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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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古今中外,不少政权都是透过不同的形式来展示其威望及权力,包括宏伟的新首都、强大的军力、壮观的游行、广阔的大道、巨型的建筑物和严肃的纪念碑。中共建国后的首要任务正是改建北京城。五十年代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楼、扩建天安门广场、拓宽长安街、在广场中心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改明清两朝的太庙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竖立了不少瞩目的新地标,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变化。

  《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所指的「空间政治」,指的并非是地理变革,或单纯探讨建筑物的坐向,而是探讨政治的地域布局,及广义的看政治与地理之间的互动、冲突和影响,借此了解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城市空间和建筑物的设计来树立其威信。

  这是一本政治文化史的着作,尝试用空间的概念来研究。现在的历史研究,已不能只囿于传统的文字资料,而是需要透过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事物,包括空间、图像、动作表演,加上当事人的访问稿及回忆录等去探索。本书展示了城市设计和建筑物等空间与历史、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者简介

洪长泰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着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中译本:《到民间去 : 1918-193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空间的政治 xi
1 天安门广场:民族主义的新政治舞台 1
2 十大建筑:树立政治威信 56
3 中国革命博物馆:红线的束缚 94
4 民族文化宫:民族融和? 126
5 劳动人民文化宫:政治公园的作用 160
6 人民英雄纪念碑:刻在石上的党史 193
7 国庆游行与北京奥运:中国的庆典政治 224
后 记 259
中文人名及重要名词索引 263
外文人名及重要名词索引 271

图书序言

空间的政治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内战的形势急变,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失利。一月三十一日,被共军围困了两个月的北平国民党守军投降,平津战役结束,共产党随即宣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这座北方名城。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为题,如此写道:「北平解放了!……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下的北平的黑暗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北平永远成为人民的北平了。」二月三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陆续进城。同年十月一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宣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北平为北京(回复一九二八年前的旧称),定都于此。

  古今中外,不少政权都是透过不同的形式来展示其威望及权力,包括宏伟的新首都、强大的军力、壮观的游行、广阔的大道、巨型的建筑物和严肃的纪念碑。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在巴黎等地重新规划城市空间,大建开放式的广场来取缔座位有高低的圆形露天剧场(amphitheater),以人人平等的观念代替昔日划分等级的贵族特权。新国民公会关闭教堂,使政教分离,把其中一些教堂改建为无宗教色彩的先贤祠,如巴黎圣吉纳维夫大教堂(Abbey of Sainte-Genevieve) 改为伟人祠(Pantheon)便是一例。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于一九一八年把首都从沙皇时代的圣彼得堡迁回旧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也立刻变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新权力中心。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红旗插遍这个古宫,塔楼之端也安装了红星标志,并以此处为中心点设计全城环路,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象征社会主义的光辉将会从这里照耀到全国各地。苏共同时扫除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徽号和旗帜,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广立对共产主义革命有功的伟人雕像,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以宣佈新时代的来临。中共建国之后,也是大兴土木,改建新首都来稳定其统治地位。这本书就是研究政权与地标之间的关系,主题是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在北京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来树立其威信及宣扬其政策。

  中共建国后的首要任务是改建北京城。五十年代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楼、扩建天安门广场、拓宽长安街、在广场中心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改明清两朝的太庙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竖立了不少瞩目的新地标,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新政权并非单纯为翻新这座文化古都而大兴土木,而是以共产党的理念来规划新首都,拆除封建皇朝的旧城墙、老建筑,为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地标,来宣扬中共的政策及展示其政治实力。

  本书的副题是「空间政治」(politics of space),需要有一个简短的解释。「政治」一词指的是中共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实施、运作和影响。这些政策,要透过党与政府的不同渠道,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务院文化部等机关来实施,利用公文、宣言、指令,加上官方控制的媒体、群众运动、印刷品和教科书等方式来传递讯息和大肆宣传。换言之,此处所指的「政治」,是政府透过制度、机关和宣传工具来实施的政策。

  「空间政治」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要花多一点笔墨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相当注重「空间」的概念,主要见于地理学的讨论。传统史家很早就认为地理是一个舞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里上演。传统中国地理学比较注重沿革地理和郡国制度的研究,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另外,古代的建筑理念也不乏政治空间的概念,例如《周礼.考工记》中的「左祖右社」已经清楚规定重要建筑物的坐向问题,皇帝坐北朝南,祖庙建在左方,社稷坛就放在右方,左右对称,显出天子的威严,也展示国君治国的宏大理念。明清帝王更把祖庙和社稷坛建在皇城正门──天安门──左右两旁,突显王者之尊。

