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主要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研究晚清至二十世纪三零年代初中国文学转型所受到的日本文学影响，弄清转型过程中所参照的日本文学样本，揭示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所起的推动作用，并反思其负面效应。
作者简介
方长安
一九六三年生，中国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新诗研究，出版专着五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引论
第一章 晚清文学革型与日本启蒙文学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日本政治小说
第二节 诗界革命与日本启蒙诗歌
第三节 文界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的文体改良运动
第四节 戏曲改良与日本新剧
第二章 晚清文学向五四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
第一节 「国家」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型与日本白桦派
第二节 政治文学向人情文学转型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
第三节 政治宣讲式文学向写实文学转型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
第三章 五四文学创型与日本文学思潮
第一节 前期创造社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
第二节 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第四章 五四文学创型与日本文论
第一节 五四文学创型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
第二节 五四文学创型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第五章 五四文学型成中的鲁迅与日本文学
第一节 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之关系
第二节 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与日本文学
第六章 五四文学型成中的周作人与日本文学
第一节 「人的文学」观的形成与日本文学关系
第二节 「人的文学」观的裂变、转换与日本文学
第三节 平和、沖淡、闲适的散文创作风格与日本文学
第七章 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第一节 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与交往
第二节 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第三节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界说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第八章 1930年代新型现代派小说与日本新感觉派
第一节 对日本新感觉派的译介
第二节 对日本新感觉派形式观念的认同及其意义
第三节 对「新感觉」的认同、化用及背离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引论
中日古典文学关系，基本上是中国输出日本接受的单向式影响关系，日本文学的生成、发展深受中国文学甘霖的滋润，其肌体内流淌着中国文学的精血。如《古事记》对某些中国神话传说的再书写，《万叶集》对《诗经》形式的吸纳，《源氏物语》中的〈长恨歌〉神韵，等等。然而，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文学开始从昔日学生日本文学那获取灵感与激情，正如实藤惠秀所言：「从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开始以前这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实氏此论虽然太绝对，有失偏颇，但他对中日文学交流基本态势的言说，却是准确的。
一
那么，中日文学关系何以发生逆转呢？怎样逆转的呢？ 或者说，中国晚清至30年代初文学何以会回过头来关注日本文学、深受日本文学影响呢？
这些看似简单实却极为复杂的问题，与两国近现代化语境、历史进程、相互关系等相关联。中日的近现代化，实际上是被近现代化，是在西方威胁、侵略下民族自救的痛苦回应。近现代化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西化，而中国在历史上与西方的关系，较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远为密切一些，日本在更多的时期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模仿欧式近现代化的条件「比日本人方便得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人在近现代化事业上却捷足先登，通过明治维新乘势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于1894-1895年甲午之战一举击败清朝帝国。
1895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一年，被向来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打败，其震动、羞辱与尴尬体验远较半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败于英国强烈得多。这一年彻底地改写了中日关系史，改变了中国人的日本观。老大帝国「始知国力远逊于日本，但日本在数十年前固无赫赫之名于世界，而竟一战胜我，则明治维新有以致之」，羞辱之中一改过去对日本不屑一顾的态度，开始关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现代化经验，希望以之为师。
1896年，康有为编成《日本变政记》，次年出版《日本书目志》。后又作《日本明治变政考》，并于1898年2月，进呈光绪皇帝，谏其效法日本，进行变法。在他看来，「欧美新法和日本良规能迅速光照我神州大陆。」同月，竭力于维新变法的皇帝便「索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光绪此举，旨在经由《日本国志》熟悉了解日本国情，特别是其变革历史，以期获取维新变法的资源。朝野上下对日本态度的这种变化，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师法日本的主要举措有二。一是翻译日本新学书籍。日本新学大都来自西方，中国为何不径取西书，而迂道日本？这一常识性问题，并非没有引起世纪之交危机感强烈、心态焦急的维新派的思考。梁启超曾认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1897年，他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特别强调了翻译日文着作的重要性。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他宣称：「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张之洞虽然在政治意见上与梁启超往往相左，但对于译介日本书籍的认识却极为一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力言翻译日文书籍之必要：「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同年，康有为亦指出：「（日本）其变法至今30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成日文）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译成中文时）其费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倡导变革的杨深秀在1898年的奏折中，同样指出了日文翻译之便：「臣曾细研日本变法，如彼邦已译就西方佳着。日文书写与我相同，仅若干文法与我相反，苟经数月研习，即可大致明了，故利于我译（西方着作）也。」由此可见，倡导翻译日文书籍，旨在「力省速效」，以解燃眉之急，这实乃民族危亡之际生存智慧的体现。
