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二二八事件時，駐防臺南市的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營長廖駿業中校所撰寫的親歷迴憶。
臺南二二八事件平息後，廖駿業先生曾撰萬餘字報告呈交團部，對於事態發生、應對措施留有深刻記憶。因此在事隔十多年後（一九六三），為配閤憲兵司令部編纂憲兵史時，廖氏仍能夠钜細靡遺寫下二二八事件時的親身經歷。
由於廖駿業先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為臺南市國軍部隊指揮官，因此在事件爆發後，迅即成為各方交涉接洽之輻軸，實際處在風暴之中心，參與各關鍵場麵。再者，作者為憲兵營長，因此本書亦不同於此前地方仕紳、市府官員所撰迴憶文字，使吾人得以從軍事角度，呈現完全不同的觀察麵嚮。
本書特色
1. 本書的史料價值甚高，對於臺南於二二八事件初期的情況，起到闕疑補漏的作用。
2. 廖氏身為事件時之憲兵指揮官，作為二二八事件初期臺南市情況之「另一種觀點」，更富史料價值與意義。
具體描述
塵封的歲月，未竟的敘事：一部關於戰後颱灣社會變遷的深度考察 本書以一種側重於社會結構變遷與個體經驗交織的視角，深入剖析瞭1945年至1949年間，颱灣社會在接收颱灣、國共內戰背景下所經曆的深刻動蕩與復雜心理圖景。它並非聚焦於宏大的政治決議或軍事部署，而是緻力於描繪戰後初期，颱灣社會肌理層麵的重塑過程，以及普通民眾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適應。 全書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力求構建一個多維度的敘事框架： 第一部分：接收的幻滅與初期的張力（1945-1946） 這一部分著重於“接收”這一曆史事件的復雜性。不同於官方曆史敘事中強調的“光復”的喜悅，本書通過收集大量戰後初期的地方文書、民間信函及迴憶錄片段，揭示瞭“接收”背後潛藏的權力真空、經濟混亂與文化衝突。 1. 經濟秩序的崩塌與重建的嘗試： 戰後颱灣麵臨著嚴重的通貨膨脹、物資短缺以及産業結構調整的陣痛。本書細緻梳理瞭日治時期積纍的經濟體係如何在短時間內瓦解，以及隨之而來的物價飛漲、投機盛行對底層民眾生活造成的直接衝擊。重點分析瞭米糧、煙草等關鍵物資的分配機製在新的行政體係下如何運作失靈，以及民間齣現的自發性互助與黑市交易現象。我們探討瞭當時颱灣知識分子和商人階層在麵對新舊資本形態轉換時的迷茫與選擇。 2. 行政與司法體係的磨閤與摩擦： 隨著國民政府機構的進駐，原有的日式高效、但帶有殖民色彩的行政管理模式，與初來乍到的機構人員之間産生瞭顯著的文化與操作上的不適。本書考察瞭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命、法律適用（如《刑法》的重新解釋與執行）以及社會治安管理方麵齣現的混亂與爭議。通過對數個具體地方行政爭議案例的分析，展現瞭“法治”在權力交接期的脆弱性。 3. 身份的重塑與認同的焦慮： 對於在日治時期接受瞭新式教育的颱灣本省人而言，“祖國歸返”帶來的最初興奮很快被隨之而來的身份定位問題所取代。本書關注瞭“國語”推行初期在中小學及社會教育中的阻力與適應，以及戰後知識分子群體內部關於“我是誰”、“我應如何自處”的深刻討論。大量篇幅用於分析當時報刊雜誌上對於“颱灣人”與“中國人”身份界限的模糊探討，這些探討充滿瞭希望、疑慮乃至酸楚。 第二部分：社會動蕩的潛流與代際衝突（1947-1948） 本書的第二部分，聚焦於社會矛盾從潛在積纍到爆發的醞釀過程，並深入剖析瞭引發這些矛盾的深層結構性因素。 1. 戰後移民的融入睏境： 大批來自大陸各省份的軍民、官員及眷屬的湧入，極大地改變瞭颱灣的人口結構和資源分配格局。本書著重分析瞭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在住房、就業和教育資源上引起的競爭與摩擦。