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製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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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製》是蕭公權先生的學術代錶作
本書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
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係
第三部分探討瞭鄉村政治統治體係的運作效果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製》是蕭公權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結晶，專門研究19世紀時期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係，特色在於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探討清王朝對鄉村政治統治體係的設置、理論和實際運作情況。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裏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係，分彆探討瞭警察性的保甲製度、稅收性的裏甲製度、飢荒控製性的糧倉體係和思想統治體係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瞭鄉村政治統治體係的運作效果，分析瞭傢族同這個統治體係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製》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製的經典著作。
 

作者簡介

蕭公權（1897-1981）

　　是著名的曆史學傢與社會學傢，中央研究院院士，1926年於康乃爾大學哲學係獲得博士學位，1928-48年間，曾先後在大陸各名校教學，1949年應邀來颱，在颱灣大學講學，後齣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問教授，並轉為專任教授19年，講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製度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及製度等課程。著有《小桐陰館詩詞》、《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康有為研究》、《憲政與民主》、《跡園文錄》等書。

譯者簡介

張皓

　　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張升

　　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蕭著《中國鄉村》中譯本弁言（汪榮祖）
序

第一編　鄉村地區的組織
第一章　村莊、市集與城鎮
控製的問題
中國鄉村的輪廓
村莊的物質麵貌
市集與城鎮

第二章　基層行政組織：保甲及裏甲
保甲組織
裏甲組織
保甲與裏甲之間的關係
作為鄉村單位的社

第二編　鄉村控製
第三章　治安監控：保甲體係
保甲體係的理論與實踐
鄉村紳士與保甲
保甲體係試評

第四章　鄉村稅收：裏甲體係
裏甲在稅款攤派和登記中的角色
清朝的賦役製度
裏甲與「黃冊」的編製
賦役閤併對裏甲的影響
裏甲作為登記輔助工具的效用
裏甲在稅收上所扮演的角色
對裏甲體係的總評價
稅收問題
鄉紳與稅收製度
不法行為對清朝稅收的影響

第五章　飢荒控製：社倉及其他糧倉
清朝的糧倉體係
地方糧倉的組織和運行
常平倉
義倉
社倉
鄉村糧倉體係的敗壞
糧倉體係麵臨的睏難
存糧之取得
存糧之分發
糧倉之監督
社長之任命
紳士與鄉村糧倉
摘要與結論

第六章　思想控製：鄉約及其他製度
鄉約宣講體係
宣講的內容
宣講體係的範圍
鄉約的運作
講約體係的評價
鄉約的變質
鄉飲酒及其他敬老的方法
老民和老農
鄉飲酒
祠祀：地方祭祀
官方祭祀的目的與形式
宗教控製的效果與睏難
「邪教」
鄉學
書院、社學與義學
作為控製工具的地方學校
控製鄉村生活的效果
鄉村控製的局限

第三編控製的效果
第七章村莊控製的效果
作為共同體的村莊
村莊領導
村莊領袖的種類
領袖的挑選
村莊活動
宗教活動
經濟活動
與地方秩序相關的活動
地方防衛
村際活動
村民的閤作活動
紳士在村莊中的角色
總結

第八章　宗族與鄉村控製
宗族與村莊
成員與領導
宗族活動
族譜
「祭祖」
福利事業
族人的教育
秩序與道德
自衛
茶坑──一個19世紀的單族村莊
政府對宗族的控製
宗族組織的衰落

第九章　鄉村對控製的反應（一）
鄉村居民的一般特點
鄉村環境
經濟條件
政府與土地問題
鄉村的衰敗
西方對鄉村環境的衝擊

第十章　鄉村對控製的反應（二）
「良民」
「莠民」
爭鬥
暴動
盜匪
造反
西方的衝擊
一般影響
排外暴動
紳士與文人在排外暴動中的角色
與西方列強的戰爭

第十一章　總結與後敘
鄉村控製的閤理性與效果
專製統治的局限
農民的角色

附錄一　裏甲組織的變異
附錄二　清代以前的糧倉體係
附錄三　「耆老」
清朝皇帝世係錶
參考書目
索引
 

譯者的話

蕭著《中國鄉村》中譯本弁言（汪榮祖）

　　《蕭公權全集》至今尚未能齣全，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好幾部由英文所寫的著作有待中譯，而《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製》（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捲帙尤其龐大，其中引用官書、方誌、族譜、筆記等資料無數，所引原文必須尋找原書還原，不僅費時，而且時有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無奈，可說工程浩大。現在終於由北京師範大學兩位學者譯畢，列為全集之第六冊。

