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鬍適與政治
在二十世紀中國鬍適是一顆耀眼的星星，是與魯迅齊名的一位文化英雄。他在學術上、教育上成就非凡，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因而在五四之後中國知識界、輿論界取得瞭領袖的地位。一直到今天在颱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鬍適紀念館與鬍適墓園還是許多人訪問、瞻仰的熱門景點。從很多方麵來看，鬍適無疑地屬於人生的「勝利組」，是很多人仰慕的對象。然而在光鮮亮麗、歡喜熱鬧的背後，他卻有頗為失意的一麵，甚至常常讓人感覺他是孤獨的。1961年底李敖在〈播種者鬍適〉一文中就說「別看他笑得那麼好，我總覺得鬍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其實這個年頭，凡是有點真『人』味兒的，沒有不寂寞的，何況是個有個性的人呢？」 的確，鬍適的孤獨與寂寞一方麵源自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以及他所引起的社會爭論，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或受到的「圍剿」，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齣於他在評論時事、參與政治時所感受到的頓挫。
1918年7月12日鬍適返國之後，在上海新旅社曾發願「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 不過後來卻無法遵守信條，有所徬徨。1920年代之後，一方麵他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的好友因理念不閤分道揚鑣，另一方麵他又因為要求學生不要參與學生運動，反對學生罷課，而受到左翼青年的抨擊。 在這一段期間鬍適等北大學人也嘗試與梁啟超所領導的研究係閤作，最終卻未能成功（參見本書第三章）。在1947年刊於《大公報》上的一個演講紀錄〈我們能做什麼？〉之中談到他從「不談政治」到「不得不問政治」的心路歷程：
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個人能做些什麼？……以我個人為例，我民國六年迴國，當時立定誌願不幹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幹政治。雖然真的過瞭廿一年纔幹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卻常常談政治，先後我參加或主持過《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獨立評論》和《新月》等政治性的雜誌。因為忍不住不談政治，也可以說不能不問政治，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於是不得不問政治。
上麵的談話反映齣鬍適對政治的看法，他一生都不曾改變這種既想堅持獨立自主精神，而與政治保持距離，又不得不涉入政壇的態度，亦即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他從返國初期決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希望能沉潛於學術與教育工作，超然治學，然而最後卻忍不住「言論的衝動」， 「不得不問政治」，以輿論來參與政治，甚至在1938-42年間齣任駐美大使。他說這不隻是因為「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於是不得不問政治」，而且「國傢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 他答應江鼕秀「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瞭，我就迴來仍舊教我的書。請你放心，我決不留戀做下去」。
1942年9月，鬍適卸任駐美大使之後，在美國又居留瞭四年，至各地講學。1946年7月迴國就任北大校長。餘英時先生指齣返國之後的鬍適的「社會角色」有一個重大的改變。他不但是「教育、文化、學術界的領導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他並無實質的勢力，但有巨大的影響」。此時他曾憧憬在國共鬥爭中能以「超黨派」的立場自居，然而遺憾地「內戰將中國知識人迅速地推嚮兩極化……中間再也沒有迴鏇和中立的餘地」，最後「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鬍適隻有選擇站在國民黨政府的一邊。 1949年之後他一方麵基於道義的責任支持蔣介石，為他齣謀獻策（參見本書第四章），另一方麵又從民主憲政的角度大力批判蔣，然而當雷震、殷海光等人勸他齣來領導反對黨之時，他又猶豫、推託，不肯「跳火坑」。這也涉及鬍適在麵對政治權威的態度，他一方麵勇於抗爭，另一方麵又不走極端、不肯冒險、不作烈士、不撕破臉，在必要時願意與政治權威妥協（參見本書第五、六、七章）。另外一個常被人舉齣來的例子是鬍適對吳國楨案的態度。1953年3月吳國楨辭職赴美，1954年在美國雜誌上發錶文章批評颱灣是「警察國傢」。鬍適公開撰文，並發齣一封信嚴厲批判吳國楨。說他毫無責任與道德感，文章充滿欺騙美國人的謊言，存心汙衊自己的國傢和政府。
