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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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
本书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和基层组织划分
第二部分专门研究清王朝如何设置乡村的统治体系
第三部分探讨了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运作效果

　　《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结晶，专门研究19世纪时期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特色在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讨清王朝对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和基层组织划分，即研究村庄、市集、城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专门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设置乡村的统治体系，分别探讨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税收性的里甲制度、饥荒控制性的粮仓体系和思想统治体系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探讨了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运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这个统治体系的关系，以及乡村对它的行为反映。

　　《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已经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的国对地方控制的经典着作。
 

作者简介

萧公权（1897-1981）

　　是着名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26年于康乃尔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1928-48年间，曾先后在大陆各名校教学，1949年应邀来台，在台湾大学讲学，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并转为专任教授19年，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等课程。着有《小桐阴馆诗词》、《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康有为研究》、《宪政与民主》、《迹园文录》等书。

译者简介

张皓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升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着《中国乡村》中译本弁言（汪荣祖）
序

第一编　乡村地区的组织
第一章　村庄、市集与城镇
控制的问题
中国乡村的轮廓
村庄的物质面貌
市集与城镇

第二章　基层行政组织：保甲及里甲
保甲组织
里甲组织
保甲与里甲之间的关系
作为乡村单位的社

第二编　乡村控制
第三章　治安监控：保甲体系
保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乡村绅士与保甲
保甲体系试评

第四章　乡村税收：里甲体系
里甲在税款摊派和登记中的角色
清朝的赋役制度
里甲与「黄册」的编制
赋役合併对里甲的影响
里甲作为登记辅助工具的效用
里甲在税收上所扮演的角色
对里甲体系的总评价
税收问题
乡绅与税收制度
不法行为对清朝税收的影响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清朝的粮仓体系
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常平仓
义仓
社仓
乡村粮仓体系的败坏
粮仓体系面临的困难
存粮之取得
存粮之分发
粮仓之监督
社长之任命
绅士与乡村粮仓
摘要与结论

第六章　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
乡约宣讲体系
宣讲的内容
宣讲体系的范围
乡约的运作
讲约体系的评价
乡约的变质
乡饮酒及其他敬老的方法
老民和老农
乡饮酒
祠祀：地方祭祀
官方祭祀的目的与形式
宗教控制的效果与困难
「邪教」
乡学
书院、社学与义学
作为控制工具的地方学校
控制乡村生活的效果
乡村控制的局限

第三编控制的效果
第七章村庄控制的效果
作为共同体的村庄
村庄领导
村庄领袖的种类
领袖的挑选
村庄活动
宗教活动
经济活动
与地方秩序相关的活动
地方防卫
村际活动
村民的合作活动
绅士在村庄中的角色
总结

第八章　宗族与乡村控制
宗族与村庄
成员与领导
宗族活动
族谱
「祭祖」
福利事业
族人的教育
秩序与道德
自卫
茶坑──一个19世纪的单族村庄
政府对宗族的控制
宗族组织的衰落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反应（一）
乡村居民的一般特点
乡村环境
经济条件
政府与土地问题
乡村的衰败
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反应（二）
「良民」
「莠民」
争斗
暴动
盗匪
造反
西方的冲击
一般影响
排外暴动
绅士与文人在排外暴动中的角色
与西方列强的战争

第十一章　总结与后叙
乡村控制的合理性与效果
专制统治的局限
农民的角色

附录一　里甲组织的变异
附录二　清代以前的粮仓体系
附录三　「耆老」
清朝皇帝世系表
参考书目
索引
 

译者的话

萧着《中国乡村》中译本弁言（汪荣祖）

　　《萧公权全集》至今尚未能出全，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好几部由英文所写的着作有待中译，而《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卷帙尤其庞大，其中引用官书、方志、族谱、笔记等资料无数，所引原文必须寻找原书还原，不仅费时，而且时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无奈，可说工程浩大。现在终于由北京师范大学两位学者译毕，列为全集之第六册。