理论上的倡导导致了日文译着高潮的出现。梁启超曾说过：「壬寅、癸卯（1902-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有统计显示，从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间，由日文翻译的中文书籍仅有12册，且其间只有2册由中国人翻译；而1902至1904年间译自日语着作就达321本，占全部译着533本的60.2%。又香港中文大学的谭汝谦与日本实藤惠秀等合作统计出，1896至1921年间译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书及期刊连载的译着），每年平均63.86本。
这些日文译着大都为教育、法律、史志、地理等类书，文学类极少，然而它们对于中国文学转而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它们使国人熟悉了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革史，意识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尔小邦」，而是一个近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新国家，一个值得中国效法的国家。这种新的日本观，构成了中国人关注日本文学的前提条件。而其中的文学作品（虽为数不多），特别是大量的文学性极强的政论文，其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则使中国文学界对日本文学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再鄙视日本文学，从而使中日文学关系的逆转成为可能。
举措之二是派遣学生到日本留学。关于游学日本之故，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陈析得更为具体、清晰：「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他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情势凡俗」上论述了去日之便。经济上的节省对于国力衰微的晚清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张之洞所洞悉的，主要还是中日作为东亚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运，特别是近现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为东亚近现代化的典范，成功地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同现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结合起来了。具体言之，就是将专制性的国家主义与民主性的启蒙主义结合起来了。其经验教训对于因洋务运动失败而困惑不解的中国统治者，有着重要的借鑑意义，使他们找到了如何在不动摇封建专制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以振兴民族的方式与途径。张的言述有理有据，不久即为治维新以后的变革史，意识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尔小邦」，而是一个近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新国家，一个值得中国效法的国家。这种新的日本观，构成了中国人关注日本文学的前提条件。而其中的文学作品（虽为数不多），特别是大量的文学性极强的政论文，其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则使中国文学界对日本文学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再鄙视日本文学，从而使中日文学关系的逆转成为可能。
举措之二是派遣学生到日本留学。关于游学日本之故，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陈析得更为具体、清晰：「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7他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情势凡俗」上论述了去日之便。经济上的节省对于国力衰微的晚清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张之洞所洞悉的，主要还是中日作为东亚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运，特别是近现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为东亚近现代化的典范，成功地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同现代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结合起来了。具体言之，就是将专制性的国家主义与民主性的启蒙主义结合起来了。其经验教训对于因洋务运动失败而困惑不解的中国统治者，有着重要的借鑑意义，使他们找到了如何在不动摇封建专制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以振兴民族的方式与途径。张的言述有理有据，不久即为超、穆木天、田汉等极少数人，梁容若曾说过：「田汉、徐祖正等，虽自始学文学，但他们的专业是英文学，而不是日本文学。」这表明，留学日本宗旨在于科学救国，并未想到在文学上取法日本。留美学生胡适初去美国时以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以至于「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种菜」、「种树」在这里代指现代农业科学，他当时想做农业科学家，以农报国，这种在唯科学语境中视文章为小技的意识，实乃当时朝野上下及留学生（包括留日学生）的普遍心态。
然而，当局乃至留日学生们自己也未曾料到，许多留学生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文学，并由文学进而关注、借鑑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致使中日文学关系发生了逆转。上述四类人中，一、二类志在当官发财，难以亲近文学；而三、四类则不同，第三类人中的有志者，由禁锢的中国来到异邦，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压迫，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个性得以自由生长，对于「仕途经济」，兴趣淡薄，不甘受枯燥乏味的政治、法律、自然科学等专业束缚，兴趣自然由实学而转向发抒精神自由的文学，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他们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其中不少是日本文学书籍。而当时的日本文学，据美国学者恩斯特．沃尔夫所言，其「现代性的基本成分实际上仍然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他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义，并非狭隘的创作方法，而是指「反对语言和情节的种种传统程序，作品运用白话，『像普通人说话一般』；写的是现代的场景、现代的问题；这是一种描写事物、描写人的心理动机」的现实主义。而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就是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愿望，它是一种比较笼统的对小人物的苦难发出的怜悯和同情，它企求人类的各种问题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日本文学中这种新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转向文学的留日学生的心灵相契合，吸引了他们渴慕新知的视线。