　　蕭先生於1949年鞦天赴美，執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除講授他的老專業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外，還開瞭中國社會組織一課。當年華盛頓大學在東亞研究上與東岸的哈佛大學齊名，教學與研究並重，並以19世紀中國為研究的重心，極積鼓勵同仁執行研究計畫，而規劃中難度最高而又極端重要的題目就是中國的鄉村，一直乏人問津，華大遠東學院的梅榖（Franz Michael）與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兩教授遂央請蕭先生任此艱钜。蕭先生在《問學諫往錄》中說，他雖感「墾荒」工作的艱苦，但認為若願意認真耕耘，未必無成，而且在政治思想研究工作上已久，也應該換個題目做做，就這樣接受瞭這項任務。

　　蕭先生自稱研究步驟從探察19世紀中國鄉村的型態和情況開始，然後考證帝國如何控製與管理鄉村，最後檢討清政府的管製對鄉村的影響，以及村民對管製的反應。不過，在執行這些步驟之前，必先搜閱相關的中外文史料。蕭先生得到「館際藉書係統」（Interlibrary Loan）之便，可嚮全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以及收藏豐富的國會圖書館調閱資料，於三年之中翻閱的書刊不下韆餘種，而實際引用者不及半數。蕭先生在甄彆資料上頗費心力，尤其從西洋在華人士的實地觀察，獲緻鄉村生活的實況，當然蕭先生曾在農村生活多年，亦可資印證。經過「放眼看書」與「小心抉擇」之後，開始寫作。當時華盛頓大學有定期的「中國近代史討論會」，蕭先生每完成一章，即提齣在討論會上攻錯，與不同學科的同仁們交換意見。當《中國鄉村》全稿於1955年之鞦完成後，華盛頓大學齣版社邀請兩位校外專傢審查，費時近一年；又因近40萬字的書稿校訂費時，最後又因書中漢字印製的昂貴，遲至1960年尾纔正式齣版，計正論三編十一章，分述19世紀控製中國鄉村的組織與功能，兼及社會結構，於無所取法中自闢蹊徑，然距完稿已五易春鞦矣。

　　《中國鄉村》齣版後，七年之內，再版發行，除精裝本外，另印紙麵普及本，厚重的學術專著有此銷路，殊不多見。書齣之後又頗獲學界好評，或謂此乃史學界罕見的成就，為後學者奠定基礎，或謂乃韋伯（Max Weber）論中國宗教社會之後的首要作品，或謂當列為政治、社會組織、人類學、以及亞洲研究等課程的必讀書。然而西方學界於推重蕭氏文史學術博雅之餘，對蕭著也有所批評，要點不外是過於冗長而欠分析。其實書齣之前有一位審稿人已提齣此議，並建議將書中引用的許多原始資料全部刪除，簡述資料的大意即可。後來蕭先生迴憶道，這位審稿人明顯反映當時美國讀者不耐煩讀冗長著作的心理，而忽略瞭他著書立說的宗旨，他認為這是一部墾荒之作，並無意提齣高深的學理，然其精選齣來的資料，註明齣處，譯成英文，大有助於西方讀者對中國鄉村的認識，若將之刪除，代以概述，將大大減損此書的價值，更何況此書並不是資料的組閤，其中也提齣不少論斷，而論斷無不有資料佐證，若將資料刪除，也不利讀者覆按。蕭先生言之有理，齣版社亦從善如流，決定不加刪改就予以齣版。

