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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动的树——读黄远雄的诗
◎李有成(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一】
黄远雄写诗近半个世纪,不以多产取胜,精品反而居多,结集出版者至今虽仅得《致时间书》(一九九六)与《等待一棵无花果树》(二○○七)二种,大略十年才有一集,不过他以自己的风格独步诗坛,群而不党,淡泊诗名,知道如何自我安顿,是一位备受敬重的前行代马华现代诗人。宝瓶文化有意为这位资深马华诗人出版其诗选集,书名《走动的树》,并以副书名标志此为过去四十余年间(一九六七年至二○一三年)诗人创作的自选集,收诗九十九首,允为截至目前为止黄远雄诗创作精华之总汇。至于何以诗集收诗九十九首,而非完整的百首,其中分寸似有寓意。如果以百首为圆满,九十九首不无在暗示此诗集并非诗人创作生涯的终站,只是漫漫长途中的部分重要收获,显然在抵达终站之前还有诸多风景可以观赏,还有许多未知尚待开发。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抵达之谜」。
六十岁那年,黄远雄写了一首题为〈人在途中〉的诗,终篇时有以下的自况:「我人还在/还在/行将抵达的旅途中」。「行将抵达」表示还未抵达,前方仍有路程,在抵达之前诗途显然尚有可为。这些诗句语言简洁、平淡而充满自信,不免让我想起美国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在其名作〈雪夜林畔〉(“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诗末的自我期许:
这树林可爱、幽暗而深邃,
但我还要信守某些承诺,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黄远雄在诗集的后记〈写诗〉中也提到〈人在途中〉一诗,并直言「凡事都各有其因缘,且看日后的造化与变数」,可见诗人对未来的创作仍然有所期待。
就诗集《走动的树》整体而言,后记〈写诗〉一文相当重要。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所叙为黄远雄早年习诗的经过,其中涉及的文学记忆隐然可见一九六○和七○年代与马华现代诗有关的若干身影。黄远雄说:「想起年少写诗时,尚未摸清何谓现代派,何谓现实派,也就从未去理会什么派别之分,纯粹只是逞一己之能。那时候初写时无人在旁指导,自己也只好瞎子摸象,暗中孤独摸索。」这话说得实在,很能反映当时许多初履诗坛者所面对的文学环境。黄远雄后来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他的坚持。他向来不求闻达,他的诗虽多能符合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但对他而言,写诗本身便是目的。
〈写诗〉的第二部分则在说明编选这本诗集的因缘与想法。黄远雄也透露了他的诗与其个人生命历程的密切关系:「这本选集内的每一首诗,都是我个人较偏爱(虽然不一定是最满意)的作品。每一首诗都曾经紧贴着我生命中某段记忆,能让我回想到自已当时身在哪里,人在做什么,为何而写?」黄远雄的自剖正好点出了他的诗的自传层面,不过他的诗在个人记忆之外往往另有指涉,尤其指涉创作当时的政治、社会或文化氛围,所谓「个人的即政治的」,黄远雄这本诗选不乏这样的实例。
【二】
这个现象涉及黄远雄诗的叙事性。二○○七年黄远雄出版其诗集《等待一棵无花果树》,我为这本诗集写了两段评介文字,印在版权页之前,其中一段就特意强调其诗的叙事性特色。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以便进一步申说:
黄远雄的诗叙事性强,我读到的几首,几无例外,都有这种特色。〈风水〉一诗最初将噩运归诸于「一棵充满敌意的树」,但诗中说话人显然并不信邪,「从此,我裸衣而坐/敞开胸襟,坦荡荡/笑看浩劫从家门经过」。比较政治性的诗如〈等待修路队伍〉则期待正义像「一支修路队伍/轰然发动/庞大镇压的声量」,中间叙写的无不是政治上的种种险阻恶途。两首有关无花果树的诗也是以叙述诗中说话人与无花果树的机缘为主,道尽其犹豫、徬徨与最终的欢欣。最富嘲讽意味的〈老树〉一诗倒像是传记诗,写老树如何懂得委屈自保,如何「接受献议,深谙/谕令的禁忌/目击每一个黯然的过渡/站着/不动/且超然物外」。这样的诗批判性强,饶富政治寓意。简单地说,黄远雄最好的诗无不在叙事中透露胸中垒块。
这段文字所论仅及于当时黄远雄寄来的数首诗,又受限于规定字数,因此举例不多,无法畅论。我后来有机会细读诗集《等待一棵无花果树》,益发坚信自己的上述观察。