　　萧先生于1949年秋天赴美，执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除讲授他的老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外，还开了中国社会组织一课。当年华盛顿大学在东亚研究上与东岸的哈佛大学齐名，教学与研究并重，并以19世纪中国为研究的重心，极积鼓励同仁执行研究计画，而规划中难度最高而又极端重要的题目就是中国的乡村，一直乏人问津，华大远东学院的梅谷（Franz Michael）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两教授遂央请萧先生任此艰鉅。萧先生在《问学谏往录》中说，他虽感「垦荒」工作的艰苦，但认为若愿意认真耕耘，未必无成，而且在政治思想研究工作上已久，也应该换个题目做做，就这样接受了这项任务。

　　萧先生自称研究步骤从探察19世纪中国乡村的型态和情况开始，然后考证帝国如何控制与管理乡村，最后检讨清政府的管制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村民对管制的反应。不过，在执行这些步骤之前，必先搜阅相关的中外文史料。萧先生得到「馆际借书系统」（Interlibrary Loan）之便，可向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以及收藏丰富的国会图书馆调阅资料，于三年之中翻阅的书刊不下千余种，而实际引用者不及半数。萧先生在甄别资料上颇费心力，尤其从西洋在华人士的实地观察，获致乡村生活的实况，当然萧先生曾在农村生活多年，亦可资印证。经过「放眼看书」与「小心抉择」之后，开始写作。当时华盛顿大学有定期的「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萧先生每完成一章，即提出在讨论会上攻错，与不同学科的同仁们交换意见。当《中国乡村》全稿于1955年之秋完成后，华盛顿大学出版社邀请两位校外专家审查，费时近一年；又因近40万字的书稿校订费时，最后又因书中汉字印制的昂贵，迟至1960年尾才正式出版，计正论三编十一章，分述19世纪控制中国乡村的组织与功能，兼及社会结构，于无所取法中自辟蹊径，然距完稿已五易春秋矣。

　　《中国乡村》出版后，七年之内，再版发行，除精装本外，另印纸面普及本，厚重的学术专着有此销路，殊不多见。书出之后又颇获学界好评，或谓此乃史学界罕见的成就，为后学者奠定基础，或谓乃韦伯（Max Weber）论中国宗教社会之后的首要作品，或谓当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的必读书。然而西方学界于推重萧氏文史学术博雅之余，对萧着也有所批评，要点不外是过于冗长而欠分析。其实书出之前有一位审稿人已提出此议，并建议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资料全部删除，简述资料的大意即可。后来萧先生回忆道，这位审稿人明显反映当时美国读者不耐烦读冗长着作的心理，而忽略了他着书立说的宗旨，他认为这是一部垦荒之作，并无意提出高深的学理，然其精选出来的资料，註明出处，译成英文，大有助于西方读者对中国乡村的认识，若将之删除，代以概述，将大大减损此书的价值，更何况此书并不是资料的组合，其中也提出不少论断，而论断无不有资料佐证，若将资料删除，也不利读者覆按。萧先生言之有理，出版社亦从善如流，决定不加删改就予以出版。

　　其实，《中国乡村》虽以资料胜，并未忽略分析、思辨、综合、以及叙事的流畅。1960年代的西方文史学界已由社会科学主导，凡有论述，无不急于模式的建立与理论的提出，往往以片面的资料来落实尚未成熟的理论，不是萧先生所强调的「放眼看书」与「小心抉择」，而流于「随心假设」与「放手抓证」，虽或能引得赞赏于一时，得到升迁与加薪的实惠，但没有扎实基础的理论与模式，何异沙滩上的城堡，随潮落而消逝，难怪当年有人估计一篇论文若能够维持五年的阅读生命，已属难得。萧先生拥有如许资料，又细心译为英文，若欲效法时流建立模式与理论，又有何难？只是雅不愿从俗逐流耳。不过，萧先生并不是保守的汉学家，也不是饾饤繁琐的考据家，他少年时已深入西学，熟悉西方的思维系统与概念结构，也曾在1964年11月的《亚洲学报》上发表论文，认识到多学科之间沟通的重要性，主张文史之学与社会科学「两者的喜相逢」（the twins shall meet）。萧先生也曾亲口语我，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史坚雅（G. William Skinner）由于其专业知识之丰富，往往能从资料中洞见门外汉所不及见者，一般汉学家确有难以企及之处。而史坚雅对《中国乡村》一书的问世，也推重备至，在书评中说，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分析中国信而有征，并可据此作各种跨越文化的研究，又说此书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不仅给人类学家无限灵感，且能嘉惠整个学界。史氏名作〈中国乡村市场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文，得益于萧书之处颇多，绝非汉学家仅仅为人类学家提供资料而已。

