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抗战篇：烽火八年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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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抗敌自卫的战争。全民族牺牲之大，所受痛苦和屈辱之深，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国史中，唐德刚教授最重视的即为他成长年代所经历的血泪抗战史。他想写的抗战史，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史，而是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寇，从亡国灭种的边缘，终于转败为胜、浴火重生的宏观历史。可惜天不假年，因病中辍，未能得偿夙愿。

　　本书收录了唐先生生前所撰有关对日抗战的二十篇史论，以及五篇杂文和祭文。作者不但亲闻亲见抗战，阅读过大量史料，更可贵的是，他与民国史上有影响的许多人物长期来往，还因为岳父吴开先的关系，认识不少国民政府内外的人物，获得了不见于书简的种种细节和感受，使他对民国史，尤其抗战史，有非比一般的认识和体会。

作者简介

唐德刚（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着，纽约时报系发行，大陆有中译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版）、《胡适杂忆》（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张学良口述历史》、《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五十年代底尘埃》、《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中国之惑新编》、《民国史抗战篇：烽火八年》、《战争与爱情》（远流）等书，另以中英文分别出版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国旧金山，享寿八十九岁。

□序  谭汝谦
□编者的话  吴章铨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回思与警惕／003
八年抗战的历史意义／009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序言
中国抗战在世界史中的意义／「善败者不亡」才是关键／为抗敌英烈立血泪碑／海外治中华史学的持平之论
中国抗战决策论／019
──卢沟桥事变
「满洲国」成立后的华北／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内政中的抗日问题／汪黄联盟的全盛时期／双重外交／卢沟桥事变与抗战／蒋中正决定不阻止战争
南京大屠杀不是从南京开始的／053
维护抗战史实的文艺复兴／大屠杀发端于上海／从撤退到溃退／杀人竞赛，不在南京／天堂变成地狱／战略为政略所误／真正的兵败如山倒／强敌处心积虑，守将临渴掘井／不留俘虏，随地残杀／杀尽工农百姓和妇女儿童／以最残酷的方式杀人为娱乐／地毯式的劫财劫色／且看上海的慰安所／强姦后还要杀人灭口
华裔「慰安妇」的「口述历史」／079
把历史当作小说写下来／阿宝的惨死／苏州姑娘李香莲的故事／从寡妇到姨太太到反革命家属到饿死／千万「华裔慰安妇」哪里去了？
日本的「三光政策」／091
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093
──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纪念台儿庄大捷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儿庄现场开幕式中发言稿

【高宗武和汪精卫】
[1]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097
一、陶德曼「绝密史料」／二、日本「南京大屠杀」／三、高宗武「口述历史」
[2]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109
十个「边缘政客」的叛国阴谋／周佛海、高宗武推汪下海／「不下桌子不算输」／「低调」才是高调／日方看我如水晶球
[3]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127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中国两公，日本五相／为日本帝国主义定位／害人害己的爱国狂／「其言甚辩」的侵华哲学／大小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日本侵华的底线和极限／侵华是日本民族行为／半封建的日本军部／其立国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
[4]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153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不能「入主中原」，企图支解上国／惨烈的「上海之战」／「陶德曼调停」中的近卫七条／是「忽略」还是「谋略」？／日本要把中国全土「满洲化」／日本对华外交中的小手脚／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早期的日制伪组织／伪组织终不敌正组织／阎钖山通敌而不当汉奸
[5]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179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日本人不敢打延安／周佛海吃定日汪两造／董道宁是谁派到日本去的？／五人核心的通敌小组／所谓「艺文研究会」／骗蒋和诱汪／台儿庄血战后的新形势／张群建议汪精卫与日谈和／除蒋是日本各派一致要求／日人暗设陷阱，汪氏主动投敌／为高宗武访日定案／影佐祯昭的供词／汪派梅思平为「正式代表」／日孔密谈破裂，日汪密谈开始／可怕的战争，可议的陈委员／周佛海「指导」通敌／近卫屈从军部的「二次声明」／重光堂《汪日密约》两件／日方「出尔反尔」／汪伪买空卖空，龙云虚与尾蛇／张发奎、龙云不会附汪／汪周投敌的真正企图／汪伪要求日方「彻底轰炸重庆」／沙坪坝传奇／潜离重庆，两头落空／恩怨断时论汪精卫／反侵略也是我们的民族行为