黄远雄早期的诗其实是以抒情取胜。其中有几首抒写亲情与爱情,读来令人动容,其他如写于一九七○年代与八○年代初的〈一朵茉莉〉、〈尘埃未了〉、〈醒来时天涯依然〉、〈独步〉、〈窗室之内外〉、〈手上的笔〉等数首,不论自励或自抒情怀,莫不富于抒情性。试以〈手上的笔〉一诗为例。诗一开始诗中说话人就感叹创作之孤独与寂寞,「像锈了的铁栏杆/像被遗弃的时光/像笔尖上的墨渍」,因此说话人问:「执着的笔,还能恆持多久呢?」不过诗人显然依旧雄心不减,立志翱翔于天地之间,要以气吞山河之势,挥动如椽之笔:
我该在怎样的情况下
执笔,吮尽世间的怒漩巨卷
听听,大地还有脉搏的跃动
还有鹰翅的延伸
还有艳丽的狂飙
还有壮丽的河山
诗行里以一连串的「还有」向世人宣告,诗的题材是何等广泛多样,自然山川固然可以入诗,世间激情一样适宜成篇。黄远雄早年的诗常以鹰鸟意象自喻(如〈尘埃未了〉、〈醒来时天涯依然〉等诗),这个意象又见于〈手上的笔〉一诗。「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言屣网之羁绊也」,以鹰鸟自喻恐怕与黄远雄早年亟思挣脱的现实困境与生活桎梏有关。此之所以他不时以诗自我砥砺,如〈歌〉一诗里诗中说话人就有这样激昂的表白:
年轻时,叛逆的火焰
可以燃烧意志化成
一种傲然的钢
呵,我就是那阵狂飙
雪亮的刀
可以砍断我风尘的胳膊
割我霜露的头颅
惟不能断我的天涯路
不能拂冷我莽莽
的奔向
〈手上的笔〉一诗虽然也同样不乏激情,但是诗的结尾相当节制而收敛,说话人重新体认诗创作路上的孤独与寂寞。如上所述,这种体认早见于诗的开头部分,诗末重提自是另一番心境。这或许已是一种近乎超越知见的体悟,一种施友忠所说的「道器不分,体用一原」的「见山又是山」的二度和谐:
……我愿
为自己尝试
另辟一座窗框
孤独是必然的
我想,岖崎是必然的
不断出发亦是
必然的
这些例证足以说明黄远雄早年的诗确实重在抒情。本来诗主抒情,自古已然,这并不是什么特例。我之所以特意从这个角度检视黄远雄早期的诗,因为我发现,大约自一九八○年代以后,他的诗的叙事成分明显大增,有些诗甚至充满戏剧效果,相形之下,抒情性退居边缘,在某些诗里甚至于完全退位。这样的转变也影响了往后黄远雄的诗的语言与修辞策略:他的语言趋于平淡与明朗,不难看出他在修辞上逐渐建立自信。这个阶段最能具现上述特色的当属写于一九八一年的〈吾妻不谈政治〉一诗。
〈吾妻不谈政治〉一诗表面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首相当复杂的诗。与上引诸诗不同的是,这首诗语言自然而生活化,由于不事雕文刻镂,反而少了凿痕,可以说是黄远雄脱胎换骨之作。与诗题的明示相反的是,诗题只是故作姿态,表示「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这是一首畅论政治的诗,只不过诗中并未清楚指涉任何政治议题或政治事件。正因为如此,这首诗并不在表达诗人的特定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信仰。诗的政治并不等同于诗人的政治,其理自明,因此与诗人所持的政治立场或与其是否参与实际政治,乃至于是否介入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斗争并无直接关系。借用法国思想家洪希耶(Jacques Rancière)的说法,诗的政治只是暗示诗是以诗的姿态介入政治,非关诗人的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立场。不过诗也不是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诗是历史当下的产物,因此不免有其指涉性。
〈吾妻不谈政治〉一诗的基本结构是一场简单的夫妻对话。这场对话透露了夫妻对政治的不同体验,对政治操作的看法也就难免大相迳庭。诗中说话人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他看待政治的方式相当直接,一点也不拐弯抹角,因此他的论证在修辞上用的是明喻(simile),他以一连串排列整齐的声明(statements)指陈政治如何无所不在,如何界定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生活动及典章制度。
吾说:
教育是一种政治
宗教是一种政治
战争是一种政治
甚至写一绺文字,握手
寒暄、拥抱、唿吸
都是政治……
这一节诗既在界定政治,同时也在描述人世活动与政治牵扯万端、治丝益棼的关系——政治彷如天罗地网,罩在人的身上,生老病死,无不是政治,无不受制于政治,也无不在政治的纠葛中。
下一节写妻子的反应相当生动,原先铺设的情节整个儿逆转。丈夫那种斩钉截铁的宣示性语言因「吾妻不语」而遭到冷淡对待。这个「不语」未必表示无言,也很可能是欲语还休,暧昧却内容丰足。妻子在不语之余,随即祭出自己的拿手绝活来,对丈夫的声明做了一番演绎与解构:
当吾妻将葱花
掷下油锅
她说:
葱花是一排蓄发的地雷
螃蟹是列阵的坦克
煮炒是会议桌上喋喋不休的
风云
若只知纠缠不清
如何捧弄一道
美餚呢?
