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当国家机器运作失灵， 你我还是循规蹈矩，不去思考，不去质疑，不去挑战， 乡愿地想做个「好人」、「善人」， 岂不是相当于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宁为暴民，不为顺民。 历经明治维新与西化荣景凋敝殆尽的败战社会，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坂口安吾与众人熟知的太宰治同属于日本战后文学的「无赖派」。面对当时日本社会乱象，他们致力书写人性的腐败堕落，抵抗既定现实。不同的是，坂口安吾的写作向度更广，多产而博学，其评论对社会之影响力比诸太宰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无赖，故我自由。 1946年，日本宣布战败翌年，社会上出现寡妇再嫁、军人从事黑市交易等保守派眼中的败德现象，于是有人倡议要恢复战前的道德秩序。向来语出惊人的无赖派作家代表坂口安吾，在短短半年多期间，连续发表〈堕落论〉、〈天皇小论〉、〈续堕落论〉等文章，挑战人们不假思索只知盲目接受的传统武士道，直言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劳为美德，「不追求变化，不追求进步，总是憧憬赞美过往种种，当进步的精神偶然现身时，却常会遭受刻苦耐劳的反动精神打压」，甚至向国民高唿「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应该堕落」。坂口以文字掀起的精神暴动，冲撞封建复辟的氛围。 坂口相信，实践无赖与堕落的态度，是一种有自觉的、「政治不正确」的不服从抵抗。国家和舆论所谓的民族大义、公共秩序何等虚妄、甚至粗暴，只有回归「人」的本体价值，才能让真正自由民主的精神落实于我们日常生活。《堕落论》所收录的十篇文章，是穿透所有伪善社会的利器，启发读者，在解放的人生中自我培力。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坂口安吾
出身豪门世家，母亲是县议员女儿，父亲是众议院议员，担任《新泻新闻》报纸总裁，也是诗人。然而他从小叛逆，时常逃课，中学时还因耽于文艺而遭留级。1926年进入东洋大学文学部就读，焚膏继晷专研梵语、佛学与欧洲文学，且当时便以敢写敢言着名。毕业后，创刊《言叶杂志》，勤于写作并获文坛好评。战后更因评论文集《堕落论》与小说《白痴》，在日本社会掀起旋风。博学的坂口左手写评论，右手写小说，作品充满反叛、浪漫与颓废色彩，产量极大，影响甚巨。
胡晴舫
台湾台北生，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戏剧硕士。写作包括散文、小说、文化评论。1999年移居香港。固定专栏发表于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体。作品《第三人》获第37届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奖，最新着作为2014年出版的《悬浮》。2010年起，旅居东京。现居纽约。
译者简介
郑晓兰
毕业于东吴大学日文系、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日文笔译组，热爱文字以及写作。长期从事口译、笔译工作，现任职报社英、日文新闻编译。译有《公园生活》、《习惯改变了，头脑就会变好：东大生教你的七个学习习惯》、《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一口气读懂15本哲学经典名着》等书。
坂口安吾
出身豪门世家，母亲是县议员女儿，父亲是众议院议员，担任《新泻新闻》报纸总裁，也是诗人。然而他从小叛逆，时常逃课，中学时还因耽于文艺而遭留级。1926年进入东洋大学文学部就读，焚膏继晷专研梵语、佛学与欧洲文学，且当时便以敢写敢言着名。毕业后，创刊《言叶杂志》，勤于写作并获文坛好评。战后更因评论文集《堕落论》与小说《白痴》，在日本社会掀起旋风。博学的坂口左手写评论，右手写小说，作品充满反叛、浪漫与颓废色彩，产量极大，影响甚巨。
胡晴舫
台湾台北生，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戏剧硕士。写作包括散文、小说、文化评论。1999年移居香港。固定专栏发表于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体。作品《第三人》获第37届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奖，最新着作为2014年出版的《悬浮》。2010年起，旅居东京。现居纽约。
译者简介
郑晓兰
毕业于东吴大学日文系、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日文笔译组，热爱文字以及写作。长期从事口译、笔译工作，现任职报社英、日文新闻编译。译有《公园生活》、《习惯改变了，头脑就会变好：东大生教你的七个学习习惯》、《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一口气读懂15本哲学经典名着》等书。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总序
「时代感」书系总序
谢谢你翻开这本书。
身处媒介无所不在的时代，无数资讯飞速穿梭于你我之际，能暂停片刻，阅览沉思，是何等难得的相遇机缘。
因为感到兴趣，想要一窥究竟。面对知识，无论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变自身或世界的出发原点。
而所有的「出发」，都涵盖两个必要动作：先是确认此时此地的所在，然后据此指引前进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在深陷瓶颈的政经困局里？在频繁流动的身心状态中？处于恐慌不安的集体焦虑？亦或感官开放的个人愉悦？有着纷杂混血的世界想像？还是单纯素朴的地方情怀？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两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标，总是由两条矛盾的轴线所划定。
比如，我们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议选举为核心运作的「民主」却绑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资本集中与垄断的「自由」却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潜移默化的文化偏见和层叠交错的社会歧视，不断嘲讽着各种要求平等的法治。我们什么都拥有，却也什么都不足。
这是台湾或华人社会独有的存在样态吗？或许有人会说：此乃肇因于「民族性」；但其实，远方的国度和历史也经常可见类似的冲突情境，于是又有人说：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这些本质化、神祕化的解释，都难以真确定位问题。
实事求是的脉络化，就能给出答案。
这便是「出发」的首要准备。也是这个名为「时代感」书系的第一层工作：借由重新审视各方经典着作所蕴藏的深刻省思、广博考察、从而明确回答「我辈身处何处」。诸位思想巨人以其温柔的眼眸，感性同理个体际遇，同时以其犀利笔尖理性剖析集体处境。他们立基于彼时彼地的现实条件，掷地有声的书写至今依然反覆回响，协助着我们突破迷雾，确认自身方位。
据此可以追问：我们如何前进？
新闻舆论每日诊断社会新病征，乍看似乎提供即时药方。然而关于「我们未来朝向何处」的媒介话语，却如棉花糖制造机里不断滚出的团絮，黏稠飘浮，占据空间却没有重量。于是表面嘈杂的话题不断，深入累积的议题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这成了一种自我损耗，也因此造就集体的想像力匮乏。无力改变环境的人们，转而追求各种「幸福」体验，把感官托付给商品，让个性服膺于消费。从此人生好自为之，世界如何与我无关；却不知己身之命运，始终深系于这死结难解的社会。
