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图书标签:

• 中国
• 时事
• 政治
• 社会
• 访谈
• 忧思
• 批判性思维
• 文化
• 观察
• 思考

价值重建、社会公正、文明崛起、维权抗争、
毛式民主、公民儒教、体制改革

　　今日中国，各种思想百花齐放
　　陈宜中《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通过深度访谈：

　　国宝级思想家钱理群
　　追求社会公正与宪政民主的秦晖
　　反思富强崛起、唿唤岑名崛起的许纪霖
　　研究底层维权抗争的于建嵘
　　非典型的毛左派袁庾华
　　倡议公民儒教的新儒家陈明
　　唿吁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放
　　在他们各有独到的视野中，
　　对中国的现况与未来提出不同诊断。

　　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能带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动力，
　　在世界上推动人道与互助；
　　是不是能够给十数亿境内以及周边社会的人民带来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
　　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

作者简介

陈宜中

　　1970年生，高雄人。台湾大学电机系学士，剑桥大学社会暨政治科学院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兼任《思想》季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思想史、正义理论、应用政治哲学、当代政治思潮等。

忧思者的思考：《中国关键七问》序（钱永祥）
导言：中国崛起之后
拒绝遗忘：钱理群访谈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秦晖访谈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
底层中国的维权抗争：于建嵘访谈
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访谈
公民儒教的进路：陈明访谈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高放访谈

序

忧思者的思考：《中国关键七问》

　　当代中国充满了难以调和的对比。它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它既无法管束自己官员的贪腐滥权，也尚未建立人民敢信任的统治秩序。它帮助许多人在一代之间从赤贫变成富有；但从饮食、交通、住房，到教育、医疗、退休养老，几亿人民必须每天地、无奈地、心力交瘁地保护自己，钻营机会。它的宪法明言「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不过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中国农民没有农会，工农阶级在党内党外均说不上任何领导角色和政治意义。它的体制自许「具有中国特色」，不跟随既有的任何发展模式；不过除了维护党国官僚集团（以及周围的附庸）的独占地位之外，你很难说这套体制还相信什么、追求什么、还有什么理想与向往。

　　简单言之，中国已经「崛起」，可是这个新生的庞大力量，并不清楚如何界定自己，也还在迷惘该以什么面貌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人民与土地。今天的中国强大到只举得出「中国」这个符码，其他的一切都有待摸索：这似乎是中国庞大身影所映照出的尴尬难局所在。

　　这种迷惘状态，跟历史上前一个阶段适成对比。拿1900年的中国与2000年的中国对照，你约略可以看出这百年来中国发展的方向与成就。有鑑于惨痛的周折与高昂的代价，如何界定、评价这些成就与方向，各方会有严重的歧见；不过看来明显的是，百年前人们认定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建立现代社会、与满足温饱的民生经济。这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主导这些工作的国共两党的历史角色也告一段落。但是接下来中国要如何发展、往什么方向发展，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答案。

　　《思想》自许为各地华人的共同知识刊物，自然关注中国之命运，更关注中国大陆的崛起代表什么意义。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能带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动力，在世界上推动人道与互助；是不是能够给十数亿境内以及周边社会的人民带来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

　　在当下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与异议者也在关注同样的问题。他们亲身经历过几十年来的大小风暴，仍设法维持独立的心灵，缜密的思考，宽广的视野，以及对民间疾苦的悲悯情怀。钱理群先生选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作为他一本书的题名，多少形容了这批忧思者的自我定位。陈宜中先生先后邀请了其中多位，进行访谈。受访者对于中国当前难局的来龙去脉、对于体制的沉□、对于中国革命史的方向与病变、对于底层抗争与平民百姓的遭遇，皆有严肃、深入的理解，他们的分析与唿吁自有参考价值。而访谈的对话形式既综合呈现受访者的整体观点，又能在细节处流露出他们的风格与情操，自有其吸引人处。这些访谈陆续在《思想》发表之后，引起海崃两岸的高度瞩目，在网上流传广远，也激发了不少争论。我们认为这些重要的思考结晶有必要集结成书，一则便于流传保存，二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在各篇访谈之间对观参照，形成自己的判断。

