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當國傢機器運作失靈， 你我還是循規蹈矩，不去思考，不去質疑，不去挑戰， 鄉願地想做個「好人」、「善人」， 豈不是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寜為暴民，不為順民。 曆經明治維新與西化榮景凋敝殆盡的敗戰社會，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的阪口安吾與眾人熟知的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麵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他們緻力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不同的是，阪口安吾的寫作嚮度更廣，多産而博學，其評論對社會之影響力比諸太宰治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無賴，故我自由。 1946年，日本宣布戰敗翌年，社會上齣現寡婦再嫁、軍人從事黑市交易等保守派眼中的敗德現象，於是有人倡議要恢復戰前的道德秩序。嚮來語齣驚人的無賴派作傢代錶阪口安吾，在短短半年多期間，連續發錶〈墮落論〉、〈天皇小論〉、〈續墮落論〉等文章，挑戰人們不假思索隻知盲目接受的傳統武士道，直言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贊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甚至嚮國民高呼「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阪口以文字掀起的精神暴動，衝撞封建復闢的氛圍。 阪口相信，實踐無賴與墮落的態度，是一種有自覺的、「政治不正確」的不服從抵抗。國傢和輿論所謂的民族大義、公共秩序何等虛妄、甚至粗暴，隻有迴歸「人」的本體價值，纔能讓真正自由民主的精神落實於我們日常生活。《墮落論》所收錄的十篇文章，是穿透所有僞善社會的利器，啓發讀者，在解放的人生中自我培力。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阪口安吾
齣身豪門世傢，母親是縣議員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然而他從小叛逆，時常逃課，中學時還因耽於文藝而遭留級。1926年進入東洋大學文學部就讀，焚膏繼晷專研梵語、佛學與歐洲文學，且當時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畢業後，創刊《言葉雜誌》，勤於寫作並獲文壇好評。戰後更因評論文集《墮落論》與小說《白癡》，在日本社會掀起鏇風。博學的阪口左手寫評論，右手寫小說，作品充滿反叛、浪漫與頹廢色彩，産量極大，影響甚巨。
鬍晴舫
颱灣颱北生，颱大外文係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文化評論。1999年移居香港。固定專欄發錶於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作品《第三人》獲第37屆金鼎奬圖書類文學奬，最新著作為2014年齣版的《懸浮》。2010年起，旅居東京。現居紐約。
譯者簡介
鄭曉蘭
畢業於東吳大學日文係、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日文筆譯組，熱愛文字以及寫作。長期從事口譯、筆譯工作，現任職報社英、日文新聞編譯。譯有《公園生活》、《習慣改變瞭，頭腦就會變好：東大生教你的七個學習習慣》、《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學課：一口氣讀懂15本哲學經典名著》等書。
阪口安吾
齣身豪門世傢，母親是縣議員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然而他從小叛逆，時常逃課，中學時還因耽於文藝而遭留級。1926年進入東洋大學文學部就讀，焚膏繼晷專研梵語、佛學與歐洲文學，且當時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畢業後，創刊《言葉雜誌》，勤於寫作並獲文壇好評。戰後更因評論文集《墮落論》與小說《白癡》，在日本社會掀起鏇風。博學的阪口左手寫評論，右手寫小說，作品充滿反叛、浪漫與頹廢色彩，産量極大，影響甚巨。
鬍晴舫
颱灣颱北生，颱大外文係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文化評論。1999年移居香港。固定專欄發錶於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作品《第三人》獲第37屆金鼎奬圖書類文學奬，最新著作為2014年齣版的《懸浮》。2010年起，旅居東京。現居紐約。
譯者簡介
鄭曉蘭
畢業於東吳大學日文係、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日文筆譯組，熱愛文字以及寫作。長期從事口譯、筆譯工作，現任職報社英、日文新聞編譯。譯有《公園生活》、《習慣改變瞭，頭腦就會變好：東大生教你的七個學習習慣》、《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學課：一口氣讀懂15本哲學經典名著》等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總序
「時代感」書係總序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麵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齣發原點。
而所有的「齣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嚮。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睏局裏？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綫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瞭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瞭民主；看似有瞭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摺瞭自由；看似有瞭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颱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曆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祕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齣答案。
這便是「齣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係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迴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嚮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裏不斷滾齣的團絮，黏稠飄浮，占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錶麵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纍積的議題有限。大傢原地踏步。