这一节诗无一语涉及政治,诗中所叙却是处处机锋,无不政治。跟说话人的修辞策略大异其趣的是,在这一节诗里,妻子多半仰赖隐喻(metaphor),也就是妻子所熟知的烹饪语言,既有食材佐料,也有烹调方法。在妻子的认知与经验里,政治就是厨艺,一如战事,不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或在会议室里唇枪舌战,其目的无非要「却军于谈笑之际,折冲于樽俎之间」。所谓政治,不论煎炒煮炸炆炖焗烤蒸,显然必须干净俐落,剑及履及,倘若抽刀断水,推拖拉扯,恐将无济于事,美餚也可能沦为败笔。
换句话说,在妻子看来,丈夫对政治的高谈阔论充其量只是夸夸其谈,虚无空洞,言不及义。政治不只是坐而言,还必须起而行。在这一节诗里,妻子其实是以其特有的隐喻践行《道德经》的古典明训:「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早就看出政治与烹饪之间的类比关系,因此希望治国者学习烹调之术;简单言之,政治重在实践,重在实践的方法。妻子言谈中的隐喻不仅为老子的智慧作註解,其隐喻其实也在批判男性浮夸而乏味的宣示性语言。这已涉及语言的性别问题,试将诗中夫妻俩的语言对比,其中分际一目了然。这个层面虽然此处无法深究,但是〈吾妻不谈政治〉显然是一首值得就此观点进一步探讨的诗。
黄远雄第一本诗集《致时间书》收入的诗不少完成于一九八○年代,可是在《走动的树》这本选集里,这个年代的诗只有寥寥几首,尽管其中多属上品。〈夜访诺顿外记文字〉写于一九八七年,也是一首叙事性强,深具政治意涵的诗。诗题中的「诺顿」明指艾略特(T. S. Eliot)的长诗〈焚毁的诺顿〉(“Burnt Norton”),或可视为黄远雄对这位一代诗宗的致敬。「焚毁的诺顿」是一处实际存在的庄园,位于距牛津不远的古老乡村聚落科茨沃尔德(the Cotswolds)。诗虽以此庄园为题,但艾略特的目的并不在写此庄园。这首诗初见于诗集《四个四重奏》(The Four Quartets),数十年来各家对此诗之诠释可说众说纷纭,不过多半认为此诗具强烈之宗教色彩,诗中对时间颇多抽象思考,而诗人显然把重心放在当下,以为当下的时间才能显现神的恩典。
黄远雄的诗与此题旨无关,诺顿在其诗中已经另有寓意:这是一座废墟,毁于烈火,不过百废待举,余烬中仍存希望,只待有心人群策群力,庄园可以再现,花可以再开,鸟可以再来,因此黄远雄在诗末为焚毁后的诺顿留下微弱的无限生机:
有人来过,仍有人
络续前来,因为他们听见
有一株微弱的喟叹
来自熊熊的火芒
隐隐约约
他们相信
玫瑰在里边盛放,鸟声在里边
回响不绝,尚未通行的
甬道上
不息的灵魂在那儿匿藏
最末一行诗提到的「不息的灵魂」其实应有所指,这个用词早先曾经出现在诗的第三节中:
战火排山倒海
而来,文化在最前线
为不息的灵魂祭旗
回头看这几行诗,整首诗的政治指涉可说昭然若揭,甚至诺顿的象征意义也不难掌握。这些诗行的关键词是「文化」,诺顿原本是一座文化堡垒,不幸毁于战火,当然战火只是比喻。在这场战火中,文化首当其冲,「不息的灵魂」正是那些为捍卫文化而前仆后继,奋战不已的人。诗中所说的文化当然可以泛指一般文化,但在当代马来西亚的脉络里,也可以特指华人文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压制与边缘化。〈夜访诺顿外记文字〉写于一九八七年,正值马来西亚政治多事之秋。这一年由于其执政党的主要成员党巫统爆发党争,马哈迪政权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十月间政府又因派遣不谙华文者出任华文小学高职而引发华社抗争,马哈迪为化解其执政危机,极需替罪羔羊,因此政府在十月二十七日展开所谓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援引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大肆逮捕政党领袖、社运分子及华教人士,整个社会——尤其是华社——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以创作时间论,黄远雄这首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马哈迪威权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不过据黄远雄私讯告知(二○一四年七月十四日),此诗写「在茅草行动之前,纯粹是一首名诗的读后感」。