　　身为《思想》的总编辑，我要强调陈宜中先生在这整个访谈计画中的枢纽贡献。作为访谈者，他必须先深入了解当前中国大陆的一般性问题；他也用心熟悉受访者的经历与着作，理解他们曾经提出的主张与论点；他本身更具备丰富精湛的理论与历史素养，方能掌握整个对话的方向与结构。最重要的是，宜中扮演的始终不是一个消极的提问、记录角色；相反，他是一位主动的对话者甚至于挑战者，事先与受访者磋商，界定访谈的主轴，设定议题，访谈中该追问处就追问，若是质疑、挑战能逼出更周全的说法，那就不惜质疑、挑战。总而言之，宜中设法让受访者以完整、系统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也用心设想读者在场，帮读者提出问题，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访谈对话的真实与切题。

　　这次结集，限于篇幅，只收入了七篇访谈。但是宜中手里尚有存稿，整个访谈计画也会继续进行，所以本书还将有续编。盼望这些访谈能持续地呈现与分析当下中国的重大问题，帮助中国寻找前路与远景，让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军事、经济的崛起，而能对人类做出更积极的贡献。所谓的「大国崛起」必须提出、体现某一套普世价值：英国开创宪政与法治，法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美国倡导民有、民治、民享，甚至苏联也宣扬过「无阶级的社会」，彼时成为整个时代的向往所在，也织入了人类的共同文明史。（当然，这些大国崛起另有其黑暗的一面。）另一种强调特殊性、对抗性的崛起，如德国的「以文化对抗文明」，或是如日本的「超克现代」，则带来了生灵涂炭、祸人祸己的后果。中国正面对历史性的选择，愿本卷受访者的诤言以及之后的其他访谈，能帮助中国──也帮助世界──找到理想的前进方向。

钱永祥

导言

中国崛起之后

　　本书收录了七篇当代中国思想访谈，受访者分别是钱理群、秦晖、许纪霖、于建嵘、袁庾华、陈明、高放。这七篇访谈自2009年起陆续发表于《思想》季刊，引起两岸知识界诸多回响与讨论。因此，我们决定集结成书，期能为关切中国大陆发展的读者（特别是台湾读者)提供一组发人深省的中国参照。

　　这本访谈集以七位中国思想家及其思考为焦点，深入探问他们对中国现况与未来的不同诊断。尽管思路各不相同，受访者在论及中国的「富强崛起」（许纪霖语)或「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钱理群语）时，皆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崛起的脉络下，这七篇「忧思者的访谈」构成一组尤具反思的中国读本。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本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口号，但在世人眼中，京奥的象征意义实为中国的崛起。自美国陷入金融危机后，「中国即将统治世界」的预言、欲望或警语，更甚嚣尘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言犹在耳，但就在短短几年间，大陆内部强势兴起了一波视野狭隘的国家主义浪潮，不断吹捧「中国模式」的独特和美妙。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展开一系列的深度访谈。

　　我们期盼崛起的中国大陆在自身历史与普世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更期待中国政权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民，尤其必须保护弱势者，包容异议者，并且理解港澳台湾的历史来历，尊重这几个社会的不同发展经验。

　　《思想》主编钱永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提到：「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能带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动力，在世界上推动人道与互助；是不是能够给十数亿境内以及周边社会的人民带来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这也正是本系列访谈的初衷。

　　七篇访谈皆经反覆提问和再三修订而成。进行的方式是先由我根据访谈录音逐字稿，编写出两万字左右的初稿，然后追加问题，请受访者修改补充。每一篇访谈都经过半年以上的来回讨论，最终由受访者确认后才定稿并发表。

　　如此耗时费神的访谈，真的有价值吗？身为这些访谈的提问人，我想借此机会交代几项可能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言论审查和出版管制至今仍无松绑迹象，因此，本书的访谈无法以完整的面貌正式在大陆出版。《思想》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园地，这本身正是一种言论自由的实践。

　　访谈过程中，我也提醒受访者，他们不只是对大陆读者发言，更务必考量台湾读者及其可能的质疑。在编辑过程中，我做了适度「翻译」，尽量使用台湾读者较熟悉的文字。

　　身为主要的提问人和访谈的编修者，我很自然而然地、也无可避免地带有台湾的印记。在反覆的提问中，某种「台湾因素」无所不在。所谓「台湾因素」，简单的说，就是从台湾的现实生活经验出发，对于中国大陆有所关切与介入，也对它提出期盼与要求。由于事实上两岸的人民休戚与共，历史相互渗透，命运相互影响，我们不能不做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主动、正面地介入大陆知识界有关中国走向的论辩。本书的七篇访谈正是对话的起步，希望不只提供了思想对接的桥樑，还能有「共促进步」的触媒作用。

