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地圖
寫給讀者的一封信
前言：他們與我們
 
1 重建與記憶：戰後的痛
2 老媽的溫暖擁抱：梅克爾和東德遺產 
3 多元文化：移民與認同
4 不再是孩子：民粹主義時代的外交政策
5 奇蹟：經濟奇蹟與後果
6 狗不吃狗：團結一致的社會
7 不再等閒以對：氣候與汽車
 
結語：為什麼德國人做得更好
致謝
參考資料
 
 

前言

他們與我們

　　二○二一年一月，德國迎來一百五十歲生日，但德國人民對紀念這一里程碑卻沒什麼多大興趣。從俾斯麥到希特勒這段時期的德國是軍國主義、戰爭、大屠殺和國土分裂的代名詞，沒有哪個國家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造成如此大的傷害。

　　然而距今最近的兩個德國週年紀念日卻講述不同的歷史。二○一九年十一月，數百萬人慶祝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到了二○二○年十月，兩德統一已過三十年。現代德國的建國史一半是關於恐怖、戰爭和獨裁的故事，另一半則是關於贖罪、站穩和成熟的故事。沒有哪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當今世代，當大部分人都屈服於威權主義，民主從中心敗壞，有失控的美國總統、強大的中國和復仇心切的俄羅斯，但有一個國家，德國，是正直和穩定的堡壘。

　　這是另一個德國，我想說的是這個德國的故事。

　　有些人記性較好，很難接受德國作為道德和政治燈塔的概念，所以我想將德國社會與其他，特別是我自己的國家，英國，做全方位的比較，這會讓那些仍然痴迷邱吉爾和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的人感到不安。德國憲法強大；政治辯論更成熟；經濟表現是戰後大多數國家比不上的。

　　有哪個國家能在接受一個窮困堂弟時，把傷害控制到最小？有哪個國家會允許超過一百萬難民進入自己的國土？

　　德國也有很多問題要面對：難民湧入加深文化鴻溝；對執政黨的信心正在減弱；許多人轉向極端主義的簡單口號，特別是德東。基於過度注重出口，特別是對中國的出口，再加上人口老化和基礎設施惡化，德國的經濟成長正在趨緩，負擔越漸沉重。在歐洲和民主世界迫切需要領導力之際，德國一直不願履行外交政策的責任。

　　然後，這個國家又遭受另個危機。二○二○年初，COVID-19到了歐洲，這場疫情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動搖了經濟，傷害數百萬人的生命生計。迫使所有人，無論身處何國，無論家在何地，無一倖免皆被封鎖，也因此讓人重新評估人生大事的優先順序，重新審視國家和社會的功用。生活終究會恢復正常，但心裡有個聲音大聲問著：什麼是新常態？

　　為何有信心？信念從何來？衡量一個國家、機構、個人的標準，不是他們面臨什麼困難，而是他們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在此試驗中，當代德國是令人羨慕的國家，她已發展出其他各國無法比擬的成熟度。它會成功，不是因為天生注定，而是從一路艱難中學到的。

　　新冠疫情讓領袖的領導能力受到終極考驗。梅克爾在任職十五年之後，迎接了挑戰，以同理卻堅定的態度，詳細告訴德國人必須做的犧牲，她的政府必須實施「國家緊急狀態法」——基於歷史，這非常敏感。但她老老實實地告訴人民，什麼是她與內閣官員和科學家們知道的，什麼是他們還不了解的。她不唬人，也不誇大。她迫於時勢做出了決定，而這些決定多與現代德國堅持的理念背道而馳：邊境封鎖了，這告訴我們自由旅行的偉大夢想在一瞬間就可能輕易結束；向來害怕把私人資訊提供給國家的人不得不提供資訊以備鎖定和追蹤，但梅克爾知道她別無選擇。