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他们深味出，日本文学中的这种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正是中国文学所缺乏而应加以借鑑、学习的。它们不仅在留日学生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定程度地规约了他们对文学现代性的想像与理解，影响了他们的现代文学观的形成，而且经由他们，最终创化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血肉。第四类，流亡到日本的许多革命者，远离实际革命的旋涡，又不可能真正忘却革命，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反思革命陷入低谷的原因，寻求更有效的革命武器。于是将革命与宣传，宣传与文学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使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与文学的关系。如梁启超，他虽非留日学生，但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反思戊戌变法何以失败时，洞悉出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大秘诀：「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在《清议报全编》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中，他写道：「本编附有政治小说两大部，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二书皆为日本文界中独步之作，吾中国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三。」他由此深信，政治小说能浸润国民脑质，与变法、新民呈互动关系，要新民就必须利用文学这一启蒙利器。
由实学或革命而转向文学，由文学而关注日本文学的启蒙、革命经验，如鲁迅、周作人译介《现代日本小说集》，便是希望从日本现代小说那里，获取传统小说现代化的经验。而这种关注又必然改变他们向来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如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序》中称道：「日本的小说在20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着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太郎在《一夕话－谈日本文学》中深信「日本明治末叶直到现在，最发达的要算文艺。」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中日文学关系真正逆转的心理前提与基础。正是有了这一前提，梁启超才大力倡导国人创作日本式政治小说；周作人才会在〈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中倡言中国小说家应以日本为榜样，「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并唿吁「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这种由实学或革命而走向日本文学，是第三、四类留学日本人员中转向文学者共同的经历，至此中日文学关系才真正开始了因中国近现代化滞后而激起的逆转。
二
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的上述背景、原因与途径，决定了中国文学取舍、接受日本文学的具体情形，即主要看取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文学，以期获取文学新旧转型、现代性追寻的经验。
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谢六逸所概述的：「欧美各国的文学思潮，给日本的文艺界以很强烈的印象。在明治时代初期的文学里，有寝馈英国的坪内逍遥博士，有对于德意志文学造诣很深的森鸥外博士诸人。又有崇拜法兰西思想的中江兆民，倾倒于俄国文学的长谷川二叶亭、内田鲁庵等，因为有这些人物，日本文学遂有迅速的进步。此后自私淑左拉（Zola）的小杉天外的写实主义、与欧洲大陆文学接近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自然主义始，以至目前的文坛的新运动，大抵皆以从欧洲文学得到的新印象为原动力。不单是小说，即如戏曲、新体诗等，也是受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与刺激而始发达的。现代文学的后半期，虽有大半是独创的发展，而前半期却大都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由此可见，日本明治以后各流派文学的代表作家，都是师法欧美文学的，许多流派的发生发展是以欧美文学为原动力的，如果没有欧美文学的移植、浸润，就不可能有日本现代文学。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仅是中国文学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桥樑、仲介，忽略或盲视日本现代文学的独创性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对此，我们又应作何种理解呢？
从文学传播、接受途径看，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确实在中西文学交往中起了重要的桥樑作用，因为许多中译西方文学名着，是通过日译本转译的，例如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许多西方作家、理论家乃至文学思潮是经日本而走向中国的。然而，这些只是中日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是表层现象。如果眼光仅停留于此，认识就无法深入到中日文学关系的实质处，即真正的被影响与影响关系。
西方文学孕育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被移植到日本时，随着载体的变更，其内在关系、审美意蕴必然发生某种变异。因为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文学同化着引进主体的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主体固有的心理图式也同化着西方文学。这就是说，日本文学固有的传统和当下的慾望制约着日本文学择取西方文学的过程，决定着西方何种文学进入日本以及如何进入；尽管西方文学作为异质文学冲击、改变了日本既有的文学系统，但日本文学的「前结构」也不断地同化着西方文学，使之日本化。在这种双向交流、同化过程中，日本文学得以改造、新生，换言之，完成了创造性转换，一种新质的日本文学得以诞生。如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在法国自然主义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虽与法国自然主义在技巧上有相通的一面，但在精神深处却是日本化的，对「自然」的态度是日本传统式的「瞑目对自然」，追求自然本性。其特殊形式「私小说」，以自我主义为中心，张扬个性，主观性极强，深受日本古代日记文学传统影响。所以，日本自然主义不是西方自然主义的翻版，而是日本化的自然主义。不单是自然主义，日本近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大都是在西方文学思潮冲击下出现的，与西方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其根基却是日本文学传统－写实的真实、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幽玄和闲寂风雅，等等。
