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舉隅:魯迅、郭沫若、高長虹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舉隅:魯迅、郭沫若、高長虹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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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總之,寫文學史確實應該抓大放小,否則便是一種「『博覽旁搜』,以量取勝」。不過,寫文學史應該先研究再篩選,而不應該先篩選再研究,隻有在對所有對象進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纔能知道哪些該抓、哪些該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為不瞭解而放棄那些本該抓住的內容,卻讓那些本該放棄的內容濫竽其間。並且,結構主義告訴我們,「現實的本質並不單獨地存在於某種時空之中,而總是錶現於此物與它物間的關係之中。」就是為瞭研究重要作傢和重大現象,也應該將其與相關作傢和現象聯係起來,隻有這樣,纔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傢的重要性和重大現象的意義所在。這一切,都離不開史料工作。

—廖久明

作者簡介

廖久明(1966-)

  文學博士,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樂山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從史料工作做起:重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途徑(代序)

思想研究

一、救亡再次壓倒啓濛: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摺
二、慘案發生後的魯迅
三、迅的進化論思想何以「轟毀」

作品研究

一、高長虹:「獨語體」、「閑話風」潮流的開創者之一
二、白貓也是貓──高長虹短篇小說《結婚以後》解讀
三、「性的煩悶」對高長虹創作的影響
四、也談《鑄劍》寫作的時間、地點及其意義
五、《奔月》人物原形分析及高魯衝突中的魯迅、許廣平
六、談談魯迅時期的《莽原》廣告
七、新酒裝在舊瓶裏:從編排情況看《女神》之「地方色彩」
八、正題戲說:《馬剋思進文廟》之我見
九、廖名春先生的《毛澤東郭沫若〈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唱和詩索隱》之我見

史實研究

一、馮雪峰與「兩個口號」論爭:兼談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一條注釋
二、魯迅偏袒鬍風嗎
三、魯迅與田漢
四、「便是鬩牆的兄弟應該外禦其侮的」:略談郭沫若1936年的三件事
五、論金錢因素對高魯衝突的影響
六、高長虹與周作人:從路人到仇人
七、高長虹與閻宗臨:親如兄弟
八、狂飆社成立時間考證
九、莽原社.狂飆社.未名社述考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圖書序言

  就中國現代作傢而言,《魯迅全集》至少應該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齣於寫作《一群被驚醒的人──狂飆社研究》的需要,筆者在通讀《莽原》週刊和半月刊時竟然發現有近20則廣告未收入2005年版《魯迅全集》(不包括12則《正誤》)。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收錄瞭部分廣告、劉運峰編輯的《魯迅全集補遺》收錄瞭30則廣告的情況下,竟然在魯迅主編的、著名而常見的《莽原》上發現這麼多魯迅佚文,筆者不能不感到驚訝。筆者由此想到,由於魯迅一生辦瞭不少刊物,在魯迅主辦的其他刊物上應該還能發現魯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挖掘的餘地顯然十分有限」 的魯迅佚文仍有挖掘的餘地。


  與《魯迅全集》相反,《郭沫若全集》「極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傢『全集』之一」 。為瞭「用具體事實說明重新齣版《郭沫若全集》的必要性」,筆者曾經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研究資料》中的《郭沫若著譯係年》提供的篇目,運用電腦查找功能,逐一查找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結果令我驚訝萬分:「單就『係年』收錄的文章篇目而言,就有1700餘篇文章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若加上已發錶卻未收入『係年』中的文章,再加上郭沫若大量未發錶的文字,真不知到底有多麼文字未收入《郭沫若全集》。」  需要強調的是,這「1700餘篇」僅指已經收入《郭沫若著譯係年》的文章,遇到那些未收入「係年」的文章,哪怕筆者已經發現也未將它們統計進去,如:《郭沫若書信集》和《郭沫若緻文求堂書簡》共收郭沫若書信838函,但筆者隻統計瞭270餘函,意味著還有560餘函未統計進去。試想想,依據這樣的《郭沫若全集》研究得齣的結論到底有多大可信度?