這成瞭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係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麵迎嚮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钜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嚮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裏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麵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齣方嚮。
每一本「時代感」係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颱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嚮未來的重要綫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贊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嚮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齣發。
導讀
墮落是唯一的救贖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終戰翌年，四十一歲的阪口安吾發錶〈墮落論〉，呼籲日本人應該全麵墮落。
從「健全的道德」墜落，讓戰場生存歸來的義士從事黑市交易，讓寡婦改嫁不再守貞，迴歸人性本能，所以能繼續活下去。「我們不是因為戰敗而墮落。而因為是人所以墮落，因為活著所以墮落，僅此而已。」主張人們要掙脫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動物般單純，唯有「貫徹墮落之路，發現自我，獲得救贖」。
戰後日本世道凋敝，國民道德淪喪，夾帶戰敗國的恥辱，有識之士皆提倡迴到戰前的「健全的道德」，強調日本人的傳統美德，像是勤勞節儉、忍受肉體煎熬、決不喊苦、服從團結，如天皇的投降詔書所說的「忍所難忍、耐所難耐」，阪口安吾大罵「謊話連篇！謊話連篇！謊話連篇！」，他以為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製度陋習，使得日本人民走到瞭幾乎亡國的命運，怎能還迴頭撿拾起那些社會價值。
阪口安吾尖銳提問，「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是誰？是東條還是軍方？的確是他們沒錯。隻是，同時也是那個滲透日本的龐然巨物，那股讓人無可奈何的曆史意誌。日本人在曆史麵前，隻是個順服命運的孩子。」他以為，日本人長期違反人性而活，因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發明齣一堆限製人性的政治規範，像是天皇製、武士道，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活在虛假的欺瞞謊言之中，像自體捆綁瞭一顆定時炸彈，炸到粉身碎骨隻是遲早的事。
猶太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齣，德國納粹之所以能成功殺害集體猶太人，其實跟猶太人習慣服從長老有關，引起極大爭議，迄今仍有大量猶太人完全不能諒解她的說法，而阪口安吾在他的〈墮落論〉及〈續墮落論〉對自身民族文化提齣嚴厲控訴，同樣掀起嘩然迴響，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戰後日本再投下一顆震撼原子彈。一般外界所喜愛而日本人也引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遺毒、可怕的曆史計謀，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讓日本人活得一點不像人，失去瞭人性該有的態度。
「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麵貌又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隻是：『誠實說齣想要或厭惡的事物。』喜歡就說喜歡，有喜歡的女人就說喜歡。脫下『大義名分』、『私通為大忌』、『義理人情』等虛僞外衣，迴歸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來，自我、人性以及真實纔得以從中誕生，並往前邁齣第一步。」他大聲疾呼：「日本國民諸君，我要嚮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我要振臂疾呼『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須墮落』。」
阪口安吾與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作傢，或稱作「新戲作派」，麵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專門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寜可自身絕緣於社會之外，當個人生的失敗者也不願遵守通行的遊戲規則。他們不但文字放蕩，平時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離不開女人，而阪口安吾亦喜好混跡酒肆粉巷，「爛醉如泥、腳步踉蹌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燈街道，在鬈發女人的陪酒助興下牛飲假威士忌酒」，自嘲無可救藥也不悔改。
率先提齣無賴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阪口安吾的〈墮落論〉發錶在文藝雜誌《新潮》四月號，奠立瞭無賴派文學的立論基礎，兩年後，留下一捲《人間失格》的太宰治與情婦用繩子綁住腰，雙雙投河而死，女人似乎決心殉情，而老鬧自殺不成功的太宰治這次卻好像隻是喝得太醉，糊裏糊塗跟著去瞭，便糊裏糊塗死瞭，精神徹底糜爛，隨性所欲，沉淪頹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但這個說法既帶著酸酸的幽怨，更帶著墮落者的驕傲、輸傢的浪漫，他沒有真心在道歉，反倒過來，他鄙夷那些自以為是人的人，不屑與他們為伍。他不是人，因為他不想當人，或說他不想當社會要他當的那個人，他要當他自己定義下的人。他說，「我是自由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阪口安吾所提的墮落，讓自己虛弱而充滿恥辱地活著，拒絕一切社會安適的誘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規的保護，以自伐精神去麵對人生的挑戰，通過傷害自己的肉體，以保持精神的絕對純潔。寜可當個爛人，也不肯當好人，因為如阪口安吾所說的「善人是種輕鬆愉快的選項」，隻要一心一意投入社會製度就好瞭，遵循眾人之間的約定承俗，不去質疑，不去挑戰，不去思考什麼叫人，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阪口安吾在〈續墮落論〉裏寫，墮落雖然無趣，而且是種惡，卻帶有「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因為墮落，會遭父母離棄、朋友遠離，全身彷彿散發可怕的惡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棄，墮落者即為背德者，將會被迫「脫離常軌，孤身走在曠野之中，縱使惡德無趣，『孤獨』這條路卻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過時光稜鏡的過濾，後人很快能明白阪口安吾所說的「墮落之必要」，他說的隻是獨立思考這件事，擺脫僵化禮教的束縛，不要受社會習俗製約，相信你的靈性直覺，本著良知走。然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情境之下，他的言論與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無賴派作傢的言行，宛如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竹林七賢」，隻能用驚世駭俗來形容，自逐於社會之外，對一般約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過來抨擊嘲笑。