對於鬍適在政治上的錶現，目前學界一個很流行的看法是將鬍適的妥協、支持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態度與雷震、殷海光等人的抗議精神做一對比，再進而指齣前者懦弱、後者勇敢。
最早批評鬍適「膽小」、「懦弱」的人可能是唐德剛。他在《鬍適雜憶》（1979）裡說：「適之先生是一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齣什麼『大膽作風』」。 有一次唐德剛問李宗仁對鬍適的看法，李的評價是「適之先生，愛惜羽毛」。唐很同意，他說：
這四個字倒是對鬍先生很恰當的評語。鬍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麵書生，則生不能食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麼大政治傢呢？
他指齣鬍適的懦弱在雷震案中充分錶現：
鬍適之是造不瞭反的……平時喜歡湊熱鬧。事未臨頭，可以說是口角春風，天花亂墜；大事不好，則張惶失措，執轡三失。鬍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傢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瞭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見的。後來我拜讀瞭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纔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鬍先生對這件事始終是內疚彌深。
楊奎鬆在《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2013）也持此一觀點。此書主要研究1949年之後留在大陸，麵對以群眾路線來「思想改造」而被整肅的知識分子張東蓀、王蕓生、潘光旦等人。作者對他們的遭遇錶示同情與理解，並批評那些「唱高調」、「責備求全」地主張知識分子要有「風骨」，麵對威權不應「軟弱」，要有「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之人，提齣「中國知識分子軟弱是偽問題」，他說用「軟弱」二字並無法清楚解釋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軟弱」有不同的性質，故應更深入瞭解每一個人的歷史情境。每一個人最後變得軟弱弱都很複查，其實「他們三人的軟弱背後是誌願與強迫的結閤，既有發自內心的順服，也有中共體製的外在因素」。 但是頗令人訝異的是楊奎鬆卻不那麼同情鬍適，而更為肯定雷震與殷海光。他說：
鬍適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民主政治的希冀。……但是他和其他人一樣，一遇到他認為會影響到政府穩固和國傢利益的問題，他的自由主義一定會打摺扣。最典型的就是隨國民黨政權退齣大陸後，因誓稱「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他不能不在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高壓下，改取「容忍比自由重要」的態度，這和雷震、殷海光等人堅持自由、爭民主的不妥協態度，恰好形成瞭鮮明的對比。
楊奎鬆認為鬍適為蔣介石做「諍臣」、「諍友」的想法與王蕓生的觀念「如齣一轍」。1952年解釋王蕓生嚮共產政權「投降」的理由，是「決心改換陣營，來做新政權的諍臣策士」。 這一種愛國愛民，寧願犧牲小我成全國傢與集體，「把自己對國傢的希望乃至個人命運同政府綁在一起，再正直的知識分子，也難免會被迫矮化自己的人格」。
對楊奎鬆來說，在中國現代史的視野中，如果要討論誰纔「稱得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話，雷震、殷海光是不能不提到的代錶性人物，「他們是因為相信和追隨國民黨去瞭颱灣的，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就默認瞭國民黨在颱灣的所作所為，而是敢於為普通百姓齣頭來爭公平和正義」。
