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鲁迅、郭沫若、高长虹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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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写文学史确实应该抓大放小，否则便是一种「『博览旁搜』，以量取胜」。不过，写文学史应该先研究再筛选，而不应该先筛选再研究，只有在对所有对象进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该抓、哪些该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为不了解而放弃那些本该抓住的内容，却让那些本该放弃的内容滥竽其间。并且，结构主义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之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就是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现象，也应该将其与相关作家和现象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现象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离不开史料工作。

—廖久明

作者简介

廖久明（1966-）

　　文学博士，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

从史料工作做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代序）

思想研究

一、救亡再次压倒启蒙：五卅运动与「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二、惨案发生后的鲁迅
三、迅的进化论思想何以「轰毁」

作品研究

一、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潮流的开创者之一
二、白猫也是猫──高长虹短篇小说《结婚以后》解读
三、「性的烦闷」对高长虹创作的影响
四、也谈《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
五、《奔月》人物原形分析及高鲁冲突中的鲁迅、许广平
六、谈谈鲁迅时期的《莽原》广告
七、新酒装在旧瓶里：从编排情况看《女神》之「地方色彩」
八、正题戏说：《马克思进文庙》之我见
九、廖名春先生的《毛泽东郭沫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唱和诗索隐》之我见

史实研究

一、冯雪峰与「两个口号」论争：兼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
二、鲁迅偏袒胡风吗
三、鲁迅与田汉
四、「便是阋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的」：略谈郭沫若1936年的三件事
五、论金钱因素对高鲁冲突的影响
六、高长虹与周作人：从路人到仇人
七、高长虹与阎宗临：亲如兄弟
八、狂飙社成立时间考证
九、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述考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序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鲁迅全集》至少应该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出于写作《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的需要，笔者在通读《莽原》週刊和半月刊时竟然发现有近20则广告未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不包括12则《正误》）。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录了部分广告、刘运峰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收录了30则广告的情况下，竟然在鲁迅主编的、着名而常见的《莽原》上发现这么多鲁迅佚文，笔者不能不感到惊讶。笔者由此想到，由于鲁迅一生办了不少刊物，在鲁迅主办的其他刊物上应该还能发现鲁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挖掘的余地显然十分有限」 的鲁迅佚文仍有挖掘的余地。

　　与《鲁迅全集》相反，《郭沫若全集》「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 。为了「用具体事实说明重新出版《郭沫若全集》的必要性」，笔者曾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的《郭沫若着译系年》提供的篇目，运用电脑查找功能，逐一查找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结果令我惊讶万分：「单就『系年』收录的文章篇目而言，就有1700余篇文章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若加上已发表却未收入『系年』中的文章，再加上郭沫若大量未发表的文字，真不知到底有多么文字未收入《郭沫若全集》。」  需要强调的是，这「1700余篇」仅指已经收入《郭沫若着译系年》的文章，遇到那些未收入「系年」的文章，哪怕笔者已经发现也未将它们统计进去，如：《郭沫若书信集》和《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共收郭沫若书信838函，但笔者只统计了270余函，意味着还有560余函未统计进去。试想想，依据这样的《郭沫若全集》研究得出的结论到底有多大可信度？

　　笔者研究较多的第三个作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那么受重视的高长虹。尽管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受重视，笔者在研究他的过程中却有意外收获。首先，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幻想与做梦》和鲁迅的《野草》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土仪》和鲁迅的《朝花夕拾》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系列文章应该是《土仪》而不是《朝花夕拾》。」如果笔者的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以下说法便应该修改：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 。其次，笔者提出了「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观点。笔者在阅读高长虹作品过程中发现，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1925年的北京出版界有过一次「思想运动」：「去年一年北京的出版界，因为特殊的时局的缘故，思想上引起一个小小的运动，这运动因为艺术的色彩比较多些，所以一般读者们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但这个运动，虽然没有那样普遍，但比《新青年》运动却深刻得多，它是会慢慢地踏实地表现在事实上呢。其中虽然也不是没有派别，但当时的精种却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说，可分为《莽原》、《语丝》、《勐进》三派，然而大致都是由思想的自觉而表现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体上又都是同样的目标」 ；「去年的出版界是有过一次运动的，大致由对外而转为对内，由反章而转为反现代评论社，对内与对外，是号称全国一致的，然而在我们好谈思想的看起来，却是反章，尤其是反现代评论社的意义深且远。这不但是被压迫者反压迫者的运动，而是同情于被压迫者反同情于压迫者的运动，是士人中的不阔气的士人反阔气的士人的运动，是艺术与思想反士宦的运动，是真实反虚伪的运动，是人反非人的运动」 ；「大家想来知道当时引人注意的週刊可以说有四个，即：《莽原》，《语丝》，《勐进》，《现代评论》。《莽原》是最后出版的，暂且不说。最先，那三个週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姊妹週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勐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最先对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勐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而鲁迅也在那时才提出思想革命的问题」 ……看了这些文字后再来看胡适、鲁迅等人1925年前后的文章、书信，笔者惊讶地发现，1925年前后，面对「『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的社会现实，胡适、鲁迅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将《新青年》未竟的使命继续下去的主张：「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基础建筑一个可靠的基地」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 。很遗憾的是，这次思想革命开始不久五卅惨案便发生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由思想革命（「启蒙」）转向了严酷的现实（「救亡」），「救亡」就这样再次压倒了「启蒙」。尽管人们对「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有较大争议，但是就五卅惨案与「第二次思想革命」而言，笔者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总之，写文学史确实应该抓大放小，否则便是一种「『博览旁搜』，以量取胜」  。不过，写文学史应该先研究再筛选，而不应该先筛选再研究，只有在对所有物件进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该抓、哪些该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为不了解而放弃那些本该抓住的内容，却让那些本该放弃的内容滥竽其间。并且，结构主义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之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 就是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现象，也应该将其与相关作家和现象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现象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离不开史料工作。