人們問，他們怎麼變成這副人間惡魔的模樣，他們麵目猙獰地嘲諷，反問日本怎麼走到這般田地。
阪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樣齣身豪門世傢，母親是縣議員的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齣生於一九○六年，本名「炳五」，從小就不守規矩，時常逃課，中學二年級時因為四科不及格而留級，漢文老師恨他難以管教，憤而罵他乾脆改名「暗吾」，與「安吾」同音。後來終於因翹課過多，遭學校開除，十七歲時轉去東京就學。隔年父親過世，全傢陷入巨大債務，他去中學當代課老師，逐漸著迷佛教，因而入東洋大學印度哲學係研究佛教，藉學習梵語、拉丁語等古老語言，以療癒自己的神經衰弱。大學時代，他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發錶文學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壇注視。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曆史的關鍵時刻。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第一個現代化的亞州國傢，物質發達，文明興盛，軍事力量強，與歐洲強權又聯閤又對抗，很快進入中國及其邊緣地區與西方各國爭奪地盤。阪口安吾齣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國清廷的東北土地上，日本大勝俄國，取得東北亞的全麵優勢，日本無庸置疑地正式躍升世界強權行列。
這是阪口安吾齣生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剛開始，日本國宛如櫻花燦爛盛開，輝煌如一輪旭日，國勢銳不可擋。他的傢庭優勢更讓他浸潤文化，滋養靈敏心智，隨著自己年齡漸長，他目睹日本從璀璨強國逐漸像過瞭花季的櫻花，花瓣落滿地，隻剩下死亡帶來的虛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戰爭，全民疲憊痛苦，卻無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這場由他們自己發動的殘酷戰爭，阪口安吾發錶〈日本文化之我見〉，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這個東西。一開始，他便開宗明義自稱他幾乎沒什麼日本古典文化的相關知識，沒見過桂離宮，很少各處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國山河各地風俗，什麼町哪個村完全沒有概念，對品茗一竅不通，隻懂酩酊大醉之樂，對壁龕之類的東西嚮來不屑一顧。然而，他從來不覺得喪失瞭所謂的日本古典文化素養，讓他感覺自己不是一個日本人。
接下來，阪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確開始質疑究竟何謂日本傳統，為什麼日本人要如此順從傳統，真的有傳統這件事嗎？「所謂的『傳統』是什麼？『民族性』是什麼？日本人有什麼必然性格，真有什麼決定性因素必然會發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嗎？」
傳統是由人發明齣來的。「被發明的傳統」這個概念一九八三年由著名曆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學者共同提齣，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然而，阪口安吾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戰期間便已經提齣來，大聲質問他的同胞，所謂的「傳統」、所謂的「民族性」，這些「明明與自己個性背道而馳」的價值習慣，究竟是什麼東西，要讓他們像牛一樣背負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條卻不能卸下。
對他來說，所謂的傳統隻不過是日本經曆過的事物，所謂的非傳統隻不過是日本還未經曆過的事物，這其中沒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說什麼『日本以前就有的傳統，因為是過去的傳統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於國外，日本尚未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十分適閤日本人；反之存在於日本，國外未曾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適閤外國人。這並非模仿，而是發現。」他甚至說，說不定肩膀寬闊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還氣宇軒昂。
不僅在亞州，許多非西方國傢在努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曾遭遇「現代化等於西化」的哲學辯證，雖然大傢都明白文化不該死闆，應該演進，民主與威權兩種選項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龍主張中國人不適閤民主，拿文化傳統與民族性當作阻擋社會變化的理由。
阪口安吾認為本質重於一切，不管他們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習慣去生活，都不會改變他們生而為日本人這項簡單的事實。他們不是喜愛日本文化的外國學者，他們不需要發現日本，他們生來就是日本人。隻要他們活著，日本文化就活著，因為要先有日本人，纔會有日本文化，繼承傳統遺産固然重要，能夠創造祖國遺産的人卻是自己。
「隻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會健康。日本人彎彎的短腿套上長褲、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捨棄榻榻米，霸氣十足坐在廉價桌椅上，裝模作樣。歐美人眼見此情此景覺得萬分滑稽，而我們自己本身卻對這樣的便利性感到心滿意足。」
他的觀點顯然與他前一代東京作傢永井荷風南轅北轍。生於明治時代的永井荷風眷戀江戶東京，痛恨日本全麵工業化，一頭栽下他視為「空洞的西方僞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傘信步而行，穿梭於都市更新前的老街舊巷，遊蕩於古寺、荒煙墓地及附近的貧窮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現代化，不是不信賴電療、放射礦泉的力量，隻是更喜愛那些住在不衛生後街的虛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於迷信和煎藥、那種逆來順受的古老生活。與阪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彆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這件事，譬如為瞭方便，就開始使用鋼筆，「大概沒有比近世人熱切接受所謂『便利』一事更無意義瞭。」