抗战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247
──陶恆生着《「高陶事件」始末》读后感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口述历史是当代显学／有关陶学的见闻／苦撑待变，和比战难／自觉清醒，实是愚昧／鼎足三分，危而不亡／俄日瓜分中国，制造波兰第二／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李士群为「通共」被杀的种种瓜葛／265
──兼答上海胡实声先生问
欧亚两战场之胜负关键／难忘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只是个「笨蒋干」／潘汉年是汪精卫的贵宾／期待美军登陆，两党争吃汪伪／潘李搭配的前因与后果／归队的本钱和贡献／李士群之死／顺便谈谈张爱玲
〈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293
──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
被捕后的生死抉择／何以能越狱脱险？／生还后的是非
◎附录：岳丈吴开先先生嵩寿献辞
从美国档案中看史迪威事件／309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纪录（纪录：吕芳上先生）
什么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事件的背景／史迪威其人及其来华之职权／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陈纳德间之错纵复杂关系／史迪威撤职的经过／结论──史迪威撤职后，对中国、世界政局之影响
◎附录：罗斯福总统致蒋主席电
挖出良心‧纪念「七七」／323
改变了历史发展方向／日人毒辣残忍甚于纳粹／「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国仇不报反而同族相残
纪念抗战‧对日索赔／327
──「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讲辞
东方的民族国家，西式的封建社会／模仿西方帝国主义，青出于蓝／蚕食边疆，强佔属国（一八七四～一九一四）／控制中央，割裂地方（一九一五～一九三七）／上海抗战与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暴行之人证物证与抵赖／把全民对日索赔运动进行到底
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345
──「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闲话偶拾
日本种族主义与殖民地／宪法与国旗／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从「决不能战」到「决不能不战」／五十位历史家的盛会
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359

外编：其他杂文和祭文

「芦沟桥」还是「卢沟桥」？／363
──答黄文范先生问
纪念抗战‧对日索赔／369
──海外华人团体推动索赔经过及目前相关组织简介
一、索赔始自学术运动／二、「对日索赔同胞会」之成立与活动／三、「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之继起／四、《日本侵华研究》与《对日索赔专刊》／五、香港、台湾、西欧、南美之友会
对保钓运动的微观探索／377
──「万船齐发，三岸同心」、「不惜一战才能避免一战」
回顾第一次保钓运动／为什么要保钓？／日本坚持「主权」，中国只保「渔权」／美国违约移交琉球／美日对钓鱼台的黑箱作业／还有个「台湾主权未定论」／两岸政权「一面不抵抗，一面交涉」／余氏方案不可行／万船齐发，三岸同心／中央嫡系部队也不听指挥
南京大屠杀五十年祭文／389
祭中国抗战烈士文／397

序

　　在济济旅美华裔历史学者中，唐德刚先生和吴天威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我特别佩服他俩宣导对日本侵华史的重视，并带头推动对日索赔运动。请容许我述说认识两位先生的缘由。

　　一九八九年初夏，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有幸在吴先生的邀请和指导下，参与在美国伊利诺州吴先生任教的南伊州大学创办《日本侵华研究》季刊 （一九九○年二月发刊），越洋协助吴先生约稿、组稿、为长篇论文用中英日文撰写提要，并协助香港教育家杜学魁先生在香港和大陆发行和推广这本季刊。一九九○年仲夏，由吴先生和杜先生任共同主席、我任祕书长，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第一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邀约近百名老中青学者共同探讨近现代中日关系问题，并且检讨日本的战争责任，引发国际学术界研究中日关系和重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此后，此一国际研讨会隔年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和东京庆应大学续办，其论文集亦先后面世，嘉惠后学。可惜一九九七年之后，这个国际研讨会便停办。