「时代感」的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正面迎向这些集体的徒劳与自我的错置。
据此期许，透过经典重译，我们所做的不仅是语言层次的严谨翻译（包括鉅细靡遗的译注），更具意义和挑战的任务，是进行跨时空的、社会层次的转译。这势必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要把过去「在当时、那个社会条件中指向着未来」的传世作品，联结至「在此刻、这个社会脉络里想像着未来」的行动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时代感」系列的选书，于是都有一篇扎实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导读。每一位导读者，作为关注台湾与华人社会的知识人，他们的阐释并非虚吊书袋的学院炫技，而是对着大众详实述说：「为什么此时此地，我们必须重读这本着作；而我们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来的重要线索？」
如果你相信手机的滑动不会取代书本的翻阅，你感觉脸书的按赞无法满足生命的想望，或许这一趟缓慢的时代感阅读，像是冷静的思辨沟通，也像是热情的行动提案。它带领我们，超越这个资讯赏味期限转瞬即过的空虚时代，从消逝的昨日联结新生的明天，从书页的一隅航向世界的无垠。
欢迎你，我们一起出发。
导读
堕落是唯一的救赎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战败，终战翌年，四十一岁的坂口安吾发表〈堕落论〉，唿吁日本人应该全面堕落。
从「健全的道德」坠落，让战场生存归来的义士从事黑市交易，让寡妇改嫁不再守贞，回归人性本能，所以能继续活下去。「我们不是因为战败而堕落。而因为是人所以堕落，因为活着所以堕落，仅此而已。」主张人们要挣脱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动物般单纯，唯有「贯彻堕落之路，发现自我，获得救赎」。
战后日本世道凋敝，国民道德沦丧，夹带战败国的耻辱，有识之士皆提倡回到战前的「健全的道德」，强调日本人的传统美德，像是勤劳节俭、忍受肉体煎熬、决不喊苦、服从团结，如天皇的投降诏书所说的「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坂口安吾大骂「谎话连篇！谎话连篇！谎话连篇！」，他以为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制度陋习，使得日本人民走到了几乎亡国的命运，怎能还回头捡拾起那些社会价值。
坂口安吾尖锐提问，「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是谁？是东条还是军方？的确是他们没错。只是，同时也是那个渗透日本的庞然巨物，那股让人无可奈何的历史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是个顺服命运的孩子。」他以为，日本人长期违反人性而活，因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发明出一堆限制人性的政治规范，像是天皇制、武士道，结果便是整个社会活在虚假的欺瞒谎言之中，像自体捆绑了一颗定时炸弹，炸到粉身碎骨只是迟早的事。
犹太政治学者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指出，德国纳粹之所以能成功杀害集体犹太人，其实跟犹太人习惯服从长老有关，引起极大争议，迄今仍有大量犹太人完全不能谅解她的说法，而坂口安吾在他的〈堕落论〉及〈续堕落论〉对自身民族文化提出严厉控诉，同样掀起哗然回响，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丧失的战后日本再投下一颗震撼原子弹。一般外界所喜爱而日本人也引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遗毒、可怕的历史计谋，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让日本人活得一点不像人，失去了人性该有的态度。
「身而为人还有人性的应有面貌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只是：『诚实说出想要或厌恶的事物。』喜欢就说喜欢，有喜欢的女人就说喜欢。脱下『大义名分』、『私通为大忌』、『义理人情』等虚伪外衣，回归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来，自我、人性以及真实才得以从中诞生，并往前迈出第一步。」他大声疾唿：「日本国民诸君，我要向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应该堕落』，我要振臂疾唿『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须堕落』。」
坂口安吾与太宰治同属于日本战后文学的「无赖派」作家，或称作「新戏作派」，面对当时日本社会乱象，专门书写人性的腐败堕落，抵抗既定现实，宁可自身绝缘于社会之外，当个人生的失败者也不愿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他们不但文字放荡，平时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离不开女人，而坂口安吾亦喜好混迹酒肆粉巷，「烂醉如泥、脚步踉跄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灯街道，在鬈发女人的陪酒助兴下牛饮假威士忌酒」，自嘲无可救药也不悔改。
率先提出无赖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发表在文艺杂志《新潮》四月号，奠立了无赖派文学的立论基础，两年后，留下一卷《人间失格》的太宰治与情妇用绳子绑住腰，双双投河而死，女人似乎决心殉情，而老闹自杀不成功的太宰治这次却好像只是喝得太醉，煳里煳涂跟着去了，便煳里煳涂死了，精神彻底糜烂，随性所欲，沉沦颓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但这个说法既带着酸酸的幽怨，更带着堕落者的骄傲、输家的浪漫，他没有真心在道歉，反倒过来，他鄙夷那些自以为是人的人，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不是人，因为他不想当人，或说他不想当社会要他当的那个人，他要当他自己定义下的人。他说，「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坂口安吾所提的堕落，让自己虚弱而充满耻辱地活着，拒绝一切社会安适的诱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规的保护，以自伐精神去面对人生的挑战，通过伤害自己的肉体，以保持精神的绝对纯洁。宁可当个烂人，也不肯当好人，因为如坂口安吾所说的「善人是种轻松愉快的选项」，只要一心一意投入社会制度就好了，遵循众人之间的约定承俗，不去质疑，不去挑战，不去思考什么叫人，相当于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坂口安吾在〈续堕落论〉里写，堕落虽然无趣，而且是种恶，却带有「庄严的部分，那就是人类伟大的真实样貌──『孤独』」。因为堕落，会遭父母离弃、朋友远离，全身彷彿散发可怕的恶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弃，堕落者即为背德者，将会被迫「脱离常轨，孤身走在旷野之中，纵使恶德无趣，『孤独』这条路却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过时光稜镜的过泸，后人很快能明白坂口安吾所说的「堕落之必要」，他说的只是独立思考这件事，摆脱僵化礼教的束缚，不要受社会习俗制约，相信你的灵性直觉，本着良知走。然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情境之下，他的言论与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无赖派作家的言行，宛如中国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自逐于社会之外，对一般约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过来抨击嘲笑。