金恆煒的《麵對獨裁：鬍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2017），也採取類似的觀點。此書用比較的方式，將鬍適、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麵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態度做瞭比較，認為前者重視「容忍」，受蔣資助而支持蔣介石政權；後者強調「自由」，1949年後「斬斷與蔣政權所有的臍帶關係」，不支持蔣介石政權。相對於鬍提齣「容忍比自由重要」的話，殷海光則認為「自由更重要而不應容忍」。對作者來說，殷海光由一個崇尚法西斯、尊崇蔣介石的知識分子蛻變為反蔣大將，受蔣憎恨的一位自由主義者，反映齣知識分子的風骨，且類似西方公共知識分子。他的結論是1949年之後，在颱灣麵對獨裁者之時，鬍、殷兩人採取不同的態度，蓋棺論定，鬍適或許「隻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格言」，而「殷海光在政治上的啟濛與作用，遠非鬍適可比」。
江勇振的《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的第4章「自由誠可貴，反共價更高」中更進一步地批判1949年前後鬍適在政治上的錶現。他認為鬍適主張「反共至上，而且全力支持蔣介石」， 故鬍、蔣兩人「有誌一同」、「誌同道閤」。 作者用鬍適1950年在美國的演講、學術討論會的文章、發言等，不斷強化他是「右傾偏執」 的「冷戰鬥士」：1949年冷戰格局之下，鬍適是一名反共的鬥士，「他不但是美國式的『冷戰鬥士』，而且是美國「冷戰鬥士」中的「冷戰鬥士」。他是美國『冷戰鬥士』裡，最極端、最好戰、最鷹派的『冷戰鬥士』」。 1954年吳國楨案之中，「為瞭反共，為瞭在美國人麵前維護蔣介石這個唯一有武力可以反攻大陸的政權，鬍適不隻甘願淪為蔣介石的打手，而且不惜說謊、抹黑」。 在思想方麵，為瞭支持鬍適的反共主張，作者認為鬍適「晚年思想不是自由主義……所能形容的」，而是美國在196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保守主義」，其特點「不在對內的經濟政策」，而是「在於其外交政策，亦即，反共，以及用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來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鬍適晚年「與其說鬍適是一個中國人，不如說他是一個美國人」。
上述的幾個研究雖有部分參考價值，也呈現齣鬍適政治參與的一些特點，然筆者對他們對看法卻有所保留。首先，我贊成楊奎鬆的觀點，在探討1949年前後書生與政治的課題時，「中國知識分子軟弱是偽問題」，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隻用「軟弱」二字，並不能解釋得清楚。鬍適、王蕓生、潘光旦等人無疑有他們軟弱、妥協、容忍的一麵，然而麵對「威權」之時，不管此一威權屬於「無限製的政治核心」（an un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亦即國傢與社會的關係如極權國傢那樣偏到國傢領袖身上；或是「有限製的政治核心」（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如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亦即國傢領袖與民間社會平分鞦色而僅有部分的製衡效果，在這兩類體製之下，要批判政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楊奎鬆可以同情理解張東蓀、王蕓生、潘光旦的「軟弱」，以及1949年後許多在極權統治下「停止思想，集體轉嚮」的一代人，他應該給予鬍適更多的掌聲。我們可以反問，在類似的情境之下，我們是否能夠更勇敢？或做得更好？而且歷史上還有許多比上述這一些所謂軟弱者更軟弱的人。他們或者選擇自殺，或者選擇徹底地嚮當權者投降、交心。 以筆者曾經研究的賀麟來說，他本來支持新儒傢，而且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他在1945年所寫的《當代中國哲學》對蔣推崇備至，他說蔣的力行哲學「特別值得我們瞭解，因為瞭解他的哲學，即是瞭解他的人格何以偉大」。 1949年時他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此一抉擇對像於他這樣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無比嚴峻的考驗。賀麟做齣他自己的抉擇，也為他的抉擇付齣代價，最後他澈底地接受中共的改造，直至80歲還申請加入共產黨。 這些故事又給我們何種啟示？再者，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像雷震、殷海光那樣抗議威權乃至殺生成仁，是否一定比鬍適對威權的妥協更具有洞察力（perspicacity）、 更對未來的發展有利，這也是一個可以辯論的議題。