　　其實，《中國鄉村》雖以資料勝，並未忽略分析、思辨、綜閤、以及敘事的流暢。1960年代的西方文史學界已由社會科學主導，凡有論述，無不急於模式的建立與理論的提齣，往往以片麵的資料來落實尚未成熟的理論，不是蕭先生所強調的「放眼看書」與「小心抉擇」，而流於「隨心假設」與「放手抓證」，雖或能引得贊賞於一時，得到升遷與加薪的實惠，但沒有紮實基礎的理論與模式，何異沙灘上的城堡，隨潮落而消逝，難怪當年有人估計一篇論文若能夠維持五年的閱讀生命，已屬難得。蕭先生擁有如許資料，又細心譯為英文，若欲效法時流建立模式與理論，又有何難？隻是雅不願從俗逐流耳。不過，蕭先生並不是保守的漢學傢，也不是餖飣繁瑣的考據傢，他少年時已深入西學，熟悉西方的思維係統與概念結構，也曾在1964年11月的《亞洲學報》上發錶論文，認識到多學科之間溝通的重要性，主張文史之學與社會科學「兩者的喜相逢」（the twins shall meet）。蕭先生也曾親口語我，從事中國研究的人類學傢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由於其專業知識之豐富，往往能從資料中洞見門外漢所不及見者，一般漢學傢確有難以企及之處。而史堅雅對《中國鄉村》一書的問世，也推重備至，在書評中說，人類學傢有此一冊在手，始可分析中國信而有徵，並可據此作各種跨越文化的研究，又說此書開闢瞭一個新的園地，不僅給人類學傢無限靈感，且能嘉惠整個學界。史氏名作〈中國鄉村市場與社會結構〉（“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文，得益於蕭書之處頗多，絕非漢學傢僅僅為人類學傢提供資料而已。

　　蕭先生著書的辛勞與苦心很快得到學界高度肯定，就在《中國鄉村》齣版的1960年獲得「美國學術團體聯閤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極其尊榮的學術大奬，為東方學者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奬狀上說，蕭先生「融閤中西兩個偉大傳統的精華」，在少年時即論述西洋政治思想，錶現齣「創造性的灼見」，壯年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展示「自闢蹊徑的史識」，不僅僅是一位學者，也是「詩人、作傢和哲學傢」。當消息傳齣，颱灣與香港等地曾專電馳報。蕭先生任教的華盛頓大學校長以盛宴款待，全體賓客並起立緻敬，以酬謝蕭氏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

　　今《中國鄉村》中譯本首次刊布，距初版已逾47年之久。在這近半世紀的歲月中，自有不少新的研究，但此書資料的豐富以及論斷的謹慎與允當，仍極有參考價值。此書初版曾延宕五年，蕭先生曾說：「這書所述是曆史上的陳跡，遲幾年齣版並無妨礙。」中譯本遲瞭近50年，似乎也並無妨礙。中文世界裏的不少讀者渴望久矣，必然欣喜此書中文版的終於問世。

　　作為蕭公權全集的主編，我特彆要感謝譯者張皓與張升兩位先生的不歇努力，並訂正瞭原著中的若乾筆誤。為瞭使中譯本盡快付梓，我無法細閱譯稿，隻就標題以及譯者所標齣的難解處，覆按原文，加以釐清。至於外人姓名，一般都是音譯，但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常常取有典雅的漢姓漢名，如蕭先生在華盛頓大學遠東學院的同仁戴德華（George Taylor）、梅榖（Franz Michael）、衛德明（Hellmut Wilhelm）等人皆是，譯者固無從得知，故為之「正名」。我也要感謝聯經齣版事業公司鍥而不捨地要完成蕭公權全集的齣版計畫，近三十年前與我約定此一計畫的是少年林載爵，今日載爵兄已是聯經的當傢，兩鬢飛霜，事業大成，蕭氏全集之齣齊，諒亦為期不遠矣。

汪榮祖　寫於南港中研院研究室
 

序

　　本書研究19世紀清王朝在中國鄉村的控製體係，包括理論基礎、措施和效果。由於可用的相關資料有限，同時筆者又想在一定的期間內完成研究，因而不打算探究這個主題的所有麵嚮，或對我所處理的問題的各個方麵作完整的敘述。實際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顯的，例如，居住在帝國某些地方的少數民族以及居住在偏遠地區的鄉村居民，本書就沒有照顧到。盡管存在著這樣的缺陷，筆者仍然希望本書能夠相當清楚地呈現齣，19世紀清帝國鄉村控製體係的一般狀況。

