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四人幫」倒臺以後,特別是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史學界人士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依「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對某些歷史事件(如洋務運動、太平天國)提出新的看法,對諸多歷史人物(如瞿秋白、陳獨秀)給予新的評價。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在中共黨史方面的研究,尤為顯著。中國革命博物館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週年重新展出的「黨史陳列(民主革命時期)」,把某些「顛倒的黨史,撥正過來了」。中共的「黨史得到了比較實事求是的反映」。但是,在目前中共黨史研究的領域中,還未能「突破」某些人為的重重「禁區」,仍然給人以「猶抱琵琶」、「以論帶史」的感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即其明例。
一九七九年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了向青教授撰寫的〈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據筆者所知,這是三十年來中共史學界第一篇詳論共產國際與國共統一戰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歷史關係的長文,應予重視。不過本文祇擬討論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成立的前史,解答一個問題: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國共關係,究竟是不是如中共所強調的「第一次國共合作」?
中共二大決議加入共產國際。共產國際與其支部的關係,前者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根據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的「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件」,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必須執行(十七條)。黨員中如有在原則上拒絕共產國際的條件和提綱者,應即開除黨籍(二十一條)。另外,共產國際二全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又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察看加入國際各支部黨的全部實踐和他們的策略,應完全與國際的原則以及世界革命發展的利益相符合。」換句話說,共產國際支部黨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策略、路線,中共也不例外,這是共產國際的最高權力。基於這一事實,當我們討論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的時候,對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就不能抱有「諱疾忌醫」的態度。相反地,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和決策,應該是討論這一段歷史的重點。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這一段的國共關係,國民黨稱之為「容共」。容共是指一九二三年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宣誓加入國民黨,信仰三民主義,服從黨綱黨紀;容共不是國共兩黨基於平等地位的兩黨合作。可是在孫中山總理逝世以後,特別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勢力、影響,不僅日漸擴大,舉足輕重,而且國民黨自己也在官方文件中(整理黨務案),使用「兩黨合作」的字樣,並採取兩黨合作的具體措施(聯席會議)了。換句話說,「容共」政策從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總理逝世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清黨」,在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把自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國共關係籠統地稱為「從容共到清黨」,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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