　　反之，英國提供一個無能應對危機的相反案例。新當選首相說大話的能力與他的行政能力成反比，強生遲遲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儘管英國在二○一五年由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策略暨戰略防禦與安全報告》中，就已經將疫情大流行列為英國最可能的優先危險之一，但政府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就憑著自由主義加上英國例外的理論（English exceptionalism），首相以一股英式硬漢的老派作風宣布：英國會度過難關的。就算目睹了病毒在義大利肆虐的慘劇，英國社會對於防疫相關措施落實的步調相當緩慢；在提供病毒檢測和防護衣等設備上也有問題。總而言之，當眼前情況需要切實執行、關注細節時，英國卻託付給一個無能應對的領袖。強生之所以能攀上權力高位，不過是靠著操弄事實和譁眾取寵。

　　死了這麼多人，雖讓人非常難過但一點也不意外。養老院是死亡窟。到了二○二○年五月，英國的染疫死亡人數已登上歐洲最高、全球排名數一數二的可恥位置，在疫情流行的數月中，這些令人遺憾的數據始終沒變，但經濟緊縮的速度卻在同時高於其他各國。

　　這場英國悲劇並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有些原因與醫療保健的決策錯誤有關，但更多問題深植於政府結構中。德國人驚恐地看著這個他們過去欽佩的國家，這個國家向來以實用主義和沉著冷靜著稱，如今卻陷入偽邱吉爾式的自欺欺人。我和德國朋友聊起來，他們多把英國當成蒙難並寄予同情的對象。許多交談都是從這同樣的問題開始的：「你們怎麼了，我的英國朋友？」他們希望有一天，英國人的理智會回來。

　　戰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八位總理，他們多有建樹。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讓民主生根，將西德定錨在「跨大西洋民主聯盟」中；布蘭特（Willy Brandt）有助促成冷戰高峰期後的關係和緩；柯爾（Helmut Kohl）決心推動統一，靈活運作達成此目的；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主導積極的經濟改革，但也讓他的政黨付出巨大代價。二○○五年，梅克爾取代他的位置，當代德國大部分的政策都與她有關。以任期而言，目前她已超過艾德諾，如果她能活到二○二一年十二月，她將超過柯爾，成為德國任期最長的總理。我第一次見到梅克爾的時候她還是德邁齊爾（Lothar de Maizière）的謙卑小顧問，而德邁齊爾後來成為東德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民選總理。梅克爾和我約在當時東柏林的議會大樓共和國宮的交誼廳坐下喝咖啡，那裡是熱門聚會地點，周圍一片亂糟糟，我震撼於她表現出的鎮定、克制和平靜，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

　　自大戰以來，有四個關鍵年份可以定義德國，分別是：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九年和二○一五年。我不按照時序，而是依照主題事件來審視這些偉大時刻對各個生活領域的影響。每段議題都在社會上留下深刻的印記，每個事件都使德國成為今天的樣子。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德國當務之急是重建破敗國土。幾乎所有城鎮不是受損就是全毀了，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徹底失敗的創傷支配了民族意識，盟軍，尤其是美國人，使這個國家重新站起來。德國公眾生活的核心是基於一九四九年頒布的《基本法》（Grundgesetz）。這部為非常時期而設的卓越法案，是德國之所以能在戰後重建與復興的最大成就之一。在適當管理下，這部法案成為既強大又能與時俱進的法案。它已經修改了六十多次，更動條件必須達到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但每次修改並沒有違背它的立意原則。與其他各地的類似方案相比，它可說是神妙的傑作。美國憲法受制於過去訂下的條款，而那些法條也許只適合十八世紀（例如第二修正案，授予人民攜帶武器的權利）；幾乎和德國同期建立的法國第四共和僅持續了十二年；一九七八年，西班牙在後佛朗哥時代頒布的憲法在中央政府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爭端中搖搖欲墜；戰後義大利和比利時難以產生有效運作的政府。英國在前進的路上一直補強憲法這一塊，並堅信自己一定會過關。