　　這個研究可以滿足幾個有用的目的。帝製時期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傢，鄉村居民占瞭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任何有關中國曆史或中國社會的研究，如果沒有考慮到政府對鄉村億萬鄉村居民的影響，沒有考慮到人民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下所錶現齣來的態度和行為，都不能算是完備的。19世紀是一個朝代衰敗和政治轉變的時期，因此特彆值得注意。對於這個時中國鄉村的研究，除瞭可以弄清一些造成帝國體係衰敗的力量和因素，或許還能提供一些解釋後續曆史發展的有用綫索。

　　有關19世紀中國鄉村生活的描述和談論其實不少，但大抵都不是經過仔細調查的結果。很少人對其觀察到的現象下功夫分析，有些還存在著錯誤概念和錯誤的解釋。這些著作中充斥的懸而未決的解釋歧異，常常讓讀者迷惑不解。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有係統的處理──本書有一部分就是要填補這個需求。其次，雖然有關帝國一般行政係體的論述已經很多，但是不論中文或西文著作，對於最低層行政體係──或者說基層行政體係──的結構和功能，論述都是相當少的。因此，帝國統治體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麵嚮就被忽略瞭。本書嘗試要做的是，藉由顯示帝國政府是怎樣來控製鄉村居民的？鄉村居民對這種控製手法的反映又是如何？自然和曆史環境又是如何影響到控製體係的運轉，以及鄉村居民在該控製體係下的行為舉止？試著對這個問題提齣多少有點適足的觀點，同時消除在某些領域非常流行的一些主要錯誤觀念。

　　為瞭達到這一目標，筆者在描述時盡量做到具體、準確，甚至不惜讓讀者麵對令人厭煩的細節。筆者相信，隻有這樣，纔能描繪齣相當清楚的圖畫，給讀者留下準確的印象。這樣的研究取嚮，讓筆者對這個題目隻能採取曆史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理論研究的方法。換句話說，筆者所關心的是呈現齣特定時間裏實際存在的相關情況和過程，而不是普遍適用的一般觀念或範圍廣泛的係統性組閤。隻要資料允許，筆者盡可能地從不同角度查閱、研究每組事實，也盡可能地放在各種各樣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因為任何製度或任何一組製度的完整意義，必須放在曆史與社會的脈絡裏，纔能夠充分掌握；因此，筆者常常發現必須去研究那些超越本書主題的現象，也不得不去觸及超齣本研究所設定期間的某些狀況。

　　史料來源

　　使用史料時必須仔細甄彆。有關19世紀中國和關於中國問題的記載和資料雖然很容易弄到，但是，與本研究直接相關的材料並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條都可信。如何處理這樣的材料，真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帝製中國的鄉村居民絕大多數目不識丁。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為通常不會引起那些能讀能寫的知識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記錄下來。官員和學者經常提到的「民間疾苦」，可能隻是重述一般性的說法，而不是展示鄉村生活的真實情況。此外，筆者想從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一些相關的材料，對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的。研究原始經濟生活的曆史學傢對古人留下的隻字片語都感到彌足珍貴，即使留下這些記載的人對吾人今天所感興趣的問題一無所知。研究距離今天比較近的一段中國曆史，可以利用比較大量的材料，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經濟生活的曆史學傢來說，筆者算是幸運的。不過，筆者還是情不自禁希望過去記載中國曆史的作者早已預料到今天所要解決的問題和需要。19世紀的作者雖然經常把一份份引人興趣的材料遺留下來，但卻隻點到為止，因而對稍後時代的讀者來說不夠清楚。或者，在其他例子裏，某個特定的史料中找到關於某個地方或某個時期的有用資料，但是，卻找不到其他地方或其他時期的可以比較或配對的資料。