人们问，他们怎么变成这副人间恶魔的模样，他们面目狰狞地嘲讽，反问日本怎么走到这般田地。
坂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样出身豪门世家，母亲是县议员的女儿，父亲是众议院议员，担任《新泻新闻》报纸总裁，也是诗人。出生于一九○六年，本名「炳五」，从小就不守规矩，时常逃课，中学二年级时因为四科不及格而留级，汉文老师恨他难以管教，愤而骂他干脆改名「暗吾」，与「安吾」同音。后来终于因翘课过多，遭学校开除，十七岁时转去东京就学。隔年父亲过世，全家陷入巨大债务，他去中学当代课老师，逐渐着迷佛教，因而入东洋大学印度哲学系研究佛教，借学习梵语、拉丁语等古老语言，以疗癒自己的神经衰弱。大学时代，他便以敢写敢言着名，发表文学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坛注视。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历史的关键时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第一个现代化的亚州国家，物质发达，文明兴盛，军事力量强，与欧洲强权又联合又对抗，很快进入中国及其边缘地区与西方各国争夺地盘。坂口安吾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国清廷的东北土地上，日本大胜俄国，取得东北亚的全面优势，日本无庸置疑地正式跃升世界强权行列。
这是坂口安吾出生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刚开始，日本国宛如樱花灿烂盛开，辉煌如一轮旭日，国势锐不可挡。他的家庭优势更让他浸润文化，滋养灵敏心智，随着自己年龄渐长，他目睹日本从璀璨强国逐渐像过了花季的樱花，花瓣落满地，只剩下死亡带来的虚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战争，全民疲惫痛苦，却无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这场由他们自己发动的残酷战争，坂口安吾发表〈日本文化之我见〉，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这个东西。一开始，他便开宗明义自称他几乎没什么日本古典文化的相关知识，没见过桂离宫，很少各处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国山河各地风俗，什么町哪个村完全没有概念，对品茗一窍不通，只懂酩酊大醉之乐，对壁龛之类的东西向来不屑一顾。然而，他从来不觉得丧失了所谓的日本古典文化素养，让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日本人。
接下来，坂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确开始质疑究竟何谓日本传统，为什么日本人要如此顺从传统，真的有传统这件事吗？「所谓的『传统』是什么？『民族性』是什么？日本人有什么必然性格，真有什么决定性因素必然会发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吗？」
传统是由人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这个概念一九八三年由着名历史学大师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学者共同提出，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然而，坂口安吾远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战期间便已经提出来，大声质问他的同胞，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民族性」，这些「明明与自己个性背道而驰」的价值习惯，究竟是什么东西，要让他们像牛一样背负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条却不能卸下。
对他来说，所谓的传统只不过是日本经历过的事物，所谓的非传统只不过是日本还未经历过的事物，这其中没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说什么『日本以前就有的传统，因为是过去的传统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于国外，日本尚未体验的习惯，事实上也可能十分适合日本人；反之存在于日本，国外未曾体验的习惯，事实上也可能适合外国人。这并非模仿，而是发现。」他甚至说，说不定肩膀宽阔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还气宇轩昂。
不仅在亚州，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努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遭遇「现代化等于西化」的哲学辩证，虽然大家都明白文化不该死板，应该演进，民主与威权两种选项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龙主张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拿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当作阻挡社会变化的理由。
坂口安吾认为本质重于一切，不管他们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习惯去生活，都不会改变他们生而为日本人这项简单的事实。他们不是喜爱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他们不需要发现日本，他们生来就是日本人。只要他们活着，日本文化就活着，因为要先有日本人，才会有日本文化，继承传统遗产固然重要，能够创造祖国遗产的人却是自己。
「只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会健康。日本人弯弯的短腿套上长裤、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舍弃榻榻米，霸气十足坐在廉价桌椅上，装模作样。欧美人眼见此情此景觉得万分滑稽，而我们自己本身却对这样的便利性感到心满意足。」
他的观点显然与他前一代东京作家永井荷风南辕北辙。生于明治时代的永井荷风眷恋江户东京，痛恨日本全面工业化，一头栽下他视为「空洞的西方伪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伞信步而行，穿梭于都市更新前的老街旧巷，游荡于古寺、荒烟墓地及附近的贫穷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现代化，不是不信赖电疗、放射矿泉的力量，只是更喜爱那些住在不卫生后街的虚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于迷信和煎药、那种逆来顺受的古老生活。与坂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别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这件事，譬如为了方便，就开始使用钢笔，「大概没有比近世人热切接受所谓『便利』一事更无意义了。」
当永井荷风颂赞陋巷、渡船、庭园和长满杂草的闲地，坂口安吾却恰恰把他的美学与文学观建立在「实用」两字。