書中不僅描述瞭外省群體對新環境的適應睏難，更詳細考察瞭他們與本地精英階層在資源獲取上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往往被簡單的族群標簽所掩蓋，而其核心卻是對有限資源的爭奪。 2. 知識分子的齣路與抗爭的萌芽： 在政治氣氛日益緊張的背景下，知識界開始麵臨言論自由的界限。本書迴顧瞭當時文學、戲劇、新聞界在探索錶達空間時的集體努力與最終受到的壓製。通過對幾份地方性文藝刊物的停刊審查記錄的梳理，探討瞭文化批判如何被解讀為政治異議，以及知識分子群體內部所經曆的自我審查與逃離。 3. 鄉村社會的反應與抵抗的微觀形態： 相比於城市中的政治風暴，鄉村社會展現齣瞭一種更具韌性但也更隱蔽的抵抗模式。本書考察瞭在農業政策調整（如減租減息政策的執行與變質）背景下，地主與佃農關係的新變化，以及鄉村宗族力量在應對外部權力乾預時所采取的策略。這種“軟抵抗”是理解社會穩定性的重要維度。 第三部分：陰影下的生活與記憶的碎片（1949及以後對前期的迴顧） 這一部分雖然時間綫延伸至1949年，但其核心在於反思戰後初期的經驗如何被後來的曆史事件所覆蓋和重塑，以及這些早期記憶如何被代際間傳遞。 1. 經濟政策的轉嚮與個體命運的定型： 隨著1949年局勢的最終確定，國民政府開始推行更為嚴格的經濟管製措施（如“管製物資”的發行和“專賣”製度的強化）。本書分析瞭這些新政策如何固化瞭某些社會階層（如依附於新政權的商業寡頭）的地位，同時使得一部分原有的精英階層徹底邊緣化。 2. 記憶的篩選與社會遺忘的機製： 在隨後的威權統治時期，特定的曆史敘事被確立。本書關注瞭早期（1945-1949）的復雜性敘事是如何被簡化或“淨化”的。通過對戰後初期大量未被正式收錄的私人檔案的梳理，揭示瞭社會在經曆劇烈動蕩後，傾嚮於集體性地選擇性遺忘某些痛苦或曖昧的記憶碎片，以求得暫時的社會整閤。 3. 戰後颱灣人的“內在齣走”： 最終，本書探討瞭在外部政治壓力下，許多颱灣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所采取的“內在齣走”策略——即將精力投入到私人領域、技術專業或商業活動中，以此迴避政治，保障生存。這種生活哲學的形成，深刻影響瞭此後數十年颱灣社會的價值觀。 總而言之，本書試圖描繪的，是一幅關於颱灣社會在十字路口上，從殖民遺産的陰影中走齣，又被捲入新一輪政治漩渦的細膩群像圖。它關注的是權力運作的“側漏”，是社會結構調整時的“摩擦聲”，而非高高在上的決策過程。它旨在為理解颱灣近現代社會復雜性，提供一個植根於具體生活經驗的參照係。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廖駿業
作者廖駿業先生，湖南臨武縣人氏，十歲喪父，傢道中落，然而勤奮力學，於小學擔任教員。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鼕，廖氏因受國民革命風潮鼓舞，前往廣州投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憲兵團，此後由二等兵做起，勤奮吃苦，意誌堅定，屢歷戰陣，先後參與北伐、抗戰諸役，至勝利後，受訓積功，升為中校營長，奉命率部調往臺灣，駐防臺南，因而親歷二二八事件。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調升憲兵十三團副團長，離開服務二十一年的憲四團，前往雲南昆明服務，隔年四月，以身體久病不癒，離開滇省，七月請長假歸湖南故裏，本擬略作休養，然大陸變色，縣城陷共，於是倉促離鄉，於兵荒馬亂之中，選擇再度來臺。廖氏來臺後，短暫服務於警界，曾任臺北縣警察局海山分局分局長，之後承駐防臺南時臺籍舊識之助，受聘臺灣省總工會，服務二十餘年，以迄退休。民國六十九（一九八○）年七月，廖氏病逝於臺北，享年七十五歲。
廖駿業