　　萧先生着书的辛劳与苦心很快得到学界高度肯定，就在《中国乡村》出版的1960年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极其尊荣的学术大奖，为东方学者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奖状上说，萧先生「融合中西两个伟大传统的精华」，在少年时即论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现出「创造性的灼见」，壮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展示「自辟蹊径的史识」，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当消息传出，台湾与香港等地曾专电驰报。萧先生任教的华盛顿大学校长以盛宴款待，全体宾客并起立致敬，以酬谢萧氏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今《中国乡村》中译本首次刊布，距初版已逾47年之久。在这近半世纪的岁月中，自有不少新的研究，但此书资料的丰富以及论断的谨慎与允当，仍极有参考价值。此书初版曾延宕五年，萧先生曾说：「这书所述是历史上的陈迹，迟几年出版并无妨碍。」中译本迟了近50年，似乎也并无妨碍。中文世界里的不少读者渴望久矣，必然欣喜此书中文版的终于问世。

　　作为萧公权全集的主编，我特别要感谢译者张皓与张升两位先生的不歇努力，并订正了原着中的若干笔误。为了使中译本尽快付梓，我无法细阅译稿，只就标题以及译者所标出的难解处，覆按原文，加以釐清。至于外人姓名，一般都是音译，但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常常取有典雅的汉姓汉名，如萧先生在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的同仁戴德华（George Taylor）、梅谷（Franz Michael）、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等人皆是，译者固无从得知，故为之「正名」。我也要感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锲而不舍地要完成萧公权全集的出版计画，近三十年前与我约定此一计画的是少年林载爵，今日载爵兄已是联经的当家，两鬓飞霜，事业大成，萧氏全集之出齐，谅亦为期不远矣。

汪荣祖　写于南港中研院研究室
 

序

　　本书研究19世纪清王朝在中国乡村的控制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由于可用的相关资料有限，同时笔者又想在一定的期间内完成研究，因而不打算探究这个主题的所有面向，或对我所处理的问题的各个方面作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居住在帝国某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乡村居民，本书就没有照顾到。尽管存在着这样的缺陷，笔者仍然希望本书能够相当清楚地呈现出，19世纪清帝国乡村控制体系的一般状况。

　　这个研究可以满足几个有用的目的。帝制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乡村居民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任何有关中国历史或中国社会的研究，如果没有考虑到政府对乡村亿万乡村居民的影响，没有考虑到人民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都不能算是完备的。19世纪是一个朝代衰败和政治转变的时期，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对于这个时中国乡村的研究，除了可以弄清一些造成帝国体系衰败的力量和因素，或许还能提供一些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有用线索。

　　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和谈论其实不少，但大抵都不是经过仔细调查的结果。很少人对其观察到的现象下功夫分析，有些还存在着错误概念和错误的解释。这些着作中充斥的悬而未决的解释歧异，常常让读者迷惑不解。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有系统的处理──本书有一部分就是要填补这个需求。其次，虽然有关帝国一般行政系体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是不论中文或西文着作，对于最低层行政体系──或者说基层行政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论述都是相当少的。因此，帝国统治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被忽略了。本书尝试要做的是，借由显示帝国政府是怎样来控制乡村居民的？乡村居民对这种控制手法的反映又是如何？自然和历史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到控制体系的运转，以及乡村居民在该控制体系下的行为举止？试着对这个问题提出多少有点适足的观点，同时消除在某些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些主要错误观念。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笔者在描述时尽量做到具体、准确，甚至不惜让读者面对令人厌烦的细节。笔者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描绘出相当清楚的图画，给读者留下准确的印象。这样的研究取向，让笔者对这个题目只能採取历史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理论研究的方法。换句话说，笔者所关心的是呈现出特定时间里实际存在的相关情况和过程，而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观念或范围广泛的系统性组合。只要资料允许，笔者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查阅、研究每组事实，也尽可能地放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因为任何制度或任何一组制度的完整意义，必须放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里，才能够充分掌握；因此，笔者常常发现必须去研究那些超越本书主题的现象，也不得不去触及超出本研究所设定期间的某些状况。