对他来说，生活所需决定美感。故乡旧貌景物迁移，木桥变成铁桥，他固然感伤，却觉得天经地义，日本人需要全新运输工具，需要电梯，比起传统之美，他认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庙或奈良佛像全毁了，也不会觉得哪里不方便，但是电车不开可就麻烦了。」依他看来，仙气华美的金阁寺或银阁寺只是「附庸风雅的富豪玩物罢了」，举世闻名的龙安寺石庭不过相当于一块佛曰干屎橛，甚至语出惊人地说，「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车场也无妨。因为，我们民族的光辉文化或传统，绝不会因此灭亡。」他对永井荷风所钟爱的一切老街古楼漫不经心，反倒赞美起军舰、干冰厂与监狱，认为这三种光秃秃的现代造物非常之美丽，因为身上没有一丝虚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只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只有顺应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独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体的形貌。」永井荷风一直活到了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机会读到坂口安吾这些文字，要是他真读到了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这就是坂口安吾，坚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学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没有任何一行文字是为了看来美丽而写」，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该为了坚持传统而留，社会规范要顺应生命欲求，而不是限制，否则变成鲁迅口中的「吃人的礼教」。
某方面，坂口安吾与中国同时期的鲁迅类似，他们皆热爱自己的祖国，痛心自己的社会如此衰弱落后，一介书生想要用一枝笔痛下针砭病症，而他们的结论均是传统礼教不但没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国古代汉族妇女缠小脚，说是文明礼俗，实则是一种民族自残。
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文学手法，批判旧社会的「仁义道德」虚伪腐败，已形成了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坂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学地位的小说《白痴》里，同样借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出他认为「人」的真正意义，必须恢复感情的人性，才能引导人类走出生命的困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条与僵化礼教。
二十世纪初，鲁迅的中国与坂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挣扎，任何想要进步或改变社会现状的企图都被标示为「西化」，视为对土地的背叛，必定会失去民族的尊严，任何想要保留文化习惯或继续传统价值的想法，就遭驳斥为保守反动，标签为封建殭尸再世。保守与进步变成一种零和对抗，非彼即此，好像社会一定没有选择，人生非得如此。坂口安吾与鲁迅无疑地不认同非不得如此的社会选项，但他们花费更多力气在推翻这些想当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习惯，希望用思考、以行动，找出社会进步的动力与方向。
留学日本仙台学医的鲁迅在日本学会穿三件套西装，每日勤梳理，保持外表整洁，因为看了一卷日俄战争影片，里头中国间谍遭日本军人处决，其他中国同胞面无表情聚集围观，令他醒悟救国必须先从精神开始，他辍学，换回长袍马褂，回到中国之后，非常不习惯中国依然封建落后，人们只求温饱，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进，悲愤激昂提笔，犀利狠批中国民族，想要刺激中国人思考、振奋，因为「命运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没有命运这回事，没有民族性这种说法，只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这与坂口安吾不谋而合。虽然当时日本比其他亚洲国家已经现代化许多，但那只是物质进步，不代表文化现代化，他挑战大家不加思索即接受的传统武士道，如童话里指出国王没有穿新衣的小孩大声说出天皇也不过是个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劳为美德，因而「不追求变化，不追求进步，总是憧憬赞美过往种种，当进步的精神偶然现身时，却常会遭受刻苦耐劳的反动精神打压，再度被拉回过去」。
他批评日本人坚持节俭是美德，明明富翁还要省一两块车钱，不肯消费刺激经济，一昧依赖肉体劳动，按个钮就能解决的事情却要浪费时间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无法变成发明的动力，他讨厌大家认定农村文化才是日本文化、误信日本的堕落是因为农村文化转成都会文化的关系，而根本没人深思所谓农村文化的意思，因为农村打从一开始就不纯朴，对他来说，农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地研究如何逃税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动田埂界线偷取邻人土地，背叛邻居挚友还以为自己只是为了勤苦求生存的小农，「只要见到陌生人，一律将其视为小偷」，「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装被动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伪善的农村之魂。
这里，坂口安吾其实只差没喊口号，「日本人，你为什么不起来？」令他难过失望的那一种「被动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许多亚洲社会，即使已经进入民主制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么，依旧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后，对大社会漠不关心，在小处抠钱过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处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种莫名其妙的社会怀旧，好像忘了古代农业时代的真相其实是大家都活在封建制度下，所有人身分阶级一出生就被规定了，女孩子只是生产的工具，男孩子只是种田的动物，除了少数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会权贵洗脑以为艰苦劳动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尽量忍耐种种不合理也变成至高美德的表现。
坂口安吾之所以现代，因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价值，而不是一时的社会制度或政治观念，他坚信任何事情终究要回到人的根本，一个人在世上要怎么活下去，要怎么活得好，这才最重要，所有的制度法律观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为那是人的产物，就像科技终究要服务人，因此要符合人性，而不是倒过来让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坂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只会眷恋人。不可能有任何艺术，欠缺人的气息。我们也不会想在无法引发乡愁的树木下休息。」当他醉眼朦胧，脚步不稳走在银座街头，坂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过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紧紧抱在怀里，狠狠亲吻对方，告诉他们，我他妈的爱死了你，请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胡晴舫