作者廖駿業先生，湖南臨武縣人氏，十歲喪父，傢道中落，然而勤奮力學，於小學擔任教員。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鼕，廖氏因受國民革命風潮鼓舞，前往廣州投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憲兵團，此後由二等兵做起，勤奮吃苦，意誌堅定，屢歷戰陣，先後參與北伐、抗戰諸役，至勝利後，受訓積功，升為中校營長，奉命率部調往臺灣，駐防臺南，因而親歷二二八事件。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調升憲兵十三團副團長，離開服務二十一年的憲四團，前往雲南昆明服務，隔年四月，以身體久病不癒，離開滇省，七月請長假歸湖南故裏，本擬略作休養，然大陸變色，縣城陷共，於是倉促離鄉，於兵荒馬亂之中，選擇再度來臺。廖氏來臺後，短暫服務於警界，曾任臺北縣警察局海山分局分局長，之後承駐防臺南時臺籍舊識之助，受聘臺灣省總工會，服務二十餘年，以迄退休。民國六十九（一九八○）年七月，廖氏病逝於臺北，享年七十五歲。
圖書目錄
序言／廖雲門
序言／廖彥博
導讀／蘇聖雄
手記／廖駿業
自傳／廖駿業
年錶／廖雲門
後記／我們所知道的父親
後記／父親與憲兵
序言／廖彥博
導讀／蘇聖雄
手記／廖駿業
自傳／廖駿業
年錶／廖雲門
後記／我們所知道的父親
後記／父親與憲兵
圖書試讀
序言
我是二○一六年退休的，孩子已大，各有他們的天下，我閒著無事，與友人相約迴到闊別多年的臺灣，參加老同學的姐姐、姐夫在臺東主持的巡迴兒童義工服務。在東臺灣漫漫的車程中，友人提到瞭二二八、提到臺北有個國立紀念館，想到父親二二八時是位憲兵營長，駐防臺南，是這歷史的一部分，迴臺北後我特地走訪瞭這個在南海路植物園斜對麵的紀念館。偌大的館內看不盡的是臺籍青年受難者的照片與他們不幸遭遇的陳述，站在這無比肅殺與悲哀的展館中，我錯愕地想，這是二二八全麵的真相嗎？小時候曾聽過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救過一些人，這部分的歷史去瞭哪裡？
帶著這個疑問，我迴到瞭洛杉磯年邁的母親身邊，在她的舊物中我找到瞭父親多年前為協助編纂憲兵史所留下的一份手稿。這份稿子我曾聽姊姊說過，但還是第一次見到。在短短的卅多頁中，我讀到瞭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從動亂開始到結束，前後幾天所經歷的事情，我驚訝地知道事件當時臺南情況的緊繃，也纔瞭解到臺南在遭到波及後，「不擴大、少流血」，讓事件盡可能和平結束，這一路走來的不易。在舉世滔滔的今天，我與傢人們覺得父親這段塵封往事有值得重溫的價值。因為在他娓娓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一位中級軍官本著良知，和臺南士紳閤作，與政府援軍溝通，讓事件在臺南盡可能的平靜落幕；我們看到一群立場不同的人，他們秉持良知，凝聚善念（以眾生為念），求同存異，得到善果的故事。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冤情少有發生，冤冤相報的桎梏沒有落在後人身上，他們的事蹟值得我們後人知道、效法。
父親與臺灣結緣說來是有些偶然的，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軍投降，父親時任駐防福建的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營長，憲四團以地緣之故，奉命接收臺灣，原定派遣赴臺的第三營營長失言，團長高維民臨時改派原定留駐福建的第一營赴臺，父親因此在同年十月率部渡海，抵達瞭臺灣，以臺南市為營本部所在，負責縱貫鐵路沿線秩序維護、南部及東部地區（包括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蘇澳、花蓮、臺東）戰俘遣返、日軍物資接收、國軍軍紀糾察、與警察維安協助。那年父親四十歲。