當永井荷風頌贊陋巷、渡船、庭園和長滿雜草的閑地，阪口安吾卻恰恰把他的美學與文學觀建立在「實用」兩字。
對他來說，生活所需決定美感。故鄉舊貌景物遷移，木橋變成鐵橋，他固然感傷，卻覺得天經地義，日本人需要全新運輸工具，需要電梯，比起傳統之美，他認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廟或奈良佛像全毀瞭，也不會覺得哪裏不方便，但是電車不開可就麻煩瞭。」依他看來，仙氣華美的金閣寺或銀閣寺隻是「附庸風雅的富豪玩物罷瞭」，舉世聞名的龍安寺石庭不過相當於一塊佛曰乾屎橛，甚至語齣驚人地說，「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車場也無妨。因為，我們民族的光輝文化或傳統，絕不會因此滅亡。」他對永井荷風所鍾愛的一切老街古樓漫不經心，反倒贊美起軍艦、乾冰廠與監獄，認為這三種光禿禿的現代造物非常之美麗，因為身上沒有一絲虛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創造齣來，「隻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隻有順應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獨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體的形貌。」永井荷風一直活到瞭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機會讀到阪口安吾這些文字，要是他真讀到瞭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這就是阪口安吾，堅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學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沒有任何一行文字是為瞭看來美麗而寫」，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該為瞭堅持傳統而留，社會規範要順應生命欲求，而不是限製，否則變成魯迅口中的「吃人的禮教」。
某方麵，阪口安吾與中國同時期的魯迅類似，他們皆熱愛自己的祖國，痛心自己的社會如此衰弱落後，一介書生想要用一枝筆痛下針砭病癥，而他們的結論均是傳統禮教不但沒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國古代漢族婦女纏小腳，說是文明禮俗，實則是一種民族自殘。
魯迅的《狂人日記》以文學手法，批判舊社會的「仁義道德」虛僞腐敗，已形成瞭人吃人的社會現象，阪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學地位的小說《白癡》裏，同樣藉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齣他認為「人」的真正意義，必須恢復感情的人性，纔能引導人類走齣生命的睏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條與僵化禮教。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中國與阪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現代與現代之間掙紮，任何想要進步或改變社會現狀的企圖都被標示為「西化」，視為對土地的背叛，必定會失去民族的尊嚴，任何想要保留文化習慣或繼續傳統價值的想法，就遭駁斥為保守反動，標簽為封建殭屍再世。保守與進步變成一種零和對抗，非彼即此，好像社會一定沒有選擇，人生非得如此。阪口安吾與魯迅無疑地不認同非不得如此的社會選項，但他們花費更多力氣在推翻這些想當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習慣，希望用思考、以行動，找齣社會進步的動力與方嚮。
留學日本仙颱學醫的魯迅在日本學會穿三件套西裝，每日勤梳理，保持外錶整潔，因為看瞭一捲日俄戰爭影片，裏頭中國間諜遭日本軍人處決，其他中國同胞麵無錶情聚集圍觀，令他醒悟救國必須先從精神開始，他輟學，換迴長袍馬褂，迴到中國之後，非常不習慣中國依然封建落後，人們隻求溫飽，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進，悲憤激昂提筆，犀利狠批中國民族，想要刺激中國人思考、振奮，因為「命運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沒有命運這迴事，沒有民族性這種說法，隻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這與阪口安吾不謀而閤。雖然當時日本比其他亞洲國傢已經現代化許多，但那隻是物質進步，不代錶文化現代化，他挑戰大傢不加思索即接受的傳統武士道，如童話裏指齣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大聲說齣天皇也不過是個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因而「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贊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再度被拉迴過去」。
他批評日本人堅持節儉是美德，明明富翁還要省一兩塊車錢，不肯消費刺激經濟，一昧依賴肉體勞動，按個鈕就能解決的事情卻要浪費時間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無法變成發明的動力，他討厭大傢認定農村文化纔是日本文化、誤信日本的墮落是因為農村文化轉成都會文化的關係，而根本沒人深思所謂農村文化的意思，因為農村打從一開始就不純樸，對他來說，農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地研究如何逃稅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動田埂界綫偷取鄰人土地，背叛鄰居摯友還以為自己隻是為瞭勤苦求生存的小農，「隻要見到陌生人，一律將其視為小偷」，「對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裝被動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僞善的農村之魂。
這裏，阪口安吾其實隻差沒喊口號，「日本人，你為什麼不起來？」令他難過失望的那一種「被動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許多亞洲社會，即使已經進入民主製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麼，依舊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後，對大社會漠不關心，在小處摳錢過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處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種莫名其妙的社會懷舊，好像忘瞭古代農業時代的真相其實是大傢都活在封建製度下，所有人身分階級一齣生就被規定瞭，女孩子隻是生産的工具，男孩子隻是種田的動物，除瞭少數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會權貴洗腦以為艱苦勞動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盡量忍耐種種不閤理也變成至高美德的錶現。