「时代感」书系总序
谢谢你翻开这本书。
身处媒介无所不在的时代，无数资讯飞速穿梭于你我之际，能暂停片刻，阅览沉思，是何等难得的相遇机缘。
因为感到兴趣，想要一窥究竟。面对知识，无论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变自身或世界的出发原点。
而所有的「出发」，都涵盖两个必要动作：先是确认此时此地的所在，然后据此指引前进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在深陷瓶颈的政经困局里？在频繁流动的身心状态中？处于恐慌不安的集体焦虑？亦或感官开放的个人愉悦？有着纷杂混血的世界想像？还是单纯素朴的地方情怀？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两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标，总是由两条矛盾的轴线所划定。
比如，我们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议选举为核心运作的「民主」却绑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资本集中与垄断的「自由」却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潜移默化的文化偏见和层叠交错的社会歧视，不断嘲讽着各种要求平等的法治。我们什么都拥有，却也什么都不足。
这是台湾或华人社会独有的存在样态吗？或许有人会说：此乃肇因于「民族性」；但其实，远方的国度和历史也经常可见类似的冲突情境，于是又有人说：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这些本质化、神祕化的解释，都难以真确定位问题。
实事求是的脉络化，就能给出答案。
这便是「出发」的首要准备。也是这个名为「时代感」书系的第一层工作：借由重新审视各方经典着作所蕴藏的深刻省思、广博考察、从而明确回答「我辈身处何处」。诸位思想巨人以其温柔的眼眸，感性同理个体际遇，同时以其犀利笔尖理性剖析集体处境。他们立基于彼时彼地的现实条件，掷地有声的书写至今依然反覆回响，协助着我们突破迷雾，确认自身方位。
据此可以追问：我们如何前进？
新闻舆论每日诊断社会新病征，乍看似乎提供即时药方。然而关于「我们未来朝向何处」的媒介话语，却如棉花糖制造机里不断滚出的团絮，黏稠飘浮，占据空间却没有重量。于是表面嘈杂的话题不断，深入累积的议题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这成了一种自我损耗，也因此造就集体的想像力匮乏。无力改变环境的人们，转而追求各种「幸福」体验，把感官托付给商品，让个性服膺于消费。从此人生好自为之，世界如何与我无关；却不知己身之命运，始终深系于这死结难解的社会。
「时代感」的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正面迎向这些集体的徒劳与自我的错置。
据此期许，透过经典重译，我们所做的不仅是语言层次的严谨翻译（包括鉅细靡遗的译注），更具意义和挑战的任务，是进行跨时空的、社会层次的转译。这势必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要把过去「在当时、那个社会条件中指向着未来」的传世作品，联结至「在此刻、这个社会脉络里想像着未来」的行动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时代感」系列的选书，于是都有一篇扎实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导读。每一位导读者，作为关注台湾与华人社会的知识人，他们的阐释并非虚吊书袋的学院炫技，而是对着大众详实述说：「为什么此时此地，我们必须重读这本着作；而我们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来的重要线索？」
如果你相信手机的滑动不会取代书本的翻阅，你感觉脸书的按赞无法满足生命的想望，或许这一趟缓慢的时代感阅读，像是冷静的思辨沟通，也像是热情的行动提案。它带领我们，超越这个资讯赏味期限转瞬即过的空虚时代，从消逝的昨日联结新生的明天，从书页的一隅航向世界的无垠。
欢迎你，我们一起出发。
李明璁
导读
堕落是唯一的救赎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战败，终战翌年，四十一岁的坂口安吾发表〈堕落论〉，唿吁日本人应该全面堕落。
从「健全的道德」坠落，让战场生存归来的义士从事黑市交易，让寡妇改嫁不再守贞，回归人性本能，所以能继续活下去。「我们不是因为战败而堕落。而因为是人所以堕落，因为活着所以堕落，仅此而已。」主张人们要挣脱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动物般单纯，唯有「贯彻堕落之路，发现自我，获得救赎」。
战后日本世道凋敝，国民道德沦丧，夹带战败国的耻辱，有识之士皆提倡回到战前的「健全的道德」，强调日本人的传统美德，像是勤劳节俭、忍受肉体煎熬、决不喊苦、服从团结，如天皇的投降诏书所说的「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坂口安吾大骂「谎话连篇！谎话连篇！谎话连篇！」，他以为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制度陋习，使得日本人民走到了几乎亡国的命运，怎能还回头捡拾起那些社会价值。
坂口安吾尖锐提问，「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是谁？是东条还是军方？的确是他们没错。只是，同时也是那个渗透日本的庞然巨物，那股让人无可奈何的历史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是个顺服命运的孩子。」他以为，日本人长期违反人性而活，因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发明出一堆限制人性的政治规范，像是天皇制、武士道，结果便是整个社会活在虚假的欺瞒谎言之中，像自体捆绑了一颗定时炸弹，炸到粉身碎骨只是迟早的事。
犹太政治学者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指出，德国纳粹之所以能成功杀害集体犹太人，其实跟犹太人习惯服从长老有关，引起极大争议，迄今仍有大量犹太人完全不能谅解她的说法，而坂口安吾在他的〈堕落论〉及〈续堕落论〉对自身民族文化提出严厉控诉，同样掀起哗然回响，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丧失的战后日本再投下一颗震撼原子弹。一般外界所喜爱而日本人也引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遗毒、可怕的历史计谋，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让日本人活得一点不像人，失去了人性该有的态度。
「身而为人还有人性的应有面貌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只是：『诚实说出想要或厌恶的事物。』喜欢就说喜欢，有喜欢的女人就说喜欢。脱下『大义名分』、『私通为大忌』、『义理人情』等虚伪外衣，回归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来，自我、人性以及真实才得以从中诞生，并往前迈出第一步。」他大声疾唿：「日本国民诸君，我要向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应该堕落』，我要振臂疾唿『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须堕落』。」
