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价值重建、社会公正、文明崛起、维权抗争、
毛式民主、公民儒教、体制改革
今日中国，各种思想百花齐放
陈宜中《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通过深度访谈：
国宝级思想家钱理群
追求社会公正与宪政民主的秦晖
反思富强崛起、唿唤岑名崛起的许纪霖
研究底层维权抗争的于建嵘
非典型的毛左派袁庾华
倡议公民儒教的新儒家陈明
唿吁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放
在他们各有独到的视野中，
对中国的现况与未来提出不同诊断。
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能带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动力，
在世界上推动人道与互助；
是不是能够给十数亿境内以及周边社会的人民带来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
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
作者简介
陈宜中
1970年生，高雄人。台湾大学电机系学士，剑桥大学社会暨政治科学院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兼任《思想》季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思想史、正义理论、应用政治哲学、当代政治思潮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忧思者的思考：《中国关键七问》序（钱永祥）
导言：中国崛起之后
拒绝遗忘：钱理群访谈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秦晖访谈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
底层中国的维权抗争：于建嵘访谈
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访谈
公民儒教的进路：陈明访谈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高放访谈
导言：中国崛起之后
拒绝遗忘：钱理群访谈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秦晖访谈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
底层中国的维权抗争：于建嵘访谈
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访谈
公民儒教的进路：陈明访谈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高放访谈
图书序言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录
许纪霖先生，浙江绍兴人，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受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影响，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启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并积极介入当代论争，为大陆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有《无穷的困惑》、《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化史》（主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着作。
一、1980年代的启蒙及其分裂
王超华（以下简称「王」）：许先生，可否请您先谈谈您的成长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届的？
许纪霖（以下简称「许」）：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长大。文革时我是小学生，红小兵。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在上海市郊的东海农场。1978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毕业后，刚好缺青年教师，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间在职读硕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时，岁数算是比较小的。
许：我们班上，几乎全都是「老三届」，所以我是小字辈。班长与班里年龄最小的相差15岁，他开玩笑地对他说：「我都可以把你生出来了。」我自己观察，老三届的话题总是绕不过文革。关于文革，有三个不同的年龄层，区别在于康有为所说的「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对老三届，文革是「所经之事」。对我这个红小兵而言是「所见之事」，因为我没有直接经历，就算经历也是很间接的。而对文革后的一代，文革则是「所闻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乡虽然经历过，但毕竟经历有限，没有很直接的心理冲撞。我觉得跟老三届相比，自己与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亲和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最初做的是民主党派研究，大学时代就对这题目感兴趣？
许：纯属偶然。念大学时，自己乱看书。毕业留校之后，系里要我跟着一个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发现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不得了，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与当代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内心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的第一篇稿，写的是黄远生。他是民国初年的名记者，袁世凯称帝时要他帮忙造势。他非常挣扎，写完了又很后悔，因此后来写了《忏悔录》，忏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写了一篇〈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投给了《读书》杂志。当时王焱是《读书》的编辑部主任，竟然把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处女作发了出来，给我很大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写了二、三十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个案我称之为「心态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态史研究」提升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从个案出发，提炼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就像以赛亚‧柏林和别尔嘉耶夫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王：您为何认为大学的经历是最重要的？
许：1980年代大学的氛围，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私人空间很少，连谈恋爱都很拘束，与女同学稍为接触多一点，支部书记就会来干预。但1980年代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竞选人大代表、模拟审判、讨论国家大事、上街游行等等，热闹极了。1980年代有一种后文革的氛围，文革中的红卫兵精神转化为一种「后理想主义」，从「奉旨造反」转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开放。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视野、大思路、大气魄，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深。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比如赫尔岑、屠格涅夫，既有怀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信念很简单，为一个简单的主义奋斗，非常有行动力；但他们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似乎刚好倒过来。像我们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我们都是行动主义者，总是要有一个信念，都喜欢大问题，具有实践性，而这恐怕都与文革的红卫兵精神有关。而19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一代，书读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国父亲那代，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在虚无主义的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
许纪霖先生，浙江绍兴人，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受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影响，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启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并积极介入当代论争，为大陆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有《无穷的困惑》、《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化史》（主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着作。
一、1980年代的启蒙及其分裂
王超华（以下简称「王」）：许先生，可否请您先谈谈您的成长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届的？
许纪霖（以下简称「许」）：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长大。文革时我是小学生，红小兵。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在上海市郊的东海农场。1978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毕业后，刚好缺青年教师，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间在职读硕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时，岁数算是比较小的。
许：我们班上，几乎全都是「老三届」，所以我是小字辈。班长与班里年龄最小的相差15岁，他开玩笑地对他说：「我都可以把你生出来了。」我自己观察，老三届的话题总是绕不过文革。关于文革，有三个不同的年龄层，区别在于康有为所说的「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对老三届，文革是「所经之事」。对我这个红小兵而言是「所见之事」，因为我没有直接经历，就算经历也是很间接的。而对文革后的一代，文革则是「所闻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乡虽然经历过，但毕竟经历有限，没有很直接的心理冲撞。我觉得跟老三届相比，自己与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亲和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最初做的是民主党派研究，大学时代就对这题目感兴趣？
许：纯属偶然。念大学时，自己乱看书。毕业留校之后，系里要我跟着一个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发现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不得了，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与当代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内心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的第一篇稿，写的是黄远生。他是民国初年的名记者，袁世凯称帝时要他帮忙造势。他非常挣扎，写完了又很后悔，因此后来写了《忏悔录》，忏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写了一篇〈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投给了《读书》杂志。当时王焱是《读书》的编辑部主任，竟然把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处女作发了出来，给我很大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写了二、三十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个案我称之为「心态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态史研究」提升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从个案出发，提炼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就像以赛亚‧柏林和别尔嘉耶夫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王：您为何认为大学的经历是最重要的？
许：1980年代大学的氛围，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私人空间很少，连谈恋爱都很拘束，与女同学稍为接触多一点，支部书记就会来干预。但1980年代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竞选人大代表、模拟审判、讨论国家大事、上街游行等等，热闹极了。1980年代有一种后文革的氛围，文革中的红卫兵精神转化为一种「后理想主义」，从「奉旨造反」转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开放。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视野、大思路、大气魄，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深。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比如赫尔岑、屠格涅夫，既有怀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信念很简单，为一个简单的主义奋斗，非常有行动力；但他们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似乎刚好倒过来。像我们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我们都是行动主义者，总是要有一个信念，都喜欢大问题，具有实践性，而这恐怕都与文革的红卫兵精神有关。而19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一代，书读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国父亲那代，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在虚无主义的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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