诗人如预言者,诗行间所酝酿的政治氛围竟在冥冥之中预告了行将登场的茅草行动,当权者师心自用,整个国家一时沦为诗中所说的:「一座黑夜无边的/梦魇树林」。
【三】
自一九八○年代以后,黄远雄的诗风大抵渐趋稳定,成熟,而且不拘一格,相当自由,诗的题材也随着他对世事体验日深而变得繁复多元。这期间他写下不少有关爱情、亲情及乡情的诗,诸如〈梦说〉、〈要去流浪的树〉、〈一首止痒的诗〉、〈一直〉、〈父亲的拐杖〉、〈镇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外祖父〉、〈返乡之旅〉、〈火葬场,尽头〉等。这些诗多环绕个人或家族的际遇,从中不难发现年岁日增的诗人在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有些诗则在个人情感之外,同时触及外在世界的变迁,隐约透露了诗人的忧虑与批判,如写于二○一二年的〈返乡之旅〉中有这么一节:
倒是钻油台,
这新贵,八爪鱼般
霸踞在海面,公然点火
戏诸侯;过去牛羊聚居
的草地
和收割季节的田陇
如今已是坐拥笑声
车群如妾的前院
这些诗行语带嘲讽,不仅写出今昔之别,缅怀失落的岁月与不复存在的乡土,同时也慨叹生产工具与生产模式的改变对土地风貌与社经环境所造成的冲击。这样的诗显然已经超越个人,而在不经意中寄託了诗人更大的胸臆与关怀。
这一类诗有的也深具历史感或人伦意识。写于二○○六年的〈父亲的拐杖〉尝试变造《山海经》里的夸父神话,想像父子之间的世代传承,诗中说话人一方面突出父辈所经历的流离与忧患,另一方面则预见自己未来势将复制上一代跋山涉水的命运:「我夸父/不悔地披上父亲饱满忧患的背影/袭承他云游未了/的遗志」。这无疑是一首充满离散意识的诗。
写于二○一二年的〈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外祖父〉叙述阔别四十年的外祖父如何「星月兼程跑来探望我」的经过。不过全诗的重点却是今昔对比与城乡差异,诗中说话人对过去显然充满乡愁,一再以时空变化突出曩昔的美好丰盈:「以前/穷乡僻壤,视野和想像可以/纸鸢般低吟高飞,不像现在/平坦,却寸步难行」。说话人在怀旧之余,对眼前的种种变化显得格格不入。只是在时光流逝、世事变动之中,说话人也体认到其中仍潜存着某些不变的元素,譬如亲情常在,家族血脉绵远流长:
好在祖辈
有留下一纸蓝缕筚路
的族谱坚守在源远流长
的关隘,堵住了DNA
和基因的土石流,至少
流失的砂砾堆下,骨肉血脉仍
有迹可见
除此之外,黄远雄这个阶段的诗不乏对现实生活或外在世界的反应。这些诗有的借用奇喻(conceit),立意颇多巧思,读来引人入胜。二○○二年的〈一起去流浪〉以蚤类寄生一只瘪狗之情节叙写两者如何学习和平共存,诗行间对这只瘪狗之坚忍、豁达与淡定颇多赞扬。诗中说话人这样称颂这只瘪狗:
以牠疲弱的体质,溃烂
遍体扩散未癒合
的瘫疽,饲养如此络绎于途的门客
体内依然畅流
永不言悔的斗志
诗中所说的「门客」即寄生瘪狗身上的蚤类。黄远雄的野心当然不只在写一首寓言诗而已,这首诗以寓言的形式出之,语言并不艰涩,却又故作隐晦,舍弃直接对现实的明显指涉,反而为读者留下宽广的想像空间。说话人在诗的最后一节表示,「有所必要向猥琐的蚤类/学习如何共处一室」。这样的自我期许其实充满讽喻,似有所指,却又无意明指,而且负面的意义多于正面,所谓「共处一室」恐怕也是万般无奈的安排与选择。摆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脉络中,究竟何者为「猥琐的蚤类」?又要如何向「猥琐的蚤类」学习呢?