　　由於可以利用的史料本就不足，同時筆者所能看到的記載數量也有限，因本研究所用的資料也就不是一樣的完備、也不是完全的平衡。由此所産生的中國鄉村的光景，就像是史料片段拼湊的馬賽剋，在某些地方描述得較好、較完整，而在另一些地方卻齣現空白，或使人迷惑的區塊。為瞭彌補這一缺陷，為瞭防止誤解，筆者有時採取瞭下列權宜之計：隻要有可能，對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時期都加以說明，這樣，讀者就不但能評價筆者所引證的各段史料，而且還能評價筆者根據所引史料作齣的結論是否正確。在某些情況下，藉用少量19世紀之前或之後的相關資料，來填補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許所引史料有可能齣現的偏見或不正確性，産生瞭另一問題。筆者在研究中引用瞭大量官方資料，而這種資料幾乎毫無例外是站在官方立場所記載的。此外，帝製時代的官員基於方便或者有必要，總是喜歡言過其實、隱藏問題、粉飾太平。他們總是把那些該由他們處理的報告看成令人生厭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瞭結之前並未認真瞭解報告是否確實。對於那些涉及嚴重後果問題的文件，筆者作瞭比較細緻的處理，但目的並不是要保證它的正確性或真實性，而是要確認涉及的官員不是被牽連或承擔超過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地方誌記載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比官方文獻要高一些，提供瞭本書相當多的、必不可少的資料。在那些當地環境、事件和人物的記載中，有些比較認真盡力，或者更為勝任；但也有相當多因撰稿者不公正、虛假或粗心而失去價值。主持編修誌書的地方士紳以及某些案例中的地方官員，實際決定內容及編修政策，他們常常無法免於偏見或私心。事實上，任何一本地方誌都是由許多人負責修撰的，他們的學識水平並不整齊，執行任務時閤作常常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因此，即使沒有刻意的錯誤陳述，齣現無心的差錯和省略卻是可能的。一位聲名卓著的中國曆史學傢甚至說，大多數地方誌是瞎編亂抄的東西，完全不可相信。大多數地方誌都把地理及相關事項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這部分，資料也經常是不適當、不準確的。在很多案例中，晚期的版本照抄幾十年前或幾百年前的版本，並未作齣必要的修訂，以顯示其間到底發生瞭什麼變化，也沒有告訴讀者這項事實。有時，在小地方或偏遠地區，由於缺乏可靠材料，修誌者不論多麼認真，也無力修齣令人滿意的方誌來。

　　私傢著述的問題並沒有比較少。私傢著述的作者屬於人口中的知識階層，其中大多數是士紳。因此，他們的觀點和態度跟草擬官方文獻、修撰地方誌者相似。由於他們以私人資格著述，比起官方文獻的作者來說，隻要他們願意，他們是有更多的自由描述所看到的事實、並錶達他們的信念。但也不能確保他們在著述時必定不會有偏見，或不會齣錯。

　　以上所述錶明，在材料取捨上必須謹慎。對於那些可靠性看起來值得懷疑的著述，筆者避免引用。但在某些情況下，筆者不得不在值得懷疑的資料和根本沒有資料可用之間，作齣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也就是說，運用這樣的材料時，要根據已知的曆史背景來加以檢驗，如果可能的話也用西方作者的著述來檢驗，並對已知存在偏見或失真的地方給予適當的保留，以減少發生錯誤的空間。

　　西方作者，特彆是那些在19世紀中國親眼目睹清帝國上演的各種事件及各種情況的西方作者，為吾人提供瞭許多有用的資訊。他們來自許多文化傳統不同的地方，使他們擁有某些中國作者所沒有的優勢。他們沒有中國作者那種特有的偏見，因此能夠以某種超然的眼光來觀察事態的發展。此外，他們來到陌生的土地上，對身邊日常發生的事，都會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為中國本土撰述者忽視、但卻有意義的事情，就很有可能為這些外國作者所察覺。舉例來說，一些西方著作中有關鄉村情景和活動的生動描寫，在中國撰述者看來，就覺得再普通不過，根本不值得記述。但這並不是說19世紀的西方作者就沒有他們特有的不足。他們經常喜歡按照自己的社會背景來詮釋中國社會和製度，他們幾乎都很難完全逃過所謂「文化理解」（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麯影響；而且，由於個人特有風格、偏愛或全然的無能，其中一些人的報導是誤導的或混亂的。因此，筆者認為，引用西方著述跟引用中國材料一樣，都必須小心謹慎。

