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穆勒及其效益主義
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的倫理學著作中，已經出現「效益主義」的思維，而第一個使用「效益主義」這個名詞的則是英國哲學家和社會改革者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但是讓「效益主義」對後世發揮極大影響力的人，則是約翰．穆勒。穆勒是十九世紀在當今最著名的哲學家，他的兩本著作《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和《論自由》（On Liberty），在當前歐美各大學校園中是重要的教材，被學生廣泛地閱讀。
早期台灣哲學界承襲過去的翻譯，將utilitarianism譯為「功利主義」，但是「功利主義」在民間的用法是負面的，一般人對「功利主義盛行」這句話的理解指的是：社會上自私自利的風氣普遍瀰漫，然而這和utilitarianism的本意大異其趣，所以譯為「效益主義」比較不會扭曲原意。「效益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學說，並不具有「自私自利」這樣的蘊涵。在說明效益主義是什麼之前，先介紹穆勒這個人。
（一）穆勒的生平
哲學思想是經過反覆論證、深思熟慮的過程，所以一般而言哲學家比較容易言行一致，因為哲學家對自己的思想深信不疑，自然會在行為上體現出來。因此要理解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有時候從他生平可以透露一些端倪。
穆勒的一生就是一個傳奇。如果蘇格拉底被後人尊崇是由於他忠於自己的信念，不惜以身殉道──他放棄逃亡，選擇接受雅典的法律制裁，在獄中喝毒酒而死亡，即使他的罪名在今人看來實在是「莫須有」；穆勒則是忠於自己的愛情，任謗任怨、孤老一生。在當代這樣的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中，鼓勵年輕人「做自己」、不隨波逐流，似乎是老生常談，但在十九世紀那種貴族階級仍然存在的英國社會，「做自己」則需要很大的膽識和智慧，穆勒應該是此一價值觀最堅定的論述者。
穆勒於一八○六年在倫敦出生，他是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的長子，沒有一個小孩經歷像穆勒一樣不尋常的童年。
在穆勒兩歲的時候，他父親遇到邊沁，不久就成為邊沁的忠實信徒，而將其餘生完全奉獻在實踐效益主義的改革，他也因此選擇了其長子作為此一效益主義傳統的繼承者，由於他父親信奉經驗主義（empiricism），經驗主義的基本假設是「人天生是一塊白板」，所有的知識都是來自於經驗，而且由於人本身也是經驗的一部分，所以研究人類的方式可以像研究動物、植物或物理一樣，建立在穩定的經驗基礎之上。老穆勒相信，透過合理的教養，可以使受教者避免無知和脆弱，而無知和脆弱則是不合理的思想和行為的主要來源，也是人類災難和邪惡的原因。所以他要透過一系列的教育設計，想將穆勒塑造成一個純綷的效益主義心靈。
因此，穆勒的正式教育完全在他父親直接教導下進行，他在三歲時每天的功課是希臘文和算術，七歲以前已經熟知柏拉圖的前六個對話錄，接下來五年他把其餘的讀完。八歲開始學拉丁文，接著讀古典名著和歷史，十一歲幫他父親糾正其著作《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十二歲開始嚴肅的探究哲學。老穆勒不讓兒子接觸宗教、形上學，也很少讓他接觸詩，所有邊沁認為造成人類愚笨和錯誤的東西，都不允許他兒子接觸。所有的藝術中只讓他碰音樂，也許因為音樂不會錯誤地呈現真實的世界。在這樣的教育下，穆勒在滿十二歲時，他所學到的東西相當於一個三十歲的飽學之士。
十四歲時雖然離家在法國住了一年，但是這期間並沒有中斷心靈陶冶，十五歲回到倫敦攻讀法律。研究心靈哲學是他嚴格學術訓練的頂點，但是穆勒的教育還包括和學術大師的認真對話，譬如：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以及一些常到他家的邊沁學派的重要學者。在每日訓練、背誦、演講、對話之中，其父親盡可能將他塑造成合乎邊沁印象的心靈。
一八二三年穆勒被任命為父親的助理，就職於東印度公司，這才結束他的正式教育而開始其職業生涯，老穆勒一直到一八三六年去世都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辦公室任職，同樣的，約翰整整三十五年的職業生活也在東印度公司度過，一八五六年他升為首席審察員，是一個僅次於秘書長的職位，直到一八五八年這個公司解散，他才離開這個職位。隨後穆勒拒絕一個政府職務，他決定從行政工作退休。一八六五年他被選為下議院議員，一八六八年競選連任失敗而離職，晚年穆勒完全投入寫作，大部分時間都和妻子前夫所生的女兒同住在巴黎，一八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穆勒是一個好奇心強的人，所以他對各種思想都有極大的吸收力，他自己也承認其思想和人格受到許多不同論著的影響，而對他思想的形成影響最深的是他的父親和妻子。穆勒年輕時正如其父親所計畫的一般，是邊沁的忠實信徒，效益原則對他而言是一個信條、學說、哲學，也是一種宗教，他在十七歲時組成效益主義社團，以鼓吹效益主義的激進改革。所以年輕的穆勒是效益主義信條的熱情擁護者。老穆勒一點都不懷疑自己的實驗，他成功教養出一位極有知識和完全的理性人，邊沁的教育觀得到證實。在那個心理學知識極為幼稚的年代，沒有人會對老穆勒的教育方式感到驚訝。