坂口安吾与太宰治同属于日本战后文学的「无赖派」作家，或称作「新戏作派」，面对当时日本社会乱象，专门书写人性的腐败堕落，抵抗既定现实，宁可自身绝缘于社会之外，当个人生的失败者也不愿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他们不但文字放荡，平时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离不开女人，而坂口安吾亦喜好混迹酒肆粉巷，「烂醉如泥、脚步踉跄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灯街道，在鬈发女人的陪酒助兴下牛饮假威士忌酒」，自嘲无可救药也不悔改。
率先提出无赖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发表在文艺杂志《新潮》四月号，奠立了无赖派文学的立论基础，两年后，留下一卷《人间失格》的太宰治与情妇用绳子绑住腰，双双投河而死，女人似乎决心殉情，而老闹自杀不成功的太宰治这次却好像只是喝得太醉，煳里煳涂跟着去了，便煳里煳涂死了，精神彻底糜烂，随性所欲，沉沦颓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但这个说法既带着酸酸的幽怨，更带着堕落者的骄傲、输家的浪漫，他没有真心在道歉，反倒过来，他鄙夷那些自以为是人的人，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不是人，因为他不想当人，或说他不想当社会要他当的那个人，他要当他自己定义下的人。他说，「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坂口安吾所提的堕落，让自己虚弱而充满耻辱地活着，拒绝一切社会安适的诱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规的保护，以自伐精神去面对人生的挑战，通过伤害自己的肉体，以保持精神的绝对纯洁。宁可当个烂人，也不肯当好人，因为如坂口安吾所说的「善人是种轻松愉快的选项」，只要一心一意投入社会制度就好了，遵循众人之间的约定承俗，不去质疑，不去挑战，不去思考什么叫人，相当于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坂口安吾在〈续堕落论〉里写，堕落虽然无趣，而且是种恶，却带有「庄严的部分，那就是人类伟大的真实样貌──『孤独』」。因为堕落，会遭父母离弃、朋友远离，全身彷彿散发可怕的恶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弃，堕落者即为背德者，将会被迫「脱离常轨，孤身走在旷野之中，纵使恶德无趣，『孤独』这条路却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过时光稜镜的过泸，后人很快能明白坂口安吾所说的「堕落之必要」，他说的只是独立思考这件事，摆脱僵化礼教的束缚，不要受社会习俗制约，相信你的灵性直觉，本着良知走。然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情境之下，他的言论与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无赖派作家的言行，宛如中国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自逐于社会之外，对一般约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过来抨击嘲笑。
人们问，他们怎么变成这副人间恶魔的模样，他们面目狰狞地嘲讽，反问日本怎么走到这般田地。
坂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样出身豪门世家，母亲是县议员的女儿，父亲是众议院议员，担任《新泻新闻》报纸总裁，也是诗人。出生于一九○六年，本名「炳五」，从小就不守规矩，时常逃课，中学二年级时因为四科不及格而留级，汉文老师恨他难以管教，愤而骂他干脆改名「暗吾」，与「安吾」同音。后来终于因翘课过多，遭学校开除，十七岁时转去东京就学。隔年父亲过世，全家陷入巨大债务，他去中学当代课老师，逐渐着迷佛教，因而入东洋大学印度哲学系研究佛教，借学习梵语、拉丁语等古老语言，以疗癒自己的神经衰弱。大学时代，他便以敢写敢言着名，发表文学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坛注视。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历史的关键时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第一个现代化的亚州国家，物质发达，文明兴盛，军事力量强，与欧洲强权又联合又对抗，很快进入中国及其边缘地区与西方各国争夺地盘。坂口安吾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国清廷的东北土地上，日本大胜俄国，取得东北亚的全面优势，日本无庸置疑地正式跃升世界强权行列。
这是坂口安吾出生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刚开始，日本国宛如樱花灿烂盛开，辉煌如一轮旭日，国势锐不可挡。他的家庭优势更让他浸润文化，滋养灵敏心智，随着自己年龄渐长，他目睹日本从璀璨强国逐渐像过了花季的樱花，花瓣落满地，只剩下死亡带来的虚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战争，全民疲惫痛苦，却无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这场由他们自己发动的残酷战争，坂口安吾发表〈日本文化之我见〉，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这个东西。一开始，他便开宗明义自称他几乎没什么日本古典文化的相关知识，没见过桂离宫，很少各处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国山河各地风俗，什么町哪个村完全没有概念，对品茗一窍不通，只懂酩酊大醉之乐，对壁龛之类的东西向来不屑一顾。然而，他从来不觉得丧失了所谓的日本古典文化素养，让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日本人。
接下来，坂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确开始质疑究竟何谓日本传统，为什么日本人要如此顺从传统，真的有传统这件事吗？「所谓的『传统』是什么？『民族性』是什么？日本人有什么必然性格，真有什么决定性因素必然会发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吗？」
传统是由人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这个概念一九八三年由着名历史学大师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学者共同提出，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然而，坂口安吾远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战期间便已经提出来，大声质问他的同胞，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民族性」，这些「明明与自己个性背道而驰」的价值习惯，究竟是什么东西，要让他们像牛一样背负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条却不能卸下。
对他来说，所谓的传统只不过是日本经历过的事物，所谓的非传统只不过是日本还未经历过的事物，这其中没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说什么『日本以前就有的传统，因为是过去的传统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于国外，日本尚未体验的习惯，事实上也可能十分适合日本人；反之存在于日本，国外未曾体验的习惯，事实上也可能适合外国人。这并非模仿，而是发现。」他甚至说，说不定肩膀宽阔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还气宇轩昂。