　　追溯起来，唐先生是我认识吴先生的介绍人。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唐吴两位先生便在美国发起对日索赔，并且大力推动保钓运动。两位先生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进出象牙塔与社会之间、坐言起行的学者，早就成为我崇敬的偶像。一九七○年秋季起，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日本史专业），一九七一年夏季经师友介绍，课余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助理，协助一些研究生和教授研读日文资料和史料翻译。我又加入由哥大博士生黄养志学兄主持的「纽约国是研究社」，从事留美学生保钓运动的对日连络、日文资料收集和编译工作。那时唐先生虽然已经离开哥大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我还是有机会向他请益问难。一九九○年我从香港移居美国明州，由于出任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及会长（一九九八～二○○○），在组织学术和社会活动时遇到疑难，总是恳请唐先生指点迷津，唐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出手相助，不遗余力，使我和联合会的朋友一直感激不已。

　　唐先生令人钦佩的地方很多。首先，唐先生治史虽然以严谨着称，诚如胡菊人先生所言，唐氏为文「畅晓易读」，「都以幽默的笔调，亦庄亦谐来着墨，使人读来犹如可爱的散文，一点都不感到枯燥，而觉兴味盎然。」我认同胡先生的评论，唐氏确实「不同于一般写历史的人的习惯……这是很难得的修养。」（胡菊人〈悼唐德刚先生：可读可赏的文章〉，见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唐德刚与口述历史──唐德刚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页五八。）唐先生又是笔耕甚勤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不但以专着形式面世，也见于学术机构的丛刊（例如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更奇特的是，唐氏不少着作首见于台湾《传记文学》月刊、香港《明报月刊》，乃至台北《中央日报》、台北《中国时报》、纽约《中报》等新闻媒体及其副刊。职是之故，久而久之，唐先生对于普及史学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知识，贡献良多，可惜这一贡献往往被人忽视。

　　不过，正是由于唐先生行事不拘一格，喜欢放下高端学者身段，通过大众传媒与读者见面交流，今天要系统地阅读唐先生着作，并非易事。可幸承吴章铨先生和禤福煇先生努力不懈，搜集唐先生关于抗战史实的论着，悉心校订，託请奉行「出版界的蔡元培主义」的远流出版公司，编辑出版《民国史抗战篇：烽火八年》。我举手加额感恩庆幸之余，有幸先读本书文稿。喜见所收各篇，不论长短，都可反映唐文特殊风格， 而且可以验证唐先生的史学特色。

　　读者不难发现，唐先生重视发掘新史料，不断从中外档案和口述资料寻找新线索、新证据，充分让史料说话。因此他往往能够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本书所录〈从美国档案中看史迪威事件〉、「高宗武和汪精卫」系列、〈南京大屠杀不是从南京开始的〉等几篇论文，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 〈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一文，证实汪精卫明知日本企图使全中国都「满洲化」，但是为了一己之私，拒绝有所作为，加深我们对汪氏罪恶的了解。唐先生关于高宗武的论述，有效地填补了几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空白。

　　唐先生对人对事都善于观察入微，洞悉个中奥祕，因此可以理顺〈李士群为「通共」被杀的种种瓜葛〉，写成情文并茂的〈「沪上往事细?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考证〈「芦沟桥」还是「卢沟桥」？〉等见微知着的「小问题」。唐先生的〈华裔「慰安妇」的「口述历史」〉、〈日本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五十年祭文〉、〈祭中国抗战烈士文〉等短文，颇有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遗风，读来特别真挚感人。