  筆者研究較多的第三個作傢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那麼受重視的高長虹。盡管高長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受重視,筆者在研究他的過程中卻有意外收獲。首先,通過比較高長虹的《幻想與做夢》和魯迅的《野草》筆者得齣瞭這樣的結論:「不管人們如何評價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語體』散文或象徵主義散文詩的源頭,盡管稱高長虹為『散文詩集的開先河者』與事實不符,卻完全可以稱他為開創者之一」;通過比較高長虹的《土儀》和魯迅的《朝花夕拾》筆者得齣瞭這樣的結論:「如果《朝花夕拾》開創瞭現代散文『閑話風』創作潮流與傳統的說法屬實,那麼開創現代散文『閑話風』創作潮流與傳統的係列文章應該是《土儀》而不是《朝花夕拾》。」如果筆者的結論可以成立,那麼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的以下說法便應該修改:魯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開創瞭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閑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 。其次,筆者提齣瞭「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觀點。筆者在閱讀高長虹作品過程中發現,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1925年的北京齣版界有過一次「思想運動」:「去年一年北京的齣版界,因為特殊的時局的緣故,思想上引起一個小小的運動,這運動因為藝術的色彩比較多些,所以一般讀者們都難於認識它的真象。從事運動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說,所以直到現在世間還像沒有什麼也者。但這個運動,雖然沒有那樣普遍,但比《新青年》運動卻深刻得多,它是會慢慢地踏實地錶現在事實上呢。其中雖然也不是沒有派彆,但當時的精種卻是一緻的。就形式上說,可分為《莽原》、《語絲》、《猛進》三派,然而大緻都是由思想的自覺而錶現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體上又都是同樣的目標」 ;「去年的齣版界是有過一次運動的,大緻由對外而轉為對內,由反章而轉為反現代評論社,對內與對外,是號稱全國一緻的,然而在我們好談思想的看起來,卻是反章,尤其是反現代評論社的意義深且遠。這不但是被壓迫者反壓迫者的運動,而是同情於被壓迫者反同情於壓迫者的運動,是士人中的不闊氣的士人反闊氣的士人的運動,是藝術與思想反士宦的運動,是真實反虛僞的運動,是人反非人的運動」 ;「大傢想來知道當時引人注意的週刊可以說有四個,即:《莽原》,《語絲》,《猛進》,《現代評論》。《莽原》是最後齣版的,暫且不說。最先,那三個週刊並沒有顯明的界限,如《語絲》第二期有鬍適的文字,第三期有徐誌摩的文字,《現代評論》有張定璜的《魯迅先生》一文,孫伏園又在《京副》說這三種刊物是姊妹週刊,都是例證。徐旭生給魯迅的信說,思想革命也以《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種列舉,而辦文學思想的月刊又商之於鬍適之。雖然內部的同異是有的,然大體上卻仍然是虛與委蛇。最先對於當時的刊物提齣抗議的人卻仍然是狂飆社的人物,我們攻擊鬍適,攻擊周作人,而漠視《現代評論》與《猛進》。我們同魯迅談話時也時常說《語絲》不好,周作人無聊,錢玄同沒有思想,非攻擊不可。魯迅是贊成我們的意見的。而魯迅也在那時纔提齣思想革命的問題」 ……看瞭這些文字後再來看鬍適、魯迅等人1925年前後的文章、書信,筆者驚訝地發現,1925年前後,麵對「『反革命』的空氣濃厚透頂」的社會現實,鬍適、魯迅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提齣瞭將《新青年》未竟的使命繼續下去的主張:「我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基礎建築一個可靠的基地」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彆的法」 。很遺憾的是,這次思想革命開始不久五卅慘案便發生瞭,人們的注意力再次由思想革命(「啓濛」)轉嚮瞭嚴酷的現實(「救亡」),「救亡」就這樣再次壓倒瞭「啓濛」。盡管人們對「救亡」與「啓濛」的關係有較大爭議,但是就五卅慘案與「第二次思想革命」而言,筆者認為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總之,寫文學史確實應該抓大放小,否則便是一種「『博覽旁搜』,以量取勝」  。不過,寫文學史應該先研究再篩選,而不應該先篩選再研究,隻有在對所有物件進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纔能知道哪些該抓、哪些該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為不瞭解而放棄那些本該抓住的內容,卻讓那些本該放棄的內容濫竽其間。並且,結構主義告訴我們,「現實的本質並不單獨地存在於某種時空之中,而總是錶現於此物與它物間的關係之中。」 就是為瞭研究重要作傢和重大現象,也應該將其與相關作傢和現象聯係起來,隻有這樣纔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傢的重要性和重大現象的意義所在。這一切,都離不開史料工作。

圖書試讀

用戶評價

评分

捧讀此書,宛如踏入一座塵封已久的文學寶庫,每一頁都閃爍著曆史的微光。作者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將魯迅、郭沫若、高長虹這三位現代文壇巨擘置於史料的聚光燈下,進行瞭一次彆開生麵的“舉隅”式研究。書中對魯迅的論述,並非停留在其作品的分析,而是將目光投嚮瞭那些被遺忘的信件、筆記,甚至是當時的社會輿論。通過這些一手材料,作者揭示瞭魯迅在創作《彷徨》時期所麵臨的巨大壓力,以及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對於郭沫若,書中詳盡地梳理瞭他從浪漫主義詩人到馬剋思主義者轉變過程中的思想軌跡,尤其對他在《女神》時期的一些未曾公開發錶的創作手稿進行瞭細緻的考證,讓我們得以窺見其天纔的火花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孕育。而對於高長虹,作者則通過大量搜集當時的報刊雜誌和個人迴憶錄,勾勒齣一個在文學潮流中掙紮、探索的身影,他與左翼文學的聯係,以及他作品的獨特之處,都在書中得到瞭更為清晰的闡釋。這種“舉隅”並非簡單的片段羅列,而是將零散的史料串聯成有機的整體,展現齣文學傢們在特定曆史情境下的真實麵貌。

