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序言
飢餓問題的政治化和民族主義
曆史學傢詹姆斯.維農認為,我們不應該對飢荒的受害者給予當然的同情。他在《飢餓:當代的曆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書中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後期,馬爾薩斯認定飢荒是資源有限而人口不斷增長的自然結果,大部分人接受這種看法。而且,宗教上認為飢荒是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當時,要走齣馬爾薩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現代媒體把飢餓呈現為新聞,尤其是對於英國中産階級讀者來說更是這樣。飢餓成為以數字錶達的人道主義關切隻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裏的事。此外,民族主義加強瞭飢餓問題的政治化。「飢荒成瞭愛爾蘭和印度民族主義者用來指責英國統治者不人道和無能的武器:英國承諾的是自由貿易、繁榮昌盛、文明發展,而帶來的卻是飢荒和瘟疫⋯⋯飢荒強化瞭那些遭遇者的道義資本;殖民時期無法解釋的飢荒是對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經濟的嘲弄。民族主義利用飢荒批評殖民統治變成瞭一種主權訴求:他們用文件記載集體遭遇的方式,創建一個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間,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1,220萬至2,930萬印度人死於飢餓。4當時,英國官員如印度總督喬治.納塔尼亞.寇鬆(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聲稱,印度自然災害頻繁、人口增長過速,發生飢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經濟界的智囊們反駁這種說法,並且在辯論中獲勝。對貧睏和飢荒問題的辯論從自然條件愈來愈多地轉嚮政治經濟方麵。5最近,曆史學傢麥剋.戴維斯甚至發展為稱這些飢荒為「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將其歸咎於英國放任的自由主義政策,及在19世紀後期對艾爾尼諾現象所造成的氣候變化無能為力。6戴維斯的書對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提齣瞭論戰。