另一首带有寓言意味的诗是写于二○○八年的〈稻草人与他的火葬礼〉。诗中的说话人以稻草人的身分自白,喟叹「活着,每一天/都是受难日」。诗的寓意并不难解。秋收之后,稻草人完满达成赖以存在的使命,其剩余价值立即消失,在丰年火祭中不仅备受冷落,甚至惨遭凌迟与毁弃,因此在深感委屈之余,他高声抗议:「无视于我平日鞠躬尽瘁,仍落得/几乎身首异处/鄙弃在草堆上的感受」。诗所尝试戏剧化的无疑是过河拆桥的无情世事,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稻草人的批判意在言外,良有以也。黄远雄避开直写现实世界的人情冷暖,借寓言婉晦讽世,用心良苦。从〈一起去流浪〉与〈稻草人与他的火葬礼〉这两首诗不难看出,诗人最好的寓言诗多在借喻讽世,对人情义理洞若观火,烛照无遗。
〈稻草人与他的火葬礼〉最戏剧性的部分当在诗的第三节,黄远雄在这一节诗里玩性大发,突然让说话人话锋一转,故作大惑不解,企图一行一句地将谚语「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细加解构,目的在重新釐清语言背后物与物之间的偶然关系。
席间,我的近况
与飘忽的体重
与功绩
被刻意高估
冠以最后一束
压倒性的荣耀,莫名
与千里外,一头素昧平生
的骆驼,在荒腔走板
的沙漠
戏剧化勾扯上关系
虽然意见分歧
最终,还是无法倖免
在字里行间画押
这些诗行所叙其实具有陌生化的效应。透过陌生化的过程,原先理所当然的关系顿时变得不再那么稳定,读者被迫思考:稻草和骆驼之间为什么会有必然关系?为什么压死骆驼的是这根稻草?为什么是骆驼,而非别的动物?稻草与骆驼各有自己的世界,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双双「素昧平生」,毫无干系,结果竟「在荒腔走板/的沙漠」中扯上关系。这一节诗叙写世事的荒谬,原来是非曲直未必操之在我。对稻草人而言,这句谚语岂仅荒诞不经,言不成理,其中甚至潜藏着多少无法言状的冤屈与无助,这与上一节诗里稻草人所蒙受的无情待遇并无二致。就所叙内容而言,这两节诗看似各有关怀,细究不难发现,实则前后互相唿应,都是在悲谴世事的荒诞无稽,一旦身陷类似的非理性当中,只能徒唿奈何。只不过伤心人别有怀抱,这种「遣悲怀」式的哀叹不知可有现实指涉?
以上的追问虽非必要,只要熟读黄远雄的诗,这样的追问却也并非无的放矢。黄远雄的诗隐晦不在语言,尤其中年以后,他大部分的诗在语言上已能大开大阖,收放自如,若干叙事性强的诗,叙事铺陈往往峰回路转,语多警世,并隐含政治或社会批评。譬如写于二○○八年的〈今天开始〉一诗,诗题寄託希望,教人引领期待,诗收尾时却一片警语,诗中说话人自言自语,要「上紧忧患的发条」,留心门户,注意日常生活细节,以免因疏忽而遭殃受害。原来这竟是一首批判治安败坏、盗匪横行、百姓受苦的诗。近年来马来西亚治安日劣,当权者因循无能,束手无策,但知文饰,黄远雄这首诗批判力强,直指问题核心,毫不含煳,读来令人心领神会。
类似的例子在诗集《等待一棵无花果树》出版之后几乎成为常态,诸如〈社区警卫〉、〈不得不回来〉、〈伤害〉、〈恐惧〉、〈土拨鼠〉、〈家务事〉、〈焦躁者和他的假想敌〉、〈两张并排的单人床〉等诗,顺手拈来,俯拾皆是。这些诗多饶富批判性,有些明示,有些暗指,对略知马来西亚近年来的政治或社会现状的人而言,其针对性不言而喻。〈土拨鼠〉一诗第二节有诗句云:「犹如放任成群目无法纪/的暴龙过境,恣意践踏/沿途散佈残存的建材、沙砾」,或可描述这些诗所刻意铺陈的政治或社会情境。又如〈恐惧〉一诗第二节借神荼与郁垒两兄弟的神话,表达正邪易位、是非颠倒之无奈;因此诗中说话人有「削去印绶,解僱平日倚重/其实早已哆嗦的/荼垒」的感叹。善于抓鬼驱邪的神荼与郁垒一去,魑魅魍魉横行,剩下的就是「涎皮赖脸/人多势众的暴戾与肆虐」。所谓「陟罚臧否,在其一言」,这样的笔法字斟句酌,很难教人相信这是空穴来风,无病呻吟。
这里再举〈家务事〉一诗为例。诗以家庭琐事为障,实则意有所指,其目标对准的却是国家大事。诗将「孤独」与「寂寞」二者拟人化,以之扮演家中佣人的角色。诗叙女主人外出,行前多方嘱咐,要诗中说话人所饰的男主人在她返家前处理若干日常家务,诸如:
每一扇落地窗帘
都必须换上新装
要拭净室内每片长青树
稚气的脸庞;要按时
餵饱饿了好多天
的洗衣机
只是「孤独」与「寂寞」皆习于敷衍塞责,懒散成性,任务可能无法达成。这一节诗所列举的家务事多属例常工作,只要稍稍认真负责,没有无法完成的道理。可悲而又可议的是,「孤独」与「寂寞」耽于玩乐,专事吹拍,却无心于自己份内的事。黄远雄这种寓言式的写法,显然不只限于叙写家事。诗人虽然可以无须明说,读者却不能不深加意会,弦外之音,令人莞尔。
到了诗的最后一节,整首诗的题旨可说宣露无遗:
可能会有一轮
催泪弹式的烟硝过境
可能只是一阵净盟式
蜻蜓点水的静坐
阴霾,会很快地过去
都会很快地过去
这数十年来我
就是
这般耍赖地混过来的
这一节诗第三行提到的「净盟」成立于二○○六年底,为马来西亚的非政府组织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简称(或称Bersih)。「净盟」成立之后曾经数次举行和平集会,唿吁政府改革选举制度,重划选区,改善选务机构,革新选举机制,以实现干净公平的选举。只是多年来当权者蛮横不为所动,甚至不时将和平抗议者拘捕下狱。就此而言,这个指涉使整首诗的格局明显扩大,再也无法故作无辜,诗人心系的更不可能只局限于家庭琐事。说话人对疏忽任务、荒废工作毫不在意,一心只想掩饰遮盖,或者以为只要稍稍应付,批评与抗议都会过去,最后船过水无痕,日子照过。这一节诗里有两行诗近乎重复:「会很快地过去/都会很快地过去」。博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在《诗艺》(
This Craft of Verses)一书中谈到我上引的佛洛斯特的〈雪夜林畔〉一诗,他认为最后两行诗句虽属重复,含意却大不相同:第一句是空间的,指实际的空间里程;第二句则是时间的,指隐喻上的时间距离,因此动词「安睡」也暗示人生旅途的终点——死亡。回头看黄远雄的〈家务事〉最后一节的重叠句,其实也有类似的效应。第一句表示「阴霾」只是短暂的现象,转眼间就会消失;第二句多了个「都」字,承上一句使「阴霾」的意义更形繁复,包括任何批评、质疑及挑战等。这两句诗行虽然前后重叠,意义却显然略有调整。
〈家务事〉一诗最精彩的部分当属最后一节的最后三行诗。这三行诗语言平淡自然,连接起来甚至彷如散文句子,不过却是力道极重的诗行。诗人之前既以指涉「净盟」暗示这首诗的政治意涵,最后这三行诗的政治性联想已无可避免。熟知马来西亚的政治与社会现况的人可能要问:诗中说话人的「我」是谁?过去数十年是哪些人「这般耍赖地混过来的」?是哪个政党?哪个政权?何以在千夫所指之下,这些人、这个政党,以及这个政权可以依然故我,为所欲为?类似的疑问所在多是。这是黄远雄以诗论政的特色:这一类诗不在提供答案,其效应往往在激发读者的想像与疑惑。而且几无例外,这样的诗所指涉的就是黄远雄赖以安身立命的现实时空。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在其晚年出版的《笔记本》(The Notebook)一书中,有一则札记(二○○九年五月十九日)专谈乌拉圭诗人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在他看来,贝内德蒂短短数句诗所要表达的,往往比官方所看到的还要丰足。黄远雄这几行诗是另一个明证。
【四】
这本诗选书名《走动的树》其实是取自黄远雄早年一首同名的自况的诗,诗题〈走动的树〉本身显然故意诉诸矛盾修辞法(oxymoron)。这首诗隐含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欲望,对未来与未知充满了向往与想像。树根植于土地,万无走动的道理,这是有违自然法则的。正因为如此,这首诗利用这种矛盾现象将希望寄託于奇蹟:「希望残墟的视线里/有一座奇蹟/屹然出现」。另一首写于一九九九年的〈要去流浪的树〉,用的也是类似的修辞法。在这首距〈走动的树〉十余年后完成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令人心酸的悲惨景象:奇蹟不见,希望幻灭,树在「离开成长的盆地/离开庇护的温床」多年之后,有一天「拎着残存的须根/划着单薄的浮萍」回到树林故土。诗的最后一节虽然只有短短四行,却充满了戏剧性与震撼力:
所有的树
被当前的景物
掩脸,震撼
大声痛哭
这几行诗自身俱足,不写迷途知返的树,却回头状写众树对眼前景象的自然反应:可以想像整座树林一时之间一片哀嚎,哭声震天,闻者心痛。
我引用这两首诗目的不在论证黄远雄这十余年间心境的变化,我的兴趣在于诗中树的意象。如上所述,树在土地生根,茁长,不过在黄远雄的诗的想像世界里,树不能自囿于自己生长的土地,树必须外求,必须出走,必须寻找新的树林,体验新的生活,开拓新的世界。黄远雄最好的诗除了语言鲜活之外,不论叙写爱情、亲情、乡情、土地之情,或者家国之情,无不根植于现实世界与生活土壤。他的许多诗所透露的关怀始终紧扣马来西亚的现实,不过这些关怀又不全然囿于马来西亚的时空,放大来看,其实还涉及普遍的人的生存处境。尤其黄远雄中年以后的诗,这个现象相当常见。