　　各篇访谈概要

　　钱理群先生是这个系列访谈中第一位受访者。钱先生在北大执教期间，以鲁迅和周作人研究着称。2002年退休后，接连出版《拒绝遗忘》、《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民间思想史鉅着。他在访谈中指出，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共建政后，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一党专政模式，但始终迈不过一党专政这一门槛；今日中国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精神伦理危机等，终须归结于一党专制和国家主义。此外，他强调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国民性批判的当代意义：「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以立人为中心，要更关注人的个体生命的成长、自由、发展。」「只要中国人心不变、国民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到中国来，也仍然行不通。」他唿吁大陆知识分子积极争取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在制度重建之外，还需要全面的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

　　早年，钱先生曾是文革的全程参与者，是造反到底的造反派。他后来对毛主义的反思批判，都同时也指向他自己。鲁迅是他最主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他立志继承「鲁迅的五四」，做为永远站在平民一边的「鲁迅左翼」。在今日大陆的左右光谱上，钱先生是一位难以归类的国宝级思想家。

　　秦晖先生也曾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在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中，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中，他是最早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的论者，对邓小平南巡后的「权贵私有化」持坚定的批判立场。按他的陈述，南巡后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一种专制分家；在俄罗斯，正因为此种分家方式太不公正，引发寡头派和民粹派的恶斗，也才使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为可能。不公正的专制分家，为中国未来种下了危险因子。如果不想付出推倒重来的社会代价，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作为矫正正义）也就无可回避。

　　秦先生强调，赞成福利国家，须以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作为前提。民主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关乎社会公正与公民基本权利。俾斯麦式威权体制下的福利，只是皇恩浩荡而已；在当前中国的专制体制下，福利更经常沦为一种负福利。因此，他阐发以「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作为宪政左派与宪政右派的共同底线。他申论：如果左派不为政府扩权，而是积极追问其责任；如果右派不为政府卸责，而是努力制约其权力；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趋近于权责相符的宪政民主。

　　许纪霖先生把晚近的中国崛起界定为一种「富强的崛起」。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仅实现了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受到富强崛起的鼓舞，大陆出现了一波鬼鬼祟祟的国家主义政治神学。和昔日的德日法西斯相似，这是一种只有明确的反抗客体（即「西方」）却没有主体的抵抗。如果这类国家主义继续与集权体制、与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恐将把民族拖向无底深渊。唯有当国家理性受到现代启蒙理性的制约，并与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中国才可望实现文明的崛起，成为普世文明的领航者。

　　许先生不讳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大国地位，它势将崛起为对周边具支配力的帝国，而不仅是另一个民族国家而已。但徒具支配力的强权并不可欲，唯有引领普世文明的大国才能得到全球尊重。他指出，当前富强崛起的中国，只是一个自利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再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在此种霍布斯式的秩序下，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更没有社会。中国之乱已经不是乱在表层，而是乱在心灵。沉□已久，制度改革将只是治标的止血；当前中国危机是整体性的，非得从基础上重建社会、重建伦理不可。在此，他多方面唿应了钱理群先生的忧虑。

　　于建嵘先生长期研究底层中国的维权抗争，首创「刚性稳定」概念以界定维稳体制。近年来，由于他的「敢言」及其所依据的实证调查，他成为大陆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出于《思想》的访谈要求，于先生首度较为系统性地交代了他的学思历程和基本理念。他从幼年经验谈起，解释他为何主张「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社会得先保护个人的权利才会有公共的利益。」他对中国当前的农民和工人抗争，农会和工会问题，各种「群体性事件」及其动力等，有一套独特的分类和理解。

　　于先生指出，中共的核心考量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基于此，大陆的稳定主要是以「是否影响共产党的政权稳定」为标准，这跟今日台湾非常不同。中共为了巩固政权，把一切可以疏导压力的管道都视为不稳定因素，这正是「刚性维稳」体制日新月异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并不认为中共绝无可能改变，只是中共不会因为「理念」而改变，只会在强大的政治社会「压力」下改变。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他持审慎的乐观：「大陆会逐渐走向台湾的政治运作逻辑。」