筆者採取的方式是類似楊奎鬆的作法。我們未必須要總結或闡釋某種歷史必然的規律，再做齣歷史判斷，一個更恰當的處理方式是盡可能詳盡地用史料來說明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如何發生的，剖析其中有一些性格的影響和偶然的機遇，這些因素的結閤，如何一步步地將歷史人物推嚮最後的結局，藉此來反映瞭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在國共對峙的大時代之中個人生命的浮瀋。至於他們是勇敢還是懦弱，或許就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第二、我同意楊奎鬆與金恆煒將鬍適定位為「自由主義者」，而且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民主政治的希冀」。我認為鬍適一生的思想雖有變化，然無疑地可以定位為一位畢生支持自由、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者」。 雖在危急的情況之下，為瞭國傢的安定與生存，他的自由主義會「打摺扣」，而這樣的作法並無損於一個自由主義者之立場。嚴復有類似的觀點，根據嚴復的判斷，清末民初之時，中國的安全仍受到威脅，為求生存，以及社會安穩，因此不能像美國、英國那樣，給予個人充分的自由，而應「減奪自由」。 嚴復的觀點來自彌爾。彌爾在《論自由》一書中說：在「一些被強敵包圍著的小的共和國，隨時有被外來攻擊或內部騷亂推翻的危險，以及在精神及自製上一有些許懈怠，也易成為緻命損害」的情況之下，不適閤實施自由體製。 這樣看來，嚴復、鬍適在國傢危亡之時「打摺扣」的自由主義是符閤英國自由主義之標準。
在此我想引用張忠棟先生《鬍適五論》中的〈在動亂中堅持民主〉與〈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兩篇文章，來說明鬍適的立場。 根據張忠棟的研究，鬍適看到世界文化有「共通的趨勢」，亦即是在「民主」體製之下以科學的方法解決人類痛苦、促進經濟發展：「世界文化的共同趨嚮有三個，一是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製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三是用民主的政治製度來解放人類思想，發展人類的纔能，造成自由的獨立的人格」。鬍適談到民主的內容包括「人味的文明社會」、「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以及「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齣版之自由」等等特點。 他特別注意言論自由。1949年之後鬍適在《自由中國》中積極爭取言論自由，而且從對齣版法的修正案、雷震案，以及1962年2月死前在院士會議的談話， 均重申「自由中國」的意義在於要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足以顯示他在晚年對於言論自由的立場並未改變。他所說的「好人政府」則結閤瞭儒傢的「德治」以及民主與科學。鬍適的觀點與新儒傢如牟宗三在《政道與治道》一書的看法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兩人都認為民主是一個普遍性的價值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即是傾嚮這個價值的歷史過程。
尤有進者，筆者認為鬍適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此處所謂的「保守」是相對於方法與態度的「激進」而言，是對「自由主義」一詞的界定。鬍適所採取批評或參與政治的方法是一種溫和漸進、和平改革的方法達到一點一滴的改進。這種方法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是和平的政權轉移；一是允許批判與反對意見，而運用立法的手段，做到具體的改革。 而且在麵對權威時，要把批評限製在當局所允許的範圍之內，避免「危害國傢」。這種既保守、又自由的態度也是李敖所說的「我們可以看到鬍適為人熱情的一麵，但他的熱情絕不過度」、「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 這與鬍適肯定杜威實驗主義的精神有內在的關連。鬍適的保守麵嚮也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嚴復、梁啟超所開創的「調適性」的思想傳統有關，此一思路與譚嗣同所開創的「轉化性」的思想傳統不同。轉化思想追求高遠的理想，甚至不惜以烈士精神為理想捐軀。 就此來說，鬍適的「保守」也齣於他相信「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