　　唐先生更善于反思、综合、总结，显示其史识，呈现大家风范。例如，〈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回思与警惕〉、〈八年抗战的历史意义〉、〈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这几篇，都是辩证的结论，扬弃浮夸大话，掷地有声，创意洋溢，读者不难体味。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唐先生不但善于治史，也非常关注今天海外华人的对日索赔和保钓运动，同时为破解今天国际纷争和促进和平友好，唐先生多方出谋献策。本书所收的几篇杂文，就是最好的明证：〈纪念抗战‧对日索赔──「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讲辞〉、〈纪念抗战‧对日索赔──海外华人团体推动索赔经过及目前相关组织简介〉、〈对保钓运动的微观探索〉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点评。当今之世，学术界都有相同的潜规则：因为时局变化莫测，一般历史学者都避谈当前争议，让给政论家或新闻评论员发声。唐先生却从来不避嫌；他深信研究日本侵华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透视今天的中日关系，为破解今天中日之间的难题提供有建设性的参考。唐先生能够在学术与现实之间游刃有余，可以比美英国牛津学者米特（Rana Mitter）教授在其近着《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所显示的修为。我觉得唐先生的建言比米特教授来得更加直接了当，因而更加管用。例如，在〈对保钓运动的微观探索〉一文，唐先生为解决今天中日钓鱼台主权之争，毫不犹豫开了两剂药方：「万船齐发，三岸（陆、台、港）同心」及「不惜一战才能避免一战」。前者用民间力量去解决问题，较为温和；后者诉诸武装实力，显示不惜一战的势态，毫不闪闪缩缩，让对方知难而退，这样才能真正避免一战。我们保钓已经四十多年，进展殊慢。唐氏所开两剂药方，都值得我们深思、试用。

　　今天，中日东海钓鱼台争议未平，中越、中菲南海主权争议又起，美国决心重返太平洋，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国际危机日益加剧。《民国史抗战篇：烽火八年》面世，实在是适应时代的需求。我们有机会阅读唐先生的旧文，也许凭添几分信心和智慧，使我们能够化解当前危机，增进睦邻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的邻人，孰敌孰友，也应细读唐先生的着述，体味他的建言，以史为鉴，然后和平可期。

　　【序者简介】

　　谭汝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英语文学系毕业；日本京都大学日本文化研修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专攻日本史学、中日关系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现职美国明州默士达学院（Macalester College）史学教授。曾长期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师、高级讲师、硕士及博士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所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邀顾问等。历任美国明州双城五所大学联合（ACTC）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学报编委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天津）常务理事、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三藩市）会长及荣誉会长。主要中文着作有《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中日关系全书》二卷（与关捷等合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与蒋永敬等合编）、《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原着，与林启彦合译）。

编者的话

　　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在唐德刚先生逝世后，整理出版他的文稿，已出了《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之惑新编》、《中国革命简史》，现继续推出这本关于抗战史的文集。

　　唐德刚先生早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就有意要写一部民国史，并且想好第一篇定名为“Trial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in China”。一九六四年，唐先生向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郭廷以先生请教。郭师对民国史同样最感兴趣，非常熟悉民国的史实掌故，中外朋友们都期待他写一部民国史。当时郭师正在中央研究院筹办近代史研究所，曾回信询问唐先生的撰写计画（郭日记十月四日）。

　　一九七九年，唐先生觉得他所设想的民国史计画太大，不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拟邀请几位名家共同撰写，并初步拟定了两个大纲，大同小异，除按照时间先后分期（通史）外，还按照内容（专史）和人物（纪传），共三个系统，涵盖一九一二到一九七六年大时代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和军事部分由他自己执笔。

　　由于教书和教育行政的事务繁忙，唐先生始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推动他的大计画。到了一九八四年，有一天，他沉痛地跟唐师母说：「天如不丧斯文，两千万抗日烈士在天有灵，千余万中共大跃进所造成的饿鬼地下有知，则余毕生计画之民国史（一九一二～一九七六），必会完成！」（唐日记）在其后二十几年，他这心愿一推再推，可惜天不假年，终于赍志以殁。