　　在今日大陆的毛派或「毛左派」中，袁庾华先生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初中后，他就到郑州肉联厂当工人，尔后成为河南省造反派的骨干。1995年后，他参与郑州沙龙的创建和经营。在访谈过程中，袁先生除了回顾他的造反派经历外，亦对毛泽东和毛时代多所肯定。然而，他几项主要的政治主张，却与主流的毛左派有所差异。当前以「乌有之乡」作为主要代表的大陆毛左派，尚未接受他「结合程序民主（含竞争的政党政治）和大民主」的倡议。他唿吁中国政府同时平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和法轮功成员，并强调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是全世界底层人民奋斗出来的成果，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但时至今日，多数大陆左派仍视如此主张为汉奸「引狼入室」的诡计。

　　访谈中，我屡次打断袁先生，询问他的见解是否为今日大陆毛左派的主流意见，并请他阐发程序民主和大民主之不同，以及他何以主张两者应相互结合。他表示，他的民主思路与大陆底层毛派群众是相通的，只是部分毛左派尚未充分体认到结合程序民主之必要。值得一提的是，袁先生访谈在《思想》发表后，通过大陆网站的转载，在毛左派内部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论辩。

　　1980年代初，牟宗三先生曾力主「第五个现代化」，要求台湾当局推动民主转型。但在今日大陆，唿唤民主转型的新儒家几不可得。在大陆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中，陈明先生属于对自由民主有较多同情的一位。他在访谈中指出，台湾儒家之不谈「儒教」，是因为儒教在台湾的教化力量太大，所以不必这么谈。在大陆，儒门淡薄，社会基础薄弱，因此，大陆新儒家提倡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但他反对蒋庆、康晓光等论者「立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路线。他主张儒教在另外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发展「作为一个宗教的儒教」，为儒教徒提供更充实的生死灵魂论述；第二，要立志把儒教建构为「公民宗教」，为中华国族提供跨族群的认同铺垫。

　　陈先生表示，他不是文化民族论者或文化国家论者，也不是天下主义者。对外，他看重中国作为国际现实下的一个利益主体。对内，他认为在中华国族的构建过程中，儒教争取「公民宗教」的功能和地位是可能的，甚至必要。「公民儒教」如何与宪政民主的权利意识接轨，是他现阶段的努力目标。

　　在这本访谈集中，最资深的受访者是高放先生。他出生于同盟会家庭，1946年入北大政治系后，转向了中共。1950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受推崇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首席专家。文革后，他率先对「个人崇拜」提出批判，并于1988年担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更不断唿吁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

　　高先生在访谈中表示，他不认为多党平等竞争目前是可行的，因为中共绝不会接受。按中国宪法，省长需由民选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故而，只要把宪法理顺，党政分开，中国就可以迈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现阶段尚不需要考虑到党外，但要让民主党派壮大，要实施共产党内的差额竞选。他指出：当前的「中国模式」是四不像，唯有清理掉两极分化的美国模式成分、严控思想言论的苏联模式成分、国营垄断的欧盟模式成分，才能真正实现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谢词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联经的发行人林载爵先生，和《思想》主编钱永祥先生。没有他们长期的支持鼓励，这些访谈不可能问世。也谨此向联经的副总编辑胡金伦先生致谢。

　　在形成这七篇访谈的历程中，多位台湾年轻朋友协助整理访谈录音，另有二十几位大陆朋友慷慨地提供建议和支援，谨在此一併致谢。

　　非常感激受访的大陆前辈不厌其烦地容忍我不断的提问和编辑要求，谨以此书向他们致敬。

陈宜中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录

许纪霖先生，浙江绍兴人，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受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影响，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启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并积极介入当代论争，为大陆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有《无穷的困惑》、《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化史》（主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着作。

一、1980年代的启蒙及其分裂

王超华（以下简称「王」）：许先生，可否请您先谈谈您的成长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届的？

许纪霖（以下简称「许」）：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长大。文革时我是小学生，红小兵。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在上海市郊的东海农场。1978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毕业后，刚好缺青年教师，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间在职读硕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时，岁数算是比较小的。