然而穆勒在二十歲時經歷他後來稱為「精神危機」時期，他描述自己是一個情感上飢餓、心智上過度發展的人。在這段時間，他對父親知識的宰制逐漸產生反彈，一直到老穆勒死後好幾年，他還在嘗試擺脫父親的知識陰影。穆勒將其精神危機歸因於童年的教育，認為他早年的受教方式是錯誤的，因為其道德感並未得到充分的培養。穆勒相當尊敬他的父親，雖然他對父親並沒有什麼感情，在穆勒死前幾年他還抱怨他父親把「理性」當成宗教，而永遠貶抑感情和情緒。穆勒認為父親待他不夠親切，老穆勒永遠只努力啟迪其智能卻完全忽略他們之間的情感。所以在他精神危機時，穆勒無法找父親幫忙，因為他認為父親不能瞭解他的困境。
年輕的穆勒就是缺乏情感，他覺得沒有使命感，生命沒有目的、意志麻木、精神極度沮喪。基於他的訓練，他將情感的不滿足簡化成一個問題，他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他被教導去相信的邊沁理想實現了，這個事實會使自己的所有欲望實現嗎？」他害怕的發現，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是這樣，那麼生命的目的是什麼？他找不到存在的目的，現實世界中的任何東西似乎都是蒼白無趣的。他試著分析自己的情況，問自己是不是完全沒有情感？他覺得自己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動機，而且希望自己死去。直到有一天他閱讀一位法國作家的回憶錄，其中一個悲慘的故事忽然讓他感動的落淚，這件事使他說服自己，原來他是一個有感情的人，這開啟了他的復原之路。
為了尋找心理折磨的出路，穆勒採取的是一種革命的形式，對抗其父親和邊沁教導的人生觀。穆勒開始治療其父親嚴格的知性訓練所形成的缺陷，為了滿足其對情感之渴求，他轉向音樂、詩和藝術，他研讀詩人和文學家的作品，而不是哲學家的理論，他的人性觀、歷史和命運完全轉變。在這段過程中他得到兩個和其父親對立的信念：（1）幸福不能直接追求，而是追求其它目的的副產品；（2）情感培養對人格的均衡發展極為重要。穆勒經過好幾年的默默掙扎，企圖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方向，這個心理危機直到他遇到他所謂「生命中最珍貴的友誼」時才告結束。
穆勒並不是一個本質上就具有叛逆性的人，他深愛他的父親，而且也被其主要的哲學主張所說服。他支持邊沁對抗獨斷主義、超越論，因為這些都抗拒理性、分析和經驗科學，這些想法他一生都堅定相信。但是他對人的觀念產生重大的轉變，他對原始的效益主義運動，成為一個不太公開的反對者，保留他認為真或有價值的部分，他繼續信仰幸福是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但是對於什麼樣的東西有助於幸福，則不同於他的導師，他後來認為最有價值的不是理性和享受，而是差異、多樣、生命的豐富、創造性和獨特性，他最痛恨和擔心的是狹隘、單一、權威或大眾習俗對個性（individuality）的壓制。
穆勒十七歲前在精神上已經充分成形，他在智性上的成就在那個時代甚至任何時代都是非常傑出的，他頭腦清楚、坦白、口齒清晰、極為嚴肅，沒有任何一絲的恐懼、虛榮或幽默，往後十年，他撰寫文章和評論，這些使他成名。穆勒二十五歲時已經是英國知識界的傑出人物，這年他遇到一位富商的妻子泰勒夫人（Mrs. Harriet Taylor），後來他們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這份友誼由於泰勒先生的縱容得以充分發展，維持了超過二十年。穆勒常到泰勒家中而且和泰勒夫人合作許多計畫，由於他們過從甚密，倫敦社交圈盛傳他們之間的醜聞。過了些年，穆勒和泰勒夫人覺得他們並沒有把這件事處理好，所以泰勒夫人就和她先生分居，一直到一八四九年泰勒先生癌症去世。一八五一年他們結婚，結婚典禮非常平靜，只有泰勒的兩個小孩參加。他們在一起八年，健康情形並不好，幾乎遺世獨立，儘可能避免和老友打交道，但是他們顯然過得幸福而且滿足，他們花很長時間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一起寫作。一八五八年的一個假日，穆勒的太太突然去世。
穆勒對妻子的美德大力推崇，稱她具有深刻的智慧、詩人的氣質、高度的想像力、溫柔的靈魂，不論這是否為溢美之辭，他在父親身上找不到的特質，在妻子身上得到完全補償。穆勒曾說：「給予和得到情感的欲望幾乎是我性格的全部。」他認為妻子給他的影響是有益的，而她對他思想的深刻影響也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是彼此熱愛而且氣味相投的伴侶，也是創作上非常合適的伙伴，穆勒最佳的作品可以追溯至和她在一起，而且她的特點顯然影響穆勒以後的著作。事實上穆勒自己承認，他晚年的作品實際上是他們兩個人的合作成果，只是由他執筆而已。
穆勒並非職業作家，將近五十年的寫作，他完成了不少作品，而許多重要著作都是在下班、週末和假日完成，至少在他五十二歲退休前都是如此。他在十六歲就開始寫作，第一部主要著作是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邏輯體系》（The System of Logic），一八四八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這兩本書都發行好幾版，穆勒的學術地位也因此穩若磐石。最為膾炙人口的著作當然是《論自由》和《效益主義》，後者在一八六三年出版；前者則是他妻子死後一年的一八五九年出版，穆勒堅稱這本書是他和妻子的合著，書的內容他們已經討論過許多次。熟悉《論自由》內容的讀者，應該很容易接受這本書是二人合著的說法。（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