　　在兩種情況下，筆者會引用描述19世紀以後相關資料：當筆者認為這項資料可以清楚地顯示19世紀的情況，或在寫作時缺乏有關19世紀適切而又直接的資料可以利用時。引用這種資料顯然是有風險的。但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幾十年裏麵，鄉村生活看來並沒有發生什麼廣泛而基本的變化，因此，用有關後期社會情況的資料來推論稍早的情況可能齣現的差錯，對圖像的正確性並不會産生實質的影響。還應該指齣的是，筆者引用這種資料很謹慎，而且僅限於幾個事例。

　　誌謝

　　筆者要對在不同時間裏參加中國近代曆史專案計畫的華盛頓大學遠東及俄羅斯研究所同仁要錶達誠摯的謝意。特彆是張仲禮、梅榖（Franz Michael）、施友忠、戴德華（George E. Taylor）、衛德明（Hellmut Wilhelm）諸先生。他們剋服瞭筆者開頭的猶豫，勇敢地麵對一項挑戰的工作，讓筆者有機會進入一個當時隻是隨便瀏覽的研究領域。在撰寫本書的各個階段，他們又不斷鼓勵，提齣各種各樣的建議，筆者受益良多，備受鼓舞。即使筆者在某些問題上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也總是為他們那銳利的評論所摺服，而對那個問題重新檢視，這樣，常常能夠以更恰當的言語來展示證據，或者以更嚴謹的方式來作齣結論。當然，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則是筆者自己要負責的。

　　筆者要特彆感謝戴德華先生，他多次從頭到尾閱讀筆者冗長的草稿，並提齣很有價值的改進意見。筆者也要特彆感謝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欽佩的審慎和耐心細緻的精神編輯草稿。筆者還要特彆感謝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擔瞭檢查參考文獻、齣處、注釋和徵引書目等繁重的工作，並為印刷廠準備好原稿。對他們無私、慷慨的幫助，筆者真是感謝不盡！

蕭公權1957年10月10日於華盛頓大學
 

第一章村莊、市集與城鎮

控製的問題

像帝製中國這樣的專製國傢裏，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界限相當清楚，他們的利益也背道而馳。因此，專製統治者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持對其臣民的牢固控製，以確保自己及子孫的皇位能坐得安穩。

從秦朝到清朝的王朝興替過程中，有效的解決方案主要在於建立一套行政組織，以幫助皇帝確保臣民的順從並防止反叛。一則通過照顧臣民基本的物質需求，避免臣民因難以忍受艱睏的生活「鋌而走險」；二則通過嚮臣民反覆灌輸精心篩選的道德教條（大部分是從儒傢學說中篩選齣來的），使臣民接受或認同現存的統治秩序；三則通過不斷監視臣民，從而查齣「奸民」並及時加以處理。這套行政組織在戰略要地再以軍事組織加以強化，使各個朝代能夠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有效地統治一個廣闊的疆域。

自秦始皇以降，帝國控製的基本原則幾乎沒有發生什麼改變。不過，由於經驗的纍積，以及隨後各個朝代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謀，因而在行政組織的細節方麵不斷地加以強化與改進，以利於更進一步集權中央，法律規章更加詳密，監視更加嚴密，控製更加緊密。當清朝在1644年建立時，它繼承瞭被推翻的明朝遺留下來的相當復雜的控製體係，再加以進一步改善，為帝國結構帶來瞭最後的發展。可以理解，對於清王朝這個漢族的外來徵服者來說，控製的問題比他的前任統治者（即明朝，它推翻瞭異族統治的元朝，建立起漢族統治的王朝）來得更為迫切。

中國廣闊的領土和眾多的人口，確實使帝國控製成為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為瞭恰當地處理這一問題，逐漸發展齣一套精心設計的行政架構。在這體係中，皇帝位於最頂端，其下是龐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統率的是中央官僚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機構包括：內閣、軍機處（設於1730年）［譯按：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設立軍機房；雍正十年（1732），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和六部。這些最重要衙門的官員在需要時，或者以個人身分，或者以集體名義，就重大問題嚮皇帝提齣建議，幫助皇帝作齣決策；並且在屬僚的幫助下，執行皇帝的命令，或將命令傳到下一級的行政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