我們對父親在臺南的生活所知不多，但小時聽過父親撥軍糧支援缺糧的臺南監獄，讓繫獄的人免於飢餓，父老感念此事，將憲兵隊前的街道改名為「衛民街」。小時也聽過二二八時，有位父親的民間友人將父親寫的密函藏在他穿的日式叉腳鞋內帶齣營區（母親迴憶這位張姓友人在父親過世後，遠從南部來臺北，在公祭時下跪悼念父親，他們友誼的厚重可見一斑）。父親不諳閩南語，我們問母親，這有造成溝通上的問題嗎？母親說應該沒有，她說那時不少地方士紳會說普通話，憲四團又是從福建調過來的，許多士兵是福建籍，通曉閩南語，父親屬下還有好幾位士兵是東南亞華僑子弟，通曉閩南語、日語、英語，父親若需要傳譯不是睏難。
我們現在迴頭看，父親與臺南地方父老之間互動應是愉快的，這平時建立起來的感情應該是他在二二八時能與溫和派士紳取得共識、攜手閤作的重要關鍵。手稿寫到有一天十幾位參議員來營，要求父親停止巡邏並交齣營區內所收容的外省人士，父親堅拒，會談幾近破裂，最後父親聲淚俱下，數位參議員受感動也唏噓落淚，答應迴去勸導青年學生，要他們不要衝動莽進，又隨後送來白米與鮮蘿蔔緻意。手稿也寫到，參議員後來兩度來營，先是請父親協助，與已避居城外守軍處的市長見麵，達成事件處理原則協議，後來又來營商談恢復市麵秩序問題，接受瞭父親的建議，由徒手憲兵二十多名，每名偕同一位參議員為一組，併肩步行全市各街巷，逢人宣導，不到兩小時，臺南市麵秩序就開始恢復瞭，營區內收容的外省人士也在第二天市長與參議員一同嚮市民廣播，市麵恢復平靜後，陸續離營返傢。
父親收容外省人士，暫居憲兵營區是有實際需要的。二二八事件從單純的取締私煙演變成民變，並迅速遍及全島，那時大陸來臺的除軍人外，還有很多公務人員與教師，他們手無寸鐵，成為激進民眾毆打、傷害的對象（我的公公婆婆那時在嘉義女中任教，有人提著武士刀到學校抓外省人，幸有學生大叫「他們是老師」，纔得免受傷害，但仍被集中拘留，以飯糰沾鹽巴渡日，到政府軍抵達纔獲釋）。父親應該是預先有想到這個可能，所以在事起第二天就與南市軍警首長達成協議，保護、收容大陸來臺人士。手稿寫到那時來營區「避難」的先後約有兩百人左右，包括協助接收的行政官員，如市長、警察局長、地方法院院長、地檢處首席檢察官，及部分警察、鹽務總局與其他機構的職員和眷屬。
我們現在迴頭看，父親的「先見之明」與他幼年時遭遇到的傢變應該是很有關係的。手稿中提到父親的母舅因響應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討袁，在傢鄉湖南臨武縣起義，殺知事（縣長）及其手下七十餘人，事敗逃亡，後被捕，遭湖南都督（省長）判殺，族戚三百多人受株連。傢袓母為助弟弟逃亡，匆促典賣田產，傢道中落。翌年，祖父病逝，祖母被迫改嫁，父親與弟妹三人失怙恃，依偏房曾祖母為生。我們覺得母舅慘案與二二八事件有雷同之處，父親的母舅現在看來是位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進份子」，他不分青紅皂白殺瞭七十餘位北洋政府人員，導緻北洋政府也不分青紅皂白殺瞭他的族戚三百餘人。父親時年十歲，受此牽連，傢道貧乏，無力升學，我們現在看來父親是「受難人傢屬」。父親顯然深記著這個慘案的教訓，知道民變時，激進的民眾有可能遷怒、動手加害政府首長及員工，所以父親在亂起之初就力勸市長暫宿營部，並陸續收容大陸來臺人士，緻二二八期間南市的外省人除二十餘位遭到毆打外，並無其他傷亡。
母舅的慘案也讓父親知道政府在鎮壓民變時有可能會報復、殺害無辜平民，所以在幾天後政府援軍抵達時，父親親自齣城迎接，麵告援軍指揮官臺南市麵秩序已恢復，請他們以「和平態勢」進入市區。兩位指揮官，一位同意，一位大不以為然，主張以「攻擊前進」。父親以臺南已恢復平靜，力陳利害，並以生命擔保，援軍纔同意依父親主張，由憲兵前導，和平入城，避免瞭不必要的傷亡。