  本书的「空间政治」,指的并非是地理变革,或单纯探讨建筑物的坐向,而是探讨政治的地域佈局,及广义的看政治与地理之间的互动、冲突和影响,借此了解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城市空间和建筑物的设计来树立其威信。「空间政治」一词,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实物;第二,理论;第三,具体的政治环境。实物指的是北京一批重要的地标,包括大型建筑物、广场、主要干道、纪念碑、文化宫、博物馆和公园这些公共场所与设施;它们大部分是位于市中心,也是市民经常聚集的热门地点。当然这「空间」的概念并不单指室外的地点(例如天安门广场) 或建筑,还包括室内的佈局、设计及构思(例如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故此「空间」包括了建筑物内外的地方。

  理论方面,「空间政治」的概念又再分五点涵义:中心位置、主次、大小、包容与排斥、符号意义。第一,「空间政治」强调中心位置,代表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核心点。在现代政治学与地理学上,中心位置指的既是「中央」,也是指「中央」与「边陲」之间的关系。首都是中心,地方则是从属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产生一种政治学上所说的「地理上的高低地位」(a geographical hierarchy)。前面提及,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下令定都于莫斯科,这座古城立刻成为苏联中央的权力及地理中心,地方政府要听命于克里姆林宫。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的权力核心从河北的西柏坡移进中南海(昔日宫殿的一部分),象征这个政治中心的是天安门广场。中央位置这个概念,自然也展示在国家的标志与符号中。例如五星红旗成了新国旗,旗面是红色,象征革命;旗帜图案中最大的星代表中国共产党,而环绕这颗大星呈半环形的是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意指全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以在政治空间上,五星红旗既代表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核心位置,同时也代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第二,主次之别。斯大林掌权后,于一九三○年代开始在莫斯科大兴土木,例如建造庞大的地铁系统和高耸的外交部大楼,力图把首都塑造成国际大都会及象征社会主义的胜利。十年代初建成的外交部大楼高二十七层、一百七十二米,是市中心绝无仅有的高楼大厦,也代表了苏共的绝对权威。中共亦步亦趋,一九五九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官方在首都修建了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见第二章)。这十座大型建筑物代表不同性质,同时也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以高踞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及广场东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为重要;一左一右,相辅相成,增加了广场的神圣地位。再相比之下,人民大会堂是官方所称的「重中之重」,故是主角,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则佔配角的位置。

  第三,大小不同。中共实施一党专政,在政治空间上也明显表现如此佈局。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礼堂,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厅;现在每五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举世瞩目。比较之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礼堂便相形见绌。政协名义上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一些小党派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组成。自己有一个专门的会议厅,位于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的全国政协礼堂。此礼堂建于一九五五年,建筑面积是一万二千平方米,比起建筑面积达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来说,是小巫见大巫。哪个比较重要,从两个礼堂的大小自然不言而喻。

  第四,包容与排斥。北京的「空间政治」,既明确肯定中共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也肯定共产党是受到政协名单上友好政党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它也毫不犹疑地排斥敌对势力。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八块浮雕,是共产党刻在石头上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见第六章)。浮雕上正面描绘了中共在中国近代斗争的光荣历程,但同时把国民党、帝国主义这类「反动派」排斥在这些浮雕之外。八块浮雕中没有国民党、帝国主义者的脸孔,有的只是人民英雄的抗争形象。同样,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自鸦片战争至中共建国的革命文物中,也把「反动派」的物品摒除在外。这种控制博物馆空间的措施,是中共书写历史的惯常手法。「空间政治」中的「包容与排斥」的概念,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建国初年流行扭秧歌,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北秧歌。中共取得政权后,把农村的秧歌也带进城市,既代表喜闻乐见的民间传统得到重视,也代表共产党与人民团结在一起。一九五一年的春节期间,天安门前有秧歌表演,根据报导:「秧歌队角色中有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学生、商人,还有反动集团的代表杜鲁门、蒋介、李承晚、吉田 [茂] 等」,结果表演挨批。官方同意一位观众看后的抨击:「我们甚么时候看到过杜鲁门、蒋介石、李承晚、吉田等反动分子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载歌载舞呢?」

  第五,符号意义。「空间政治」最大的影响力往往是在于它所代表的价值以及象征意义。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 中央,放置一座巨大的林肯总统像。这里既是美国首都一处让群众可以向一位杰出领袖致敬的殿堂,也代表了林肯在十九世纪美国内战时为避免国家分裂而作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美国追求种族平等的理想。北京硕大的天安门广场,不只是中国最大的广场,也是「人民广场」,象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五十、六十年代在这里举行的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不单显示了国家的成就和社会欣欣向荣的景象,也代表党与全国人民一条心,「来欢庆自己的伟大节日」。