不仅在亚州，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努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遭遇「现代化等于西化」的哲学辩证，虽然大家都明白文化不该死板，应该演进，民主与威权两种选项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龙主张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拿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当作阻挡社会变化的理由。
坂口安吾认为本质重于一切，不管他们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习惯去生活，都不会改变他们生而为日本人这项简单的事实。他们不是喜爱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他们不需要发现日本，他们生来就是日本人。只要他们活着，日本文化就活着，因为要先有日本人，才会有日本文化，继承传统遗产固然重要，能够创造祖国遗产的人却是自己。
「只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会健康。日本人弯弯的短腿套上长裤、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舍弃榻榻米，霸气十足坐在廉价桌椅上，装模作样。欧美人眼见此情此景觉得万分滑稽，而我们自己本身却对这样的便利性感到心满意足。」
他的观点显然与他前一代东京作家永井荷风南辕北辙。生于明治时代的永井荷风眷恋江户东京，痛恨日本全面工业化，一头栽下他视为「空洞的西方伪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伞信步而行，穿梭于都市更新前的老街旧巷，游荡于古寺、荒烟墓地及附近的贫穷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现代化，不是不信赖电疗、放射矿泉的力量，只是更喜爱那些住在不卫生后街的虚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于迷信和煎药、那种逆来顺受的古老生活。与坂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别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这件事，譬如为了方便，就开始使用钢笔，「大概没有比近世人热切接受所谓『便利』一事更无意义了。」
当永井荷风颂赞陋巷、渡船、庭园和长满杂草的闲地，坂口安吾却恰恰把他的美学与文学观建立在「实用」两字。
对他来说，生活所需决定美感。故乡旧貌景物迁移，木桥变成铁桥，他固然感伤，却觉得天经地义，日本人需要全新运输工具，需要电梯，比起传统之美，他认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庙或奈良佛像全毁了，也不会觉得哪里不方便，但是电车不开可就麻烦了。」依他看来，仙气华美的金阁寺或银阁寺只是「附庸风雅的富豪玩物罢了」，举世闻名的龙安寺石庭不过相当于一块佛曰干屎橛，甚至语出惊人地说，「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车场也无妨。因为，我们民族的光辉文化或传统，绝不会因此灭亡。」他对永井荷风所钟爱的一切老街古楼漫不经心，反倒赞美起军舰、干冰厂与监狱，认为这三种光秃秃的现代造物非常之美丽，因为身上没有一丝虚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只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只有顺应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独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体的形貌。」永井荷风一直活到了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机会读到坂口安吾这些文字，要是他真读到了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这就是坂口安吾，坚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学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没有任何一行文字是为了看来美丽而写」，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该为了坚持传统而留，社会规范要顺应生命欲求，而不是限制，否则变成鲁迅口中的「吃人的礼教」。
某方面，坂口安吾与中国同时期的鲁迅类似，他们皆热爱自己的祖国，痛心自己的社会如此衰弱落后，一介书生想要用一枝笔痛下针砭病症，而他们的结论均是传统礼教不但没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国古代汉族妇女缠小脚，说是文明礼俗，实则是一种民族自残。
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文学手法，批判旧社会的「仁义道德」虚伪腐败，已形成了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坂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学地位的小说《白痴》里，同样借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出他认为「人」的真正意义，必须恢复感情的人性，才能引导人类走出生命的困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条与僵化礼教。
二十世纪初，鲁迅的中国与坂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挣扎，任何想要进步或改变社会现状的企图都被标示为「西化」，视为对土地的背叛，必定会失去民族的尊严，任何想要保留文化习惯或继续传统价值的想法，就遭驳斥为保守反动，标签为封建殭尸再世。保守与进步变成一种零和对抗，非彼即此，好像社会一定没有选择，人生非得如此。坂口安吾与鲁迅无疑地不认同非不得如此的社会选项，但他们花费更多力气在推翻这些想当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习惯，希望用思考、以行动，找出社会进步的动力与方向。
留学日本仙台学医的鲁迅在日本学会穿三件套西装，每日勤梳理，保持外表整洁，因为看了一卷日俄战争影片，里头中国间谍遭日本军人处决，其他中国同胞面无表情聚集围观，令他醒悟救国必须先从精神开始，他辍学，换回长袍马褂，回到中国之后，非常不习惯中国依然封建落后，人们只求温饱，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进，悲愤激昂提笔，犀利狠批中国民族，想要刺激中国人思考、振奋，因为「命运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没有命运这回事，没有民族性这种说法，只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这与坂口安吾不谋而合。虽然当时日本比其他亚洲国家已经现代化许多，但那只是物质进步，不代表文化现代化，他挑战大家不加思索即接受的传统武士道，如童话里指出国王没有穿新衣的小孩大声说出天皇也不过是个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劳为美德，因而「不追求变化，不追求进步，总是憧憬赞美过往种种，当进步的精神偶然现身时，却常会遭受刻苦耐劳的反动精神打压，再度被拉回过去」。