鬍適的自由主義雖有一些「保守」的傾嚮，他的觀點與墨子刻教授所說西方從亞裏斯多德到柏剋（Edmond Burke）等「保守主義」思想傳統仍有根本的差異。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鬍適檔案館的數位資料庫，發現鬍適不太注意英國的保守主義者柏剋，他的言論之中不曾提及柏剋的保守主義，他的藏書中有兩本柏剋的著作，然卻並無仔細閱讀的紀錄。 根據墨子刻教授，保守主義是以現代化為前提的一個哲學，但有好幾個在現代化之前就有的看法：一、政治不能完全道德化（這一點與中國傳統「德治」或「君子之德風」而「君仁則莫不仁」的想法不同）；二、視政治為一是非揉雜近乎悲劇的過程，而政治的進步有賴韋伯（Max Weber）所說的「責任之倫理」（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即認識到政治既不可能全然免於暴力之不道德和悲劇麵；三、將民主政治視為道德上良莠不齊的各種集團的比賽，而且認定此乃正常的政治活動，因為一個政黨本就是這樣良莠不齊的集團；四、政治規範的哲學依據不是一個絕對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宇宙真理，而是習俗、成規與閤情入理的一般見識（conventional wisdom）。 鬍適的自由主義有一小部分保守主義的成分，包括他認為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政治活動中有不可避免的悲劇的發生，故需要妥協等，然而整體來說上述的四個預設與他的觀點仍有明顯的不同，他的自由主義受儒傢影響（如德治的觀念），傾嚮「樂觀主義的認識論」與「樂觀主義的人性論」，仍奠基於韋伯所說的「終極目的之倫理」（an ethic of ultimate ends）。 簡單地說，他可以說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但不是「保守主義者」。
第三、有關1949年之後鬍適與蔣介石的關係，筆者同意雙方在反共方麵有共識，然而不宜將雙方的關係說成「誌同道閤」。拙見以為將雙方關係描繪為「道不同而相為謀」可能更為適閤。上述鬍適所秉持的民主憲政之道與蔣介石的威權政治之道截然不同，隻是雙方為瞭「反攻復國」的共同目標，在「道不同」的情況之下相互容忍、彼此閤作。這也是雙方磨擦不斷的重要原因，其中的細節在本書之中有詳細描述。
鬍適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受到儒傢傳統影響。儒傢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道德的理想主義，亦即主張「內聖外王」、堅持「士誌於道」、「從道不從君」、「道統高於治統」。因而具有墨子刻先生所說的「政治思想中的烏托邦傾嚮」，墨先生認為：
中國人多半認為道德是客觀的，並將這種道德觀念蘊涵於政治活動中，形成共識，這與傳統的內聖外王的最高政治理念有關係。《大學》中要求將反躬自省的個人道德放大到國傢的層麵，因而要求仁政、德治。但是又由於道德有客觀的基礎，於是就容易齣現二分法的危險，也容易以過高的標準來批判、期待現實政治的運作。
鬍適在這方麵並不是一個例外，他無疑地相信自己的自由主義信念代錶「道統」，而蔣隻是「治統」。鬍適的「國師」作用即是從民主憲政的角度來規勸、抑製蔣介石的施政。1962年2月鬍適過世之時，蔣介石的日記記載「晚，聞鬍適心臟病暴卒」，後來又說「鬍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瞭障礙也」。 這顯示鬍蔣關係的矛盾與衝突。鬍適一生都忠於他的自由民主理念，也熱愛他的國傢，並熟讀古書而深受中國思想傳統之影響。將鬍蔣關係說成是「誌同道閤」、或者認為「與其說鬍適是一個中國人，不如說他是一個美國人」，是對鬍適的不敬，更是對歷史的不忠。
我相信鬍適是人，他的言行思想自然不會沒有可批評之處，「但批評必須從大處著眼，而且要抓到癢處，深中肯綮，纔能夠叫人摺服」。 本書的各章即企圖利用各種案例說明鬍適在思索政治問題、麵對政治權威時所遭到的「頓挫」以「知人論世」。鬍適的個案對我們認識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具有重要的意義，麵對內憂外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齣於「忍不住的關懷」而直接、間接地涉足政治，而最後能夠「以義相交」、「得君行道」或全身而退的人卻少之又少。鬍適的經驗不僅可以讓我們來對比1949年之後留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命運，或對照在海外從事「第三勢力」知識分子的命運， 以反省書生與政治的關係，也可以思索在二十世紀國共對抗、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下，中國所經歷的麯摺顛躓。
本書是筆者多年來有關鬍適研究的論文集，我的主要動機是想為鬍適先生畢生與威權鬥爭來捍衛自由理想的生命經驗，留下一些後世可以採藉的「思想資源」。本書得以此一麵貌的呈現要特別感謝林桶法教授與颱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我希望讀者能和我一樣，從鬍先生的經歷中體認到麵對威權的艱苦與堅持自由理想之可貴。
黃剋武
2021年5月12日於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