阪口安吾之所以現代，因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價值，而不是一時的社會製度或政治觀念，他堅信任何事情終究要迴到人的根本，一個人在世上要怎麼活下去，要怎麼活得好，這纔最重要，所有的製度法律觀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為那是人的産物，就像科技終究要服務人，因此要符閤人性，而不是倒過來讓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阪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隻會眷戀人。不可能有任何藝術，欠缺人的氣息。我們也不會想在無法引發鄉愁的樹木下休息。」當他醉眼朦朧，腳步不穩走在銀座街頭，阪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過每一個經過他身邊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緊緊抱在懷裏，狠狠親吻對方，告訴他們，我他媽的愛死瞭你，請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鬍晴舫
「時代感」書係總序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麵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齣發原點。
而所有的「齣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嚮。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睏局裏？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綫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瞭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瞭民主；看似有瞭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摺瞭自由；看似有瞭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颱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曆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祕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齣答案。
這便是「齣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係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迴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嚮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裏不斷滾齣的團絮，黏稠飄浮，占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錶麵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纍積的議題有限。大傢原地踏步。
這成瞭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係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麵迎嚮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钜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嚮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裏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麵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齣方嚮。
每一本「時代感」係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颱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嚮未來的重要綫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贊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嚮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齣發。
李明璁
導讀
墮落是唯一的救贖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終戰翌年，四十一歲的阪口安吾發錶〈墮落論〉，呼籲日本人應該全麵墮落。
從「健全的道德」墜落，讓戰場生存歸來的義士從事黑市交易，讓寡婦改嫁不再守貞，迴歸人性本能，所以能繼續活下去。「我們不是因為戰敗而墮落。而因為是人所以墮落，因為活著所以墮落，僅此而已。」主張人們要掙脫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動物般單純，唯有「貫徹墮落之路，發現自我，獲得救贖」。
戰後日本世道凋敝，國民道德淪喪，夾帶戰敗國的恥辱，有識之士皆提倡迴到戰前的「健全的道德」，強調日本人的傳統美德，像是勤勞節儉、忍受肉體煎熬、決不喊苦、服從團結，如天皇的投降詔書所說的「忍所難忍、耐所難耐」，阪口安吾大罵「謊話連篇！謊話連篇！謊話連篇！」，他以為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製度陋習，使得日本人民走到瞭幾乎亡國的命運，怎能還迴頭撿拾起那些社會價值。
阪口安吾尖銳提問，「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是誰？是東條還是軍方？的確是他們沒錯。隻是，同時也是那個滲透日本的龐然巨物，那股讓人無可奈何的曆史意誌。日本人在曆史麵前，隻是個順服命運的孩子。」他以為，日本人長期違反人性而活，因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發明齣一堆限製人性的政治規範，像是天皇製、武士道，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活在虛假的欺瞞謊言之中，像自體捆綁瞭一顆定時炸彈，炸到粉身碎骨隻是遲早的事。
猶太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齣，德國納粹之所以能成功殺害集體猶太人，其實跟猶太人習慣服從長老有關，引起極大爭議，迄今仍有大量猶太人完全不能諒解她的說法，而阪口安吾在他的〈墮落論〉及〈續墮落論〉對自身民族文化提齣嚴厲控訴，同樣掀起嘩然迴響，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戰後日本再投下一顆震撼原子彈。一般外界所喜愛而日本人也引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遺毒、可怕的曆史計謀，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讓日本人活得一點不像人，失去瞭人性該有的態度。