與全島各地相比，臺南在二二八事件中算是情形緩和的一個地區，但從父親的手稿中我們可以看齣臺南當時其實是暗流洶湧，事件能平靜落幕是天佑、是一群立場有別的人閤作起來的結果，這群人包括手稿中提到的參議員許丙丁、陳天順，援軍指揮楊俊，還有手稿中沒有特別寫齣名字的人士。父親有緣在促成這場閤作上盡到心力，但能讓事件平靜落幕實在是天佑、是眾人同心的結果。說到「天佑」，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拒馬的安置。手稿提到父親責令屬下趕工完成大批拒馬，在拒馬安置好不到一小時，逾韆民眾分三路嚮憲兵營快速集結而來，其中至少有一路是攜帶著武器的。設若當時拒馬沒有安置好，民眾衝入瞭營區，格鬥恐怕難免，事件和平落幕的希望可能也就沒有瞭。
二二八發生在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民眾因對政府不滿而走上街頭，政府採取武力應對，造成平民大量傷亡，這固然是政府嚴重的錯失，但政府那時為什麼要調派軍隊來臺鎮壓呢？我們現在迴頭看，事件當時部分民眾過於激進是重要原因，他們搶奪軍警槍枝彈藥，與守軍發生武裝衝突（譬如臺中、嘉義），且民眾中混雜有共黨份子（譬如臺中謝雪紅），這讓正為國共內戰焦頭爛額的政府認定事件有叛國及奪取政權的陰謀，所以選擇使用武力，調兵來臺。換句話說，政府選擇以暴止暴，這不幸的決定後來在心存私念的各方派係角力下，演變成濫捕濫殺，深化瞭冤冤相報，以緻二二八的悲情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舊未能昇華。
往者已矣，未來不可知，但世間事其實多是互為因果的，我們在無法預知未來的情況下，隻有秉承為善的信念，低頭做我們該做的事，諸如將父親這段湮沒的往事保存下來，為後人留下一個和平的見證，讓後人看到秉持良知、凝聚善念、求同存異的重要，因而心生效法，共創臺灣未來。
父親的手稿以職業軍人的角度著筆，他的遣詞用字有其時空背景，未必盡閤當今語彙，尚祈讀者體會瞭解。此外，父親逃難來臺，孓然一身，除瞭重要身分證件及簡單衣物，什麼都沒帶，手稿全憑記憶寫於事件後十七年，錯漏難免，也祈讀者見諒。
本書的齣版承濛友人轉介史丹佛大學鬍佛檔案館林孝庭博士，再由林博士轉薦喆閎人文工作室楊善堯教授、歷史作傢廖彥博先生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蘇聖雄教授，對此因緣我們有無盡的感恩與謝意，謹此為記。
傢屬代錶廖雲門於美國加州旅次
二○二○年九月
我是二○一六年退休的，孩子已大，各有他們的天下，我閒著無事，與友人相約迴到闊別多年的臺灣，參加老同學的姐姐、姐夫在臺東主持的巡迴兒童義工服務。在東臺灣漫漫的車程中，友人提到瞭二二八、提到臺北有個國立紀念館，想到父親二二八時是位憲兵營長，駐防臺南，是這歷史的一部分，迴臺北後我特地走訪瞭這個在南海路植物園斜對麵的紀念館。偌大的館內看不盡的是臺籍青年受難者的照片與他們不幸遭遇的陳述，站在這無比肅殺與悲哀的展館中，我錯愕地想，這是二二八全麵的真相嗎？小時候曾聽過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救過一些人，這部分的歷史去瞭哪裡？
帶著這個疑問，我迴到瞭洛杉磯年邁的母親身邊，在她的舊物中我找到瞭父親多年前為協助編纂憲兵史所留下的一份手稿。這份稿子我曾聽姊姊說過，但還是第一次見到。在短短的卅多頁中，我讀到瞭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從動亂開始到結束，前後幾天所經歷的事情，我驚訝地知道事件當時臺南情況的緊繃，也纔瞭解到臺南在遭到波及後，「不擴大、少流血」，讓事件盡可能和平結束，這一路走來的不易。在舉世滔滔的今天，我與傢人們覺得父親這段塵封往事有值得重溫的價值。因為在他娓娓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一位中級軍官本著良知，和臺南士紳閤作，與政府援軍溝通，讓事件在臺南盡可能的平靜落幕；我們看到一群立場不同的人，他們秉持良知，凝聚善念（以眾生為念），求同存異，得到善果的故事。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冤情少有發生，冤冤相報的桎梏沒有落在後人身上，他們的事蹟值得我們後人知道、效法。