在《走动的树》这本诗选集所收的九十九首诗中,我们看到黄远雄四、五十年来在诗创作上不同阶段的转变,只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诗不论抒写个人或者叙写集体,无不指向诗本身之为事件的现象,之为语言活动的历史经验。这篇文字显然远远踰越序文的文类规范,在细读黄远雄大部分的诗作之余,我尝试借由远观近看,较全面地考察他的诗的成就,即使如此,这篇序文所能讨论的诗作数量毕竟有限。不过纵使以管窥豹,我希望这篇文字仍然有助于打开黄远雄数十年来经之营之的诗的世界。
黄远雄念旧,多次在诗文中提到我们年轻时认交的经过。近半个世纪之后,我有机会以读者兼老友的身分为他的诗选集写序,除了因缘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数十年来对诗的坚持。二○○七年,黄远雄出版诗集《等待一棵无花果树》,张锦忠在题为〈与远雄同行,继续〉的序文中,赞扬黄远雄为「以华文书写的华裔马来西亚诗人继续写下去的典范光源」,显然并非过誉。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于台北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修订
后记
写诗
◎黄远雄
1
四十八年后的今天,回顾我走过的文学路,彷彿一切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比起一些人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总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在对的车站进入对的车厢,这一逛竟然逛了数十年,彷彿没有回头路,又恰似错过车程却又没人催我下车,我也乐享其成。
我的写作道路起步,应从六五年从一次心血来潮投稿参加《少年乐园》月刊征文比赛,发现有一个叫「江振轩」的少年写作人,与我同时列入该项比赛、优异奖名单中,当时因为觉得名字很有英气,所以从那刻起,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不过,说来有点遗憾,时至二○一五年的今日,我仍与江振轩本尊,缘悭一面。
一九六七年年头开学,我留级念高一班,准备重考马来西亚政府初级的文凭考试。我读的那所学校是吉兰丹州属内唯一的中华独立中学、也是当时西马来西亚之东海岸、由吉兰丹,登嘉楼和彭亨三州境内华裔与国内善心教育人士,群策鼎力筹资创立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学,主要目的是给那些每届参加小六政府文凭考试,升学无门的落第生,提供一所继续深造中学的管道。
在同年学校开课不久,校园内来了一位比我高一年级的插班生戴锦铭同学。此子非常勤奋,有干劲。他除了常在报章或学生刊物园地投稿,还常在校园各班级,不停推售星马港台的文学书籍,甚至连哥打峇鲁市内仅有的两间中学,即中华和中正国民型中学校园内也马不停蹄地招徕无误,间接为我们几所华校中学生开启另一扇清新文艺的窗户。我记得当时我一口气跟他买下三本诗集,即淡莹的《千万遍阳关》、毕洛的《梦季,银色马》,和施颖洲的译诗《世界名诗选译》。以当时的状况,我不折不扣是一个废寝忘餐,终日耽溺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的武侠小说的书痴,在他的推荐下,竟然着了魔似的而突然买下这些在平日都不想碰的诗集,连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就在那年二月间,我在哥打峇鲁市内游荡,在一间「上海书局」前停下脚步,随手翻阅摆报摊上一本名为《学生周报》之刊物,翻至文艺版内页有一栏「诗之页」内,居然让我眼前一亮,再次目睹到「江振轩亅这个名字的踪影。当时我心想既然「江振轩」能写诗,我当然也行。为了不甘示弱,展示我也能写诗,就把该期学生周报买回家,立刻从自己书橱内找出当时仅有收藏的三本诗集,而其中又觉得淡莹的《千万遍阳关》诗集内的文字,最能俘获我心,故视之为当时所要模仿的笫一对象。皇天不负有心人,不出数日,果然让我成功如法炮制出了平生第一首诗:〈初恋于四月风雨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诗寄投出去后,居然被该刊编辑青睐,很快地刊登在《学生周报》第五六四期之「初恋专题」内。