许：我们班上，几乎全都是「老三届」，所以我是小字辈。班长与班里年龄最小的相差15岁，他开玩笑地对他说：「我都可以把你生出来了。」我自己观察，老三届的话题总是绕不过文革。关于文革，有三个不同的年龄层，区别在于康有为所说的「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对老三届，文革是「所经之事」。对我这个红小兵而言是「所见之事」，因为我没有直接经历，就算经历也是很间接的。而对文革后的一代，文革则是「所闻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乡虽然经历过，但毕竟经历有限，没有很直接的心理冲撞。我觉得跟老三届相比，自己与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亲和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最初做的是民主党派研究，大学时代就对这题目感兴趣？

许：纯属偶然。念大学时，自己乱看书。毕业留校之后，系里要我跟着一个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发现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不得了，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与当代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内心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的第一篇稿，写的是黄远生。他是民国初年的名记者，袁世凯称帝时要他帮忙造势。他非常挣扎，写完了又很后悔，因此后来写了《忏悔录》，忏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写了一篇〈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投给了《读书》杂志。当时王焱是《读书》的编辑部主任，竟然把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处女作发了出来，给我很大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写了二、三十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个案我称之为「心态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态史研究」提升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从个案出发，提炼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就像以赛亚‧柏林和别尔嘉耶夫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王：您为何认为大学的经历是最重要的？

许：1980年代大学的氛围，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私人空间很少，连谈恋爱都很拘束，与女同学稍为接触多一点，支部书记就会来干预。但1980年代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竞选人大代表、模拟审判、讨论国家大事、上街游行等等，热闹极了。1980年代有一种后文革的氛围，文革中的红卫兵精神转化为一种「后理想主义」，从「奉旨造反」转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开放。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视野、大思路、大气魄，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深。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比如赫尔岑、屠格涅夫，既有怀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信念很简单，为一个简单的主义奋斗，非常有行动力；但他们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似乎刚好倒过来。像我们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我们都是行动主义者，总是要有一个信念，都喜欢大问题，具有实践性，而这恐怕都与文革的红卫兵精神有关。而19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一代，书读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国父亲那代，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在虚无主义的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

评分☆☆☆☆☆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审慎”的智慧。作者在提出每一个“关键问题”时，都带着一种深沉的思考和负责任的态度。它不像是一些文章那样，一味地批判或者赞美，而是试图去理解，去剖析，去寻找问题的根源。我期待在书中，能够看到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的深入探讨。而“忧思者”的访谈，则让我看到了作者对那些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尊重。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视角，获得一种更加全面、更加 nuanced 的理解。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思想的体检”，它会帮助我识别出自身认知的盲点，并引导我去发现更深层的真理。我期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拨云见日”的清晰感，能够对中国有一个更加深刻、更加透彻的认识。

评分☆☆☆☆☆

拿到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分量”。这种分量，不仅仅是纸张的厚度，更是它所承载的思想深度和现实关照。我期待这本书能够给我带来一种“醍醐灌顶”的体验，能够拨开迷雾，让我对中国当下的一些复杂现象有更清晰的认识。它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想必是那些真正触及中国社会肌理、影响国家发展走向的核心议题。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选择这些“关键问题”的，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联？通过“访谈”这种形式，我想象着那些“忧思者”们，他们带着怎样的视角和深度，来回应这些叩问。这种“倾听”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智慧和启示。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我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激发我更深入的思考，让我能够从更宏观、更具穿透力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它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但我相信，它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知识启迪，将是巨大的。

评分☆☆☆☆☆

这本书的气质，让我感觉像是置身于一个充满智慧的沙龙，与一群深刻的思想者进行着一场关于中国命运的对话。它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煽情，也不是那种空洞无物的理论堆砌，而是一种沉静而有力的思辨。我期待书中那些“关键问题”能够直击要害，触及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痛点和挑战。而“忧思者”的视角，则让我看到了作者的用心——他们不是局外人，而是对中国的发展怀有深切关怀的参与者。这种“同频共振”的视角，我想会带来更真诚、更触动人心的解读。我期待在阅读中，能够体验到思维的碰撞，能够感受到智慧的火花。它不会给我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会引导我去思考，去探寻，去构建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自我审视和自我提升的契机，让我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

