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一幅山民疾苦的画卷
一部家族兴衰的秘史
一条攀爬文学的小路
一首人民公社的輓歌
这是一本自传长篇小说，作者出生在中国鄂西山区，三岁丧母，十三岁辍学、放羊放牛、生产劳动、上街捡粪、小农民变成大农民，一生贯穿中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土地大包干、人民公社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经精神、饥饿、繁重的生产劳动的多重压迫下，走出了一条艰难曲折的生存之路。
本书特色
这是一本自传长篇小说，作者出生在中国鄂西山区，三岁丧母，十三岁辍学、放羊放牛、生产劳动、上街捡粪、小农民变成大农民，一生贯穿中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土地大包干、人民公社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经精神、饥饿、繁重的生产劳动的多重压迫下，走出了一条艰难曲折的生存之路。
作者简介
蔡长明
一九五三年生，中国湖北兴山县人，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正逢「文革」动乱，从此回队务农。一九八二年责任田的划分，乃人生一大转折，不仅可吃饱饭，且受聘到兴山县文艺创作室工作至今。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家变
上天堂
下地狱
悬脚客
扯滩
王婆婆过生
捡粮食
走读生
过童关
过年
给舅舅拜年
小学毕业
进出一中
失学
革命
广阔天地
上鼻絭儿
修铁路
重尝苦味
猪圈里升起炊烟
祖父最后的日子
年过春难过
夜晚守麦
灶上长青苔
三下田家
评工分
杀年猪
石碓声声
娃娃哭吧
春心难收
闹剧连台
铅箭金箭
黑色九月
乡里乡亲
过火焰山
除夕夜
外出奔生
民办教师
打乱仗
万命回春
图书序言
题记
人们说「文革」发生在中国，研究在国外。无论国内国外，有人研究是好事，怕的不研究，都忘掉。我曾跟一位当今文科的博士生交谈，说到「农业学大寨」，居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什么是博士？我孤陋寡闻，答曰：「读书读上顶的人」。天吶，一般人还情有可原，读上顶的书生说不知道，着实让人骇了一惊。
我跟季羡林先生有同样感受，他的《牛棚杂忆》许多人读后禁不住泪流满面，然而他们的子女读了却说季羡林在写小说，在胡编，在造谣。他感到了吃惊，说：「这一次十年浩劫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愚蠢、最荒谬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的大灾难。它把我们国家推到了濒于破产的边缘上。我们付出的『学费』不可谓不高矣。然而学到了多少东西？得到了多少教训呢？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千禧文存．龙抄本《牛棚杂忆》序》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5页）
惊恐过后我再细想，事非经过不知难，叫人家怎么说呢？譬如那会儿的口粮结构、定量的标准、集体与社员分红的比例等等，要我这个亲身体验过的人准确回答出来，恐怕也难得交个好卷。况且如同家里的家私，大人叫不准传的事就不能传。没有经历，没有渠道，责怪年轻人就失去了应有前提。
「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重点内容，是「文革」在农村的具体表现，是殃及中国八亿农民的罪魁祸首－－简而言之，它就是农村的「文革」。
我参加过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在「农业学大寨」红旗下种过田，承受过卖柴扣口粮的惩罚，锅里煮过清水，看到过饿死在田间的大汉……这一幕幕人间的大剧，既没给老百姓好处，也没使人变得聪明，待影响到我的一面，倒是真正弄懂了一个字的涵义：饿！「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八二年，中国农村盼来了土地变革－－「大包干」。这一年我拥有了四亩的土地，当我捧起潮湿的泥土，凑到口鼻跟前吸食它诱人芳香的时候，竟一时醉意醺醺，差点像范进中举带出痰气而转了狂－－因为我从此吃上了饱饭，跟那个压迫我几十年、淫威我几十年的春荒告了别！老辈子告诫我们：「吃上饱饭不能忘记饿肚子，忘记饿肚子，饱饭就吃不长久。」为了不使那段艰苦岁月像迷雾一样被夜风吹散，为了饱饭吃得长久，责任同义务便一起来到我的肩上。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对生活的记忆和唿喊。唿喊我没有学识的底气，记忆倒还能勉强为之。于是便沿着我生活的路子，一步步走了下来，记录了我的一份粗糙生活，同时也记录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荒唐历史。
无论历史的、文学的宝塔都应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在向它添砖加瓦时要扪心自问：手中的材料接受过烈火的燎烤和锻鍊吗？有钢的质地吗？有金的纯真吗？只有如此的材料构建宝塔，狂风才吹不垮，暴雨淋不坏，立于世界之林，无愧！
二○一一年十二月于兴山古夫桂苑
图书试读
我家住在凤凰山根前，脚下就是兴山县城。这里地平坡坦，山田连片，房屋聚集；是个进可入城，退可靠山的美丽乡村。活活七百多人丁，并无杂姓，皆出自蔡家祠堂，地名故称蔡家垭。
小时候，我把村子看得如同城市一样庞大：那墙壁挨墙壁、屋檐搭屋檐的木柱瓦屋足有一二百间；其中自然不缺石板铺地的对合街道，上下相通的农家巷子，能容纳千人的堆禾稻场；还有五个天井屋分佈其间。
论年龄，我们住的天井屋最老，相传还是姓蔡的进山公公在此落脚修的，算起来已有三百来年历史。柱头长虫，板壁脱落；石头同泥巴垒的外墙东倒西歪，裂尺把宽的缝，长年用棉絮、破鞋、包谷叶、牛王刺塞着。木楼以上没装板壁，使篾片编的篱笆。刮风下雨，木柱榫头呻吟不止，风在四处打着唿哨；墙上檐下，虚土掉瓦，整个院子像要塌了。
这里原有四户人家，我们住南屋，粪爷住西屋，蔡德安住北屋，蔡世英住东屋。蔡德安的田在石膏沟，收种不甚方便，就在石膏沟另新修了屋，老屋想卖，我祖父就买过来了。那么，这天井屋里我们便有了南屋和北屋。
至一九五一年，只因祖父有个同胞兄弟在田家埫，姓蔡的不准招女婿，么爷的两个姑娘前后出了嫁；经族人商议，我父母便负上刚满周岁的哥哥，到田家埫过继还宗。
父母去后，奔命地做，将两间破草房换成两间大瓦屋。但终因父亲跟么爷脾气不合，忍不下当「抱儿子」的那口怨气，毅然阖家又卷上了山。
回到老家，除开落下的一石二斗豌豆跟十九块腊肉外，母亲背上还多了一个我。
那年的春天，上头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仍抓得很紧。父亲怕那点豌豆保守不住，便将南屋拆掉，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三间干打垒的瓦房。虽说修了新屋，但对四合院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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