由于流注着传统的血液，日本近现代文学成功地实现了日本化。对此，中国新文学先驱们有着深切的认识。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中，开篇就驳斥了那种认为日本文化只是对「他者」的单纯「模仿」之说，指出日本的文化源自「创造的模拟」。他在称引英国人 Laurence Binyon 的名言「世界上民族，须得有极精微的创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这样的造就」之后，写道：「所以从前虽受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未失其民族性；而「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虽表面上看是「模仿」西洋，但实质上是「创造的模拟」，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着作，造成20世纪的新文学。」也就是日本化的文学。胡适也极为推崇日本人的模仿能力，认为日本文学「有很大的创造」，而这创造来自创造性模仿。化名T．F．C生的作者在致胡适信中指出，「日本人善取欧美之长，以补己之短。」日本文学专家谢六逸则从世界文学角度，审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认为其「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有独创的内容为形式，决不劣于欧美的作家。」他们深知，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便是在异域文学的滋养中发展的，这是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性，所以日本文学往往是由模仿走向创造的，日本文学特性的形成过程，常常是异域文学日本化的过程。
而那些认为日本文学仅仅是中西文学仲介的人，所犯错误便是无视日本文学的独创性、主体性，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是西方文学的翻版。1921年陈望道先生致友人的一段话，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他说「你说日本只是间接的西学，我从这句话竟怀疑你底学问了！你已经了解日本文明？你还是连日本话都不曾懂，如那般无聊的日本留学生呢？据我所知，日本自有特长，不在摹仿西欧。中国如需摹仿外国，日本当然也有可以摹仿的地方，不会下于西欧。这以日本留学生而自馁的心情，似乎太不自爱了！你难道已经中了那不懂日本情形而说大话的人底毒了么？愿你三思，勿自舍弃！」陈望道希望日本留学生，应认识到日本现代文化不是间接的西方文化，日本「自有特长」，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那么，我们进而推之，作为日本文化分支的现代日本文学，亦不是间接的西方文学，尽管它深受西方文学浸润，但仍是民族性文学。它不仅仅是中西文学之仲介，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30年代的中国文学。
马尔罗（Malraux）在谈到视觉艺术与叙事文学时说过：「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清以降的中国文学是在多种文学影响中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文学则是其中少数有「正式户口」者，它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铭刻着自己的名字，正因如此，我才以它对晚清至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探讨它是如何刻下自己的姓名以及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意义。
三
事实上，这一课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起就曾引起人们的注意。1928年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一语道出了中国新文艺与日本之关系特征；同年尹若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新方向》中亦称：「直接影响中国文坛的（中国也有文坛么？不是西洋），却还是日本。」与郭沫若相唿应。到1934年，周作人在闲话日本文学时更是作如此概括：「中国的新文学所遵循的途径，全是和日本相同的，日本明治初期的小说如，『经国美谈』与『佳人奇遇』等，中国翻译过来，或为中国近代文学的源流，这是应该留心到的事情。」这些感兴式的只言片语，是本课题的最初缘起。它们虽为肯定式的判断，但客观上却起到了命题的效果，触动人们去作进一步地思考。
自那时起，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之关系便成为一些论者感兴趣的话题。不过真正深入地研究还是解放后的事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了一批富于独创性的成果。如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秦弓的《觉醒与挣扎》、何德功的《中日启蒙文学论》、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日）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等专着，以及孙席珍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陈漱渝的《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大批论文。它们或立足于辨析某一作家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化用的日本文学因子，或重点论析某一社团、流派所受日本文学影响，或综论某一阶段文学现象与日本文学之联系，或平行比较中日同一文学思潮之异同，等等，均从各自角度开拓或推进了中日文学关系之研究。
然而，已有研究中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一些论者或满足于资料罗列、事实比附；或多作宽泛的平行比较，深层联系开掘不够；或孤立地论述问题，视野受阻，对接受规律揭示不够；而且论题过于集中，如鲁迅与日本关系之研究成为多数论者兴趣所在，而许多重要的问题却无人问津，或仅被浮光掠影式地概说，整个研究既不够深入，亦不够全面。基于对这一研究现状的考察、了解，我才将自己的论题确定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
论述以事实为根据，但切忌简单的资料罗列、事实比附，主要採取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努力将局部透视与宏观分析、考订与思辨统一起来。
思考研究的重点有三。一、尽可能地深入考察、揭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的深层联系，即日本文学的哪些因素被中国作家所择取，如何择取、变异，化为自己的血肉的，它们在中国新文学转型过程中起了怎样特殊的作用，意义何在。二、在动态发展中分析研究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某些孤立现象、单个文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三、从接受日本文学影响角度，弄清20世纪中国文学某些特征是在怎样的情势下，以什么为参照与样板而形成的，即辨析20世纪中国文学某些新传统之原型，及其最初的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这三点是我为自己预设的努力方向与目的，它意味着我在充分理解现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正在作一种新的研究尝试与努力，意味着我的研究有可能突破既有成果的某些局限性，在重新解读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关节点时对其内在动力结构做出富有新意的阐释。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这个书名，在我看来，点出了一个极富探讨空间的研究领域。近现代文学的转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深刻的变革，而日本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我特别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或者说是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它是否会关注到一些较为边缘的文学现象，比如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学评论，其中对于日本文学的讨论？亦或是，书中是否会考察中国作家在留学日本期间，与日本文坛的直接接触，以及这种接触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实践？我设想，这本书可能会详细梳理一些重要的文学事件或文学团体，分析其中是否存在与日本文学相关的渊源。同时，我也希望作者能够对“转型”这个概念进行更深入的解构，它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上的改变，更是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的革新。这本书是否能够清晰地展示，日本文学中的哪些元素，是如何契合甚至催化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这种深层转型的？