评分

這本書的標題,初讀之下,似乎透著一股嚴謹的學術氣息,讓人聯想到無數堆砌的史料和枯燥的考證。然而,當我真正翻開它,纔驚覺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文學探索之旅。作者並未將筆觸局限於冰冷的文獻堆疊,而是以一種極為鮮活的敘事方式,將魯迅、郭沫若、高長虹這三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從史料的縫隙中“解放”齣來。書中對魯迅的解讀,不再是簡單的“民族魂”的標簽化,而是深入到他書信、日記、乃至當時報刊上那些不為人熟知的零散文字中,去捕捉他思想的脈絡,情感的潮汐,以及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呐喊。讀到關於他與友人間論戰的細節,那些字裏行間流露齣的急切與憂慮,仿佛能穿越時空,觸碰到那位不屈的戰士的靈魂。作者的考證功夫紮實,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將這些冰冷的史料賦予溫度,讓讀者在閱讀中,不僅瞭解到“事實”,更能體會到“人”的存在,感受到文學傢在曆史長河中的真實呼吸。這種“舉隅”的方式,恰似以一斑窺全豹,雖不及巨著的宏大,卻自有其精準與洞察,讓人迴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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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這本書的標題一開始並未引起我太大的興趣,總覺得“史料研究”四個字,會讓閱讀過程充滿障礙。然而,當我翻開第一頁,就被作者獨特的視角和紮實的考證所吸引。這本書並非簡單地陳列史料,而是巧妙地將魯迅、郭沫若、高長虹這三位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置於其創作的時代背景之下,通過挖掘鮮為人知的文獻資料,呈現齣他們不為人知的側麵。對於魯迅,作者並非僅限於分析他的文學作品,而是通過他晚年的一些書信往來,以及當時報刊上的一些零散評論,揭示瞭他在處理社會關係和思想鬥爭中的智慧與無奈。郭沫若的論述,則側重於他早期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以及他在文學革命時期的思想轉變,書中引用的幾份手稿,讓讀者得以親眼目睹這位偉大詩人的創作痕跡。而對於高長虹,作者更是花費瞭大量筆墨,從當時各種文學雜誌上的評論文章和迴憶錄中,拼湊齣一個更為完整的形象,他與新月派、左翼文學之間的復雜關係,以及他所代錶的那種激進的文學思潮,都被清晰地展現齣來。這種“舉隅”的方式,巧妙地避開瞭長篇纍牘的論述,而是選取瞭最能體現人物特點和時代精神的史料,讓讀者在閱讀中,仿佛置身於那個波瀾壯闊的文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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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觸到這本書,我心中不免有些猶豫,畢竟“史料研究”四個字,常常與晦澀、深奧劃上等號。但當我沉浸其中,纔發現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作者以一種近乎“考古”的姿態,深入挖掘瞭關於魯迅、郭沫若、高長虹這三位文學巨匠鮮為人知的曆史細節。書中對於他們早期經曆的追溯,尤其是那些不曾被正史記載的片段,讓我眼前一亮。比如,關於魯迅在東京時期的一些生活軼事,以及他與同時代留日學人之間的微妙互動,這些內容在其他傳記中鮮有提及,卻在此書中被細緻地呈現齣來。郭沫若在創作《女神》時期的心路曆程,通過一些佚失的詩稿和日記的零星片段,得到瞭更深層次的解讀,仿佛能聽到他那激昂的呐喊和澎湃的激情。而對於高長虹這位在文學史邊緣徘徊的人物,作者更是下足瞭功夫,通過搜集當時的雜誌、評論文章,以及相關的私人信件,勾勒齣瞭一個更為立體、更為復雜的形象。這種“舉隅”的方式,並非泛泛而談,而是選取瞭最具代錶性的史料,進行深入的剖析,從而展現齣人物更真實、更鮮活的一麵,也讓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文學思潮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在我看來,這本書最大的魅力在於它所呈現的“真實”。作者沒有迴避現代文學史上那些復雜、甚至有些混亂的側麵,而是通過對魯迅、郭沫若、高長虹三位核心人物的“舉隅”式研究,展現瞭那個時代文學創作的活力與艱辛。關於魯迅的部分,書中深入分析瞭他與當時其他作傢之間論戰的細節,那些書信和評論中流露齣的觀點碰撞,讓我看到瞭文學傢們在思想上的較量,以及他們為捍衛各自的文學理念所付齣的努力。郭沫若的研究,則側重於其早年詩歌創作的背景,以及他在革命年代的激情迸發。作者搜集瞭一些他當時未曾公開發錶的詩稿,通過這些原始文本,我們能夠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為一名“時代的鼓手”是如何將個人情感融入到社會變革的洪流之中。而對於高長虹,書中則著力於梳理他在不同時期文學思潮中的定位,以及他與當時主流文學思潮的互動。通過大量的史料梳理,作者展現瞭一個既有理想又有彷徨的文學青年形象。這種“舉隅”並非為瞭證明某個既定論點,而是通過細緻的史料挖掘,還原曆史的本來麵貌,讓讀者能夠獨立地去感受那個時代文學的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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