　　一九八七年，唐先生曾经写了《民国通史》的序文四千字，但这篇序似乎遗失了。

　　到一九八九年，唐先生即将退休前，订出一个以十年工夫写一部共二十册的《民国全史》的计画，大纲和十年前拟定的框架类同。他在《传记文学》上宣布（一九九○年六月），计画每两个月写一章。但他不能婉拒各方的邀稿或会议稿，不能摒除一切杂务，按照完整的总体规画顺序，专心一志地、按部就班地写下去。到二○○一年十二月发病前，只写到北方段祺瑞皖系政权的一小部分。

　　在民国史中，唐先生最重视的是他成长年代所经历的血泪抗战史。一九七八年他与吴天威、杨觉勇两位教授合组「三人小组」，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参加在康州大学举行的亚洲历史学会英伦分会年会，分别提出「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中日关系」论文。三位教授谈起日本以各种残酷手段屠杀同胞的历史，相约共同致力于日寇在华暴行的研究和写作。唐先生想写的抗战史，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史，而是全民血肉抗战、在惨痛牺牲和耻辱中浴火重生的宏观历史。

　　在一九九○年代纪念抗战和向日本索赔运动最活跃的那些年，唐先生念兹在兹地就是要写一部抗战史，还想写一本《抗战八年回忆录》，以个人的回忆为纲，写下他在抗战岁月中的见闻。

　　不幸，二○○一年以后，由于生病，唐先生自己不可能写任何巨着了，他的老朋友们这时候都已在八十高龄上下，于是唐先生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下一代。他曾经几次邀集口述史学会的朋友，力劝大家合作，共同编写民国史。可惜年轻人各自有工作，没有唐先生那样的熟悉民国史实，没有经历过抗战岁月，同时缺乏研究环境，没有方便的图书档案可资利用，都是力不从心，虽然唐先生再三催促，大家却一直行动不起来。

　　唐先生不但亲身经历抗战，目睹全民族的惨痛奋斗，阅读过大量史料，更可贵的是，他与民国史上有影响的许多人物如胡适、李宗仁、陈立夫和宋子文、张学良等各有十几年的个人来往，还因为岳父吴开先的关系，认识不少国民政府内外的人物。唐先生从他们身上体认到的民族精神，和他在交往中所获得的不见于书简的种种细节和感受，使他对民国史，尤其抗战史，有非比一般的认识和体会。加之唐先生自幼喜读古今巨着，学贯中西，足迹遍及东西两半球，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那些非文字的史料，对照着大量的文字史料，在他心中融会成为对宏观历史的卓越史识。唐先生想写民国史、抗战史的那种欲望，那种感情和责任感，我们都深深感觉得到。他最后没能写出那部巨作，令人惋惜。

　　唐先生生前所完成的民国史篇章，有关抗战部分，只有在高宗武去世后，唐先生感于他与高氏的多年友谊，谈话多次，对高氏当初参与的错综复杂对日交涉的内幕和高氏心情，颇有独特了解，因此连续写了几篇关于高宗武与日本交涉的一小段历史事件。除此之外，那惊天动地十四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抗战的各方面可歌可泣血泪史都没有来得及写。

　　本书的最前两篇是唐先生纪念抗战的短文，简明地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历史性意义，可视为开宗明义。中国的抗战是「二次大战中唯一的黑白分明，义正辞严的『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战争」。日本自「九一八」开始攻略东三省，是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战役；日本的投降，是二战最后的结束。中华民族自主奋斗获得胜利，掀起了战后亚非拉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中国的抗战不是新老帝国主义之间争霸混战的一部分。（编者按：新帝国主义指左派的苏联和右派的德义日，他们各有一套自认为优越的一党［皇］专政新理论；旧帝国主义指英法美。在西方是苏联结合旧帝国集团，打败德国；在太平洋是日美相斗。）