评分☆☆☆☆☆

初次接触到这本书，我心中不免有些犹豫，毕竟“史料研究”四个字，常常与晦涩、深奥划上等号。但当我沉浸其中，才发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的姿态，深入挖掘了关于鲁迅、郭沫若、高长虹这三位文学巨匠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书中对于他们早期经历的追溯，尤其是那些不曾被正史记载的片段，让我眼前一亮。比如，关于鲁迅在东京时期的一些生活轶事，以及他与同时代留日学人之间的微妙互动，这些内容在其他传记中鲜有提及，却在此书中被细致地呈现出来。郭沫若在创作《女神》时期的心路历程，通过一些佚失的诗稿和日记的零星片段，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仿佛能听到他那激昂的呐喊和澎湃的激情。而对于高长虹这位在文学史边缘徘徊的人物，作者更是下足了功夫，通过搜集当时的杂志、评论文章，以及相关的私人信件，勾勒出了一个更为立体、更为复杂的形象。这种“举隅”的方式，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史料，进行深入的剖析，从而展现出人物更真实、更鲜活的一面，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初读之下，似乎透着一股严谨的学术气息，让人联想到无数堆砌的史料和枯燥的考证。然而，当我真正翻开它，才惊觉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文学探索之旅。作者并未将笔触局限于冰冷的文献堆叠，而是以一种极为鲜活的叙事方式，将鲁迅、郭沫若、高长虹这三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史料的缝隙中“解放”出来。书中对鲁迅的解读，不再是简单的“民族魂”的标签化，而是深入到他书信、日记、乃至当时报刊上那些不为人熟知的零散文字中，去捕捉他思想的脉络，情感的潮汐，以及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呐喊。读到关于他与友人间论战的细节，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急切与忧虑，仿佛能穿越时空，触碰到那位不屈的战士的灵魂。作者的考证功夫扎实，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这些冰冷的史料赋予温度，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仅了解到“事实”，更能体会到“人”的存在，感受到文学家在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呼吸。这种“举隅”的方式，恰似以一斑窥全豹，虽不及巨著的宏大，却自有其精准与洞察，让人回味无穷。

评分☆☆☆☆☆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所呈现的“真实”。作者没有回避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复杂、甚至有些混乱的侧面，而是通过对鲁迅、郭沫若、高长虹三位核心人物的“举隅”式研究，展现了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活力与艰辛。关于鲁迅的部分，书中深入分析了他与当时其他作家之间论战的细节，那些书信和评论中流露出的观点碰撞，让我看到了文学家们在思想上的较量，以及他们为捍卫各自的文学理念所付出的努力。郭沫若的研究，则侧重于其早年诗歌创作的背景，以及他在革命年代的激情迸发。作者搜集了一些他当时未曾公开发表的诗稿，通过这些原始文本，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时代的鼓手”是如何将个人情感融入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而对于高长虹，书中则着力于梳理他在不同时期文学思潮中的定位，以及他与当时主流文学思潮的互动。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作者展现了一个既有理想又有彷徨的文学青年形象。这种“举隅”并非为了证明某个既定论点，而是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让读者能够独立地去感受那个时代文学的脉搏。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标题一开始并未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总觉得“史料研究”四个字，会让阅读过程充满障碍。然而，当我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扎实的考证所吸引。这本书并非简单地陈列史料，而是巧妙地将鲁迅、郭沫若、高长虹这三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置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挖掘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呈现出他们不为人知的侧面。对于鲁迅，作者并非仅限于分析他的文学作品，而是通过他晚年的一些书信往来，以及当时报刊上的一些零散评论，揭示了他在处理社会关系和思想斗争中的智慧与无奈。郭沫若的论述，则侧重于他早期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以及他在文学革命时期的思想转变，书中引用的几份手稿，让读者得以亲眼目睹这位伟大诗人的创作痕迹。而对于高长虹，作者更是花费了大量笔墨，从当时各种文学杂志上的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拼凑出一个更为完整的形象，他与新月派、左翼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激进的文学思潮，都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这种“举隅”的方式，巧妙地避开了长篇累牍的论述，而是选取了最能体现人物特点和时代精神的史料，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时代。

评分☆☆☆☆☆

捧读此书，宛如踏入一座尘封已久的文学宝库，每一页都闪烁着历史的微光。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将鲁迅、郭沫若、高长虹这三位现代文坛巨擘置于史料的聚光灯下，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举隅”式研究。书中对鲁迅的论述，并非停留在其作品的分析，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遗忘的信件、笔记，甚至是当时的社会舆论。通过这些一手材料，作者揭示了鲁迅在创作《彷徨》时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对于郭沫若，书中详尽地梳理了他从浪漫主义诗人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思想轨迹，尤其对他在《女神》时期的一些未曾公开发表的创作手稿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让我们得以窥见其天才的火花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孕育。而对于高长虹，作者则通过大量搜集当时的报刊杂志和个人回忆录，勾勒出一个在文学潮流中挣扎、探索的身影，他与左翼文学的联系，以及他作品的独特之处，都在书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阐释。这种“举隅”并非简单的片段罗列，而是将零散的史料串联成有机的整体，展现出文学家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