他批评日本人坚持节俭是美德，明明富翁还要省一两块车钱，不肯消费刺激经济，一昧依赖肉体劳动，按个钮就能解决的事情却要浪费时间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无法变成发明的动力，他讨厌大家认定农村文化才是日本文化、误信日本的堕落是因为农村文化转成都会文化的关系，而根本没人深思所谓农村文化的意思，因为农村打从一开始就不纯朴，对他来说，农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地研究如何逃税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动田埂界线偷取邻人土地，背叛邻居挚友还以为自己只是为了勤苦求生存的小农，「只要见到陌生人，一律将其视为小偷」，「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装被动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伪善的农村之魂。
这里，坂口安吾其实只差没喊口号，「日本人，你为什么不起来？」令他难过失望的那一种「被动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许多亚洲社会，即使已经进入民主制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么，依旧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后，对大社会漠不关心，在小处抠钱过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处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种莫名其妙的社会怀旧，好像忘了古代农业时代的真相其实是大家都活在封建制度下，所有人身分阶级一出生就被规定了，女孩子只是生产的工具，男孩子只是种田的动物，除了少数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会权贵洗脑以为艰苦劳动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尽量忍耐种种不合理也变成至高美德的表现。
坂口安吾之所以现代，因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价值，而不是一时的社会制度或政治观念，他坚信任何事情终究要回到人的根本，一个人在世上要怎么活下去，要怎么活得好，这才最重要，所有的制度法律观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为那是人的产物，就像科技终究要服务人，因此要符合人性，而不是倒过来让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坂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只会眷恋人。不可能有任何艺术，欠缺人的气息。我们也不会想在无法引发乡愁的树木下休息。」当他醉眼朦胧，脚步不稳走在银座街头，坂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过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紧紧抱在怀里，狠狠亲吻对方，告诉他们，我他妈的爱死了你，请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胡晴舫
图书试读
续堕落论
大家都说战败后国民道德沦丧，所以乐见的理想做法就是回复战前「健全的道德」。我对此可无法苟同。
我从小生长的新潟市是个石油产地，因此也是石油暴发户的产地。据说有个叫做中野贯一的暴发户，致富后依然克勤克俭，他觉得从停车场直接搭人力车太贵，会特地走到一座名叫「万代桥」的桥边去拦便宜的人力车。小学听校长训示时，这个故事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不过，我从前几天来自故乡的人口中得知，这段逸闻的主角如今变成另一个叫做新津的石油暴发户，现在已成为新潟市民的日常教诲与生活规范。
一个百万富翁将五十钱的车资省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是我等应奉为日常规臬的生活吗？ 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故事本身，而在于贯穿这个故事底层的精神，还有生活的应有样貌。
战时，我担任日本映画社的特约人员，那时有另一位特约O先生，同时也是新闻联合的理事还是什么的，平常看来气势十足，论事说理总是头头是道，曾说什么吉川英治与佐藤红绿 都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这位大人物在一次开会时，发表意见说：「来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如何？」那部电影想将农夫长满茧的粗糙双手、拼凑布料缝制出来的和服等事物，拍成像是融合父传子、子传孙的刻苦耐劳精神的象征，因为日本文化必须是农村文化，农村文化转化成都会文化是日本的堕落，也是今日的悲剧。
这番话在会议中引发热烈回响，专务（实质上的社长）等高层也大为感佩，回头望着我说：「你能不能用这个概念写出一个剧本？」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婉拒了这项请託。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在会议上的战时恶梦。战时，社会上持续大力倡导「回归农村文化」、「回归农村之魂」，那虽是一时的流行思想，却也是日本大众的精神。
大家都说战败后国民道德沦丧，所以乐见的理想做法就是回复战前「健全的道德」。我对此可无法苟同。
我从小生长的新潟市是个石油产地，因此也是石油暴发户的产地。据说有个叫做中野贯一的暴发户，致富后依然克勤克俭，他觉得从停车场直接搭人力车太贵，会特地走到一座名叫「万代桥」的桥边去拦便宜的人力车。小学听校长训示时，这个故事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不过，我从前几天来自故乡的人口中得知，这段逸闻的主角如今变成另一个叫做新津的石油暴发户，现在已成为新潟市民的日常教诲与生活规范。
一个百万富翁将五十钱的车资省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是我等应奉为日常规臬的生活吗？ 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故事本身，而在于贯穿这个故事底层的精神，还有生活的应有样貌。
战时，我担任日本映画社的特约人员，那时有另一位特约O先生，同时也是新闻联合的理事还是什么的，平常看来气势十足，论事说理总是头头是道，曾说什么吉川英治与佐藤红绿 都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这位大人物在一次开会时，发表意见说：「来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如何？」那部电影想将农夫长满茧的粗糙双手、拼凑布料缝制出来的和服等事物，拍成像是融合父传子、子传孙的刻苦耐劳精神的象征，因为日本文化必须是农村文化，农村文化转化成都会文化是日本的堕落，也是今日的悲剧。
这番话在会议中引发热烈回响，专务（实质上的社长）等高层也大为感佩，回头望着我说：「你能不能用这个概念写出一个剧本？」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婉拒了这项请託。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在会议上的战时恶梦。战时，社会上持续大力倡导「回归农村文化」、「回归农村之魂」，那虽是一时的流行思想，却也是日本大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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