患，那實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
這是全書的主旨，金庸通過了《倚天》，將這個主旨表現得極透徹。
《倚天》中有一段動人的戀愛，男女雙方是楊逍和紀曉芙。楊逍是明教的光明左使，正派心目中的大魔頭。紀曉芙是峨嵋派的弟子。紀曉芙的武功不及楊逍，被楊逍在半強迫（？）的情形之下失身。但是結果是紀曉芙寧死不悔。
這一段情節可引人深思的地方極多，也表示了男女之間的愛情，根本是不能以常理來揣度的，是一種根本虛無飄渺、無可捉摸、沒有道理可講的事。
楊逍、紀曉芙之戀，和一開始的張翠山、殷素素之戀前後相輝映，和張無忌、趙敏之戀前後相呼應。金庸在《倚天》中，明白表示了一點：他人觀點如何，無足輕重，當事人自己的戀情，才最重要。
《倚天》不但是金庸作品更趨向豐富想像力的一部力作，也是感情上更浪漫的一部力作。
（節錄自倪匡《我看金庸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