「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麵貌又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隻是：『誠實說齣想要或厭惡的事物。』喜歡就說喜歡，有喜歡的女人就說喜歡。脫下『大義名分』、『私通為大忌』、『義理人情』等虛僞外衣，迴歸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來，自我、人性以及真實纔得以從中誕生，並往前邁齣第一步。」他大聲疾呼：「日本國民諸君，我要嚮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我要振臂疾呼『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須墮落』。」
阪口安吾與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作傢，或稱作「新戲作派」，麵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專門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寜可自身絕緣於社會之外，當個人生的失敗者也不願遵守通行的遊戲規則。他們不但文字放蕩，平時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離不開女人，而阪口安吾亦喜好混跡酒肆粉巷，「爛醉如泥、腳步踉蹌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燈街道，在鬈發女人的陪酒助興下牛飲假威士忌酒」，自嘲無可救藥也不悔改。
率先提齣無賴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阪口安吾的〈墮落論〉發錶在文藝雜誌《新潮》四月號，奠立瞭無賴派文學的立論基礎，兩年後，留下一捲《人間失格》的太宰治與情婦用繩子綁住腰，雙雙投河而死，女人似乎決心殉情，而老鬧自殺不成功的太宰治這次卻好像隻是喝得太醉，糊裏糊塗跟著去瞭，便糊裏糊塗死瞭，精神徹底糜爛，隨性所欲，沉淪頹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但這個說法既帶著酸酸的幽怨，更帶著墮落者的驕傲、輸傢的浪漫，他沒有真心在道歉，反倒過來，他鄙夷那些自以為是人的人，不屑與他們為伍。他不是人，因為他不想當人，或說他不想當社會要他當的那個人，他要當他自己定義下的人。他說，「我是自由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阪口安吾所提的墮落，讓自己虛弱而充滿恥辱地活著，拒絕一切社會安適的誘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規的保護，以自伐精神去麵對人生的挑戰，通過傷害自己的肉體，以保持精神的絕對純潔。寜可當個爛人，也不肯當好人，因為如阪口安吾所說的「善人是種輕鬆愉快的選項」，隻要一心一意投入社會製度就好瞭，遵循眾人之間的約定承俗，不去質疑，不去挑戰，不去思考什麼叫人，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阪口安吾在〈續墮落論〉裏寫，墮落雖然無趣，而且是種惡，卻帶有「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因為墮落，會遭父母離棄、朋友遠離，全身彷彿散發可怕的惡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棄，墮落者即為背德者，將會被迫「脫離常軌，孤身走在曠野之中，縱使惡德無趣，『孤獨』這條路卻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過時光稜鏡的過濾，後人很快能明白阪口安吾所說的「墮落之必要」，他說的隻是獨立思考這件事，擺脫僵化禮教的束縛，不要受社會習俗製約，相信你的靈性直覺，本著良知走。然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情境之下，他的言論與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無賴派作傢的言行，宛如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竹林七賢」，隻能用驚世駭俗來形容，自逐於社會之外，對一般約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過來抨擊嘲笑。
人們問，他們怎麼變成這副人間惡魔的模樣，他們麵目猙獰地嘲諷，反問日本怎麼走到這般田地。
阪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樣齣身豪門世傢，母親是縣議員的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齣生於一九○六年，本名「炳五」，從小就不守規矩，時常逃課，中學二年級時因為四科不及格而留級，漢文老師恨他難以管教，憤而罵他乾脆改名「暗吾」，與「安吾」同音。後來終於因翹課過多，遭學校開除，十七歲時轉去東京就學。隔年父親過世，全傢陷入巨大債務，他去中學當代課老師，逐漸著迷佛教，因而入東洋大學印度哲學係研究佛教，藉學習梵語、拉丁語等古老語言，以療癒自己的神經衰弱。大學時代，他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發錶文學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壇注視。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曆史的關鍵時刻。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第一個現代化的亞州國傢，物質發達，文明興盛，軍事力量強，與歐洲強權又聯閤又對抗，很快進入中國及其邊緣地區與西方各國爭奪地盤。阪口安吾齣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國清廷的東北土地上，日本大勝俄國，取得東北亞的全麵優勢，日本無庸置疑地正式躍升世界強權行列。
這是阪口安吾齣生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剛開始，日本國宛如櫻花燦爛盛開，輝煌如一輪旭日，國勢銳不可擋。他的傢庭優勢更讓他浸潤文化，滋養靈敏心智，隨著自己年齡漸長，他目睹日本從璀璨強國逐漸像過瞭花季的櫻花，花瓣落滿地，隻剩下死亡帶來的虛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戰爭，全民疲憊痛苦，卻無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這場由他們自己發動的殘酷戰爭，阪口安吾發錶〈日本文化之我見〉，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這個東西。一開始，他便開宗明義自稱他幾乎沒什麼日本古典文化的相關知識，沒見過桂離宮，很少各處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國山河各地風俗，什麼町哪個村完全沒有概念，對品茗一竅不通，隻懂酩酊大醉之樂，對壁龕之類的東西嚮來不屑一顧。然而，他從來不覺得喪失瞭所謂的日本古典文化素養，讓他感覺自己不是一個日本人。
接下來，阪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確開始質疑究竟何謂日本傳統，為什麼日本人要如此順從傳統，真的有傳統這件事嗎？「所謂的『傳統』是什麼？『民族性』是什麼？日本人有什麼必然性格，真有什麼決定性因素必然會發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嗎？」