　　史料来源

　　使用史料时必须仔细甄别。有关19世纪中国和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载和资料虽然很容易弄到，但是，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材料并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条都可信。如何处理这样的材料，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说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笔者想从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对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的。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对古人留下的只字片语都感到弥足珍贵，即使留下这些记载的人对吾人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研究距离今天比较近的一段中国历史，可以利用比较大量的材料，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笔者算是幸运的。不过，笔者还是情不自禁希望过去记载中国历史的作者早已预料到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19世纪的作者虽然经常把一份份引人兴趣的材料遗留下来，但却只点到为止，因而对稍后时代的读者来说不够清楚。或者，在其他例子里，某个特定的史料中找到关于某个地方或某个时期的有用资料，但是，却找不到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的可以比较或配对的资料。

　　由于可以利用的史料本就不足，同时笔者所能看到的记载数量也有限，因本研究所用的资料也就不是一样的完备、也不是完全的平衡。由此所产生的中国乡村的光景，就像是史料片段拼凑的马赛克，在某些地方描述得较好、较完整，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出现空白，或使人迷惑的区块。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为了防止误解，笔者有时採取了下列权宜之计：只要有可能，对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时期都加以说明，这样，读者就不但能评价笔者所引证的各段史料，而且还能评价笔者根据所引史料作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在某些情况下，借用少量19世纪之前或之后的相关资料，来填补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许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现的偏见或不正确性，产生了另一问题。笔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资料，而这种资料几乎毫无例外是站在官方立场所记载的。此外，帝制时代的官员基于方便或者有必要，总是喜欢言过其实、隐藏问题、粉饰太平。他们总是把那些该由他们处理的报告看成令人生厌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结之前并未认真了解报告是否确实。对于那些涉及严重后果问题的文件，笔者作了比较细致的处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证它的正确性或真实性，而是要确认涉及的官员不是被牵连或承担超过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地方志记载的客观性或真实性比官方文献要高一些，提供了本书相当多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在那些当地环境、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中，有些比较认真尽力，或者更为胜任；但也有相当多因撰稿者不公正、虚假或粗心而失去价值。主持编修志书的地方士绅以及某些案例中的地方官员，实际决定内容及编修政策，他们常常无法免于偏见或私心。事实上，任何一本地方志都是由许多人负责修撰的，他们的学识水平并不整齐，执行任务时合作常常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因此，即使没有刻意的错误陈述，出现无心的差错和省略却是可能的。一位声名卓着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说，大多数地方志是瞎编乱抄的东西，完全不可相信。大多数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关事项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这部分，资料也经常是不适当、不准确的。在很多案例中，晚期的版本照抄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的版本，并未作出必要的修订，以显示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没有告诉读者这项事实。有时，在小地方或偏远地区，由于缺乏可靠材料，修志者不论多么认真，也无力修出令人满意的方志来。

　　私家着述的问题并没有比较少。私家着述的作者属于人口中的知识阶层，其中大多数是士绅。因此，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跟草拟官方文献、修撰地方志者相似。由于他们以私人资格着述，比起官方文献的作者来说，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有更多的自由描述所看到的事实、并表达他们的信念。但也不能确保他们在着述时必定不会有偏见，或不会出错。

