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余英时先生1978年作为美国汉代研究访华代表团团长，执笔的总结报告及每日活动和讨论的报告。从中我们不仅了解余先生的史学理念，而且还能知道当时史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情况。此书对研究中美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余英时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师从钱穆先生、杨联陞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着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2006年获颁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1981年)
第二章 活动与讨论日记(1981年)
第三章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1982年)
第二章 活动与讨论日记(1981年)
第三章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1982年)
图书序言
三、与历史学家的私人交谈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我个人只有很少时间和精力拜访史学家。不过幸运的是，我还是有机会与一些杰出的史学家进行了私人交谈。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专家。他研究中国佛教的文集《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初版于1963年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师从汤用彤和熊十力。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熊的着作，所以我们便从熊的哲学影响，特别是熊的两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台领导的新儒学运动谈起。从当代新儒家，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宋明理学。在一起简单回顾了西方、港台和日本的理学研究，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研究的近况后，我问任先生，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们是否会对理学感兴趣。我强调，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面，而不是思想的内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学术力量(intellectual force)远没有丧失。为了说明这点，我向他提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一般说来，儒家思想家，特别是理学家，对改造世界要比解释世界总是抱有更多的兴趣。这与马克思所见到的西方哲学传统几乎完全相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么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奥秘之一。其次，现代中国人非常强调「专」与「红」的区别，这在理学「道问学」(朱熹)与「尊德性」(陆王学派)的区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国学者能更严肃地对待理学，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指责它。任先生显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统观点，虽然他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不管怎么说，他让我相信他有编辑理学原着的计画。他特别提到，在这个计画中，王阳明的着作可能在不久后能出版。
在成都，我有机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交谈。我求见缪教授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而且因为他是我以前的老师钱穆教授的老友和杨联陞教授的内兄。和钱穆一样，缪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精通古籍、历史和文学。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他主讲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的历史。他的着作很多，其中《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收集了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杜牧传》(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的初稿实际完成于1964年。他对杜牧(803-853)这位盛唐诗人做过详细的编年研究，写成了《杜牧年谱》，此书正待出版。
缪将近八十岁，尽管患有白内障，但「四人帮」倒台后，他恢复了活力，坚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交谈中，我了解到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学者能够进行任何严肃的研究工作。譬如，虽然教授们全都不教学了，但仍要求参加日常的政治会议，学习「革命文件」。有时甚至要过半夜才回家，实已筋疲力尽。后来我在北京时，从瞿同祖教授那里印证了这一点。瞿教授是「文革」前夕回国的，我问他回国后从事哪项研究，他说几个月前才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他没有机会看一页书。至此才弄清楚，在动乱年代，只有考古工作才允许继续开展，因为考古碰巧满足「四人帮」政治宣传的需要。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我个人只有很少时间和精力拜访史学家。不过幸运的是，我还是有机会与一些杰出的史学家进行了私人交谈。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专家。他研究中国佛教的文集《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初版于1963年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师从汤用彤和熊十力。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熊的着作，所以我们便从熊的哲学影响，特别是熊的两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台领导的新儒学运动谈起。从当代新儒家，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宋明理学。在一起简单回顾了西方、港台和日本的理学研究，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研究的近况后，我问任先生，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们是否会对理学感兴趣。我强调，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面，而不是思想的内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学术力量(intellectual force)远没有丧失。为了说明这点，我向他提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一般说来，儒家思想家，特别是理学家，对改造世界要比解释世界总是抱有更多的兴趣。这与马克思所见到的西方哲学传统几乎完全相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么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奥秘之一。其次，现代中国人非常强调「专」与「红」的区别，这在理学「道问学」(朱熹)与「尊德性」(陆王学派)的区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国学者能更严肃地对待理学，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指责它。任先生显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统观点，虽然他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不管怎么说，他让我相信他有编辑理学原着的计画。他特别提到，在这个计画中，王阳明的着作可能在不久后能出版。
在成都，我有机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交谈。我求见缪教授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而且因为他是我以前的老师钱穆教授的老友和杨联陞教授的内兄。和钱穆一样，缪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精通古籍、历史和文学。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他主讲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的历史。他的着作很多，其中《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收集了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杜牧传》(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的初稿实际完成于1964年。他对杜牧(803-853)这位盛唐诗人做过详细的编年研究，写成了《杜牧年谱》，此书正待出版。
缪将近八十岁，尽管患有白内障，但「四人帮」倒台后，他恢复了活力，坚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交谈中，我了解到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学者能够进行任何严肃的研究工作。譬如，虽然教授们全都不教学了，但仍要求参加日常的政治会议，学习「革命文件」。有时甚至要过半夜才回家，实已筋疲力尽。后来我在北京时，从瞿同祖教授那里印证了这一点。瞿教授是「文革」前夕回国的，我问他回国后从事哪项研究，他说几个月前才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他没有机会看一页书。至此才弄清楚，在动乱年代，只有考古工作才允许继续开展，因为考古碰巧满足「四人帮」政治宣传的需要。
图书试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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