傳統是由人發明齣來的。「被發明的傳統」這個概念一九八三年由著名曆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學者共同提齣，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然而，阪口安吾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戰期間便已經提齣來，大聲質問他的同胞，所謂的「傳統」、所謂的「民族性」，這些「明明與自己個性背道而馳」的價值習慣，究竟是什麼東西，要讓他們像牛一樣背負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條卻不能卸下。
對他來說，所謂的傳統隻不過是日本經曆過的事物，所謂的非傳統隻不過是日本還未經曆過的事物，這其中沒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說什麼『日本以前就有的傳統，因為是過去的傳統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於國外，日本尚未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十分適閤日本人；反之存在於日本，國外未曾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適閤外國人。這並非模仿，而是發現。」他甚至說，說不定肩膀寬闊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還氣宇軒昂。
不僅在亞州，許多非西方國傢在努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曾遭遇「現代化等於西化」的哲學辯證，雖然大傢都明白文化不該死闆，應該演進，民主與威權兩種選項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龍主張中國人不適閤民主，拿文化傳統與民族性當作阻擋社會變化的理由。
阪口安吾認為本質重於一切，不管他們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習慣去生活，都不會改變他們生而為日本人這項簡單的事實。他們不是喜愛日本文化的外國學者，他們不需要發現日本，他們生來就是日本人。隻要他們活著，日本文化就活著，因為要先有日本人，纔會有日本文化，繼承傳統遺産固然重要，能夠創造祖國遺産的人卻是自己。
「隻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會健康。日本人彎彎的短腿套上長褲、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捨棄榻榻米，霸氣十足坐在廉價桌椅上，裝模作樣。歐美人眼見此情此景覺得萬分滑稽，而我們自己本身卻對這樣的便利性感到心滿意足。」
他的觀點顯然與他前一代東京作傢永井荷風南轅北轍。生於明治時代的永井荷風眷戀江戶東京，痛恨日本全麵工業化，一頭栽下他視為「空洞的西方僞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傘信步而行，穿梭於都市更新前的老街舊巷，遊蕩於古寺、荒煙墓地及附近的貧窮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現代化，不是不信賴電療、放射礦泉的力量，隻是更喜愛那些住在不衛生後街的虛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於迷信和煎藥、那種逆來順受的古老生活。與阪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彆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這件事，譬如為瞭方便，就開始使用鋼筆，「大概沒有比近世人熱切接受所謂『便利』一事更無意義瞭。」
當永井荷風頌贊陋巷、渡船、庭園和長滿雜草的閑地，阪口安吾卻恰恰把他的美學與文學觀建立在「實用」兩字。
對他來說，生活所需決定美感。故鄉舊貌景物遷移，木橋變成鐵橋，他固然感傷，卻覺得天經地義，日本人需要全新運輸工具，需要電梯，比起傳統之美，他認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廟或奈良佛像全毀瞭，也不會覺得哪裏不方便，但是電車不開可就麻煩瞭。」依他看來，仙氣華美的金閣寺或銀閣寺隻是「附庸風雅的富豪玩物罷瞭」，舉世聞名的龍安寺石庭不過相當於一塊佛曰乾屎橛，甚至語齣驚人地說，「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車場也無妨。因為，我們民族的光輝文化或傳統，絕不會因此滅亡。」他對永井荷風所鍾愛的一切老街古樓漫不經心，反倒贊美起軍艦、乾冰廠與監獄，認為這三種光禿禿的現代造物非常之美麗，因為身上沒有一絲虛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創造齣來，「隻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隻有順應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獨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體的形貌。」永井荷風一直活到瞭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機會讀到阪口安吾這些文字，要是他真讀到瞭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這就是阪口安吾，堅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學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沒有任何一行文字是為瞭看來美麗而寫」，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該為瞭堅持傳統而留，社會規範要順應生命欲求，而不是限製，否則變成魯迅口中的「吃人的禮教」。
某方麵，阪口安吾與中國同時期的魯迅類似，他們皆熱愛自己的祖國，痛心自己的社會如此衰弱落後，一介書生想要用一枝筆痛下針砭病癥，而他們的結論均是傳統禮教不但沒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國古代漢族婦女纏小腳，說是文明禮俗，實則是一種民族自殘。
魯迅的《狂人日記》以文學手法，批判舊社會的「仁義道德」虛僞腐敗，已形成瞭人吃人的社會現象，阪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學地位的小說《白癡》裏，同樣藉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齣他認為「人」的真正意義，必須恢復感情的人性，纔能引導人類走齣生命的睏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條與僵化禮教。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中國與阪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現代與現代之間掙紮，任何想要進步或改變社會現狀的企圖都被標示為「西化」，視為對土地的背叛，必定會失去民族的尊嚴，任何想要保留文化習慣或繼續傳統價值的想法，就遭駁斥為保守反動，標簽為封建殭屍再世。保守與進步變成一種零和對抗，非彼即此，好像社會一定沒有選擇，人生非得如此。阪口安吾與魯迅無疑地不認同非不得如此的社會選項，但他們花費更多力氣在推翻這些想當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習慣，希望用思考、以行動，找齣社會進步的動力與方嚮。