  最后,要了解「空间政治」这个概念,必须从中国五十年代的历史、政治的特定环境去分析。建国最初的十年是中共最关键的时刻。一个新政权建立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政局及提出合理的治国方针来赢取民心。在外交上,中共打着「一边倒」的旗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和赢取莫斯科在外交及经济上的支持,以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围堵。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和五反,目的是消灭国内反对势力及剷除官僚和经济上的歪风。一九五三年提出的第一次五年计划是加快实施斯大林模式、以重工业挂帅的经济措施来改变中国。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已开始力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动群众来加速工农业现代化,「自力更生」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政治口号。

  在城市设计方面,五十年代中共受到大批来华的苏联专家的影响(见第一章)。但中方并非盲目地追随苏联专家的建议,在不少方案上与苏方有不同见解,尤其是有关首都改建及扩大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上发生不少争论。苏方力主套用一九三五年的莫斯科总体规划的蜘蛛网型城市设计,中方则坚持北京城传统的长方型结构最合国情。毛泽东明白中共能够夺权,最主要靠的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舶来品,而是共产党能够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土被列强欺压的国耻。北京市长彭真强调在规划新首都时要有中国的特色,反对「甚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五十年代末中苏交恶后,中共领导人最后决定把天安门广场扩大到四十四公顷,远远超越只有九公顷的莫斯科红场,这令中国人感到极端自豪的成果,是受到民族主义甚深的影响。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间,「十大建筑」以不足一年的时间完成,反映了当年大跃进那种「多快好省」的急进浮夸作风。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至第六章讨论建国最初的十年内,中共政权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利用大型建筑来创造党的政治空间。最后一章讨论五、六十年代国家庆典的涵义,又把时空伸延至二○○八年举行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看中共怎样把奥运主场馆变成另一种政治空间,让国内外的亿万观众看到其精心泡制的表演。现概括介绍每章的主要论点:第一章讨论建国初年中央政府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动机及争论。五十年代来华的苏联专家积极参与这项工程,但中方坚持己见,要建一个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政治舞台。第二章研究中共在大跃进时期兴建的「十大建筑」,尤其是有关人民大会堂的构思与辩论。第三章分析官方兴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十大建筑」之一)的背景,其目的是以共产党的角度来重塑中国近代史。第四章讨论代表民族融和的民族文化宫(另一项「十大建筑」工程),认为从这座着名地标的构思、选址、设计和展览,都可以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的矛盾与困局。第五章探讨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个北京城中心公园的性质,指出它基本是一座政治公园,为政府的施政服务。这里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城市空间,与西方那些多元、开放、自由交流和能够听到民众声音的公园有很大不同。第六章分析建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名义上这座纪念碑是悼念自清末鸦片战争以来为国家独立而牺牲的先烈,但实质上是共产党在纪念碑的浮雕上刻上自己的革命史。最后一章研究国家举行两种大型庆典的政治涵义:第一是五、六十年代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群众游行;第二是二○○八年举行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者是共产党每年向国民宣示国家成就的庆祝活动,而后者则是透过奥林匹克的全球体育盛事来宣扬中国经济的起飞和国力的提升,告诉世人中国不单是站起来了,更成为世界强国,重拾昔日泱泱大国的光辉。国庆游行与北京奥运有一共通之处,那就是北京政府对于城市空间的强权控制: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不能出错,北京奥运不能生乱子,要绝对和谐。官方要指挥一切,操控全局,达到万无一失。

  这是一本政治文化史的着作,尝试用空间的概念来研究。笔者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已不能只囿于传统的文字资料,而是需要透过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事物,包括空间(例如城市设计、建筑物如纪念碑和先贤祠)、图像(例如油画)、动作表演(例如秧歌、腰鼓等舞蹈及游行),加上当事人访问及回忆录等去探索。笔者最近的一本英文着作,就是这方面的尝试。这本中文着作是进一步说明城市设计和建筑物等空间与历史、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空间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政治文化现象,不能单靠历史的方法来窥见箇中真义,还得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帮助分析,故需要运用跨学门的方法来探讨,包括历史、政治、人类学、城市规划、建筑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万变不离其宗,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与证据。史家首要的任务是寻找史实,搜集证据;研究工作要用最严谨的方法去反覆验证,摒除主观意念,力求客观。没有实据的空谈,容易流于空泛,如雾里看花,难窥真貌。为此,本书尽可能引用档案文件,辅以官方材料、报章、杂志、回忆录,及访问当事人的记录,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讨问题,希望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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