　　以上所述表明，在材料取舍上必须谨慎。对于那些可靠性看起来值得怀疑的着述，笔者避免引用。但在某些情况下，笔者不得不在值得怀疑的资料和根本没有资料可用之间，作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也就是说，运用这样的材料时，要根据已知的历史背景来加以检验，如果可能的话也用西方作者的着述来检验，并对已知存在偏见或失真的地方给予适当的保留，以减少发生错误的空间。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纪中国亲眼目睹清帝国上演的各种事件及各种情况的西方作者，为吾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讯。他们来自许多文化传统不同的地方，使他们拥有某些中国作者所没有的优势。他们没有中国作者那种特有的偏见，因此能够以某种超然的眼光来观察事态的发展。此外，他们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对身边日常发生的事，都会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为中国本土撰述者忽视、但却有意义的事情，就很有可能为这些外国作者所察觉。举例来说，一些西方着作中有关乡村情景和活动的生动描写，在中国撰述者看来，就觉得再普通不过，根本不值得记述。但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西方作者就没有他们特有的不足。他们经常喜欢按照自己的社会背景来诠释中国社会和制度，他们几乎都很难完全逃过所谓「文化理解」（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曲影响；而且，由于个人特有风格、偏爱或全然的无能，其中一些人的报导是误导的或混乱的。因此，笔者认为，引用西方着述跟引用中国材料一样，都必须小心谨慎。

　　在两种情况下，笔者会引用描述19世纪以后相关资料：当笔者认为这项资料可以清楚地显示19世纪的情况，或在写作时缺乏有关19世纪适切而又直接的资料可以利用时。引用这种资料显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面，乡村生活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广泛而基本的变化，因此，用有关后期社会情况的资料来推论稍早的情况可能出现的差错，对图像的正确性并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还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引用这种资料很谨慎，而且仅限于几个事例。

　　志谢

　　笔者要对在不同时间里参加中国近代历史专案计画的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同仁要表达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张仲礼、梅谷（Franz Michael）、施友忠、戴德华（George E. Taylor）、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诸先生。他们克服了笔者开头的犹豫，勇敢地面对一项挑战的工作，让笔者有机会进入一个当时只是随便浏览的研究领域。在撰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他们又不断鼓励，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笔者受益良多，备受鼓舞。即使笔者在某些问题上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也总是为他们那锐利的评论所折服，而对那个问题重新检视，这样，常常能够以更恰当的言语来展示证据，或者以更严谨的方式来作出结论。当然，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则是笔者自己要负责的。

　　笔者要特别感谢戴德华先生，他多次从头到尾阅读笔者冗长的草稿，并提出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笔者也要特别感谢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钦佩的审慎和耐心细致的精神编辑草稿。笔者还要特别感谢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担了检查参考文献、出处、注释和征引书目等繁重的工作，并为印刷厂准备好原稿。对他们无私、慷慨的帮助，笔者真是感谢不尽！

萧公权1957年10月10日于华盛顿大学
 

第一章村庄、市集与城镇

控制的问题

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他们的利益也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统治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子孙的皇位能坐得安稳。

从秦朝到清朝的王朝兴替过程中，有效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建立一套行政组织，以帮助皇帝确保臣民的顺从并防止反叛。一则通过照顾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艰困的生活「铤而走险」；二则通过向臣民反覆灌输精心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三则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加以处理。这套行政组织在战略要地再以军事组织加以强化，使各个朝代能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地统治一个广阔的疆域。

自秦始皇以降，帝国控制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不过，由于经验的累积，以及随后各个朝代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谋，因而在行政组织的细节方面不断地加以强化与改进，以利于更进一步集权中央，法律规章更加详密，监视更加严密，控制更加紧密。当清朝在1644年建立时，它继承了被推翻的明朝遗留下来的相当复杂的控制体系，再加以进一步改善，为帝国结构带来了最后的发展。可以理解，对于清王朝这个汉族的外来征服者来说，控制的问题比他的前任统治者（即明朝，它推翻了异族统治的元朝，建立起汉族统治的王朝）来得更为迫切。

中国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确实使帝国控制成为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一问题，逐渐发展出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架构。在这体系中，皇帝位于最顶端，其下是庞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统率的是中央官僚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包括：内阁、军机处（设于1730年）［译按：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设立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和六部。这些最重要衙门的官员在需要时，或者以个人身分，或者以集体名义，就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帮助皇帝作出决策；并且在属僚的帮助下，执行皇帝的命令，或将命令传到下一级的行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