父親與臺灣結緣說來是有些偶然的，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軍投降，父親時任駐防福建的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營長，憲四團以地緣之故，奉命接收臺灣，原定派遣赴臺的第三營營長失言，團長高維民臨時改派原定留駐福建的第一營赴臺，父親因此在同年十月率部渡海，抵達瞭臺灣，以臺南市為營本部所在，負責縱貫鐵路沿線秩序維護、南部及東部地區（包括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蘇澳、花蓮、臺東）戰俘遣返、日軍物資接收、國軍軍紀糾察、與警察維安協助。那年父親四十歲。
我們對父親在臺南的生活所知不多，但小時聽過父親撥軍糧支援缺糧的臺南監獄，讓繫獄的人免於飢餓，父老感念此事，將憲兵隊前的街道改名為「衛民街」。小時也聽過二二八時，有位父親的民間友人將父親寫的密函藏在他穿的日式叉腳鞋內帶齣營區（母親迴憶這位張姓友人在父親過世後，遠從南部來臺北，在公祭時下跪悼念父親，他們友誼的厚重可見一斑）。父親不諳閩南語，我們問母親，這有造成溝通上的問題嗎？母親說應該沒有，她說那時不少地方士紳會說普通話，憲四團又是從福建調過來的，許多士兵是福建籍，通曉閩南語，父親屬下還有好幾位士兵是東南亞華僑子弟，通曉閩南語、日語、英語，父親若需要傳譯不是睏難。
我們現在迴頭看，父親與臺南地方父老之間互動應是愉快的，這平時建立起來的感情應該是他在二二八時能與溫和派士紳取得共識、攜手閤作的重要關鍵。手稿寫到有一天十幾位參議員來營，要求父親停止巡邏並交齣營區內所收容的外省人士，父親堅拒，會談幾近破裂，最後父親聲淚俱下，數位參議員受感動也唏噓落淚，答應迴去勸導青年學生，要他們不要衝動莽進，又隨後送來白米與鮮蘿蔔緻意。手稿也寫到，參議員後來兩度來營，先是請父親協助，與已避居城外守軍處的市長見麵，達成事件處理原則協議，後來又來營商談恢復市麵秩序問題，接受瞭父親的建議，由徒手憲兵二十多名，每名偕同一位參議員為一組，併肩步行全市各街巷，逢人宣導，不到兩小時，臺南市麵秩序就開始恢復瞭，營區內收容的外省人士也在第二天市長與參議員一同嚮市民廣播，市麵恢復平靜後，陸續離營返傢。
父親收容外省人士，暫居憲兵營區是有實際需要的。二二八事件從單純的取締私煙演變成民變，並迅速遍及全島，那時大陸來臺的除軍人外，還有很多公務人員與教師，他們手無寸鐵，成為激進民眾毆打、傷害的對象（我的公公婆婆那時在嘉義女中任教，有人提著武士刀到學校抓外省人，幸有學生大叫「他們是老師」，纔得免受傷害，但仍被集中拘留，以飯糰沾鹽巴渡日，到政府軍抵達纔獲釋）。父親應該是預先有想到這個可能，所以在事起第二天就與南市軍警首長達成協議，保護、收容大陸來臺人士。手稿寫到那時來營區「避難」的先後約有兩百人左右，包括協助接收的行政官員，如市長、警察局長、地方法院院長、地檢處首席檢察官，及部分警察、鹽務總局與其他機構的職員和眷屬。
我們現在迴頭看，父親的「先見之明」與他幼年時遭遇到的傢變應該是很有關係的。手稿中提到父親的母舅因響應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討袁，在傢鄉湖南臨武縣起義，殺知事（縣長）及其手下七十餘人，事敗逃亡，後被捕，遭湖南都督（省長）判殺，族戚三百多人受株連。傢袓母為助弟弟逃亡，匆促典賣田產，傢道中落。翌年，祖父病逝，祖母被迫改嫁，父親與弟妹三人失怙恃，依偏房曾祖母為生。我們覺得母舅慘案與二二八事件有雷同之處，父親的母舅現在看來是位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進份子」，他不分青紅皂白殺瞭七十餘位北洋政府人員，導緻北洋政府也不分青紅皂白殺瞭他的族戚三百餘人。父親時年十歲，受此牽連，傢道貧乏，無力升學，我們現在看來父親是「受難人傢屬」。父親顯然深記著這個慘案的教訓，知道民變時，激進的民眾有可能遷怒、動手加害政府首長及員工，所以父親在亂起之初就力勸市長暫宿營部，並陸續收容大陸來臺人士，緻二二八期間南市的外省人除二十餘位遭到毆打外，並無其他傷亡。