　　早在一九六○年代，唐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中提出过两篇英文的关于抗战的学术性论文，其中“China’s Decision for War: A Study of the Chinese Wartime Foreign Policy, part 1”（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East Asia: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1963），现在根据一九八七年唐先生自译的大意残稿（作为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纽约市立大学举办的「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背景史述」），全文翻译出来。原文有註释百余个。因本书大多数读者对一般性的史实都已经知道，不必注解，所以在译稿中删减了大半，只保留有破疑、存真、解释、发挥的部分。读者如果要寻源，不难查阅英文原文。另一篇“Japan’s Seduction for Peace with China During Wartime: The First Phrase–the story of Gao Zongwu–”（见《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是关于日本诱骗汪精卫的部分经过，大体就是后来写的中文「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内容，本书就不必重译了。

　　从关于「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唐先生如果有机会从容写一部抗战史，将是多么精采。

　　唐先生所写的其他关于抗战的文章，都是散篇，不能构成单元，只能窥见唐先生丰富学识的一鳞半爪。因为稀有，也弥足珍贵。有的虽已编入唐先生的其他集子，为便利本书的读者不必他求，也予列入。如〈「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曾经编入《书缘与人缘》。吴开先先生在敌后的惊险经历，是抗战谋略战史的一部分。日本很早就一再想以诱和方式，结束那场它打不赢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虚与委蛇。蒋中正日记开放后，其中记载他曾经召见吴一次，吃饭，没有谈任何事情。显然蒋就是对吴表示知道了。

　　关于史迪威的一篇，是唐先生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记录。他的演讲稿不存；这是「唐言」。

　　唐先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关心平民百姓的苦难与幸福，特别对日本在战时加诸中国人民的凌辱、残杀、迫害，认为应当在道德上、历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审判。

　　前面提到的吴、唐、杨三位教授，在研究抗战史的同时，发起了美国各地纪念抗战的宏伟运动。二十多年间，唐先生积极参加人道主义团体掀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他亲自参加许多集会、演讲、游行，并写文章，为伸张人类正义而採取实际行动。我们把他主要的几篇纪念抗战文章纳入本集，以期比较完整地显示唐先生有历史正义感、有浓厚同胞爱的史家人格。

　　唐先生发起或积极参与推动的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对日索赔同胞会、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等等，建立后虽经不少人奔走唿号，颇有若干成绩，但由于大环境的关系，都远远没有接近唐先生的目标。这和他未能写出抗战史着作一样，令人扼腕叹息。口述史学会出版本书，表示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摘自〈中国抗战决策论〉第四节「双重外交」

双重外交

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使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升到新的高峰。以追剿红军为名，蒋氏得遂行其统一全国的主要目标，其嫡系中央军追赶红军，长驱直入湖南、贵州、四川──这些省分是以前从来进不去的。南京中央掌握了西南，使得蒋对持久抗战的后顾之忧大为减少。

日本对蒋氏在华南的胜利，非常吃惊，于是一九三五年初日军在华北的侵略乃变本加厉，其目标是使南京政府势力完全撤出华北。虽然南京的地位已较前大增，但蒋还是留在幕后，避不就对日交涉表示态度。在汪精卫主持下，对日再作巨大让步，于一九三五年六月签订《何梅协定》。按照协定，中央政府各机关、国民党党部、中央军部队都奉命退出华北。蒋显然欲再争取时间，完成其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日本之签订《何梅协定》，提出苛刻要求，显然是一项战略上的估计错误。日本似乎认为，把南京的势力从华北剷除之后，即可诱使华北地方政府脱离中央而独立。结果证明仅是一厢情愿。南京的公开势力虽然撤出华北，但中央在华南的胜利却增强了它在华北的威望，足以警告心存不服的地方领袖注意中央的能力和决心，知所畏惧。不仅如此，南京竟在此时?服西北军老长官的冯玉祥拥护中央，加入国民政府。当时西北军实际上已经归华北的宋哲元领导，但老长官冯与中央的合作，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在北方的威望。日本人虽然说服地方领袖参加「自治运动」，但是发现，宋哲元和他部下的爱国精神决不亚于南京。他们决心保卫中国主权。日本人若非再用武力施压，宋决不会就范。

就日本而言，《何梅协定》是蚕食华北所获得的又一个胜利，但不料给了蒋氏最重要的时间。自南京观之，结果并不如事先担心的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