更万万没想到,这一回的误打误撞,为我敲开了《学生周报》编辑部的大门后,没多久居然收到《学生周报》编辑李苍的来信邀稿。信中语多鼓励和赞赏,并要我继续创作,为风雨飘摇的马华现代诗坛共同努力……。当时,自己心想我何能何德,如何配得起充当一名诗坛先锋呢?因此,我内心虽然狂喜,却不为之所动。当时的编辑李苍似乎不死心,一而再来信催稿和鼓励,我一时词穷口拙,不懂如何回应婉拒,又觉得他盛意拳拳,只好勉为其难回到书桌上,绞尽脑汁把第二首诗:〈迎风小立〉完成。太出乎我意料之外,这首被删改得鸡毛鸭血,惨不忍睹的东西,竟然还能刊登《学生周报》第五九三期封面之「文艺专题」、这么弥足珍贵的版位上,若不是看到诗题下面,清清楚楚映入眼帘的是「左手人」三个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它确实在我面前发生了。从此之后每接到李苍的来信,立刻乖乖回到书桌上、卯足脑力孵诗挤灵感,以期回报知遇之恩。
不久李苍去了台湾留学深造,我继续在悄凌的庇护下磨笔练剑。想起年少写诗时,尚未摸清何谓现代派,何谓现实派,也就从未去理会什么派别之分,纯粹只是逞一己之能。那时候初写时无人在旁指导,自己也只好瞎子摸象,暗中孤独摸索。所幸遇到当时历任《学生周报》编辑都是有心护航之人,如悄凌,周唤,黄学海,张锦忠等人,在沿途上相扶相持与邀稿,我自己内心又藏不住虚荣好胜,立即投桃报李。就这样长年累月,最终给我练出一身不知天高地厚的胆识和一张厚脸皮来。回想我这一生写诗最快乐和最缅怀的时光,俱数在《学生周报》与《学报》月刊发行的那些年代与岁月里。
2
近期的日子过得有点郁闷,有感于诗源渐竭,力不从心。复觉得缪思喜新厌旧、总向年轻人靠拢;再加上年岁增长,步入哀乐壮年,于耳际频传亲人故友的噩讯,觉得生命无常。眼看一些陆续从职场退役后,平日唿之即来,挥之则去,常在一起茶叙聚餐,互相调侃的老友侪们,突然闷声不响,一一撤手离席,在心头难免缠绕着一丝丝后壮年的悲凉和无奈,深怕自己一转身,跟着从此天涯海角似的;也开始杞人忧天,暗中萌生该为自己身后事作一些未雨绸缪的盘算,觉得有些事必须趁早做,例如为自己出版这么一本诗选,趁脑袋还清醒的时候进行,不假手于人。
在这之前,我还雄心勃勃,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继续完成第三百首诗之后,先出版笫三本个人诗集,然后,才给自己弄一本五十年诗精选。我甚至连第三本诗集书名都已拟好。但没想到这构思,后来却因种种机缘而起了变卦。如此一来陷第三本诗集于两头不讨好的窘境,很可能就像我在二○○八年有一首诗〈人在途中〉,这样写着:「……行将临莅,但永远不会/兑现的等待……」,但念及凡事皆各有其因缘,且看日后的际遇与变数,随缘吧!
经过这些日子的筛选,我有意将这四十八年来、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两百七十首诗,包括大部分已收集在之前两本诗集内,和一些尚未结集的诗当中,慎选出满意九十九首,而不是完整的一百。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无非想借此继续鞭策与叮嘱自己,此生诗缘未了,好让自己对未来有所期待。
拟了好几个书名,最后决定把这本诗选定名为《走动的树──黄远雄诗选1967-2013》。这本选集内的每一首诗,都是我个人较偏爱(虽然不一定是最满意)的作品。每一首诗都曾经紧贴着我生命中某段记忆,能让我回想到自己当时身在哪里,人在做什么,为何而写?再者,选集内的每一首诗依旧按照我喜爱的方式,以创作年月的先后,或发表的时间以接力的形式,衔接排列成一条时间长河,好让我假以时日,凭依我惬意的高度俯瞰、自己曲折迤逦的来时路。
上天一直对我特别眷顾,在二○一一年四月初赐予我的一份最殊遇之机缘,终让我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南端城市新山,重遇一位阔别四十余年的风雨故人、一位在我一生诗途上,最重要的人物,李有成博士(也即是当年的编辑李苍)。这次能与他重逢,正好也让我逮着机会,呈上我笔耕四十有年的成绩单。由他审核过目,再将序文一事交付予他写,成了一项顺理成章之美事,圆满我此生一桩心事。
3
最后,要感谢我的爱人同志,从她读我第一首诗起,一直陪伴我身侧。感谢她在我两度事业滑落谷底时,无怨无悔,为我持撑着另一盏灯火照亮,让我心无牵绊地彳亍独行的文学路上。
要感谢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曾翎龙先生,在二○一四年十月为我出版此书。
更要感谢「宝瓶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朱亚君小姐热心的推荐和牵引,终让此书得以在台湾出版。
二○一四年六月十五日完稿
二○一五年八月八日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