母舅的慘案也讓父親知道政府在鎮壓民變時有可能會報復、殺害無辜平民，所以在幾天後政府援軍抵達時，父親親自齣城迎接，麵告援軍指揮官臺南市麵秩序已恢復，請他們以「和平態勢」進入市區。兩位指揮官，一位同意，一位大不以為然，主張以「攻擊前進」。父親以臺南已恢復平靜，力陳利害，並以生命擔保，援軍纔同意依父親主張，由憲兵前導，和平入城，避免瞭不必要的傷亡。
與全島各地相比，臺南在二二八事件中算是情形緩和的一個地區，但從父親的手稿中我們可以看齣臺南當時其實是暗流洶湧，事件能平靜落幕是天佑、是一群立場有別的人閤作起來的結果，這群人包括手稿中提到的參議員許丙丁、陳天順，援軍指揮楊俊，還有手稿中沒有特別寫齣名字的人士。父親有緣在促成這場閤作上盡到心力，但能讓事件平靜落幕實在是天佑、是眾人同心的結果。說到「天佑」，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拒馬的安置。手稿提到父親責令屬下趕工完成大批拒馬，在拒馬安置好不到一小時，逾韆民眾分三路嚮憲兵營快速集結而來，其中至少有一路是攜帶著武器的。設若當時拒馬沒有安置好，民眾衝入瞭營區，格鬥恐怕難免，事件和平落幕的希望可能也就沒有瞭。
二二八發生在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民眾因對政府不滿而走上街頭，政府採取武力應對，造成平民大量傷亡，這固然是政府嚴重的錯失，但政府那時為什麼要調派軍隊來臺鎮壓呢？我們現在迴頭看，事件當時部分民眾過於激進是重要原因，他們搶奪軍警槍枝彈藥，與守軍發生武裝衝突（譬如臺中、嘉義），且民眾中混雜有共黨份子（譬如臺中謝雪紅），這讓正為國共內戰焦頭爛額的政府認定事件有叛國及奪取政權的陰謀，所以選擇使用武力，調兵來臺。換句話說，政府選擇以暴止暴，這不幸的決定後來在心存私念的各方派係角力下，演變成濫捕濫殺，深化瞭冤冤相報，以緻二二八的悲情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舊未能昇華。
往者已矣，未來不可知，但世間事其實多是互為因果的，我們在無法預知未來的情況下，隻有秉承為善的信念，低頭做我們該做的事，諸如將父親這段湮沒的往事保存下來，為後人留下一個和平的見證，讓後人看到秉持良知、凝聚善念、求同存異的重要，因而心生效法，共創臺灣未來。
父親的手稿以職業軍人的角度著筆，他的遣詞用字有其時空背景，未必盡閤當今語彙，尚祈讀者體會瞭解。此外，父親逃難來臺，孓然一身，除瞭重要身分證件及簡單衣物，什麼都沒帶，手稿全憑記憶寫於事件後十七年，錯漏難免，也祈讀者見諒。
本書的齣版承濛友人轉介史丹佛大學鬍佛檔案館林孝庭博士，再由林博士轉薦喆閎人文工作室楊善堯教授、歷史作傢廖彥博先生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蘇聖雄教授，對此因緣我們有無盡的感恩與謝意，謹此為記。
傢屬代錶廖雲門於美國加州旅次
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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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得很有心思，那種帶著歲月的痕跡的黑白照片，一下子就把人帶迴瞭那個動蕩的年代。我拿到書的時候，光是翻閱那些老照片和泛黃的文字，心裏就湧起一股莫名的沉重感。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平實，沒有過多的渲染和煽情，但正是這種冷靜的筆觸，讓我更能感受到曆史的真實重量。閱讀過程中，我時不時會停下來，望著窗外，想象著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圖景。有時候，你會覺得曆史書讀起來總是那麼遙遠，但這本書卻好像把那些塵封的往事一點點地掰開，展示給你看。尤其是那些細節的描寫，比如街角的店鋪、人們的衣著、甚至是空氣中的味道，都讓人覺得身臨其境。這本書不僅僅是在記錄一個事件，更是在挖掘那個時代復雜的人性與掙紮，讓人在閱讀中不斷反思。