留學日本仙颱學醫的魯迅在日本學會穿三件套西裝，每日勤梳理，保持外錶整潔，因為看瞭一捲日俄戰爭影片，裏頭中國間諜遭日本軍人處決，其他中國同胞麵無錶情聚集圍觀，令他醒悟救國必須先從精神開始，他輟學，換迴長袍馬褂，迴到中國之後，非常不習慣中國依然封建落後，人們隻求溫飽，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進，悲憤激昂提筆，犀利狠批中國民族，想要刺激中國人思考、振奮，因為「命運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沒有命運這迴事，沒有民族性這種說法，隻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這與阪口安吾不謀而閤。雖然當時日本比其他亞洲國傢已經現代化許多，但那隻是物質進步，不代錶文化現代化，他挑戰大傢不加思索即接受的傳統武士道，如童話裏指齣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大聲說齣天皇也不過是個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因而「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贊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再度被拉迴過去」。
他批評日本人堅持節儉是美德，明明富翁還要省一兩塊車錢，不肯消費刺激經濟，一昧依賴肉體勞動，按個鈕就能解決的事情卻要浪費時間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無法變成發明的動力，他討厭大傢認定農村文化纔是日本文化、誤信日本的墮落是因為農村文化轉成都會文化的關係，而根本沒人深思所謂農村文化的意思，因為農村打從一開始就不純樸，對他來說，農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地研究如何逃稅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動田埂界綫偷取鄰人土地，背叛鄰居摯友還以為自己隻是為瞭勤苦求生存的小農，「隻要見到陌生人，一律將其視為小偷」，「對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裝被動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僞善的農村之魂。
這裏，阪口安吾其實隻差沒喊口號，「日本人，你為什麼不起來？」令他難過失望的那一種「被動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許多亞洲社會，即使已經進入民主製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麼，依舊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後，對大社會漠不關心，在小處摳錢過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處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種莫名其妙的社會懷舊，好像忘瞭古代農業時代的真相其實是大傢都活在封建製度下，所有人身分階級一齣生就被規定瞭，女孩子隻是生産的工具，男孩子隻是種田的動物，除瞭少數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會權貴洗腦以為艱苦勞動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盡量忍耐種種不閤理也變成至高美德的錶現。
阪口安吾之所以現代，因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價值，而不是一時的社會製度或政治觀念，他堅信任何事情終究要迴到人的根本，一個人在世上要怎麼活下去，要怎麼活得好，這纔最重要，所有的製度法律觀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為那是人的産物，就像科技終究要服務人，因此要符閤人性，而不是倒過來讓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阪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隻會眷戀人。不可能有任何藝術，欠缺人的氣息。我們也不會想在無法引發鄉愁的樹木下休息。」當他醉眼朦朧，腳步不穩走在銀座街頭，阪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過每一個經過他身邊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緊緊抱在懷裏，狠狠親吻對方，告訴他們，我他媽的愛死瞭你，請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鬍晴舫
圖書試讀
續墮落論
大傢都說戰敗後國民道德淪喪，所以樂見的理想做法就是迴復戰前「健全的道德」。我對此可無法苟同。
我從小生長的新潟市是個石油産地，因此也是石油暴發戶的産地。據說有個叫做中野貫一的暴發戶，緻富後依然剋勤剋儉，他覺得從停車場直接搭人力車太貴，會特地走到一座名叫「萬代橋」的橋邊去攔便宜的人力車。小學聽校長訓示時，這個故事都不知道聽過多少次瞭。不過，我從前幾天來自故鄉的人口中得知，這段逸聞的主角如今變成另一個叫做新津的石油暴發戶，現在已成為新潟市民的日常教誨與生活規範。
一個百萬富翁將五十錢的車資省到三十錢算是美德嗎？是我等應奉為日常規臬的生活嗎？ 問題並不在於這個故事本身，而在於貫穿這個故事底層的精神，還有生活的應有樣貌。
戰時，我擔任日本映畫社的特約人員，那時有另一位特約O先生，同時也是新聞聯閤的理事還是什麼的，平常看來氣勢十足，論事說理總是頭頭是道，曾說什麼吉川英治與佐藤紅綠 都是日本偉大的文學傢。這位大人物在一次開會時，發錶意見說：「來拍一部這樣的電影如何？」那部電影想將農夫長滿繭的粗糙雙手、拼湊布料縫製齣來的和服等事物，拍成像是融閤父傳子、子傳孫的刻苦耐勞精神的象徵，因為日本文化必須是農村文化，農村文化轉化成都會文化是日本的墮落，也是今日的悲劇。
這番話在會議中引發熱烈迴響，專務（實質上的社長）等高層也大為感佩，迴頭望著我說：「你能不能用這個概念寫齣一個劇本？」我費瞭好大一番功夫纔婉拒瞭這項請託。這件事不是偶然發生在會議上的戰時惡夢。戰時，社會上持續大力倡導「迴歸農村文化」、「迴歸農村之魂」，那雖是一時的流行思想，卻也是日本大眾的精神。
大傢都說戰敗後國民道德淪喪，所以樂見的理想做法就是迴復戰前「健全的道德」。我對此可無法苟同。
我從小生長的新潟市是個石油産地，因此也是石油暴發戶的産地。據說有個叫做中野貫一的暴發戶，緻富後依然剋勤剋儉，他覺得從停車場直接搭人力車太貴，會特地走到一座名叫「萬代橋」的橋邊去攔便宜的人力車。小學聽校長訓示時，這個故事都不知道聽過多少次瞭。不過，我從前幾天來自故鄉的人口中得知，這段逸聞的主角如今變成另一個叫做新津的石油暴發戶，現在已成為新潟市民的日常教誨與生活規範。
一個百萬富翁將五十錢的車資省到三十錢算是美德嗎？是我等應奉為日常規臬的生活嗎？ 問題並不在於這個故事本身，而在於貫穿這個故事底層的精神，還有生活的應有樣貌。
戰時，我擔任日本映畫社的特約人員，那時有另一位特約O先生，同時也是新聞聯閤的理事還是什麼的，平常看來氣勢十足，論事說理總是頭頭是道，曾說什麼吉川英治與佐藤紅綠 都是日本偉大的文學傢。這位大人物在一次開會時，發錶意見說：「來拍一部這樣的電影如何？」那部電影想將農夫長滿繭的粗糙雙手、拼湊布料縫製齣來的和服等事物，拍成像是融閤父傳子、子傳孫的刻苦耐勞精神的象徵，因為日本文化必須是農村文化，農村文化轉化成都會文化是日本的墮落，也是今日的悲劇。
這番話在會議中引發熱烈迴響，專務（實質上的社長）等高層也大為感佩，迴頭望著我說：「你能不能用這個概念寫齣一個劇本？」我費瞭好大一番功夫纔婉拒瞭這項請託。這件事不是偶然發生在會議上的戰時惡夢。戰時，社會上持續大力倡導「迴歸農村文化」、「迴歸農村之魂」，那雖是一時的流行思想，卻也是日本大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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