评分这本《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标题本身就极具吸引力。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勃兴与演变充满好奇，尤其是它在吸收外来文化滋养的过程中，如何孕育出独特而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而提及日本文学，更是让我眼前一亮。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发展出了极其丰富的面貌，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转型过程中，究竟与日本文学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与互动？是简单的模仿，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借鉴与融合？书中是否会深入剖析具体的作家、作品，比如鲁迅笔下的“娜拉”形象，是否能看到日本女权思潮的影子？又比如早期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否受到日本小说技巧的启迪？我对书中对这些具体例证的探讨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中窥见中国文学界在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不同文化的养分，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我也希望作者能够深入分析这种关系背后的历史语境，比如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潮，以及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些都将是理解文学转型不可或缺的要素。
评分一看到《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这个书名，我的脑海中便立刻浮现出无数值得探讨的问题。近现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熔炉，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而日本文学，凭借其独特的东方美学底蕴和近代的西方化进程，无疑在中国作家群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浅显的“影响”论断，而是深入剖析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书中是否会涉及一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他们是如何评价日本文学的？这些评价又如何影响了当时中国文学界对日本文学的认知？我更期待看到书中能够详细对比分析一些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日本文学作品，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多个维度，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比如，对于那些受到日本“私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书中是否会深入剖析他们是如何将这种个人化、内心化的叙事方式，融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去的？如果这本书能够呈现出一种辩证的视角，既承认日本文学的影响，又不忽略中国文学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那我将感到非常满意。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立刻引起了我的关注。近现代是中国文学一个极其动荡而又充满活力的时期，各种思想、思潮、艺术形式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近代的文化发展上也走了一条独特而又影响深远的道路。因此，探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我迫切地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详细阐述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在翻译文学方面，哪些日本文学作品被引入中国？这些作品的翻译质量如何？对当时的中国读者和作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或者，在创作手法上，日本文学的某些技巧，比如蒙太奇、内心独白等，是否在中国小说中得到体现？我尤其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日本的文学作品，来具体证明这种关系的“实锤”。如果书中能深入到对中国作家群体，甚至是具体某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分析其日本文学阅读经历，以及这种经历对其创作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那将是极具启发性的。
评分阅读一本探讨文学史深度关系的著作，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那些“拨云见日”的洞见。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这样的主题，往往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交流细节与学术争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这本书，我预感其价值将体现在对中国文学在吸收与创新过程中的精微之处的揭示。它是否会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展示日本文学的哪些元素，例如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或者某些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如何被中国作家所感知、接受并加以改造的？我特别好奇，书中是否会对比分析一些同时期中国和日本的代表性作品，找出它们之间在主题、结构、人物塑造上的异同，从而印证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影响”说，深入探讨中国文学在接受日本文学的过程中，是如何保持主体性，甚至发展出超越原初借鉴的独特创造力的。例如，日本文学中的一些“舶来”元素，在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合后，是否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异”与升华，最终催生出更具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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