评分我對曆史事件的瞭解，大多是通過教科書和官方的敘事構建起來的，它們往往是宏大敘事下的清晰脈絡。然而，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選擇瞭一個非常個體化、非常微觀的切入點，讓人看到曆史洪流中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的視角。這種從側麵觀察曆史的方式，非常有力量。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曆史材料時的那種嚴謹與剋製，他仿佛是一個考古學傢，小心翼翼地從碎片中重構場景，而不是急於給齣一個結論。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那個特定時期的理解，不再是扁平的符號，而是變得有瞭層次和深度。這種閱讀體驗非常難得，它挑戰瞭我原有的認知框架，迫使我去重新審視那些看似已定論的曆史事件。
评分我通常對這類題材的書籍會保持一種審慎的態度，因為好的作品需要紮實的研究和敏銳的洞察力。而這本書顯然在這兩方麵都做得非常齣色。它的結構安排非常巧妙，章節之間的邏輯遞進清晰有力，像是在拼湊一幅巨大的曆史拼圖，每塊碎片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閱讀過程中，我驚喜地發現，許多之前模糊的概念，通過書中的具體案例得到瞭具象化的理解。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特定曆史事件的書，更是一部關於記憶、身份認同和時代變遷的深刻探討。它教會我們，曆史不是單一的斷言，而是由無數個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視角”共同構成的復雜整體，值得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去接納和審視。
评分坦白說，開始讀這本書時，我做好瞭麵對沉重題材的心理準備，但實際的閱讀過程比我想象的要更具挑戰性，挑戰的不是文字的晦澀，而是情感上的衝擊。書中呈現的許多情境，讓人不得不直麵人性在極端壓力下的選擇與代價。作者沒有迴避黑暗麵，但他也沒有沉溺於悲情，而是以一種近乎冷靜的記錄，展現瞭曆史的殘酷。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個獨特的“齣口”，讓我們得以避開主流敘事的喧囂，去傾聽那些在曆史角落裏微弱但真實的聲音。它像一麵鏡子，映照齣特定時空下人性的復雜光譜，讀完後需要時間來消化和沉澱。
评分這本書的文字功底令人印象深刻。行文如流水，但又處處暗藏機鋒。作者的語言風格時而帶著一種老派文人的細膩與雅緻，時而又轉換成一種近乎新聞報道般的直接與犀利。在描述人物的內心世界時，那種刻畫入木三分，讓人仿佛能觸摸到他們的喜怒哀樂。我尤其喜歡作者在穿插史料和個人感悟時的銜接處理，過渡得非常自然，既保持瞭曆史的客觀性，又融入瞭人文關懷的溫度。它不是那種讀起來會讓人昏昏欲睡的嚴肅曆史讀物，相反，它具有很強的敘事張力，吸引著你一頁一頁地往下翻，去探尋隱藏在字裏行間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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