　　西德戰後建立的政治架構是自由民主的偉大勝利之一，英國人在此也扮演幫助的角色，制定出一部如此成功的憲法，甚至好到讓德國人引以自豪。

　　為什麼我們英國不考慮在國內建置類似的東西，不要再用那套令人難堪、看來畸形退化的政治結構來束縛自己？

　　戰後不久的德國在重建經濟上達到驚人成功，但此時並沒有出現贖罪或為歷史清算的氛圍。直到一九六八年發生抗議運動，這是第二個關鍵事件，德國的年輕一代站出來與他們的父母對質，詢問過去發生的事。他們不想再沉默，不想再接受半真半假的謊言。他們想要知道答案，想知道那件老人多半參與但視而不見的恐怖事件。幾年後，一九六八年的時代精神因為德國左翼組織「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的恐怖主義染上暴力和醜陋的色彩。國家再次陷入危機。德國已看到深淵但挺過來了，民主體制也被強化。

　　第三個時刻當然是柏林圍牆的倒塌和東西德統一。在柏林舉辦隆重典禮前不久，柯爾以全套軍禮歡迎東德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來到波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簡稱東德或民主德國）終於得到了它渴望的認可，但他的軍事化國家開始瓦解。作為《每日電訊報》駐東德的通訊員，我親身經歷了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那段戲劇性的歲月。我記得在萊比錫和東柏林，夾在抗議者和教會聚會人群中，他們呼籲改革，他們知道警察和軍隊就在外面，隨時準備向他們開火。萊比錫示威發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並非注定，和平結束並不必然，兩德統一也不是預先設定的。

　　自此，德國成為立國以來第一次有明確邊界的穩定國家。

　　之後的幾年裡，許多人都在思索所犯的錯誤。東德大部分的經濟制度可以保留下來嗎？是不是做得太急了？那些Wessis，所謂的「西德佬」，就一定是傲慢和麻木不仁嗎？為什麼東德生活中那些好的面向，就算只有一兩項，也沒有被新國家吸收？特別是東德女性的角色，她們不是更解放？這些都是合理的問題。但我不覺得有誰可以說出還有哪個國家可以做到像德國做到的這樣，讓附帶傷害降到這麼低。

　　第四次動盪，也是最後一次動盪，是二○一五年的難民危機。人道救援團體、國安部門和軍方情報全都表示，難民潮從中東和北非湧入歐盟最南端的港口，狀況已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梅克爾當時正全力緊盯希臘的債務危機，對正發生的難民潮反應慢半拍。然而，她最終的對應卻如此了不起。令鄰國震驚的是，德國向這股自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未曾再見的難民潮敞開大門。也因此舉，她在政治上付出巨大代價，社會創傷被重啟。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成員激增。德國仍對梅克爾的決定感到不安，但這是正確且有好處的。還能做什麼嗎？當批評越來越多，總理只能說：你們覺得德國人還能做什麼？難道建集中營嗎？

　　隨著梅克爾時代的結束，德國面臨的考驗比其他國家更大。為什麼？正如德國現任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外交顧問巴格（Thomas Bagger）所指出的：國家的認同、穩定和自我價值完全取決於戰後自由民主的解決方案和法治運行。一九四五年是德國的「Stunde Null」，所謂的「零時」。從零時起，德國再生了。她與俄羅斯和法國不同，他們各有軍事符號；也與美國不同，美國有開國元勳的故事可說；更與英國不同，英國有軍歌《大不列顛萬萬歲》做歷史教學，有情境喜劇《老爸上戰場》傳承戰爭迷戀，而德國背後什麼東西都沒有。這就是為什麼德國會對「進程」如此癡迷在意的原因，要把事情做對做好，無法耽樂隨便。德國在歷史上幾乎沒有正面的參考點，這就是她拒絕回頭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她將對民主的每一次挑戰都視為生存威脅。這也正是我欽佩她的原因，我就像許多和這個國家有複雜關係的人一樣，非常佩服德國以認真嚴肅的態度面對她自一九四五年來的每一步進程。最重要的是，這些事最後會成為記憶的力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