评分☆☆☆☆☆

读这本书，我总感觉自己像是在攀登一座知识的山峰，每翻一页，都像是向上挪动了一步，视野也随之开阔。它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并没有试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系列犀利的问题，然后引导我们去思考、去辨析。这种“追问”的方式，恰恰是最具启发性的。我们常常沉溺于既有的框架和认知，而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新的思维维度。我尤其欣赏作者敢于触碰那些被回避、被忽略的议题，那些真正触及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矛盾与挑战。它不回避尖锐，不回避困难，而是以一种近乎“解剖”的方式，将问题的本质剥离开来。这种勇气本身就值得赞赏。我期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能获得知识，更能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学会如何独立地去判断和思考。它仿佛是一次思想的“考古”，挖掘出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深层逻辑，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我不会带着预设的答案去阅读，而是准备好迎接挑战，准备好被颠覆，准备好在每一次阅读中，都找到新的启发和方向。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就带着一种“叩问”的力量。它不是一次简单的陈述，而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面对中国当下最核心的议题。我期待书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能够触及那些被忽视的角落，能够揭示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矛盾。而“忧思者”的视角，则让我看到了作者对深度和真实性的追求。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中国。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思维的导航”，它会引导我穿越迷雾，去寻找更清晰的方向。我期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能够对中国有一个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与思想的对话，一次与现实的对话。

评分☆☆☆☆☆

翻开这本书，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求索”的姿态。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对现象的描绘，而是试图去追问更深层的本质，去揭示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逻辑。这就像一场精神的探险，每一页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和启示。我期待书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能够挑战我固有的认知，让我能够从新的角度去审视中国。而“忧思者”的访谈，则让我看到了作者对真诚和深刻的追求。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到一个更真实、更复杂、也更富于挑战的中国。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现状，更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可能性。它鼓励我们去思考，去辨析，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体验到思想的成长，能够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它不是一本轻易可以读完的书，但我想，它所带来的思考价值，将是长久而深远的。

评分☆☆☆☆☆

这本书的风格，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理性”的探索。作者并没有回避争议，也没有回避困难，而是以一种冷静而深刻的态度，去剖析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期待书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能够触及那些真正影响中国未来的核心要素。而“忧思者”的访谈，则让我看到了作者对智慧和深刻洞察的追求。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视角，获得一种更加全面、更加 nuanced 的理解。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认知的升级”，它会帮助我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去发现更深层的真理。我期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恍然大悟”的清晰感，能够对中国有一个更加深刻、更加透彻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对中国未来的一次深沉的思考。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引导，仿佛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我们穿越中国这片复杂而迷人的土地。它不是一次性的知识灌输，而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发现的过程。我喜欢它那种“抽丝剥茧”的叙事方式，每提出一个问题，都像是在打开一扇新的门，门后是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结论，而是鼓励我们自己去探索，去寻找答案。这种“启发式”的阅读体验，是我最为看重的。我期待在书中看到，那些“关键问题”是如何被提出，又是如何被层层剖析的。它是否触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难以言说的困惑？是否触及了那些隐藏在社会运行机制背后的深层原因？我更期待的是，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能够提升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再人云亦云，而是能够形成自己对中国现状的判断和理解。它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耐心”的引导。作者并没有急于给出结论，而是通过一系列“关键问题”，一点点地引导我们去深入思考，去探索问题的本质。我期待书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能够触及那些真正影响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而“忧思者”的访谈，则让我看到了作者对真诚和深刻的追求。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中国。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思想的旅行”，它会带领我穿越中国这片复杂而迷人的土地，去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智慧。我期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受益匪浅”的充实感，能够对中国有一个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对中国现实的一次深刻的对话。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文字虽不多，却足够引人遐思。我第一次翻开它，就被一种强烈的预感攫住了——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次深入肌理的探索，一次直面中国当下最核心、最棘手问题的勇敢尝试。它不像那些泛泛而谈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关键问题”，像庖丁解牛一样，层层剖析，将那些潜藏在表象之下的复杂性一一呈现。我尤其期待书中对“忧思者”的描绘，这本身就带着一种深刻的关怀和责任感，仿佛作者在邀请我们一同走进那些饱含智慧与忧虑的内心世界，去倾听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对未来走向的叩问。这种“访谈”的形式，本身就充满了人情味和现场感，而非冰冷的理论说教。我坚信，它会是一场思想的盛宴，一次精神的洗礼，更是一面映照现实、激发思考的镜子。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关键问题”究竟触及了哪些最敏感也最关键的领域，又是什么样的“忧思者”，带着怎样的视角和深度，来回应这些叩问。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下状况的解读，更是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探讨，一次对我们共同命运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