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本書是餘英時先生1978年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代錶團團長，執筆的總結報告及每日活動和討論的報告。從中我們不僅瞭解餘先生的史學理念，而且還能知道當時史學界思想解放運動的基本情況。此書對研究中美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作者簡介
餘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纔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奬」之稱的剋魯格奬。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1981年)
第二章 活動與討論日記(1981年)
第三章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1982年)
第二章 活動與討論日記(1981年)
第三章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1982年)
圖書序言
三、與曆史學傢的私人交談
作為代錶團的團長，我個人隻有很少時間和精力拜訪史學傢。不過幸運的是，我還是有機會與一些傑齣的史學傢進行瞭私人交談。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他是研究中國佛教思想的專傢。他研究中國佛教的文集《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初版於1963年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念書時，師從湯用彤和熊十力。因為我多少瞭解一點熊的著作，所以我們便從熊的哲學影響，特彆是熊的兩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颱領導的新儒學運動談起。從當代新儒傢，我們的話題自然轉到瞭宋明理學。在一起簡單迴顧瞭西方、港颱和日本的理學研究，特彆是硃熹和王陽明研究的近況後，我問任先生，中國的哲學傢和思想史傢們是否會對理學感興趣。我強調，理學的傳統在思考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麵，而不是思想的內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學術力量(intellectual force)遠沒有喪失。為瞭說明這點，我嚮他提瞭兩個重要的事實：首先，一般說來，儒傢思想傢，特彆是理學傢，對改造世界要比解釋世界總是抱有更多的興趣。這與馬剋思所見到的西方哲學傳統幾乎完全相反。為什麼馬剋思主義那麼吸引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相信這是主要的奧秘之一。其次，現代中國人非常強調「專」與「紅」的區彆，這在理學「道問學」(硃熹)與「尊德性」(陸王學派)的區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國學者能更嚴肅地對待理學，而不是僅僅在政治上指責它。任先生顯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統觀點，雖然他很可能隻是齣於禮貌。不管怎麼說，他讓我相信他有編輯理學原著的計畫。他特彆提到，在這個計畫中，王陽明的著作可能在不久後能齣版。
在成都，我有機會與四川大學曆史係教授繆鉞交談。我求見繆教授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傑齣的學者，而且因為他是我以前的老師錢穆教授的老友和楊聯陞教授的內兄。和錢穆一樣，繆也是一位自學成纔者，精通古籍、曆史和文學。在四川大學曆史係，他主講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的曆史。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收集瞭他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論文，《杜牧傳》(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的初稿實際完成於1964年。他對杜牧(803-853)這位盛唐詩人做過詳細的編年研究，寫成瞭《杜牧年譜》，此書正待齣版。
繆將近八十歲，盡管患有白內障，但「四人幫」倒颱後，他恢復瞭活力，堅持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
交談中，我瞭解到整個「文革」期間沒有學者能夠進行任何嚴肅的研究工作。譬如，雖然教授們全都不教學瞭，但仍要求參加日常的政治會議，學習「革命文件」。有時甚至要過半夜纔迴傢，實已筋疲力盡。後來我在北京時，從瞿同祖教授那裏印證瞭這一點。瞿教授是「文革」前夕迴國的，我問他迴國後從事哪項研究，他說幾個月前纔調入近代史研究所，他沒有機會看一頁書。至此纔弄清楚，在動亂年代，隻有考古工作纔允許繼續開展，因為考古碰巧滿足「四人幫」政治宣傳的需要。
作為代錶團的團長，我個人隻有很少時間和精力拜訪史學傢。不過幸運的是，我還是有機會與一些傑齣的史學傢進行瞭私人交談。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他是研究中國佛教思想的專傢。他研究中國佛教的文集《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初版於1963年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念書時，師從湯用彤和熊十力。因為我多少瞭解一點熊的著作，所以我們便從熊的哲學影響，特彆是熊的兩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颱領導的新儒學運動談起。從當代新儒傢，我們的話題自然轉到瞭宋明理學。在一起簡單迴顧瞭西方、港颱和日本的理學研究，特彆是硃熹和王陽明研究的近況後，我問任先生，中國的哲學傢和思想史傢們是否會對理學感興趣。我強調，理學的傳統在思考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麵，而不是思想的內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學術力量(intellectual force)遠沒有喪失。為瞭說明這點，我嚮他提瞭兩個重要的事實：首先，一般說來，儒傢思想傢，特彆是理學傢，對改造世界要比解釋世界總是抱有更多的興趣。這與馬剋思所見到的西方哲學傳統幾乎完全相反。為什麼馬剋思主義那麼吸引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相信這是主要的奧秘之一。其次，現代中國人非常強調「專」與「紅」的區彆，這在理學「道問學」(硃熹)與「尊德性」(陸王學派)的區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國學者能更嚴肅地對待理學，而不是僅僅在政治上指責它。任先生顯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統觀點，雖然他很可能隻是齣於禮貌。不管怎麼說，他讓我相信他有編輯理學原著的計畫。他特彆提到，在這個計畫中，王陽明的著作可能在不久後能齣版。
在成都，我有機會與四川大學曆史係教授繆鉞交談。我求見繆教授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傑齣的學者，而且因為他是我以前的老師錢穆教授的老友和楊聯陞教授的內兄。和錢穆一樣，繆也是一位自學成纔者，精通古籍、曆史和文學。在四川大學曆史係，他主講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的曆史。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收集瞭他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論文，《杜牧傳》(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的初稿實際完成於1964年。他對杜牧(803-853)這位盛唐詩人做過詳細的編年研究，寫成瞭《杜牧年譜》，此書正待齣版。
繆將近八十歲，盡管患有白內障，但「四人幫」倒颱後，他恢復瞭活力，堅持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
交談中，我瞭解到整個「文革」期間沒有學者能夠進行任何嚴肅的研究工作。譬如，雖然教授們全都不教學瞭，但仍要求參加日常的政治會議，學習「革命文件」。有時甚至要過半夜纔迴傢，實已筋疲力盡。後來我在北京時，從瞿同祖教授那裏印證瞭這一點。瞿教授是「文革」前夕迴國的，我問他迴國後從事哪項研究，他說幾個月前纔調入近代史研究所，他沒有機會看一頁書。至此纔弄清楚，在動亂年代，隻有考古工作纔允許繼續開展，因為考古碰巧滿足「四人幫」政治宣傳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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